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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辛格：所有的国家都必须在了解本国的利益之上再论述外交政策。必须先掌握能安全而且合理地做出决策的范围有多大，然后才能开始（制定外交方案）。
因此，美国不可能有“新孤立主义”的选项--这只不过是在不了解外交政策的人之间流传的一种幻想。
假如某个国家与我们缔结了同盟关系。那既不是因为我们接受了他们的请求，也不是因为他们接受了我们的请求。而只是双边利益的体现。

记者：实际上，通过此次的总统大选，很多国家都对美国的未来方向和意图感到不安。

基辛格：（关于美国国内的政治）问题在于两派的过激人士得到了众多支持的选举制度。这是无论左派还是右派，都有很多人对现状不满的体现。这对秉持着（美国外交的）稳定性、智慧和灵活性来应对（世界难题的）能力而言，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但并不意味着所有的政治家都可以把心中的幻想全部付诸于现实。

记者：21世纪美国能否继续基于“自由的国际主义”引领世界？

基辛格：有着这种（自由国际主义的）传统并且已经确立了的国家今后也应该继续追求这一点。因为这也非常符合他们，他们自身的行动模式也通过国际主义形成。虽然不应该通过武力方式将这种想法强加于其他国家，但这是我们的志向，对这种价值观（民主主义、言论自由、尊重人权）感到愉快。
不过，发动军事行动时，应该考虑战略的必然性，不能是为了体现国内产生的（对国际主义的信奉等）感情。

记者：以民主党候选人希拉里的阵营为中心，也有声音提倡应该加强美国的同盟战略。而特朗普要求日本等同盟国承担相应的负担。

基辛格：同盟战略本来是基于全球存在无法解决的各项问题这一事实而出现的。同盟战略必须体现出同盟国与美国的国家利益，由此而对这种特殊的关系性进行了定义。领导者们必须在办公室对同盟关系反复进行评估，必须以这种评估为基础进行修正（同盟）。
很多同盟关系诞生于苏联是一大威胁的时代。如今在新的时代，威胁的内容已经不同以往。光是因为这一点，所有的同盟关系都必须重新审视。为了面对新的现实，应该以积极的态度重新进行审视。

记者:“新的现实”之一是中国的崛起。美国如何管理与中国的关系？

基辛格：人们必须思考近代主要国家之间的战争能带来什么。如今，技术的力量无比巨大，不可估量。因此，大国之间的一次战争就会酿成大灾难。这个事实是（21世纪的）新要素。因为以前战争一直被视为（国际社会难题的）解决对策之一。

记者：您的意思是说，应该否定像以前的英德那样的既有大国与新兴大国的战争，也就是说从否定“美中战争”的可能性开始管理？

基辛格：没错。因此我想说的是，美中两国的领导者应该都充分认识到一个现实，就是无论相互之间存在什么问题，两国之间都不应该发生战争，不仅是为了两国人民，也是为了全人类。
但美中两国的文化存在巨大差异，因此如何实现这一点可以说是最难的课题。这中间既存在竞争的要素，也存在共存这一重要的要素。必须把这两种要素都牢记在心。

记者：美中两国的领导者在“战争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这一点上能否达成共识呢？

基辛格：必须达成共识。如果他们做不到这一点，结果会非常糟糕。

记者：除了美国和中国外，美国与俄罗斯等大国的关系今后会如何发展？

基辛格：全球目前正处于巨大的变革期。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出现的世界正要结束，很多国家的关系需要重新进行定义。一定程度上受国内局势的影响，一定程度上也取决于相互之间如何看待对方。我们应该在某个时间（与各个国家）讨论这一点。

记者：在这样的时代，特朗普能否发挥强大的领导能力？

基辛格：二战结束时，美国处于一种特殊的位置。这种状态虽然没有永远持续下去，但在一段时间里，美国的国内生产总值（GDP）占全球的一半以上，国际社会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美国的决策。无论什么问题，我们都利用手中的资产解决了。
但现在有几个问题我们没能做出妥善处理。而且，连在资产方面拥有独一无二优势的安全网都倒退了。尽管我们仍然拥有世界最强大的经济实力。

记者：您的意思是美国对世界的姿态也迎来了转折？

基辛格：我们仍然拥有巨大的影响力。一方面，我们必须了解其他地区的国家，对于他们的决策也必须尊重。换句话说，美国不能决定他们的意思。对美国来说，这可以说是新的经验。

记者：美国的新政权今后应该致力于什么样的国际战略？

基辛格：我一直强调合众国应该学习“大战略”的活用法。截至目前，我们把精力都用在了解决单独的案件上。也就是说，没有意识到多国相互结合这种长期战略的必要性。对美国来说，这仍然是还没有答案的课题。
美国的新政权首先必须要做的是（关于今后的美俄和美中关系）进行自问。问自己的问题是“他们想达成什么目的”、“他们想妨碍什么”，以及“对象是谁”？还有就是“为了达到目的，谁让我们感到担心”。

记者：您在最近的著作中，作为新的世界秩序形成之际的想法，提倡17世纪欧洲缔结的《威斯特伐利亚和平条约》的21世纪版本。

基辛格：（为了终结30年的战争，德国与法国和瑞典之间签订的）《威斯特伐利亚和平条约》在400年前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由于长期持续的宗教战争导致众多人员伤亡，当时的领导人们决定将宗教问题与政治问题剥离开来。
结果，通过手续构筑了各国能够参加的国际系统。一个国家的意见不一定要所有国家同意。当然出现什么行动的话，将依照国际法处理。我认为这些原则对于任何国际系统都有益。

记者：对于中国和俄罗斯的存在感出现增强的21世纪的国际系统来说也一样吗？

基辛格：是的，关于什么将成为规则必须获得各国同意，这里的规则或许是指“单纯的边境”可以变化的想法。另外,必须通过各国间的谈判来修改规则。
从战后欧洲的复兴来看，经常成为问题的是“难道不是所有的国境都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吗？”。之后，《赫尔辛基宣言》指出规则可以通过达成的共识来改变，这是重要一步。因此，众多规则统治着各国间的关系这一概念至今仍十分重要。

亨利·基辛格（Henry A. Kissinger）：
2007年与前国防部长威廉•佩里和前国务卿乔治·舒尔茨等人共同发表倡导实现“无核世界”的论文。还向奥巴马总统进言，引起了热议。在近期的著作《国际秩序》中围绕新的世界秩序展开讨论，主张效仿在17世界的欧洲缔结的《威斯特伐利亚和平条约》。现年93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