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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外交政策框架面临威胁

特朗普已经选出了他的国家安全团队，那么他将制定何种路线？基辛格警告，“美国把外交政策看作一系列互不相关的挑战，在它们出现时根据不同特点来解决，而不是看作整体设计的一部分”。
特朗普这个习惯逐笔处理交易的谈判家，可能倾向于采取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外交政策。
70年来，美国解决国际问题所用的是二战后创建并在之后作出调整的框架。该框架正处于危险之中。
中东地区1916年创建的国家已经分崩离析，陷入地方准霸主操控的教派和部落的生死角逐中。新战场为激进派伊斯兰恐怖主义分子渗入世界各地提供了理由和基地。这场混乱导致移民涌入欧盟，引发动荡。此外，中东地区的国家——埃及、沙特阿拉伯、伊朗——努力转型为现代化市场经济体的尝试失败，引发了动荡加剧的风险。
自马歇尔计划(Marshall Plan)之后成为大西洋战略根基的欧洲一体化项目，现在正逐渐瓦解。无论英国还是欧盟，对于英国退欧都没有建设性方案。东欧可怕的民粹民族主义分子，令人回想起了上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的破坏性运动。欧元区正在苦苦挣扎。甚至连欧洲一体化的坚实拥趸——比如荷兰和意大利——也在逐渐失去信心。
抓住机会的俄罗斯，借助军事力量、野蛮威胁、网络攻击和伪造信息把势力延伸至中东和欧洲。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想保护俄罗斯南部侧翼免受伊斯兰威胁、击退欧洲势力并且把美国限制在大国竞争的体系内。
亚洲的战略问题是，中国是否将寻求确立区域主导权、或对当前秩序进行调整以反映北京方面的实力和利益。基辛格认为，中国想要的是附庸国体系。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亚太经合组织论坛上迅速行动，填补因特朗普放弃由美国主导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而制造的真空。
整个世界对美国释放的信号高度警惕。不久后，特朗普及其团队将接受危机的考验，正如所有总统一样。他们对危机的应对必须体现出美国利益和领导力的战略框架。
历史可以提供一些借鉴。
第一，美国需要确保整块大陆的安全。19世纪，美国扩张了领土以确保安全。在富兰克林•德兰诺•罗斯福确立“睦邻政策”以来的80年时间里，美国与加拿大和墨西哥一起努力打造了更强大的北美洲——以此作为美国向全球投射实力的大陆基础。
第二，美国依赖于跨越太平洋和大西洋的强大、稳健和自信的联盟关系。这些关系可以使美国在广袤的欧亚大陆的东、西海岸确保美国的利益。北约和正在发展中的太平洋联盟网，包含了美国最亲密的伙伴国。
美国也享受着与以色列和海湾国家的特殊关系，并且正在与印度缔结伙伴关系。
第三，美国需要对其国际经济关系进行现代化调整，以此推进国家利益和全球增长。美国需要制定给私营部门注入活力的贸易、资金流动、投资、汇率、数字经济和知识产权方面的规则，从而塑造世界经济体系。
第四，美国应该与拉丁美洲的友国一起关注西半球的变化。自19世纪20年代以来，美国对可以改变旧世界的共和新世界的设想经历了兴衰。未来几年，巴西和阿根廷的新领导层将提供机会。古巴和委内瑞拉改变的时机已经成熟。
第五，美国需要投资高端军事力量和科技，同时遵循西奥多•罗斯福对国防外交的指示：“温言在口，大棒在手”(Speak softly and carry a big stick)。
最后一点，历史记录了美国实验如何变成了美国例外论。经历过各个不同时代的美国，已经成了“山巅的光明之城”：向私营部门敞开大门的设计师、为自由和人权呐喊的声音、自由世界的领导者。
面临新时代的种种不确定性，特朗普政府需要把力量与目的相匹配。基辛格指出：“特朗普并没有提出世界观。”现在正是时候。

特朗普领导下的美国必须维护战后世界秩序

1945年2月，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富兰克林·D·罗斯福、约瑟夫·斯大林和温斯顿·丘吉尔聚集在位于克里米亚的俄罗斯度假城市雅尔塔，思考着战争的走势及之后的和平。他们达成共识，由罗斯福所谓的“四警察”，即美国、英国、俄罗斯和中国来管理战后秩序。
在雅尔塔，斯大林对集体安全和一个完整的欧洲做出了承诺，罗斯福坚信他可以劝诱斯大林遵守这一承诺。斯大林却有一个非常不一样的愿景：一个以势力范围划分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最强者的意志占上风。划入苏联势力范围的东欧被黑暗笼罩了45年。
遏制苏联扩张主义的重任落在了哈里·杜鲁门总统身上。他建立了美国的首个和平时期联盟，先是在西欧，后来在亚洲。在塑造后来成为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规范、规则和制度上，美国起了带头作用，包括联合国、国际金融机构和马歇尔计划。
美国领导下的自由主义秩序支持一个开放的世界，这个世界由人、商品、思想和资本的自由流动连接起来，这个世界的基础是自决权、各国的主权，以及各国公民享有基本权利的原则。
普京在寻求重建俄罗斯的势力范围，同时试图拆散冷战时期占主导地位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虽然中国仍着眼于国内的稳定，但它向美国提出的“大国关系新模式”会使得我们只管太平洋这边的事务，让中国在自己那边发挥更突出的作用。
美国在欧洲和亚洲的盟友所关注的，是唐纳德·特朗普政府是会拒绝、还是接受势力范围重新浮出水面。
他们担心，对于俄罗斯通过计算机网络干预我们的选举，或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特朗普基本上没有表示关注，而他同时却暗示北约“过时”了，美国不应该承担“保卫世界”的任务，将日本和韩国称作是“搭便车”的国家，应该让它们承担自己的防御和核威慑责任。
特朗普承诺要放弃跨太平洋伙伴关系贸易协定，把在亚洲的经济领导地位和战略影响力让给中国。对许多欧洲人和亚洲人来说，这些宣告的意思是，美国将退缩到自己的茧中世界，让俄罗斯和中国在政治和经济上主导他们。
从巴黎气候协定、应对埃博拉疫情、在伊朗核协议和朝鲜问题上，到发展中国家的联合项目上，奥巴马政府已经深化了某些领域与北京的合作。
奥巴马政府与莫斯科达成了名为“新起点”的削减核武器条约，还支持了俄罗斯加入世界贸易组织。
然而，当俄罗斯或中国质疑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原则时，美国必须站出来。在乌克兰，普京试图用武力改变俄罗斯邻国的边界，同时还剥夺其人民选择与哪个国家、工会或联盟为伍的权利。这就是为什么美国对乌克兰的支持至关重要。
我们在南中国海坚定地支持国际法也同样重要。中国对南海大片地区的领海主张，以及在那里的人工岛上修建军事设施的行为，有破坏航行自由、我们的繁荣所依赖的自由商业的危险，也有着破坏和平解决争端的危险，和平解决争端一旦遭到破坏，将危及稳定以及我们发誓捍卫的盟国的权利。
以势力范围划分的世界不会是和平、稳定的；美国将不会对其暴力冲突免疫。霸权国家很少满足于它们所拥有的；扩大其势力范围的需求，以及其内部反抗和镇压的周期，将导致冲突，并将我们一并卷入其中。由于我们被排斥在经济势力范围之外，或者由于我们挑起一场在工人、环境、知识产权和透明度上的竞次行为，美国将不得不接受永久的商业劣势地位。
美国对和平与进步的最大贡献，是为开放的、基于规则的、相互联系的世界奠定基础。如今我们必须做出选择，是继续捍卫、修复和发展这个基础，还是与他国串通一气将其拆毁。

尼尔·弗格森：基辛格的这些忠告，特朗普会听吗

唐纳德·特朗普入主白宫时具有一个被低估的优势。奥巴马外交政策的失败之处，在中东问题上体现得最为明显：叙利亚陷入了持久内战，伊拉克和利比亚就更不用提了。
奥巴马相信他拥有天才的战略来建立逊尼派和什叶派之间的地缘政治平衡。他一面公开蔑视美国的盟友阿拉伯人，一面终止与伊朗的核协议，使得伊朗能够在中东地区发动代理人战争。
与此同时，奥巴马还使俄罗斯自1972-79年代前苏联被基辛格挤出埃及后第一次成了进入中东的主要力量。目前叙利亚战争中的死亡人数已经接近50万。
此外，全球恐怖主义势力在奥巴马任期内愈发猖獗。2014年是过去16年中恐怖主义威胁最严峻的年份，93个国家遭受袭击，32765人致死。其次是2015年，死亡29376人。
去年，伊斯兰国（ISIS）、博科圣地（Boko Haram）、塔利班（the Taliban）、基地组织（al-Qaeda）四个激进的伊斯兰组织宣称对74%的恐怖袭击造成的死亡负责。
在此背景下，奥巴马总统所谓成功压制了他委婉地称之为“暴力极端分子”的恐怖分子这一说法就显得颇为荒唐。
“奥巴马主义”在欧洲同样遭遇了失败：英国选民投票离开欧盟以示反抗总统的威胁；他最近称赞了德国在欧洲的领导作用，但后者先是在欧洲外围地区制造了一场不必要的长期性金融危机，后又让大量难民灾难性地涌入欧洲移民中心地带，其中一些难民来源国的动荡正因欧洲介入当地干预而加剧。
奥巴马总统的政策在东欧亦未能收效：不仅乌克兰遭到侵袭、克里米亚被吞并，而且连匈牙利和波兰都选择背弃奥巴马的自由主义“历史观”。
最后，他的外交政策在亚洲遇冷：美国大肆吹嘘的轴心地位日渐式微。菲律宾的新总统罗德里戈·杜特尔特10月份他奔赴北京人民大会堂宣告“与美国的分离”。
基辛格分析，特朗普胜选“很大程度上是美国中产阶级对其价值观受到知识分子阶层攻击作出的反应”，如此一来他的当政倒是一次缩小甚至弥合“大众与精英在美国外交事务上观念分歧”的良机。
基辛格对特朗普的建议可以总结如下：
1.无论在贸易还是南海问题上，不要与中国陷入全面冲突，而要寻求“全面协商”，“共同发展”政策。他指出，习近平认为“对抗太危险”，“敌对国家必须要化敌为友，在共赢基础上展开合作”。
2. 鉴于当前的俄罗斯是一个实力削弱的遭受重创的后帝国时期大国，普京渴望俄罗斯成为“一个强大的、与美国旗鼓相当的力量，而不是美国主导的世界体系下的屈从者”。基辛格给特朗普的讯息特意投其所好：“对话不可能将俄罗斯带入国际秩序中。达成目的不仅需要交易技巧，还需要理解对方。
”基辛格认为交易的核心是要让乌克兰成为“北约与俄罗斯之间的桥梁，而不是任一方的前哨”，就如同冷战时期的芬兰或奥地利，“可以自由处理与各方包括欧洲与俄罗斯在内的政治、经济关系，但不加入任何军事或安全联盟。”自从克里米亚被吞并后，独立派运动得到俄方支持，竞争激烈的东部地区间歇性冲突不断，一个不结盟的乌克兰也将会去中心化，提升东部地区的自治程度。
对俄外交的另一种情况就是我们可能一不小心过度利用自身金融及军事优势，将一个后普京时期的俄罗斯变为一个巨型南斯拉夫，以致“饱受从圣彼得堡一路延伸到海参崴的斗争冲突的摧残”。
3. 借“英国脱欧”之机，推动欧洲大陆从官僚内省转回战略责任。（“他们一面准备放弃自己在历史上所代表的战略核心，一面谈论战术问题。”）
4. 如同我们约20年前在前南斯拉夫的做法那样，在叙利亚制造和平局势。在外部利益相关势力的全面监控下，“给阿萨德政权的缓冲”已持续一年左右，基于目前的状况，基辛格推崇叙利亚“划区而治”（cantonization），类似《华盛顿协定》和《代顿和平协议》下的波斯尼亚联邦化。伊朗必须受到牵制，因为它对和平的威胁就如同冷战时期的苏联——集帝国政体与变革因素于一体。但要保留伊核协议，因为现在废除它“会为伊朗而非美国提供更多行动自由”。
最后，充分利用阿拉伯国家与以色列新近结成、却早已心照不宣的反伊朗、反伊斯兰国联盟，以达成一项有阿拉伯人支持的和平交易，这会“最大程度地改善巴勒斯坦人民的生活，也许还能使其建立准自治体… 即，没有法律上层结构、但事实上的自治”。
罗斯福主义
基辛格写道:“罗斯福的战略出发点是：美国和其他国家一样都是一种强权，而不是道德性的非凡化身。如果美国的利益与其他国家的利益发生冲突，美国有义务凭借其实力占得优势。”罗斯福并没有在美墨边境造墙，但他的确践行了门罗主义——无论理由多么牵强，美国有权利在任何罪恶或无能的情况下行使世界警察的权力。这一主张成为了美国插手海地、哥伦比亚、多米尼加和古巴国内事务的理论基础，也是攫取20世纪伟大基础设施——巴拿马运河区领土的基础。
此外，罗斯福不赞成多边裁军和集体安全等自由主义设计，也对伍德罗·威尔逊以及三次被打败的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威廉·詹宁斯·布赖恩热衷的事情不以为然：
“我认为威尔逊-布赖恩式的态度是令人憎恶的，他们信任梦幻般的和平条约，信任不可能的承诺，信任没有任何有效的力量支持的各种废纸。对于一个国家和这个世界而言，在外交政策上拥有腓特烈大帝和俾斯麦的传统是无比好的，而不是将布莱恩或布莱恩 - 威尔逊式的态度视为永久的国家态度…… 一个没有武力支持的、淡而无味的公义是充满邪恶的，甚至比背离正义的力量更恶劣。”
对于罗斯福来说，黎塞留主教的原则是：“在国家事务中，拥有权力的人通常有决定是非的权利，而无权的人只能在面对世界上大多数人的意见时费力地维持不犯错。他对日本在1904年攻击俄罗斯时感到同情。四年后他默许日本占领韩国。对罗斯福来说，唯一的真正地缘政治法则是权力的平衡，并且他享受玩权力交易的机会。
当1914年欧洲爆发战争时，罗斯福首先犹豫不决，但后来得出结论德国的胜利将对美国造成比英国胜利更严重的威胁，因为“在一两年内”一个胜利的德国“将主张在南美洲和中美洲占据主导地位”。
总之，西奥多·罗斯福奉行的外交政策坚实地建立在国家利益、军事实力和国际力量平衡的基础上。他曾对一个朋友说：“如果我必须作出选择（铁血政策或者无力的手段），那我坚持推行强硬的外交政策。这不仅对于我们的国家更有利，从长远来看对世界发展也更好。”威尔逊所提出的“国际联盟”总是让他想起伊索寓言的一个故事：“狼和羊群达成一致，解除对于双方的警戒武装。当羊群怀着美好的信念打发了保护它们的牧羊犬，旋即被狼群吞入腹中。”如果非要说老罗斯福和基辛格与奥巴马有什么共同点的话，那大概是三人都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当然，这个奖项的颁发主要看诺贝尔奖委员会的脸色，与和平关系不大。
追随着老罗斯福的步伐，特朗普会有怎样的战略构想呢？
就像老罗斯福一样，特朗普跳出了威尔逊提倡的所谓保障“集体安全”的思维桎梏，也不会再愿意让美国为国际合作支付昂贵的账单。与此相反，他会极力促成由地区间大国共同支配的国际新秩序。
基辛格说到，“对于罗斯福而言，国际政治就意味着斗争。从推动历史发展的角度，达尔文‘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进化观显然比个人道德有用的多。在他看来，那些过于温和的人不可能（在一代又一代的斗争中）成为最后的赢家，除非他们变得强大起来。对罗斯福而言，美国不是一项事业而是国际舞台上一股强有力的力量，在未来它会是最伟大的。”从这看来，罗斯福和特朗普的观念何其相似。
“罗斯福认为在一个由强权支配的世界，事物的自然秩序都体现在‘势力范围’”这一概念之中，即在某一特定区域内总是由特定的大国占据绝对优势地位。读者很容易注意到老罗斯福一个多世纪以前的言论却也极其精准地描述了我们现在所处的世界的模样。
这一推论（被称作“罗斯福推论”）被罗斯福直接应用于外交策略上：在亚洲联日抗俄，在欧洲远德国亲英法。
然而，历史的车轮向前辗转百年，国际形势风云变幻，各国政治力量的对比已经发生了巨大改变。要用老罗的策略应对2017年，我们就得做出一系列调整，考虑可能的变化，改变合作伙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