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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事经纬

25-11-16

假新闻为特朗普助选?

批评人士称,随着长久以来的党派分歧日益激化,数字化平台促成了一种危险的部落文化。同时,这些平台还进一步破坏了人们对传统媒体渠道的信任,两极分化的选民中的许多人发现,他们早已持有的偏见和毫无根据的怀疑很容易找到支持。
大选后的余震使得一些大型互联网公司饱受批评——特别是Facebook和Twitter——并促使它们承认需要改变现状。“在科技行业,我们要处理一个问题,”“这些平台处于我们民主的核心。有些事情开始错得离谱了。”
Facebook上虚假新闻的病毒式成功传播、以及此类文章的分享使得竞选局面向特朗普倾斜的可能作用,在该公司内部引发了极大的担忧。
总统巴拉克•奥巴马上周表示,当不再可能分辨“是与非,特别是在社交媒体时代……那么我们就有麻烦了”。
在硅谷,占主导的自由文化仍然因大选结果而处于震惊之中,有人开始指责这些世界最强大的科技公司在大选中可能扮演的角色。
“人们需要站出来指出这些平台实际成为了双方的宣传机器,”“硅谷领袖应该呼吁Facebook做正确的事。”
Facebook首席执行官马克•扎克伯格在大选后几天声称,认为虚假报道以某种方式影响了大选结果,是“相当疯狂的想法”。但越来越大的压力使得他在上周末制定了一些该网站将采取的措施,以解决该问题。
大型互联网公司在大选后采取这些措施,突显了他们承受的行动压力。上周,谷歌和Facebook采取行动禁止其广告出现在带有虚假新闻的网站上,这一迟来的举动是为了削减说谎网站的利润。Twitter暂停了一批与美国右翼极端组织有关的发表仇恨言论的“另类右翼”(alt-right)账户。
自大选以来浮现的证据表明,数字平台将不得不采取更多行动铲除其系统内的不实消息和骚扰信息。这些平台不仅接收了虚假新闻,还容忍了更广泛的欺骗行为。
据牛津大学互联网学院的教授菲利普•霍华德表示,模仿人类发帖的自动系统bot,在很大程度上对Twitter上虚假新闻的传播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他称,在所有有关大选的Twitter帖子中,约有五分之一来自发出大量帖子的账户,明显表明这些账户是bot而非真正用户。
Facebook的扎克伯格称,该网站传播的新闻中只有1%是假新闻。但是考虑到如今将近一半的美国人都把该网站作为新闻获取渠道,该数字代表着相当庞大的传播量。
此外,霍华德称,在Facebook上运营的bot小组的位置表明,大量虚假信息都是针对俄亥俄州和佛罗里达州等摇摆州的Facebook用户,这可能扩大了虚假信息的影响力。
数字化平台没能阻止潮水般的不实信息,这使人想起了传统媒体世界的抱怨——数字化企业故意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就像他们被指责在保护版权问题上所做的一样。
谷歌、Facebook一直拒绝将自身描述为应对所发布内容负责的传媒公司或出版机构。
“这些公司在进行‘数字化开脱’,”新闻集团首席执行官罗伯特•汤姆森表示,“他们当然是出版机构,作为出版机构有责任保护并突出消息来源。几十年、乃至几个世纪以来,一些伟大的报纸一直坚守这一神圣的职责,你不能仅靠声称‘我们是一家科技公司’就让自己免于承担这一职责或合规成本。”
伴随最近出现的其他丑闻(如Facebook错误的计算方式导致其视频广告的观看次数被夸大),对假新闻的愤怒加强了要求互联网公司视自身为传媒公司的呼声。
“计算方式、假新闻、极端内容等问题突显出,新媒体或社交媒体公司并非科技公司,而是媒体公司,”世界最大广告集团WPP首席执行官苏铭天爵士表示,“它们应对自家数字渠道的内容负责。”
然而,互联网平台遵循的商业准则可能不会给他们任何激励来承担此类责任。清除虚假信息“一直都非优先事项,”博思威克说,“内容往往都是实现目的的手段,而这个目的正是更多分享、更多连接。”
Facebook一名前员工也表示,公司的管理方式或许加剧了假新闻的传播。Facebook的工程师们只关注提高“参与度”——点击、点赞、评论、分享——作为评估所有新功能成功与否的主要指标。新功能通常要经过6个月的“密集测试”才能发布,在此期间,提升这些指标的压力很大。
“参与度就像毒品,”Facebook一名前经理表示,“没人受到激励去批判性地思考意想不到的长期后果。”
这或许还带来了“过滤器泡沫”问题——让用户处于一个大家都持相似观点的回音室中。
更糟糕的是,追求参与度本身可能会加剧这一问题,增加愤怒、仇恨以及不准确信息的流动。“有很多的证据表明,人们分享的未必是他们调查过的信息,而是那些激起他们情绪反应的信息.”
博思威克还表示,那些带来最强烈反应的帖子“是新闻推送的最爱”。因此,Facebook的工程师们有动力将这些新闻放在最突出的位置,这助推了那些深化政治分歧的信息的传播。
还不清楚互联网公司将在多大程度上采取措施解决这些问题。注意力已经投向用来清除假新闻的算法,许多专家认为这一领域有改善空间。
扎克伯格并未提及批评者提出的另一个问题:Facebook是否应该雇用人工编辑。博思威克等批评人士表示,考虑到社交网络的规模,利用人工对内容进行详细过滤是不现实的。
在Twitter上,对言论自由的承诺使得该网站对清理网络骚扰一直犹豫不决,该公司上周才迟缓地采取新控制措施防止欺凌、种族主义和妇女仇视,尝试弥补这一缺陷。
扎克伯格也持类似的立场,他认为Facebook更多是一个沟通平台,而非一家传媒网站。“我们相信要让人们发声,这意味着支持让人们随时随地分享自己想要分享的东西,”上周他写道。
但在一个互联网用户的声音被突出的世界,传统权威变得无声。奥巴马抱怨称,在Facebook页面上,一位诺贝尔奖得主对全球变暖的阐释看上去并不比一个收了钱的气候变化否认者的言论重要。
“人们传播错误信息、胡编乱造的阴谋论以及用极为负面的言论抹黑反对者、并让其无法进行任何反驳的能力已经大增,这将加剧选民分化,使得正常的对话都变得非常困难。”
在这场存在严重分歧的美国大选后,Facebook的用户正进一步退入他们的“过滤器泡沫”。霍华德表示,失败的痛苦使得失败一方的许多人已在大量“解除与投票支持对方候选人的人的好友关系”。
结果很可能在不同群体间造成更深的裂隙。这只会加剧一种氛围:很多人都太容易相信关于反对阵营的最具偏见或最不准确的信息,并大声告诉所有愿意听的人。

反思:社交媒体的事实核查

11月12日,马克·扎克伯格在脸书上发文说:
“脸书上的信息99%都是真实的,剩下那1%的不真实,也不完全是针对某个政党和派别,甚至都不是关于政治的。在这种情况下,这些虚假信息能够影响大选结果的可能性很小。”扎克伯格的这段话或许可以为脸书解除警报,但恐怕无法消除人们对社交媒体的某些顾虑。自从1997年第一个社交媒体“六度”(six degrees)诞生,到脸书和推特盛行的今天,二十年间,科技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人们与媒体的关系,也正在改变媒体的行业规则。在2012年,苹果公司就公布数据说他们每天卖出的手机数量已经超过每天的新生儿数量。人们越来越多通过智能手机与周遭世界建立联系。千禧一代平均每天使用智能电子设备的时间已经超过9个小时。普通人从媒体的消费者转型为被消费的对象甚至是生产者,人们不仅与媒体并生共存,也实实在在地成为媒体从生产到消费的产业链条中的一环。身手再怎么敏捷的记者,完成一篇报道的速度恐怕也比不上走在游行队伍里的参与者一张上传到Instagram上的照片报道来得迅速和直接。
不过,人们使用社交媒体进行“新闻生产”的时候,更多的考虑是速度,对于信息的真实性和准确性,难免会欠考虑。而目前,社交网络还没有一个监督机制来应对这种真实性和准确性存在风险的新闻环境。
回过头来看脸书被指责误导大选,虽然脸书上的消息,其影响难以准确量化,但也并非空穴来风。《华尔街日报》5月份在网上发布的一篇文章让读者有机会同时看到左派和右派媒体有关同一个话题的不同角度的报道。左派的用代表民主党的蓝色来代表,叫做“蓝色消息”;与之对应,右派的叫做“红色消息”。比如选择“希拉里·克林顿”时,读者可以看到左派和右派的消息并排出现在屏幕上。左派中有多篇报道还在计算希拉里·克林顿的普选票数,而右派的报道大多数在说希拉里·克林顿为何会输。如果选择“当选总统川普”这个话题,可以看到左派对某个川普支持者在 星巴克对黑人发表种族主义言论的报道,而右派相对应的故事是大学教授因为不愿相信川普胜选而被送去做心理评估。
《华尔街日报》提到,这些消息只有在被转发100次以上,以及所属账户有十万以上的粉丝,才可以进入到这个蓝色或者红色阵营的消息库里。
能够把两派的报道放在一起看,兼听并蓄自然明智,不过大多数时候,人们只会阅读自己想看的内容,相信自己愿意相信的事实,这在传媒心理学上被称为“认知失调”。当人们已经持有一种观点的时候,会积极主动地寻找论据来说服反对者,同时也持续坚定自己的信念。毕竟生活在自我怀疑中并不是一种自我满足和具有安全感的体验。“认知失调”让人们有选择地去阅读和分享新闻。而脸书的“新鲜事”功能的算法更是加强了人们的“认知失调”。脸书这样解释它的新鲜事算法:
“出现在用户新鲜事上的消息受用户的好友和在脸书上的活动影响。这会帮助用户看到更多与他兴趣相关的消息并且与好友互动。”
在这种情况下,脸书(或者别的社交媒体)通过算法,呈现给用户他们想看的东西。也就是说,脸书只给自由派选民呈现自由派媒体的报道,而给保守派选民提供更多的保守派报道。用户看到信息正好代表了自己的观点,也愿意去相信并且更容易动动手指,轻松转发。有研究人员已经开始担心会出现“回音室”现象,那就是,人们只从观点相近的人那里听取消息,只相信符合自己认知的新闻。这种“回音室”效应会怎样影响美国兼容并包的社会氛围呢?会加剧意见两极化吗?
到底有没有虚假消息?
回到文章开头提到的对脸书的指责,脸书上到底有没有虚假消息,虚假消息又是不是无关大选和政治?
就在扎克伯格对这项指责反驳的几天之后,保罗·霍纳说:“川普入驻白宫,有我的功劳。”保罗·霍纳是谁?他在脸书上经营一个“假新闻”帝国。俄亥俄州的阿美士人全体出动为川普投票的消息就来自保罗·霍纳。除了阿美士人投票的新闻,他还为美国广播公司讲述他怎样在一辆小型面包车就可以为同性恋主持婚礼,向娱乐体育节目电视网报料奥巴马总统禁止在体育赛事开始前唱国歌。当然这些消息现在被证实都是假的。
这些虚假消息到底有多么“真实”的影响呢?在三月份,川普的儿子埃里克·川普和选举经理科里·莱万多夫斯基相继转发了保罗·霍纳有关阿美士人的假新闻后,这条假新闻与其他新闻一起出现在谷歌的搜索结果里。
与脸书相对应的是微信。微信在这次大选中充当华人选民的活动召集和联络工具。在微信群里,川普的华人支持者看到这条消息也欢欣鼓舞,消息一度演变成“华人从纽约、新泽西、马里兰”取车前往宾州,用1500辆车载阿美士人进城投票。不过在美国之音记者进一步询问核查后,川普的华人支持者并未找到这些开车带阿美士人进城投票的支持者。
不管是脸书还是微信,人们在社交媒体上发表自己的看法是言论自由的体现,这本身是应该提倡的。在大选中,“回音壁”效应影响到的大多数是那些早已做出决定投票给谁的选民。剩下的中间选民还在两派的言论中观望,但这并不代表他们在看到相互冲突的言论时会主动去搜索更多信息或者加以辨别。更糟糕的情况是,如果消息本身就是假的呢?
在大选中,候选人传递不实信息的情况也有发生。美国国家公共电台为希拉里和川普的第一次总统竞选辩论做过事实核实,发现不少欠严谨的言论。以发言大胆著称的川普说企业家因为高额的税收而离开美国,也导致美元外流。而实际上企业家更多的是通过国外的工厂赚取美元。同样,希拉里在提到种族问题时说,许多黑人和拉丁裔与白人相比,受到了不公平对待。不过她很高兴看到“联邦的私有监狱制度正在消失”。而实际上,私有监狱在短期内并不会消失。
川普赢得大选后,微信里流传一篇文章说川普家产万贯,40万的总统年薪是他的零花钱。文章说地产大亨川普也不屑于搬进白宫,尽管白宫很“奢华”。文章在介绍白宫的时候选用了美国国会山的照片让可信度大打折扣。
就在大选日的前几天,伴随着联邦调查局副局长科米宣布重新启动对希拉里邮件门的调查,网上又开始流传几篇文章,中心思想是“希拉里奥巴马都将入狱”。仔细看,文章的结构和用词都大同小异,应该也是各个网络平台的互相转发。文章从“班加西”时间开始,历数希拉里基金会、阿桑奇的维基揭秘、神秘死亡的联邦调查局探员、还有丈夫涉及色情短信的希拉里助手胡玛,各个事件前后串联,情节百折千转,文章称“《纸牌屋》编剧都自愧不如”。而这所有的信息来源都是一个自称是FBI内部人士的匿名爆料。网络的确为许多消息来源提供平台和安全保护,但也给信息核查增加难度。
在大选期间,候选人的言论和在主要场合比如总统辩论以及全国党代会上的讲话都会被美国的事实核实机构分析。美国主要的事实核实机构超过三十家。他们有的本身就是媒体里的一个小组,与新闻相对独立,对候选人的主要言论进行真实性的核实,比如美联社、纽约时报、还有华盛顿邮报都有自己的独立的事实核查小组。有的是独立的、第三方的机构,比如曾经获得普利策奖的事实核查机构“政治事实”(PolitiFact)。
具体去做事实核查的人一般都是经验丰富的记者,或者是专注某一领域比如经济、军事、教育等等多年的意见领袖,对这一专业有宏观的把握,因此可以最大可能地保证客观又不至于矫枉过正。这样一来,事实核查不仅可以看出候选人言论的真实性,也可以看出候选人说话的客观程度。比如希拉里曾经说过如果按照人均来说,从佛蒙特州流入纽约并在犯罪中用到的枪支与其他州相比是最多的。纽约时报的事实核查引用美国投资人托马斯·开普兰的评论说希拉里的这番话符合事实,但却有误导性。乍一看佛蒙特州是个枪支输出大州,但是人们通常会忽略希拉里话中的“人均”这个前提。佛蒙特州人口稀少,在美国50个州里排名第49。另外,到底枪支到了纽约是否用于犯罪也很难跟踪和记录。
在大选期间,光是为候选人的主要言论做事实核查都是很大的工作量,对那些通过社交媒体传播的、经过二次加工的信息进行事实核查的工作量就更难以估计了。人们在社交媒体中轻易交谈而鲜有思考。如何判断信息的真实性和准确性以及社交媒体平台是否有义务帮助用户过滤虚假和不严谨的信息不能一言蔽之和一蹴而就。人们常常依赖社交媒体来获取信息,有些媒体也通过它们的社交媒体账号来及时发布事实核实的更新。
《南方周末》前记者、现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安纳堡传播学院攻读博士学位的方可成告诉记者,社交媒体应该和传统媒体的“事实核查”队伍合作。传统媒体这边提供事实核查,而社交媒体则通过自己的算法来筛选出虚假信息,并予以降权或封号。这在技术手段上是完全可以实现的。
媒体还在根据迅速发展的数字媒体时代进行自我调整的时候,是信息自由的时代,也是容易被不严谨的信息乘虚而入的时代。作为难以接触到一手资料的“吃瓜群众”和普通选民就更应该擦亮眼睛,对所接触到的信息深思熟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