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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山: 特朗普的美国与新全球秩序

唐纳德•特朗普在选举中意外击败希拉里•克林顿，不仅对美国政治而言标志着一个分水岭，对整个世界秩序也是如此。我们似乎正进入一个新的民粹民族主义时代。在这个时代，自上世纪50年代构建起的主导的自由秩序，受到了情绪激愤的民主多数的攻击。世界陷入同样愤怒的各种民族主义相互竞争的风险巨大。如果这种情况发生，它将标志着一个与1989年柏林墙倒塌同样重大的关头。
特朗普获胜的方式暴露了他动员起的这场运动的社会基础。看一看投票地图，我们可以发现，希拉里的支持者集中于沿海城市，而农村和小城镇地区坚定地投票支持特朗普。最令人意想不到的是他在宾夕法尼亚、密歇根和威斯康星的翻盘，这三个北部工业州在最近几次选举中曾是如此固若金汤的民主党州，以至于希拉里甚至没有去威斯康星造势。特朗普获胜是因为他得以争取到那些受到去工业化冲击的工会工人的支持，他承诺通过恢复他们失去的制造业工作岗位，“让美国再次变得伟大”。
这一幕似曾相识。英国退欧就是这种情况——支持退欧的投票同样集中于农村地区、小城镇以及伦敦以外的其他城市。
在法国也是如此，父辈和祖父辈曾投票给共产党或社会党的工人阶级选民，眼下正投票支持马琳•勒庞的国民阵线。
但民粹民族主义是一个远比这更广泛的现象。弗拉基米尔•普京在圣彼得堡、莫斯科等俄罗斯大城市受教育程度较高的选民中仍旧不受欢迎，但在该国其他地区却拥有众多支持者。
对土耳其总统雷杰普•塔伊普•埃尔多安或者匈牙利总理欧尔班•维克托来说也是如此，前者在土耳其保守的中产阶级下层中受到狂热的支持，而后者在除了布达佩斯的整个匈牙利都受到欢迎。
如今，由个人受教育程度界定的社会阶层，似乎已经成为很多工业化和新兴市场国家中最重要的社会分割线。这种现象受到全球化和技术进步的直接推动，而促进全球化和技术进步的正是自1945年以来主要由美国创建的自由世界秩序。
在我们谈论自由世界秩序时，我们说的是近年来推动全球增长的、基于规则的国际贸易和投资体系。正是这一体系使得苹果手机能够在中国组装、并在圣诞节前一周运至美国或欧洲的消费者手中。这一体系还方便了数以百万计的人口从较贫困国家迁移至较富裕国家——在那里他们可以为自己和子女找到更好的发展机会。这一体系如宣传的那样奏效：从1970年到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全球商品和服务产出翻了两番，让数亿人口摆脱了贫困——不仅包括生活在中国和印度的人，还包括生活在拉丁美洲和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的人。
但正如现在大家都已痛苦地意识到的，该体系所带来的好处并没有层层惠及所有人群。随着企业为应对竞争残酷的全球市场而进行外包并尽可能提高效率，发达国家工人阶级失去了工作。
这一长期问题因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以及几年后欧洲遭遇的欧元危机而大大加剧。在这两场危机中，精英们设计的体系——美国的自由金融市场以及欧洲的欧元和管理内部人口流动的申根(Schengen)体系等政策——在面对外部冲击时都迅速崩溃。这些失败的代价又一次更多地由普通工人、而非精英自身承担。
从此以后，真正的问题不应再是为什么民粹主义在2016年出现，而是为什么它过了这么久才显现出来。
在美国，政治上出现了这样一个错误：政治体制未充分代表传统工人阶级。
从全球化中获利颇丰的美国企业界及其盟友主导了共和党；而民主党已变成一个玩弄身份政治的政党：一个由女性、非洲裔美国人、西裔美国人、环保主义者以及LGBT（女同性恋者、男同性恋者、双性恋者与跨性别者）等群体组成的联盟，不再关注经济问题。
美国左翼未能代表工人阶级，欧洲各地的左翼也犯下同样的错误。二十年前，欧洲的社会民主主义就已经同全球化和解了，和解的表现就是布莱尔中间路线，以及德国前总理格哈德•施罗德的社会民主党在本世纪头十年设计的新自由主义改革。
但左翼的更大错误跟一战前的那个是同一个，当时的情况——借用捷克裔英国哲学家埃内斯特•格尔纳形象的描述——是一封本应投进标为“阶级”的邮箱的信件，被错误地投进了标为“民族”的邮箱。
民族几乎总是压倒阶级，因为它能利用一种强烈的身份认同感，那种与一个有机的文化共同体建立联系的渴望。
这种对身份认同的渴望正以美国新右翼(alt-right)的形式显现出来，新右翼包括各种以前受到排斥的形形色色的白人至上主义团体。但即使没有这些极端主义者，很多普通美国公民也开始奇怪为什么他们的社区中出现越来越多的移民，又是谁授权建立了一套讲究语言的政治正确性的体制，在这个体制中人们甚至不能抱怨这一问题。这就是为什么特朗普从受教育程度更高、更富裕的选民那里也得到了不少选票，这些人不是全球化的受害者，但仍感到有人正从他们手中夺走他们的国家。不用说，英国投票退欧本质上也是因为同样的原因。
那么，特朗普获胜对国际体系将带来哪些实际影响？与他的批评者相反，特朗普确实拥有始终如一、经过深思熟虑的立场：他在经济政策和全球政治体系方面是一个民族主义者。他明确表示，将寻求就现有贸易协议重新进行谈判，如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可能还有世贸组织(WTO)。如果他得不到自己想要的，他愿意考虑让美国退出。他对普京等通过果断行动一样办成了事情的“强人”领袖表示了赞赏。相比之下，他对北约成员国或日本、韩国等美国的传统盟国要冷淡得多，并指责这些国家搭美国力量的便车。这意味着，对这些盟友的支持将依据对现有费用分担安排的重新谈判而定。
这些立场对全球经济和全球安全体系的威胁，怎样往严重了说都不为过。
当今世界充满经济民族主义。一直以来，一个开放的贸易和投资体系的正常运转，依靠的都是美国的霸权。如果美国开始单方面采取行动修改这一契约的条款，全世界范围内有很多强大的参与者都将乐于展开报复，并引发一场上世纪30年代那样的经济螺旋式下行。
这些立场对国际安全体系的威胁同样巨大。
过去几十年间，俄罗斯、中国已崛起为重要的威权主义大国，且两国都有领土野心。特朗普对俄罗斯的立场尤其令人担忧：他从未对普京有过半句批评，还暗示后者吞并克里米亚或许是合理的。
考虑到特朗普对外交政策大多数方面整体的无知，他对俄罗斯的始终如一的特殊态度暗示着，普京对特朗普拥有某种隐形的影响力，或许后者的商业帝国赖以维系的债务幕后的债主是俄罗斯人。特朗普与俄罗斯“改善关系”的任何尝试，最先伤害的将是乌克兰和格鲁吉亚，这两个身处困境的国家一直依靠美国的支持才得以保持独立的民主国家地位。
更广泛地说，特朗普担任总统将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终结，在那个时代，美国对世界各地生活在腐败威权政府统治之下的人们而言就是民主的象征。
美国的影响力一直更多地依赖于其“软实力”，而非像入侵伊拉克那样的不明智的武力使用。美国11月8日作出的选择意味着，它脱离自由国际主义阵营，改投了民粹民族主义阵营。
特朗普受到英国独立党(UKIP)领袖奈杰尔•法拉奇如此强烈的支持并非偶然，国民阵线的马琳•勒庞是最早对特朗普获胜表示祝贺的人之一也非偶然。
过去一年，一个新的“民粹-民族主义国际”已经浮现，想法相同的组织通过这个新的“国际”跨境共享信息和支持。普京领导的俄罗斯是这一事业最热心的支持者之一，不是因为它关心其他民族的民族认同，而只是为了制造混乱。
俄罗斯通过侵入民主党全国委员会邮件系统发动的信息战，已然对美国的制度造成了巨大的侵蚀，我们可以预期这种状况还将持续。
关于这个新美国，目前仍存在若干较大的不确定因素。
虽然特朗普本质上是一个一贯的民族主义者，但他也非常善做交易。当特朗普发现其他国家不会按照他的条件，就现有贸易协定或同盟安排重新进行谈判时，他会怎么做？他会退而接受自己能得到的最好交易，还是会一走了之？
对于由他来控制核按钮的危险性，人们已经谈论了很多，但我的感觉是，他内心深处更是一个孤立主义者，而非一个渴望在全世界使用武力的人。在他面对处理叙利亚内战这个现实时，他最后很可能会借鉴奥巴马的剧本，继续袖手旁观。
在这一点上，性格特征将会发挥作用。像许多美国人一样，我觉得很难想象有性格比特朗普更不适合担当自由世界领袖的人了。他实质性的政策立场只是部分原因，其他原因还包括他极端的虚荣心以及敏感的自尊心。
不久前，在与荣誉勋章(Medal of Honor)获得者同台时，他脱口而出，称自己也很勇敢——“在财务上很大胆”。他声称要对自己所有的敌人和批评者进行报复。当面对轻视他的其他世界领导人时，他的反应是会像一个受到挑战的黑手党老大，还是会像一个善做交易的商人？
如今，对自由民主的最大挑战，与其说来自中国等公开实行威权主义的国家，不如说来自于自由民主世界内部。在美国、英国、欧洲以及其他许多国家，政治体制中民主的部分正在反抗自由的部分，并有可能利用其表面上的合法性来撕毁现行的一些规则，正是那些规则一直以来约束了行为，支撑起一个开放、包容的世界。
创造了这一体系的自由主义精英们需要倾听门外愤怒的声音，把社会平等和身份认同作为他们必须解决的最重要问题来思考。不管怎样，我们在未来几年都免不了经历一段艰难旅程。

斯蒂格利茨：特朗普，美国经济需要你

唐纳德·特朗普在美国总统大选中出人意料地获胜，这件事充分表明，太多美国人——尤其是白人男性——感到自己被抛弃了。这不仅仅是一种感受，相当多美国人的确已经被抛在后边。这一事实既反映在他们的愤怒中，更反映在数据里。
去三十多年里，美国经济体制的规则被改写，服务对象是社会顶层的少数人，而受损的是国民经济整体——尤其是底层的80%人口。对共和党而言，特朗普的胜利是个莫大的讽刺，因为当初正是共和党偏离了相对温和的政策框架，推动了极端的全球化。
历史事实就是，中国与印度融入全球经济体系，再加上科技迅猛发展，全球制造业所能提供的就业岗位数量越来越少。
这说明一点：特朗普根本不可能把大量高薪制造业岗位重新引入美国。他或许能让制造业回归美国，要么是高端制造业，而这并不能带来很多就业机会；要么是把就业岗位带回美国，但工人薪资水平较低。总之不会有上世纪50年代那种高薪岗位了。
如果特朗普真的想解决不平等问题，就必须再次改写经济体制的规则，真正服务于全社会，而非仅限于他本人那样的富豪阶层。
国民经济发展的第一要素是刺激投资，从而恢复强劲的长期增长。
特朗普应当重点支持基建和科研项目。美国的经济成功有赖于技术创新，而如今基础领域研究的投入占GDP的比重甚至比半个世纪前还要低，这无疑是令人震惊的。
私人投资的回报率如今也陷入低谷，而基础设施的改善将有效地提高私人投资回报率。如果中小企业融资渠道得到保证，同样将刺激私人投资。
碳排放税的征收将为国民带来三重收益：首先，为应对二氧化碳排放增加的成本，公司将更新升级，从而获得更高的增长；其次，更干净的生活环境；再次，税收将用来投资基础设施及缩小社会贫富差距。
然而，考虑到特朗普否认气候变化的立场，他不大可能会征收碳排放税（而如果美国违反气候变化协定进行生产，其他国家将会对美国产品加征关税）。
与其他发达经济体相比，美国当前的收入分配制度已沦落到不能更糟糕的地步，需要全面整改。
尽管特朗普承诺要提高最低工资标准，但他不太可能采取更关键的变革措施，例如加强工人的集体谈判权，或限制商界高管的报酬，以及防止实体经济过度金融化等。
监管系统改革，不仅要限制金融业的潜在危害，还必须保证金融业切实服务于全社会。
四月份，奥巴马总统的经济咨询委员会发布了一份简报，该简报表明许多经济部门的市场集中程度正在提升，这意味着竞争减少、价格提高，并将直接导致国民实际收入和工资水平进一步降低。
美国必须在各个领域——包括新生的“共享经济”——着手解决市场权力过于集中的问题。
美国的累退税制也同样到了亟需改革的地步，当前的税制只会让富人更富，加剧社会财富不平等状况。
改革的一个明显目标应该是消除对资本收益和股息收益的特殊优待，另一个目标则是确保公司纳税——降低那些在美国本土投资或提供工作岗位的公司税率，提高其他公司的税率。
作为税收体制的主要受益者，特朗普在竞选中声称要让改革惠及普通美国人，但这个承诺实在无法让人信服；和以往的共和党总统一样，特朗普的税制改革终将让富人获益。
特朗普很可能也不会推动教育机会的平等。美国要避免成为一个社会阶层固化的新型封建国家，就必须保证普遍的学前教育，并加大对公立学校的拨款力度。而实际上，特朗普在教育问题上一直保持着沉默。
为恢复国民的共同富裕，政府要颁布相关政策，降低廉价住房和医疗服务的获得门槛，保证老年人能有尊严地退休，让每个美国人都能获得与其能力、兴趣相匹配的高等教育。
而房地产大亨特朗普支持大规模住建计划（该计划的绝大部分收益将流向他这样的房地产商），他还承诺将废除奥巴马医改法案，那将使数百万美国人失去医疗保险。（在选举成功后，他表示会谨慎行事。）
那些对现状不满的美国人所提出的问题，实际上已积压数十年，无法通过常规策略迅速解决。这时政府就要考虑采用更具创新性的非常规对策，但这样做又不太可能让支持共和党的大公司满意。比如说，应当允许个人在社保账户中存入更高的金额，从而得到相应更高的退休金收益，以保障退休后的生活质量。此外，全面的家庭休假和病假政策也应当施行，这将让美国人能够更轻松地平衡好工作和生活。
同样地，住宅信贷也应赋予购房者自由选择的权利，让固定缴税者根据其支付能力享有最低20%的按揭首付，所需支付的利率比政府借贷的利率稍高。
自从里根总统开始掏空中产阶级以来，美国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经济增长收益向社会顶层人群倾斜，政策和体制未能与时俱进。
从女性在劳动力市场的角色，到互联网的崛起，再到日益增强的文化多元性，21世纪的美国已经和上世纪80年代的美国有了本质区别。
如果特朗普真想帮助那些已落后于时代的人群，就必须超越过去的意识形态斗争。我刚刚规划的各项议程并非仅仅为了提振经济，而是为了培育一个充满活力、开放、公正的社会，满足美国最珍视的价值观。虽然在某些方面，这个目标和特朗普的竞选承诺一致，但在许多其他方面，特朗普又站在这个目标的对立面。
我只能笼统地预言，特朗普将大量改写现有规则，但他并非为了纠正里根所犯下的严重错误（正是从里根时期开始，大批美国人落在了时代后列）；相反，新的规则将进一步恶化当前局势，把更多人排除在“美国梦”之外。

约瑟夫·奈：美国无需遏制中国发展唯一能遏制中国的国家就是其本身

特朗普曾多次质疑联结自由世界各国的联盟体系的价值，但却很少提出自己的替代方案。此次他当选美国总统引发的最关键的问题可能是：自二战结束后开始的全球化进程，是否行将终结？
即使TPP和TTIP真的失败，经济全球化减缓，但科技仍然在向前发展，并且将通过气候变化、跨国恐怖主义和移民等形式，使生态、政治和社会全球化的趋势得以延续——特朗普根本无法抵抗历史潮流。
美国仍然是世界的中心——因为世界秩序不仅仅是个经济问题。
美国人总是相信“美国必胜主义”或“美国衰落论”两个极端——前苏联在1957年发射了斯普特尼克一号人造卫星后，我们就以为美国岌岌可危了。
上世纪80年代，我们又开始害怕日本的崛起。2008年经济危机后，又有许多美国人误以为中国已经取代美国成为世界霸主。
特朗普到处宣扬“美国衰落论”，然而事实并非如此——美国并没有衰落。
由于大量外来移民加入美利坚大家庭，美国将成为本世纪中期唯一一个成功避免人口数量骤减的主要发达国家；美国对进口能源的依赖度正在降低；美国一直走在尖端科技（生物科技、纳米技术、信息技术等）的前沿，而这些科技将引领本世纪的前进方向；美国的多所大学仍然在全世界独占鳌头。
对外政策议题中有一些问题尤为关键：美中关系、美俄关系和中东问题。
要解决这三个问题，美国需要一支强大的军队，但这还远远不够。虽然维持欧洲和东亚的军事平衡能维持美国的国际影响，但特朗普没错：美国绝不应该试图控制中东民族主义政权的内部政治局势，这注定是一条走向失败的道路。
中东地区正在经历一系列革命，其主要原因在于后殖民时期强加于中东各国的国界线，宗教派别斗争以及《联合国阿拉伯地区人类发展报告》中所指出的现代化延误（the delayed modernization）问题。此动荡可能将持续几十年，极端圣战主义恐怖分子将在其中继续胡作非为。历史上，法国大革命就导致了欧洲25年持续混乱，外界军事干预不但无法解决问题，反而可能火上浇油。
美国已减少从中东进口能源，但考虑到我们在以色列的利益、核不扩散以及人权等问题，美国并不能就此抛下中东撒手不管。
叙利亚内战不仅是一场人道主义灾难，更重要的是，它加剧了中东和欧洲的不稳定。美国当然不能坐视不管，但是我们的政策绝不能是直接抢夺地区军事控制权，那样既烧钱，又可能适得其反。
我们应该采取遏制（containment）战略，通过增强我们在该地区盟友的实力来间接影响局势。
中国崛起已经引起印度、日本、越南等国严重的焦虑感，亚洲对地区势力平衡的需求给美国的介入提供了良好条件。
如何处理好中国在全球影响力的提升，对美国来说是本世纪最重大的外交政策课题之一。
对此，美国两党的“双轨策略”是正确的。所谓“双轨策略”，是指在邀请中国参与自由世界秩序（the liberal world order）建设的同时，美国要向日本重申美日两国所签署的防务协定。
一个世纪前，迅速崛起的德国（其国力1900年就超过了英国）引发了欧洲各国强烈的恐惧，从而加速了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
现今的中国与当时的德国有所不同，中国并不可能在整体实力上超越美国。即使到本世纪30、40年代，中国经济总量超过美国，但其人均收入（这才是衡量一个经济体成熟度更好的指标）仍然无法与我们相比。
另外，中国军队很难在“硬实力”和“软实力”方面追上美国。李光耀曾说过：“中国也许会让美国在美中竞争中赢得艰难些（give you a run for your money），但只要美国大门敞开、吸引全球各地精英前来，中国就不可能取代美国的地位。”
因此，美国无需遏制中国发展。唯一能遏制中国的国家就是其本身。每当中国和邻国发生领土纠纷时，其实中国就在遏制自己的发展。美国需要做的，就是在东南亚发出经济发展倡议，巩固与日本、韩国的同盟关系，同时继续发展与印度的关系。
最后，我们谈谈俄罗斯——一个正在衰落的国家。当然，其核武库仍然大到足以摧毁美国。因此，俄罗斯仍旧是个威胁。
俄罗斯政府的收入几乎完全依赖于能源——它仍然是一个“单一作物经济体”（one-crop economy，即财政来源单一的经济体），制度腐败，人口也日渐萎缩。
总统普京干预邻国内政和中东事务，还对美国等国家进行黑客攻击，本来出发点是为了让俄罗斯看起来如前苏联般“强大”，结果却适得其反，恶化了人们对这个国家的长期预期。从短期看来，这种衰弱中的国家（比如1914年的奥匈帝国）通常更愿意冒险行事，因此也更加危险。
这就导致了一个外交困境：一方面，二战后自由世界禁止使用武力夺取邻国国土，而普京却不断挑战这条游戏规则，对此美国的确应该强烈谴责。
另一方面，就像特朗普所指出的，由于俄罗斯与美国在和安全、防核扩散、反恐、北极资源、伊朗和阿富汗等问题上有巨大利益交叉，美国也不可能完全孤立俄罗斯。
美国可以利用经济制裁、能源制裁以威慑俄罗斯；如果能将美俄关系处理好，美国自身也能获益。而且，谁也不想挑起第二场冷战。
美国并没有衰落。眼下特朗普在外交政策方面首先应该做的是调整其话语方式，让美国的盟友和世界其他国家相信，美国将继续承担维护自由世界秩序的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