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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民主的危机与煽动家的逆袭

2016年，担忧和愤怒主导了英国和美国这两个民主政体的政治情绪。担忧是围绕向下流动(downward mobility)和文化变迁，而愤怒是针对移民和冷漠的精英。
它们汇聚为卷土重来的民族主义和仇外主义。一些英国退欧派人士和共和党人相信绝对自由市场理念，但这种理念不会让英国退欧或者让特朗普当选总统。
对民主主义者而言，此类原始情绪的爆发之所以令人担忧是因为它们很难遏制。民主政体本质上是一种文明的内战。它是一种受谅解和制度制约的权力争斗。
公民价值观是民主政体最重要的资产。他们必须发自内心地明白，通过操纵选举、打击异见或者骚扰反对派让临时权力永久化是不合法的。
不存在什么“人民”，这是想象出来的实体。只有公民，而他们的选择不仅可能、而且必然会改变。尽管必须找到方法整合公民的观点，但始终会有缺陷。最终，民主政体或者民主共和国为不同观点乃至不同文化的人们提供了较为和谐地比邻而居的方式。
然而，制度也同样重要，因为它们设定了游戏规则。制度也可能失效。
美国选举人团制度使特朗普当选不仅与选举中的投票数不符，而且也没有反映出亚历山大•汉密尔顿想要的那种对候选人德行的判断。这位开国之父指出，选举人团既会防范“外国势力想在我们议会中获得不当影响力之心”，又会确保“总统之位永远不会落到并非具备必要素质的杰出者那种人手里”。
对俄罗斯黑客行为的指控以及特朗普在经验、判断和性格上的明显缺陷表明，选举人团制度没能佐证汉密尔顿希望的那种保障作用。现在基本上只能依靠其他制度（尤其是国会、法庭和媒体）以及公民。
煽动家越是热情洋溢和野心勃勃，民主体制就越有可能沦为专制统治。煽动家是民主的软肋。现在甚至还出现了标准的煽动剧本。无论是左翼还是右翼，他们都标榜自己是反精英的大众代表和不合适的局外人，并作为魅力领导人与追随者密切联系，他们往往通过弥天大谎来操纵这种联系，用以谋求自己的进步；他们威胁既有的行为准则和约束性制度，把这些准则和制度描述为他们所代表的民意的敌人。
特朗普几乎是教科书式的煽动家。
英国退欧运动和特朗普崛起中的煽动因素存在相似之处。对两者而言，反对派是敌人而非观点不同的同胞。两者都宣称代表反对外国人和卖国贼的人民。
煽动家的运动自然导致了专制统治——多数人的暴政掩盖了一个人的暴政。由于制度是在专制统治下制定的，那么反对派就会被迫反叛或者顺从。独裁者利用前者作为镇压的借口，利用后者要求绝对服从。
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都有一系列通过煽动攥取权力的例子。贝尼托•墨索里尼和阿道夫•希特勒就是煽动家变身独裁者的经典例子。最近的例子也比比皆是，从乌戈•查韦斯到弗拉基米尔•普京。
这是西方一些最重要民主政体（尤其是作为20世纪民主旗手的美国）现在要走的路吗？答案是肯定的。
民主政体的核心制度不会保护民主政体，保护它们的是理解并珍视民主价值观的人民。政治必须对促使特朗普上台的担忧和愤怒做出回应，但不能向它们屈服。它们不能成为毁灭共和政体的借口。
总统权力非常大，足以在国内造成很大的破坏——尤其是如果受到国会和最高法院的支持的话。总统也可能凭借一己之力发动灾难性的战争。一个右翼煽动家执掌全球最具影响力的民主价值观宝库是灾难性的事实。

美国民主的溃烂非止一日

很多人对特朗普主义和欧洲本土主义运动的兴起的反应是阅读历史，尤其是20世纪30年代的历史。他们这样做是对的。除非故意视而不见，否则不可能看不出法西斯主义的兴起与我们目前政治梦魇之间的相似之处。
不过，30年代并不是唯一一个能给我们提供教训的年代。最近，我读了很多关于古代世界的书。
目前的情况有点像罗马的某些历史，具体说是罗马共和国崩溃的故事。
当强大的人物开始违背政治规范时，共和体制并不能抵制专制。出现这种情况时，即使依然保留共和制的表象，专制依然会蓬勃发展。
罗马的政治是雄心勃勃的男人们之间的激烈竞争。在几百年的时间里，那种竞争受到某种似乎不可打破的规则的约束。
阿德里安·戈兹沃西在《以罗马之名》一书中写道：“不管对个人来说，赢得名声以及为自己和家族的声誉增光添彩是多么重要，都必须永远服从于共和国的利益……没有哪个失望的罗马政治人士寻求过外部力量的帮助。”
美国过去也是这样，多名著名参议员宣布，我们必须“把政治分歧留在国内”。
但是现在，我们的候任总统公开要求俄罗斯帮助抹黑自己的对手，而且种种迹象表明，不管是过去还是现在，他的党派的大部分人都觉得这是可以接受的（一项新的民意调查表明，共和党对弗拉基米尔·普京的赞赏程度急剧上升，尽管——或者更可能的情况是，正是因为——俄罗斯的干预在美国大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这一点已经很清楚）。
赢得国内政治斗争是唯一重要的事，共和国的利益可以被牺牲。
那么，共和国的结果是什么呢？众所周知，罗马从共和国到帝国的转变从未体现在文件上。按照官方的说法，罗马帝国依然由元老院统治，只不过，它在所有重要事项上都碰巧服从皇帝，而这个称号最初的意思只是“指挥官”。
北卡罗来纳州选民明确地选择了一位民主党州长。共和党的立法机构没有公开推翻这个结果但实际上剥夺了州长办公室的权力，确保选民的意志实际上无关紧要。
把这种事与剥夺可能会制造出实际上的一党制国家：保持民主假象，实际上操纵选举，让对方永远无法获胜。
问题是，为什么一个政党的政治人士和官员们似乎不再关心我们过去所认定的美国的核心价值观。
背后的动力是什么？
据说，主张自由市场的政治人士已经发现，只要找到合适的权贵，权贵资本主义就没有问题。它的确跟阶级斗争有关——在穷人、中产阶级和富人之间重新分配财富一直是共和党所有现代政策的一个主题。
但是，攻击民主制度的直接动力是简单的事业至上主义，来自那些党政官僚，他们身处的体系由于不公正的选区划分、不可动摇的党派忠诚以及大量的富豪财政支持而不受外界压力影响。
对这些人来说，服从党的路线、维护党的统治是唯一重要的事。
所有这些澄清了一点：美国政治的弊病并非始于唐纳德·特朗普，就像罗马共和国的弊病也并非始于恺撒。民主根基已经腐烂了几十年，而且我们不一定能恢复过来。
但是，如果还有任何拯救的希望的话，那就必须先从清晰地认识到现在的情况是多么糟糕开始。美国民主正处于危急关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