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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事经纬
14-03-15
天文历法
目前我们使用的农历是1929年修订的《紫金历》，而并不是汤若望修订的《时宪历》。
如今我们将“天文、历法”两个词合用，其实它们的意思并不完全相同。所谓天文，指的是天象，也就是日月星辰在天幕上有规律的运动现象。而历法，则是人为根据天时，调配生产生活作息的一套法则。人们可以从天文（天象变动）中推算出历法，反过来，一套正确的历法必然可以准确无误地预报天文现象（比如日、月食等）。
中国是典型的农耕文明为主导的国家，从夏、商、周时期，为了指导农业生产，先民们就已经尝试制定天文历，就是所谓的“三正历”。但这种“历”非常不准确，直到战国时期，人们才根据一回归年为356又1/4天的发现，创制出了真正的历法——《四分历》。
汉武帝太初元年对四分历做了一次大的调整，新版的历法称为《太初历》。《太初历》基本确立了中国历法的体系。
此后，历朝历代又多次修订历法（改历），但对于中国历学史来说，意义最重大的改历，是唐代《大衍历》、元代《授时历》以及明代《崇祯历》。这三次改历都与外来文化有直接的关系。
发源印度的佛教传到中国以后，把古代印度的哲学思想、天文艺术和科学知识都一并传到了中国。隋唐之际，多位印度天文家在朝廷的司天监供职。开元年间，印度高僧善无畏来到长安后，在传播密宗的同时，又传授印度天文历法。而《大衍历》的编修人僧一行就是善无畏的学生。
元朝时，蒙古人三次西征使得大批信奉伊斯兰教的“色目人”进入中国，伊斯兰天文历法也随之在中国生根发芽。公元1264年，元世祖忽必烈设立“西域星历司”，招聘阿拉伯天文历法家任事。他们编制了《万年历》，创制“西域仪象”，提高了天文观测的精密度。至元八年，元朝在上都建立“回回司文台”，主持观测、编制历书，并在这里藏有包括托勒密《天文学大成》、欧几里得《几何原本》在内的多种天文书籍，使之成为研究和传播阿拉伯天文历法的中心。
在此基础上，郭守敬等人修订了新的历法——《授时历》。《授时历》是我国古代历法的第二座高峰，它的修订是建立在当时先进的天文观测仪器和多年比较准确的天文数据的基础上的，因而所定的一回归年的长度365.2425日，只和理论值有微小的误差。
明代在《授时历》的基础上做了进一步的修改，制定了《大统历》。而到了明末，《大统历》颁行已久，产生了较大误差，钦天监预报的日月食“往往不验”，如何修订出更准确的历法就成为非常重要的问题了。可当时缺乏像郭守敬那样的天文人才，直到一批传教士的出现，才给中国带来了欧洲先进的天文知识。
当时，利玛窦、熊三拔、汤若望、庞迪我等传教士与徐光启、李之藻等中国官员结交为好友。在这些中国官员的支持下，1611年明廷让庞迪我、熊三拔等参与修订历法（《崇祯新历》）。可是明末社会动荡，历书尚未完成，明朝就灭亡了。直至满人在北京建立了清朝政府，传教士汤若望才上书清政府要求继续修订历法，这才有了《时宪历》。
清王朝建立以后，德国耶稣会士汤若望两次向朝廷上书修改历法，还请求清廷派人检验他推测的日食是否准确，希望借此“推销”传教士用“西洋新法”所制的历书。
顺治元年八月丙辰，大学士冯铨和钦天监的官员对当天的朔日食进行实地观测，结果汤若望的预测准确无误，而使用《大统历》、《回回历》所推算的结果都有误差。于是，清朝决定采用汤若望所献的新历，这就是《时宪历》。
1661年顺治帝因病去世，年仅6岁的康熙即位。4位辅政大臣把持了朝政，特别是守旧派大臣鳌拜上台后，提出了“率祖制、复旧章”的政见，废除了清政府入关以来的多项政策，传教士所定新历也卷入其中。
中国的天文历法自古以来就与统治阶级的意志密不可分。自周朝以来，讲究“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天文历法向来被视为王权得以确立的必要条件和象征，所以天文历法从来为官府独掌，民间不得私习。采用什么样的历法，不仅是科学领域的问题，也是政治领域的问题。
以鳌拜为首的守旧派不懂得天文历法的原理，但新历法代表的是新的政治风向，而这就是鳌拜要反对的。同时，清廷中有很多反对基督教的儒家官吏和因使用新历法以后被裁汰掉的失意官吏，他们联合起来对汤若望等人提出控告，一场天文历法之争很快就变成了一场政治案件，这就是“天算案”。
提出控告的一方心里清楚，从科学技术的角度是无法取得胜利的。于是他们采用的是政治攻击的手段，他们攻击汤若望的历法只有200年，意思是清王朝只有200年的国运，还捏造外国人已经在澳门屯兵数万，准备夺取清朝的江山。
整个“天算案”经过了三次庭审，在鳌拜掌权的政治背景下，审讯结果早已拟定好了。守旧派集团试图将汤若望和支持西方历法的官员凌迟处死，后因太皇太后博尔济吉特氏（孝庄皇太后）干涉，他们才得以赦免。但是汤若望在钦天监的职务被免除，《时宪历》被废。
可是天象并不因为人间的政治斗争而变化，《时宪历》被废以后，清政府就再也算不准天时了。直到康熙帝扳倒了鳌拜，才重新恢复《时宪历》。至高宗朝，为避乾隆皇帝弘历的讳，将《时宪历》改名《时宪书》。
明末清初的传教士来华传播西方科学技术知识，是为了赢得中国最高统治者和社会的赞许和承认，从而进一步传播天主教。
利玛窦曾说：“如果能派一位天文学者来北京，可以把我们的历法由我翻译成中文，这件事对我来说并不难，这样我们会更获得中国人的尊敬。”另一位传教士邓玉函在写往欧洲的信中称：“我极希望从伽利略先生处，……得到来自他新观察中的关于日、月交食的推算……因为它对我们革新旧历有着急迫的必要性。如果要寻找一个合法的、可以作为我们在中国存在的理由，借此让他们不把我们驱赶出这个国度，这就是唯一的理由。”
因此，我们在评价传教士来华传播天文学时，不能抛开这个动机。一厢情愿地美化传教士向中国传播天文学，认为汤若望们不远万里把欧洲科学技术传播给中国完全是出于为中国老百姓服务，显然是不客观的。
但另一方面，在传教士向中国传播天文学的过程中，他们的确将很多当时先进的天文学发现和发明带到了中国。比如在1610年，伽利略用望远镜发现了木卫4和土卫2；1611年，又发现了银河是由无数天体构成的。这些成果都被传教士第一时间介绍到了中国，同时带来的还有天文望远镜。
明末清初传教士来华所处的时代，正是西方天文学由“古代天文学”向“近代天文学”进化的阶段，他们已经将当时最先进的天文学成果介绍到了中国。总之，利玛窦、汤若望们的历史功绩是不能轻易抹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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