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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事经纬
23-11-16
威格尔：特朗普的新首席策略家是种族主义者吗？
美国当选总统唐纳德·特朗普的新首席策略家和高级顾问史蒂芬·班农一度被认为是个种族主义者，反犹太人和白人民族主义者。就在上周日，特朗普宣布将给予这个前极右网站Breitbart新闻的主管一个白宫的中心角色。
班农将自己描述为“另类右派（alt-right）”的领导者，这是一个相对宽松的术语，描述了一种极右的意识形态，包括反移民和反“全球主义”。班农拒绝对自己的过往经历发表评论。鲜有证据表明，在此次大选中不时引发争论的民族主义问题对他成为总统首席策略家这一不需国会批准的职位造成负面影响。
在8月份加入特朗普的竞选团队后不久，班农在接受美国杂志《琼斯夫人》的一次采访中说，可能“有些白人民族主义者，被另类右派的价值观所吸引”，但他认为，有一些白人民族主义者被极右翼思想吸引，但用他们来定义极右翼，就像用左翼中的一些极端分子行为来定义左翼一样不准确。“总的来说，另类右派（alt-right）不是种族主义者”，他说。
“如果你看看欧洲那里的身份运动，我认为（他们）很多只是强调‘波兰身份’或‘德国身份’，而不是种族身份”，班农说。 “这里的“身份”更多是对于民族——国家和人民的一种认同。”在该网站的创始人、已故的安德鲁·布莱特巴特的领导下，外界对他们的种族主义的指责被驳为“文化马克思主义”。
部分对班农被任命表示高度赞赏的人士来自“白人民族主义”和白人至上主义者群体。SITE情报集团对互联网极左和极右活动进行检测发现，很多庆贺班农当选首席策略家的评论发布在Stormfront网站——一个“白人民族主义社区”。以下是一位网名为“Pheonix1993”读者的评论：
“班农：种族主义、反同性恋、反移民、反犹、反建制、反对保罗莱恩（Paul Ryan,国会中最有权势的共和党人）。这听起来不错。班农比谁都更能在特朗普那说得上话。反犹太不是非法的。”
此外，“白人民族主义”作家理查德·斯潘塞周日晚上在推特上发布：“班农将直接建言特朗普，并专注于大局，而不是迷失在杂务中。班农不是‘办公厅主任’，需要‘金毛猎犬’般的个性。他有着帮助特朗普规划宏观策略的自由。”
在班农的领导下，Breitbart成为一个反“全球主义”的新闻网站，与欧洲的极右派的立场显然是一致的。它吸引了自诩为“白人至上主义者”的人士，发布如“比尔·克里斯托尔：共和党拆台者，叛徒犹太人”这样的标题。网站不断更新评论文章，例如3月米洛·扬诺普洛斯将反犹太人讽刺画称作2016年的“长发和摇滚”。
有关班农的种族主义或反犹太主义言论的直接证据较难找到。据2007年的法庭声明，班农的前妻指责他不想让他们的双胞胎女儿就读加州私立学校，因为学校里有太多的犹太人。
关于班农是不是种族主义者，争论只会越来越激烈。
班农在8月离开Breitbart网站，成为特朗普总统竞选的首席执行官。在那之前，他从来没有参加任何政治活动。他的所作所为几乎让人难以理解：不论是在密西西比与英国脱欧领袖奈杰尔·法拉奇（Nigel Farage）的集会，还是出席指控比尔·克林顿的突发新闻发布会。
10月16日，《纽约客》的Ryan Lizza写道：“班农为特朗普提供的修辞更可能使特朗普在大选中惨败。”几周后，即在联邦调查局信件及数万封维基解密电子邮件公开后，班农正待成为特朗普的首席战略家和高级顾问。民主党人已经开始猛烈抨击他，但保罗·莱恩，共和党的众议院议长，从未提到班农，甚至没有指出许多Breitbart网站工作人员是犹太人。
还有更多的Breitbart记者加入班农，在不需要参议院批准的白宫的某些岗位上任职。自从2012年，当班农成为Breitbart的首席执行官，该网站的蓬勃发展已经打消了人们对于没有创始人的领导，网站会成什么样的疑虑，而且这个网站还在与前员工几个激烈动荡的争执中生存下来。九个月前，网站发布了Breitbart和班农如何看待媒体的文章。特朗普胜选演讲后，米歇尔·菲尔兹（Michelle Fields）——时任Breitbart记者——被特朗普当时的竞选经理Corey Lewandowski一把推开。一个星期内，她离开了；在几个月内，Breitbart发表了一些言论，认为她写的故事难以站得住脚。
从外界看，这些事情看起来很混乱。BuzzFeed公布的聊天记录发现，Breitbart工作人员也认为这次打斗看起来很糟糕，但是相对于更宏大的事件——即特朗普竞选相比可能微不足道了。班农在被雇佣前一年开玩笑说，他实际上是特朗普的竞选经理，因为共和党的竞选前锋是一个“民族主义者”。他认为Breitbart是“另类右派”的集中营，也是出于同样的原因。在欧洲，极右翼也遭遇了和班农类似的媒体报道。不变的是关于种族主义的指控;内部权力斗争被视为整个项目崩溃的征象。Breitbart网站在2014年初在伦敦开了分社，但它已经历过这种指责。伦敦分社的编辑Raheem Kassam成了英国脱欧领袖法拉奇的参谋长，当时正值英国独立党势力上升。
今年夏天英国脱欧投票在Breitbart网站看来是民族主义的伟大验证。在该网站的两位英国作家Allum Bokhari和Yiannopoulos的分析中，英国“留欧”运动——一个集合该国主要政党和大多数相关专家的运动——的失败，证明了群众反对“全球主义”的强烈意愿。错误的投票对市场的不良影响，或者选民会被视作种族主义者等警告，对反全球化工人阶级来说意义不大。“他们考虑的是政治主权，独立和民族自豪感，” Bokhari和Yiannopoulos写道，“精英们嘲笑说这只是‘信息匮乏的选民’愚蠢的狭隘的想法，但这些想法深深植根于人性，特别是在人们寻找归属感的过程中。”
在美国，Breitbart同样也是集合反“全球主义”者相关新闻的阵地。欧洲极右派的政治家，如吉尔特·威尔德斯和勒庞家族成员经常供稿。一个典型的标题如：“马里昂·勒庞（Marion Maréchal-Le Pen，法国“国民阵线”创始人让-马里•勒庞（Jean-Marie Le Pen）的外孙女，“国民阵线”现任主席玛丽娜•勒庞（Marine-Le Pen）的外甥女，法国年轻女议员）：我们要么消灭伊斯兰主义，要么它消灭我们”。他们的政治观点被认为是必要的，如Breitbart经常报道一些移民犯罪的话题，例如这个标题：“以前被驱逐出境的非法外国人被抓到在‘工作期间’破坏Trump标志。”
像这样的新闻报道使Breitbart成为一个强大的集团。据《纽约时报》报道，在选举当晚，Breitbart比福克斯新闻或CNN得到了更多的Facebook点击。更重要的是，班农帮助特朗普组织说辞，在面对反诽谤联盟的谴责中取得了舆论胜利，并帮助他赢得摇摆州。特朗普的闭幕广告，即其攻击“国际金融势力”的演讲的两分钟剪辑，打击了反诽谤联盟。更广泛地讲，在新闻界，这被视为煽动和带有民粹主义。
“我给五个不同的人播放这剪辑，我问他们，‘这是反犹的吗’？”MSNBC的乔·斯卡伯勒上周说，“不是，这里面确实包含输出给特定人的信息，但是……如果向美国中部的100名美国人播放该广告，其中99人会跟着走，‘这很酷’。”
在政治运作层面，班农和Breitbart被认为在协助特朗普构思反全球主义的信息传达方面功不可没，向世人展示了特朗普谈论恐怖主义和移民犯罪时言无顾忌的一面。亚历克斯·琼斯是德克萨斯州的在线主持人，曾攻击“全球主义者”，并声称9/11是监守自盗。本周，他告诉观众特朗普很感谢他的报道。大选之后，特朗普的顾问罗杰·斯通在琼斯的在线报道上暗示班农将成为特朗普的首席策略家，以帮助维持运动的势头。“我认为他有大格局和大视野，而这也正是特朗普所需要的，”斯通说，“他知道谁是坏人。他知道谁是赢得这场胜利的人。”
特朗普崛起背后，该怎么理解白人民族主义
白人民族主义到底是什么？
自称白人民族主义者的人开心地把特朗普的胜利，尤其是他选择史蒂芬·K·班农担任首席策略师的做法当成是他们议程的胜利。
反过来，大量反对歧视和仇恨言论的团体指责任命班农的决定，警告称他对“另类右翼”(alt-right)运动的大力支持无异于试图把种族主义和白人民族主义重新塑造成能够让人接受，可供大众消费的概念。
白人民族主义当然与白人至上和种族主义存在共同之处，尽管如此，很多政治学家称它是一种不同的现象——在大选期间是一股强大但常常无形的力量，未来很多年里极有可能仍是美国和欧洲政治中的一个强效因素。
伦敦大学伯克贝克学院的政治学教授埃里克·考夫曼说，
白人民族主义是一种信念，认为应该围绕白色人种建立国民身份，因而白人应该保持在人口中的多数地位，以及在国家文化和公共生活中的主导地位。
因此，和白人至上一样，白人民族主义把白人的利益放在了其他种族的利益前面。白人至上主义者和白人民族主义者都认为，种族歧视应该被纳入法律和政策中。
考夫曼说这两个词并非同义词：白人至上是建立在白人天生比其他种族优秀的种族主义信念上；白人民族主义说的是保持在政治和经济领域的主导地位，不仅仅是人数上的优势或文化霸权。
他说，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白人民族主义与其说是一种思想，不如说是对美国生活的默认设想。
直到最近，美国的白人还很容易认为这个国家本质上是他们的族群的延伸。
但美国不断变化的人口组成、民权运动以及很多方面对多元文化主义的推动，意味着美国的白人现在面临的情况是美国不再是一个完全只围绕他们自己的身份认同构建的国家。
周三，民众在洛杉矶抗议对班农的任命。反对种族歧视的团体警告称，候任总统特朗普，尤其是班农的上台会助长白人民族主义的力量。
白人民族主义运动支持者辩称，美国应该通过严格限制移民，甚或通过强迫非白人公民离开美国来保护占人口多数的白人。
特朗普任命班农担任自己的高级顾问和西配楼首席策略师的做法尤其把白人民族主义者推上了风口浪尖。
班农曾是布莱巴特新闻(Breitbart News)的主编，该网站是“‘另类右翼’的平台”。
尽管“另类右翼”在意识形态方面比白人民族主义更广泛——它还包括新反动派、君主主义者和钟爱米姆的网络挑衅者——但白人民族主义构成了其吸引力中重要的组成部分。
比如，理查德·斯潘塞既是AlternativeRight.com的负责人，也是全国政策研究所(National Policy Institute)的所长。
该机构自称致力于保护“美国和全世界有欧洲血统者的文化遗产、身份认同和未来”。
斯潘塞称移民和多元文化主义是对美国白人的威胁，并表示他的理想是建立一个白人“种族国家”。他避免讨论如何实现这一点的细节，称那仍然只是一个“梦想”，但他呼吁进行“和平的种族清洗”，以将非白人赶出美国的领土。
身为特朗普的顾问，班农在就自己的任命接受时报采访时表示，他不赞成那些种族民族主义观点。但在他的领导下，布莱巴特新闻不遗余力地迎合认同相关观点的读者。
在2015年的一次电台采访中，班农甚至反对技术移民，暗示他们是对美国文化的威胁。上周，《华盛顿邮报》让那次采访再次浮出水面。
“当硅谷三分之二或四分之三的首席执行官都来自南亚或亚洲时，我觉得……”说到一半时他的声音逐渐降低，过了一会儿才接着说，“一个国家不只有经济。我们是一个公民社会。”
考夫曼称，白人身份认同引发的焦虑和反移民民粹主义政治人物之间可能存在一种相互增强的共生关系。当民粹主义政治人物获得主流的成功时，这可能会让白人民族主义思想变得更容易被社会接受。
“不仅仅是一个族群变化和人们对它感到担忧的问题，”他说。“也是一个人们认为可接受的反方界限是什么的问题。它关乎什么可以被当做种族主义，以及投票支持极右翼政党的行为是不是种族主义。”
“这一切都和反种族主义准则有关，”考夫曼接着说。“如果它正在衰退或是减弱，那是因为人们认为界限变了。”
美国的分裂，身份政治需要背锅？
身份政治（identity politics）可以是一种政治理论，也可以是一种社会运动的策略，背后的基本想法正如其名称所示，强调参与者的身份在政治中的重要性。
在政治活动中，个体会以不同的方式出现和参与政治活动。一般来说，个体根据不同的标准组合和团结在一起，比如根据不同的道德或政治信念系统，不同的行动纲领或宣言，有时候还会根据党派的归属。
参与政治活动的人们会因为共同相信社会主义，或者一起接受桑德斯的“政治革命”，或者直接因为追随共和党而团结一起，组织起来，然后追求某种政治上的结果。
与之不同，身份政治强调参与者的身份认同，目标指向的是为在社会中因其身份而被边缘化的成员争取自由和权利。换句话说，身份政治强调身份，在于它认为，社会中的个体会因为某一个身份而受到不正义的对待。
根据不同身份而形成的不同的社会群体会面对特别不同的不正义，从而需要面对不同的压迫：剥削、边缘化、无力（powerlessness）、文化霸权主义（cultural imperialism），以及暴力。而这些压迫背后都有一个特点，其被压迫的对象总是社会中的群体。
这里所说的压迫的对象，指的是，压迫作为系统性的不正义，针对的总是群体本身。群体是“根据不同的文化形式，实践以及生活方式而形成的集体”。
这样的集体不仅仅有个体形成，同时群体也构成了个体：“一个人特殊的历史感、归属感，以及分离感，甚至一个人的推理、评价、表达情感的方式，都至少部分地由他或她的群体归属构成。”
也就是说，个体之于群体并没有本体论上的优先。
身份政治强调身份在于追求在社会中被边缘化的群体，争取她们的自由权利。
美国大选的结果出乎意料，其后大家开始进行反思。轰轰烈烈的身份政治成为受到质疑的对象。这些质疑有两种。
一种认为，身份政治在哲学上存在问题；另一种认为，身份政治在实际运动中出现问题。
在哲学上，身份政治受到的批评当然不少。当下对身份政治反思，最常被提出的便是，身份政治强调身份的时候，似乎过分依赖于身份或群体作为政治立场的基础。
如果正义的目标在于让每一个个体之间的平等，强调身份的差异似乎就与平等的要求相冲突。特别是，当身份成为奠基政治原则的基础时，具有某种身份就会在这个政治原则下获得优势，这似乎无法保证人人平等的正义追求。
这个质疑背后预设的是，身份政治认定，不同身份代表了不同的政治立场，而受压迫、被边缘化的群体就是正确的立场。
所以，女性主义认定，女性作为女性受到来自男性的压迫；“Black Lives Matter”运动认定，黑人作为黑人受到来自白人的压迫。同时，因为这些群体都是受到压迫的群体，所以她们才能够真正理解正义的诉求。于是，身份政治所追求的社会，总是对抗性的社会，一个群体的立场决定其正当性。
自然，这样的社会无法进行有效的政治对话，也不能形成真正的团结。在这样的社会中，希拉里的口号，“在一起更强大”( “Stronger Together”)如何可能呢？
强调身份立场的不同决定了立场正当性的不同的论述，来自于马克思的立场理论（standpoint theory）。
立场理论认为只要将受压迫者个人经验描述出来，这个立场的观点就能获得正当性的基础。同时，压迫者群体的立场，自然也是没有正当性的。而这并非必然是身份政治的内容。
身份政治的确强调不同身份在社会中的不同位置，但这是为了强调和解释社会中权力不平衡所导致的压迫。
比如，在异性恋成为文化的压倒性主流时，社会对同性恋者的边缘化，无视，甚至暴力，都是处于同性恋者的身份。这些压迫并非针对特定的个体本身，而是指向整个身份群体。
身份政治追求的，也是实现这些因身份而受压迫的群体的自由权利。这样，身份政治似乎并不需要承诺更进一步的立场理论，认为这个诉求的正当性，来自于其受压迫的身份立场。为同性恋追求平等的对待，其背后的道德和政治基础，可以是正义的平等要求，每个个体都应该享有平等的机会、地位、承认等等。这些都可以成为身份政治强调身份的基础。有人认为，柏拉图是个白人男性，所以其著作不值得读。因为这样而对身份政治进行驳斥，不过是混淆了身份政治和立场理论。
平等和自由要求每一个个体都能够得到保障，去选择属于自己的生活，去追求和获得个性。但保障个体能够自主选择生活，选择个人身份，一个必要条件正是，社会中能够有真正有价值的不同选项，来保障个体的选择。
这些选项必须是实质上具有价值的选项，否则真正的选择无从说起。这样，多元的价值正是自由与平等所必要的。性别的身份，族裔的身份，以及其代表的某种或许并非完全同质的生活方式，当然是个体选择生活选项。“我是一个女人”自然具有内在的价值，让“我”能够真正地选择的一种生活方式。让社会变得多元，社会也变得更好。
强调身份的身份政治运动，正是为了让社会的多元能够获得更好的保障，使得每一种身份都能成为每个个体可以过上属于自己生活而不受压迫。
哲学上认为身份政治使得社会截然分化的批评，不过是误解了身份政治和立场理论。
美国大选结果让人吃惊的地方在于事前的民调都未能让人预期得到，特朗普竟然能够获得如此多的选票。不少评论开始反思，认为投票给特朗普的选民正是身份政治长期以来忽视的选民群体。
希拉里在竞选中过分偏重于身份政治议题之上，希望得到更多少数族裔以及女性的选票，但最终却忘记了大部分选民更加关心的，更重要的议题，比如经济、外交、军事等议题。过分强调身份政治，让民主党或者希拉里错过了获得大部分选民的投票。
这样让身份政治背锅当然是不公的。
从投票后民意调查可以发现，52%选民认为美国最重要议题是经济问题，其中52%选民投票给希拉里。
18%认为恐怖主义是最重要问题，其中57%投票给特朗普。外交政策以及移民问题各占13%。可以看到，身份政治议题都没有进入选民最重要议题列表。特别是希拉里的支持者中，并没有看到所谓被身份政治议题影响而忘记了更重要的议题。
然而事实上，没有任何议题可以离开身份政治避而不谈。候选人提出自己的施政纲领，重要的正是纲领中的具体政策。经济问题成为最受关注的议题，但提出具体的经济政策，不可能不涉及，该政策最终会影响到什么人，具体什么群体。而身份政治既然为被边缘化的群体平等自由权利，强调身份政治就是为了让选民更加清楚，政策会影响到哪些被边缘的群体。
另一方面，不少评论也认为，给特朗普投票的大多数选民，都是因为身份政治被过分强调而受到忽略的“他者”。选后民调显示，占70%的白人中，58%投票给特朗普，其中63%白人男性投票特朗普。
白人男性似乎正好就是身份政治所认定的压迫者，于是乎，他们成为了轰轰烈烈的身份政治运动所忽略的群体，在自由派垄断的社会中的他者。
评论认为，特朗普准确地调度了这批选民中积聚的不满。于是乎，民主党、希拉里的失利正是身份政治被过分强调的结果。
这个对身份政治的归责也是有问题的。的确，身份政治运动在美国多年来很有影响，也获得很多成果。女性主义运动、平权运动、到今天的Black Lives Matter都影响巨大。
但因此认为，白人或者白人男性成为身份政治所忽略的“他者”，这说法十分不妥。根据2010年人口统计，美国人口中，72.4%为白人，黑人只占12.6%，其次亚裔占4.8%。身份政治中被强调的群体，就正是在社会中占少数的少数族裔。
白人依然在经济、文化、政治领域占据着主流位置，他们不是被忽略的一群，而是不可被忽略的一群。社会如何可能忽略72%的主要人口和主要生活方式（如果有的话）？同样，投票给特朗普的选民，平均收入远超投票给希拉里的选民。“被忽略”的白人群体远非所谓的底层民众，除非我们将少数族裔排除，认为她们甚至没有资格成为底层民众。
于是，让身份政治为民主党大选失利而背锅，是不厚道的。身份政治强调身份，旨在为被边缘化的群体追求自由权利。
尽管在这次大选中似乎遇到挫折，身份政治就如同政治正确一样，不应该被认为已经过分了。
当一个从言论到政策都充满种族歧视，性别歧视的候选人，通过打出“Take back our country”（“夺回我们的国家”）的口号都能够获得大选胜利，身份政治或者政治正确远不是过分，而应该远远不够。
特朗普当选，他们却说这届选民不行
所谓“民粹主义”，就是指大众不合理的、政府不能满足的政治要求，无疑是个贬义词。
西方精英阶层使用不伦不类的“民粹主义”概念，其实是鸵鸟政策--一个掩盖了政治真相的、带有傲慢气息的、空洞化的因而不能解释任何实际问题的概念，是精英们自己制造的“我们”与“他们”的“想象”。
精英们依然生活在自己的“观念的世界”，把不符合自己观念的诉求视为不合理的民粹主义。
很多人笔下的“民粹主义”有所谓的“左翼民粹主义”和“右翼民粹主义”之分。追求社会公正的无权无势者的诉求被贴上“左翼”标签，而有些排外的、有些民族主义情绪的无权无势者的诉求被贴上“右翼”的标签。
历史成了随意拿捏的面团，但无视历史逻辑的概念游戏是无法解释现实的--在这波“民粹主义”政治中，无论是“左翼民粹”还是“右翼民粹”，都是全球化浪潮的结果，而这次全球化浪潮的始作俑者便是新自由主义。
在严格意义上，新自由主义是一个经济学概念，特指经济的私有化市场化自由化。但是，从1980—2008年，在新自由主义滚滚向前的过程中， 在政治上则是所谓的第三波民主化浪潮，而在文化上则是多元主义。
过去几十年的全球化是一个包括了政治自由化、经济自由化和文化自由化（即多元主义）的“自由化运动”。
以自由化为核心的全球化，实际上就是一场拆除“国家围墙”的运动。
谁最不喜欢“国家”（政府的作用）？当然是那些靠自己的能力能主宰自己命运、甚至能主宰别人命运的强者，如过去的洛克菲勒和今天的华尔街金融寡头。
“去国家化”或者“国家是必要的恶”是农业社会后期、工业经济年代的新兴资产阶级的呼唤，在反对王权的斗争中，对于创造财富的新兴阶级来说，这一点似乎也是可以理解的。
到了信息化的金融资本时代，所谓的“创造财富”实际上是华尔街金融寡头利用各种金融杠杆而进行的“分配财富”游戏，从而使得金融从业者与农业劳动者和工业劳动者之间的贫富差距空前恶化。
没有国家的规制将会如何呢？只能是强者更强，弱者更弱，职业本身就是地位和阶层的符号。
结果，美国的“民治、民有、民享”成为1%美国人的“三民主义”。
二战之后凯恩斯主义使得西方国家趋向平等化，比如到了1980年，一个企业的收入差别不会超过50倍；到了今天，居然500倍还多。
而在本国居民饱受贫富差距之苦的同时，多元主义文化下的“外国人”蜂拥而至，不但名正言顺地享受各种福利，还抢走了本国居民的工作机会--这就是“自由化运动”推动的全球化的结果。
2008年金融海啸爆发，很多年轻人找不到工作，因此才是社会主义者桑德斯的拥戴者，他们被精英们戴上“左翼民粹主义”的帽子；而深受墨西哥移民之苦的美国中南部的农民，则是特朗普的拥戴者，被精英们戴上“右翼民粹主义”的高帽子。
无论“左”“右”，在精英看来都是底层百姓的不合理要求。
精英站在自己臆想的道德高地上污名化民众--制造的“政治正确”--最终狭隘化自己（即只有自己的观念才代表世界潮流）--也是知识退化的表现，是知识的形式化而非本质化。
把阶级、民族问题一讲出来，不但政治家，所有老百姓都会一目了然，知道应该怎么办。而“民粹主义”则让人不知所云，让人如坠云雾之中。
文化多元主义的“政治正确”让人忌讳“民族”概念所衍生的很多次生性问题，担心被扣上“种族主义”的帽子；民主平等的“政治正确”然人忌惮“阶级”概念所衍生的次生性问题，担心被扣上“马克思主义”的帽子。
结果，西方精英阶层只能用不伦不类的“民粹主义”概念，这其实是知识精英的鸵鸟政策。
和“民粹主义”概念一样，二战之后建构起来的当代政治思想的诸多基础性概念，比如自由、民主、人权、宪政、公民社会、合法性等，都存在概念滥用现象。
概念滥用其实掩饰了政治真相，让人生活在虚幻的世界里，产生错觉，产生政治误判。因此，当务之急是基于世界政治的真相而“重述”这些概念并达成新的理解。
张彭春与《世界人权宣言》
张张彭春于1940年至1942年担任中国驻土耳其大使，1942年至1945年担任驻智利大使。
1947年6月，《宣言》起草小组第一次会议。
对于所承担任务的难度以及该任务未来将要面临的挑战，张彭春与他的同事们并非不清楚。是否存在着地球上每个人只要“生而为人”就应当拥有的权利？
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么这些权利又都是什么？这些问题从一开始就困扰着这一雄心勃勃的后二战时代人权项目。
新创立的联合国刚宣布计划制订一部“国际权利法案”不久，怀疑者们便提出疑问：协议的内容是否有可能在联合国多元化的会员国中得到实施？
1948年12月10日，联合国大会以无反对票的形式通过了《世界人权宣言》。但是，八张弃权票（分别由沙特阿拉伯、南非和六个苏联阵营国家投出）的存在也是一个警告信号，预示前方道路不会平坦。
即便在投赞成票的国家中，很快就能明显地看出，正式批准一份不具有拘束力的文件与完全接受其内容还是两回事。
鉴于各国、各民族之间存在着巨大的文化与政治差异，是否存在可以普遍适用的国际标准？这一问题的答案自始并且持续存在着分歧。
在这一点上，回顾张彭春促进普遍性原则达成的方式是有益的。他的观点最早显现于人权委员会的一次早期辩论中。
辩论的主题是《宣言》的第一条是否应有如下表述，即所有人都被“上帝”或生而赋有理性和良心。张彭春反对上述提法。
他提醒每个人，《宣言》的设计应旨在使其适用于世界各地。他指出，他的国家拥有占到整个人类相当大比例的人口，他的人民拥有不同于基督教西方的理念与传统。
然而，作为委员会中的中国代表，他却并没有提议将这些都包括在《宣言》中。他说，他希望他的同事们也能有类似的考虑。
作为《宣言》经济与社会条款的坚定支持者，张彭春总是支持《世界人权宣言》应当与盎格鲁—美利坚传统国家更具有个人主义色彩的权利文件有所区别。
在一次调停中，他强调，要理解权利就必须将其与义务相联系。一个人只有意识到他的义务，他的道德水平才会进步。而联合国的目的应是增加人们的道德高度，不是促进自私的个人主义。
以上对于权利与义务之间关系的强调最终被体现在《世界人权宣言》第二十九条中。
在另一个场合，当讨论到是否删去《世界人权宣言》第一条中“亲如兄弟”般对待他人的表述时，张彭春又成功地说服大家接受将这一表述置于文件开头，避免让《宣言》中的权利看上去显得具有个人主义色彩。
尤其与今日争议相关的，是张彭春对基本人权普遍性的精细理解。
在有关普遍性的论争中，批评者与支持者中间都广泛存在着这样的假定，即接受特定基本权利的普遍性就意味着要接受以单一方式将这些基本权利引入生活。
上述假定产生了不必要的困惑，持续性地困扰着论争。
张彭春与《世界人权宣言》其他主要制订者的看法是明确的。他们一致认为，普遍性并不意味着同一性。在《宣言》的“宣示性条款”中，他们清晰地指出，这一文件将是一份“努力实现的共同标准”，各个国家及其人民可以将之视为标杆，衡量其迈向一系列理念的进展程度，但是这些理念还未曾在世界上的任何地方得到全面实现。
起草者们从未预期这一“共同标准”能够以相同的方式在世界各地适用，也从未指望其产生完全统一的实践。
1948年12月9日，在呼吁联合国大会通过《宣言》的发言中，张彭春就谴责了认为可以强迫人们采用标准化思维或者单一生活方式的观点。他说，那是殖民者用的办法。那种统一只能通过武力实现，或者以牺牲真理为代价，是不会长久的。
张彭春以及与他一同参与起草工作的同事们确实预见到了《世界人权宣言》丰富的原则可以通过各种各样的合法方式被赋予生命。
起草者们认为，当各个地方的传统将这些原则运用于实际时，地方传统将更加丰富，而所有国家都能从这些不断积累的经验中获益。
起草者们希望他们塑造的结构具有足够弹性，可以允许实施这一文件的侧重点与方式有所不同，但又不至于软弱到允许任何基本权利被全面侵蚀，或者使得某项权利不必要地从属于其他权利。
1993年的《维也纳人权宣言》明确重申了上述对于多元主义的承诺，宣称“必须考虑到国家、地区的独特性，以及多样的历史、文化与宗教背景”。
不幸的是，随着时光流逝，《世界人权宣言》起草者们的上述理解已然时常被忽略或遗忘，而许多带有机会主义色彩的解释已经产生。
尽管《维也纳宣言》重申了《世界人权宣言》中的基本权利具有“普遍性、不容剥夺性和不可分割性”，但如今多数人都采用了“择其所需”的“自助餐”方式，选择性地运用《宣言》三十个条款中包含的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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