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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事经纬
16-11-16
奥巴马：全球化和技术变革引燃民粹主义
巴拉克•奥巴马将唐纳德•特朗普崛起和英国退欧归咎于全球化、技术变革和因受到2008年金融危机冲击波影响的数以百万计的人对精英的怀疑。
他是在作为美国总统最后一次出访期间在雅典发表这番讲话的，他还指责由共和党控制的美国国会否决了他的很多政策，而这些政策旨在解决不平等问题和人们对未来的担忧。
他表示，特朗普在上周的美国大选中取得令人震惊的胜利，以及英国在今年早些时候投票脱离欧盟，都源于选民对全球化和快速技术变革造成的破坏作出反应。
“全球化、技术以及社交媒体和源源不断的信息以非常具体的方式扰乱了人们的生活：制造业工厂关闭，突然之间整个城镇不再拥有主要就业来源，人们对自己的国民身份认同或者他们在世界上的地位变得不那么确定。”
“毫无疑问，（这）导致欧洲很多国家出现了左翼和右翼的民粹运动，”他补充称，“当你看到唐纳德•特朗普和伯尼•桑德斯时——他们是高度非常规的候选人，却取得了巨大成功，显然存在一些正在被挖掘的思潮：对全球化的怀疑，遏止全球化过分之处的愿望，对精英以及治理机构的怀疑，人们觉得这些精英和机构可能没有对他们的迫切需求做出回应。”
奥巴马表示，他曾试图在他担任总统的8年时间里解决“经济脱臼”等问题，但他的很多政策被国会否决。他表示：“我们越是积极地处理这些问题，那些担心就越不可能演变为事与愿违的做法，让人们互相对抗。”
在被问及他是否误读了美国选民的情绪时，他表示，尽管美国经济复苏，但人们仍对未来感到“担心和焦虑”并对华尔街和华盛顿特殊利益的角色感到怀疑。“很多人认为我做得相当不错……或许美国人民的情绪是‘我们只是需要改变一下’。”
奥巴马警告称，用种族、宗教和文化认同问题来包装人们的真正关切可能构成“一个不稳定的组合”。
“时间将告诉我们，目前提供的处方——不管是英国退欧还是美国选举的事情——最终能否让那些感到害怕、愤怒或担心的人满意。我认为这将是一场有意思的考验。”
特朗普钦点极右翼代表任高级幕僚，制约建制派
班农将担任新总统的高级顾问和首席战略官，在新政府中的位置会让这个一直把拆毁体制而非掌管体制当成政治使命的人，崛起为政府中最具影响力的人物之一。
在秉持民粹主义理念和反华盛顿立场的特朗普支持者当中，有一群言辞激烈、躁动不安的人，对权力和任何手握权力者都充满怀疑。对班农的任命意在向这些人传递一个安抚性信号。特朗普是他们的领军人物，而班农是他们制约华盛顿建制派及其旨在削弱新总统决心的所有努力的棋子。
班农曾告诉特朗普的心腹，新政府得在很短的时间窗口内推动其议程获得通过，应该把重心放在据预计最具争议性的优先事项上。
他的影响力起初或许会透过特朗普政府应对移民、政府伦理改革等议题的方法表现出来。作为特朗普竞选团队的首席执行官，他帮助把这些议题塑造成了特朗普传达出的信息的核心要素。
据预计，曾经当过海军军官、高盛银行家、布莱巴特新闻网站董事长的班农，将不屈不挠地推动特朗普的许多最为激进的移民问题解决方案。其中包括阻止叙利亚难民移民美国，驱逐有犯罪记录的非法移民，以及投入更多资源确保边境安全无虞。
他让与其关系密切的人士放心，他会像在竞选期间一样，维持与特朗普的直接交流，而且他的地位会和雷恩斯·普利巴斯旗鼓相当。后者出身于共和党建制派，将担任白宫幕僚长这一更为引人注目的职务。
班农和普利巴斯将以怎样的方式一起工作——或者能否一起工作——会是新白宫将面临的最大问题之一。
在美国经历日新月异的文化和人口结构变迁之际，许多美国人心怀不满，感到迷失了方向，觉得自己的权利受到了剥夺，特朗普成为了这些人所参与的运动的领袖。
班农则一直是全球民粹主义潮流的研究者，他会密切追踪由马琳·勒庞领导的法国极右翼政党国民阵线的崛起，以及英国独立党在英国投票脱欧过程中取得的重大胜利。
“史蒂夫注意到了特朗普最终理解并进行宣扬的议题和运动，而且是这方面的思想领袖，具有远见卓识，”布莱巴特新闻网站的首席执行官拉里·索洛夫说。
“他就像是战场上的一位将军，”索洛夫补充道，“在很大程度上把为这个国家的灵魂而奋斗视为一场战争。”
班农在布莱巴特新闻网站的前同事满怀钦敬地称他是一个坚韧不懈的人。他们说，希望看到他用自己的这种特质去和对手展开抗争，不管对方是共和党，还是民主党。
“驱动史蒂夫的，”“是政治建制派对美国政治发展的阻碍。”“对于在任何给定的时间需要达成什么目标，他有着绝对清晰的认知。”
特朗普的经济计划真会造福劳动阶级？
已故的麻省理工学院(MIT)经济学家鲁迪格•多恩布施(Rudiger Dornbusch)在广泛研究了世界各地民粹主义经济计划的结果后发现，尽管这些计划有时会产生立竿见影的正面结果，但是从中期和长期来看，这些打着造福劳动阶级旗号推出的计划会对劳动阶级造成灾难性的打击。
鉴于特朗普计划的设计错误、不合理的假设以及对全球经济状况的草率忽视，特朗普计划可能也会难逃这样的命运。
我长期以来一直非常赞成在利率水平较低以及美国基础设施陈旧的背景下，以债务融资进行公共投资。
特朗普的顾问彼得•纳瓦罗(Peter Navarro)和威尔伯•罗斯(Wilbur Ross)提出的方案表明，该计划的实现方式将基于为股权投资和全体私人部门参与提供税务抵免，不会覆盖一些最重要的项目、触及不到很多最重要的投资者、并且将涉及公共资源的大量错配。
很多回报最高的基础设施投资——比如改善道路状况、修复60000座存在结构性缺陷的危桥、升级学校设施和空中交通管制系统——不会带来商业回报，因此被排除在特朗普的计划之外。
享受免税待遇的养老基金、捐赠基金和主权财富基金这类最有可能为基础设施提供资金的机构，也无法受益于该计划。
我看好财政扩张的效果。但是任何负责的经济学家都不得不承认，超过某个度，财政扩张可能会导致出现以下三种情况中的一种或多种：
外债过高、通胀、甚至是金融危机。
正如多恩布施表明的那样，在新兴市场，这种局面可能会很快形成。在美国，该过程耗时会更长。
即使不考虑特朗普的基础设施计划（特朗普团队严重低估了该计划的成本）以及巩固国防提议的可能成本，特朗普的税制改革提议也太过昂贵了。就像废除遗产税的提议一样，很多提议只会有益于储蓄率较高的富人。
尽管特朗普针对国内事务所提出的计划需要做出剧烈改变才能奏效，但是该计划增加公共投资、改革税制以及调整监管的总体方向是恰当的。特朗普针对全球的计划则不然，后者是基于他对世界经济运行方式的错误理解。
该计划似乎假定我们可以迫使他国不让其货币贬值，正如特朗普让新财长把中国定为汇率操纵国的打算所显示的那样。这是荒唐的。尽管有合理证据表明中国过去曾为了贸易利益而操纵汇率，但是事实是中国过去一年一直通过干预支撑人民币汇率。大多数新兴市场也是一样。即便是拥有政治授权的美国总统也不能推翻经济规律。
这是特朗普的1966年
本届美国大选给全世界上了好几门课，目前大家都还是在反思和自我批评之中，此乃很多年里学术讨论的课题。
眼下全球的政界、投资界和知识界都在试图解读特朗普胜选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的深层含义：有的是把此一事态与前不久英国公投退欧的民粹风潮相比，有的是把它与中欧东欧强烈反弹外来移民的民族主义情绪高涨相比，更长程的分析视野是把它与两次世界大战之间欧洲发达国家的反国际化逆流相比。
现代世界政治范围内最深刻的比较参照系之一，乃是1966年发生在中国的那场大事件。
全世界的分析家都想早一点评估特朗普在大选期间所言所行的延续力度——当选以后，他在此前宣布的要打破各种常规的施政道路上能够走多快？走多远？
换届也好，选举也好，常常只是既有的政治精英圈内不同的团伙或不同的家族玩“二人转”、“三家转”，糊弄外界，好象是推陈出新了，其实是换汤不换药。所以必须来一场气势磅礴的“局外人逆袭”。
美国刚刚发生的局外人逆袭，是过去多年里被边缘化了的低下层白人劳工群体，以选票对政治精英的否决。
被否决的不仅仅是以希拉里为代表的民主党大佬集团，同时被否决的也包括大多数的共和党大佬。特朗普造反所体现的，是全国半数选民对所有既往形成的政治建制派（Political Establishments）都要一脚踢开。
中国1966年的那场风暴和特朗普2016年的这场造反，也都同时把矛头对准了知识分子阶层。所谓“三高”即高学历、高工资、高稿费的文化艺术界和教育界，是中国文革的主要受冲击者，此乃众所周知的事实。
这次的美国大选，也凸显出受过高等教育的知识精英们被下中层选民所厌弃。特朗普造反中政治精英们被普遍“打脸”，是因为他们多年里看不到这类选民备受经济困境的煎熬。知识精英们被普遍“打脸”，是因为他们看不起这类选民的个人素质。“看不到”加上“看不起”，就从物质利益和心理情绪两方面惹怒了全国近半数的老百姓。
最支持特朗普竞选的社会群体以中老年、白人、男子、没有受过高等教育、没有国际性的工作和生活经验者为主。如果生造一个简略短语，可以称之为“中老白男、土生土长、小半文盲”。
中国的1966年，其时的群众造反派誓言里也包含这一强烈的期待和信心——那些高高在上的官僚特权阶层一直不把工农大众的利益置于首位，不好好为人民服务。打倒腐败自肥的走资派，劳动人民就会真正当家作主、过上幸福生活了。
可是没过了几年，这类希望就落空了。搞造反不容易，籍造反把经济搞上去、合理调整利益分配更不容易。
这使得我们不能把特朗普的经济许诺太当作一回事。他的几大豪言——减税、大搞全国基建、振兴制造业、颠覆美国和别国的贸易不平衡，也曾经出现在他之前的多位美国政界人士的豪言里。吹起来容易，做起来难上加难。
暂且不去质疑你的颠覆国际贸易的路子如何走，仅就国内政策而言，你又要减税，又要大搞基建，钱从哪里来？政府继续增加债务？一步迈过眼下的近20万亿美元的门槛？
这已经是美国立国240年里的最高峰了。没有最高只有更高——你不攀登更高又有啥绝招？
所以，籍着为全国劳动人民谋福利的口号搞竞选的特朗普，上台后成为一位真正的令劳工阶层翻身的领袖，有点玄乎。
本文最后比较的一点，是最堪深究的政治学问题。特朗普从宣布参选的第一天起，就跟共和党内的权势集团叫上了板，此后他们一直是要对局外人特朗普扫地出门的。
这位大搅局者一路的竞选，都是左右开弓、两边横扫，既打党外的竞争对手，也打党内的各家大佬。这就令笔者不由回想起1966年的中国——籍着那场红色风暴扶摇直上的激进文革派干将，与老干部“走资派”之间的争权夺利，其激烈程度，完全符合那时成天挂在嘴上的“党内斗争，你死我活”。
可是，尽管有最高领袖亲自操盘，三、四年以后，还是面临着老干部的复辟逆流。等到最高领袖一死，老干部全面掌控政局。
当然，共和党不等于共产党，没有那么难以变革。可是，共和党内也有几项核心利益，如果特朗普真的要对这几盘“肥牛肉”动手，盘根错节的党内利益集团绝不会拱手相让。
比如，共和党历来偏重于国防实力，军事产业链的肥牛太多。又比如，共和党内对普京领导的俄罗斯敌意深重，对朝鲜半岛局势更加强硬。还有，共和党比民主党更看重亚太区域的美国霸权，包括海上自由航行等等。
特朗普在所有这些事关美国安全和党内势力核心的问题上，都是“新来乍到，摸不清锅灶”。他的内阁里负责这些事务的部门官员和高级顾问，或迟或早，都得让党内有专门经验的人士当任。
很难想象，这些高级官僚们会听凭特朗普在这几项大事上，像他在竞选期间大嘴巴漫天开口那样去逐一落实。因此，更加现实的前瞻，是在这些大事上，特朗普将不得不让党内高层官僚们拟定政策、布置贯彻。
实例之一：共和党在参议院的一号大佬米奇·麦康奈尔（Mitch McConnell）11月10号首次面晤当选总统的时候，就告诉这位大嘴巴：特朗普总统，你提出的上任一百天就限制国会议员任期的做法，在众议院是行不通的。
实例之二：共和党籍参议院军事委员会主席约翰·麦凯恩在特朗普胜选后立即表示：如果国家安全遭受挑战和对军队的支持出现问题，他会站出来加以反对。
共和党内的权势集团和特朗普之间的相互藐视和敌意，不会违背官僚政治的普遍规律。他是会在最核心的问题上，慢慢地、即使不是百分之百地被“和谐”的。到了那个时候，七十多岁的特朗普，在政治上就变得较为成熟了。
反“全球主义”的特朗普，到底反对的是什么
特朗普之所以取得大选的胜利，有一部分推动力量来自对他描述的一种经济和政治体制的强烈反对情绪。他称这套制度受到操纵，不利于美国民众，而是服务于新闻媒体、银行和政府中的隐秘势力。
当选总统特朗普及其盟友常常用一个词汇描述这个系统：全球主义--关闭的工厂、未经核实身份的移民，以及一个被认为控制了经济和媒体的冷漠的政治阴谋小集团。
--它有多种含义——有好的也有不好的——常常被用来作为种族主义者、反犹太主义者和反政府阴谋论者的“狗哨”。
全球主义往往被当作全球化的同义词，后者是指全球经济互联的体系。在过去的几十年里，这一体系一直遭到自由团体的批评，比如工会、环境组织，以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反对者。
但对极右翼而言，这个词包含了一种建立在种族主义、仇外和反犹太主义基础上的阴谋世界观。
加拿大右翼媒体网站Rebel Media的主持人劳伦·萨瑟恩表示，
这个词的含义是指被奥巴马总统、前总统乔治·W·布什和联合国等独裁者统治，他们看重“多样性这面虚伪的旗帜”，重视“来自第三世界的身份未经核实的移民”。
“全球主义者几乎总是对传统、民族文化和宗教不屑一顾，基本看不起西方世界，同时却对第三世界有一种诡异的热爱，”“他们想要开放的边界、廉价的劳动力，反对民族主义，这些有利于他们的商业和政治愿景。他们意愿太强，会不惜牺牲小人物的利益去实现它。”
之前由特朗普新任命的白宫首席策略师史蒂芬·K·班农管理的极右派网站莱巴特新闻(Breitbart News)，就曾在班农主管期间频繁抨击全球主义和所谓的“全球主义精英”。
但在普及全球主义阴谋论这一观念方面，没人能出右翼电台主持人亚历克斯·琼斯的左右。他通过自己的Infowars媒体王国，控制着数百万计的线上听众。
2014年，琼斯在YouTube上发布过他个人对全球主义的定义，将它描述为由遮遮掩掩的企业和政治精英设计的“全球数字环形监狱控制系统”，并称之为“奴隶制的终极形式”。
当特朗普谈论全球主义时，他指的什么？他的女发言人霍普·希克斯(Hope Hicks)在上周大选进行之前发来的一封邮件中提供了这样一个定义：
“一种对国际机构的忠诚度高于单一民族国家的经济和政治意识形态；试图对商品、劳动力的流动不加限制，允许人们自由越境；反对一个国家的公民有权优先获得工作和其他经济利益的原则，反对将其作为公民身份的一个好处。”
这种观念从何而来？
皮特卡瓦奇称，冷战结束时，美国国内的极右翼团体开始提及全球主义，作为一种取代共产主义的概念，是美国所面临的挥之不去的危险。他们还将之称作新世界秩序。不久后，他们便发现它的触须无处不在。
皮特卡瓦奇说，这个阴谋的特征具有明显的反犹暗示，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共产主义的很多敌人在历史上一直认为共产主义和犹太教有着难解难分的联系。极右翼阵营成员变得异常地痴迷于著名的犹太人，如商人兼慈善家乔治·索罗斯(George Soros)。
当前总统乔治·布什在1991年庆祝冷战结束的一次讲话中说当时是“新世界秩序”的黎明时，那些阴谋论观点得到了增强。不少人把布什使用该短语当做一个证据，认为它表明真的存在全球主义阴谋。
“他们非常容易就此大肆发挥，尤其因为说这话的人是他，”皮特卡瓦奇说。“从那时候开始，这个短语就成了那种全球主义阴谋论的简称。”
它是如何与美国政治结合在一起的？
这个术语的多重含义使它成了一件有力的政治工具。此外，特朗普及其盟友频频提到全球主义，吸引了广泛、多元的受众。
“反全球主义是一张非常高效的网，可将右翼阵营中的不同派别团结在一起”，从主流到极端, 全球主义已经“变成了一个方便用来解释人们眼中美国的各种衰落的妖怪”。
在特朗普竞选的最后几周，全球主义是一个重要的主题。比如，他10月对佛罗里达州一场集会上的人群说，和他争夺总统职位的希拉里·克林顿是与国际银行家达成的一项全球性阴谋的核心，该阴谋的内容是“蓄谋破坏美国主权”。
反诽谤联盟指责他的演讲“激起了典型的反犹主题”。
选举结束后，阴谋论仍在继续。上周四，特朗普再次提到了一个针对他的阴谋。他在Twitter上抱怨称，反特朗普游行是新闻媒体和拿了钱的抗议者的成果。随后，特朗普的盟友、Fox财经新闻主持人卢·多布斯指责索罗斯“煽动骚乱”。
与特朗普共创中美美好未来
对于中国来说，自1971年尼克松恢复中美关系以来，奥巴马掌政的八年是两国关系最困难的时期。以希拉里•克林顿为国务卿的奥巴马政府将其制定的“重返亚洲”政策变成了遏制中国的战略，试图强化和扩大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同盟体系，增强军事存在。
“重返亚太”战略的背后的经济支撑是《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但这份多少有些旨在孤立中国的贸易协定如今已几乎走到了穷途末路。
自冷战结束以来，从克林顿总统到奥巴马总统，美国一直试图按照自己的模样重塑世界——以全球化之名构筑美利坚帝国。美国设计的庞杂的联盟体系和全球机构不断膨胀，华盛顿方面通过它们整合统一贸易、金融和国际关系的全球标准。美国利用它的政治、经济甚至军事力量，驱使其他国家接受西式选举民主和市场资本主义。
然而中国一直拒绝屈从。中国虽然是这个全球化时代的主要受益方，却一直坚持以自己的一套参与全球化。在全球化的推动下，中国在一代人的时间里，从贫穷的农业经济体一跃成为工业强国。在参与全球化的同时，北京方面坚持强化其一党执政的政治体系，并对市场开放程度加以限制。
这条道路中国走得顺风顺水。中国经济规模和技术进步日新月异，以至于许多美国焦虑的精英把中国视为最具威胁的长期劲敌。
然而，正当那些美国精英们走火入魔似的在中国威胁论里越陷越深，将中国视为美国领导的自由主义秩序的头号威胁时，却忽视了本国内部的政治衰败 －－ 而特朗普倒似乎明白这一点。
美国精英们有种倾向，他们总试图按自己的三观去塑造世界，这导致美国当权阶层和普通百姓之间产生了冲突。美利坚帝国的构建牺牲了美利坚民族的利益。
在美国，全球化的受益者是财富和影响力高度集中的社会顶层，而中产阶级的境况却大告不妙，甚至每况愈下。自二战结束以来，工业制造业一直是美国中产阶级的经济基石，如今已被全球化瓦解得支离破碎。纵观其他各方面，基础设施年久失修，教育体系江河日下，社会契约陷礼崩乐坏。美国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4.5％，GDP占全球总数约20％，但军事开支竟几近全球总军费的40％。
在特朗普入主白宫之后，中美之间可能会经历一段波折，短期内可能因贸易摩擦而使得中美关系恶化。
但从长远来看，中美关系可能会变得更加健康，因为中国宁愿与一个就事论事的美国，而不是与一个时刻想着重塑世界的美国打交道。中国长于谋略，善与竞争对手打交道。中国一向反感和抵制的，是美国把自身价值观和标准体系强加于其他国家的所作所为。
特朗普领导的美国可能会另起炉灶，他似乎没有兴趣对其他国家指手画脚。今天的中国领导人有能力、意志坚强，而且非常务实。特朗普是个果决的商人，不是一个意识形态偏执狂。没有意识形态的束缚和包袱，即使是最强悍的对手也可以相互交易。因此，特朗普当选，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可望书写新的一页。
奥巴马的“重返亚太”战略正在走向破产。它没有给亚太地区带来和平，甚至连美国在该地区最亲密的盟友菲律宾也已割袍断袖而去。其实，这是一个对美国而言代价不菲的世界警察项目。
中国无意与美国争夺全球主导地位。但中国顺势寻求在周边地区重获领导地位，这是再自然不过的事。中国希望获取空间来实现其发展目标。而与此同时，特朗普总统治下的美国则需要把注意力转向国内，重整河山。
放眼未来，特朗普治下的美国或许能与中国一起谱写前所未有的合作新篇章。
“特朗普时代”的中美新局
从本轮金融危机开始，美国自身的力量被削弱，同时其主导的金融体系也开始被质疑，这也是特朗普政府最为重要的时代背景之一。
尽管美国经济在“量化宽松”的推动下相对复苏较快，但从普通民众来说，似乎并没有从中受益很多。这导致了对全球化的质疑，理论上来说，美国的人工成本太高，应该在全球供应链中扮演“上游”角色，提供服务但将基础生产外包给发展中国家，这样可以带来全球性的效率提高。但在现实中，包括美国在内，很多国家仍然面临着巨大的就业压力和产业空心化，高端产业的聚集效应也导致了强者恒强的马太效应。而对于大多数民众来说，有一份稳定的工作，比在电视上天天鼓吹全球化重要得多。从这样的角度出发，特朗普提出的让制造业重回美国以及美国成为能源净出口国的政策，代表了这样的一种思潮。因此，这样的一种看似反全球化的“孤立主义”政策，实际上是对中下层民众积累的怨怼的一种反馈。
为了重振制造业，特朗普最重要的经济改革策略就是“小政府”，他表示将采取里根总统以来最大规模的减税政策，并提出要废除给企业带来沉重负担的奥巴马医改法案。对于中小企业来说，税负和保险支出是影响其生产的重要成本，通过降低成本提高美国企业的积极性，特朗普意在创造更多的稳定就业岗位。
从时代背景上来看，里根在1981年接任美国总统，当时美国经济陷入萧条，苏联的日益崛起，也让很多人开始怀疑自由主义经济能否指引美国的前进道路。这样的状况与特朗普崛起的国际形势有类似之处。有意思的是，特朗普与里根有些许相似之处，比如说里根曾经在好莱坞闯荡，是一个半红不紫的演员，最终登上美国总统之位颇有戏剧性，但最终里根给全球政治经济带来的影响之大，远超过很多科班出身的政治家。
里根当年的减税计划，其根本目标是通过提升企业的活力来改善经济，里根认为企业而不是政府为普通民众创造工作机会，因此政府不应该“越俎代庖”，因此政府需要通过减轻企业的负担来减少对经济的干预。
这样的一套想法固然是有道理的，但特朗普的这套自由经济体系仍将面临考验，其中的难题之一就是如何从“世界工厂”中国手中获得更多的市场份额。增加关税、指控中国为“汇率操纵国”是可能的举措，但问题是中国市场已经形成了完整的产业链和产业梯度，美国希望获得产品竞争力，必须要对基础设施进行大规模的投入，并重建很多已经消失的基础产业。其中的难度可想而知，因为短期之内难以看到实际收益，政府难以通过鼓励私人部门实现这些投资，另一方面，如果特朗普政府通过政府主导的方式来提高制造业的竞争力，这又不完全符合其“小政府”的经济主张。美国长期存在经常项目顺差，如果既减税，又搞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美国的债务问题则又会浮出水面。所以，这样的一套仍然自相矛盾的体系，需要进一步的梳理。但无论如何，在经济议题上，美国更倾向于把中国看作是对手，而非是可以互相配合的伙伴。
美国在经济上的强势却可能带来外交上的相对弱势——美国可能给予中国在亚太地区更大的主动权，以为经济发展蓄势。说到底，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保证自身的经济增长，对任何国家来说，都必须是政策的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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