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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新闻审查制度

党的宣传部主要职能是对思想、文化、新闻、出版等意识形态领域进行路线掌管、导向控制和政策协调，具体的新闻业务监管，则主要由政府行政体系的新闻审查部门完成，即从中央政府到省到市的各级新闻出版局、广播电影电视局和新闻办公室。这其中，新闻出版局主管本地的报刊，广电局主管电视，新闻办公室则是1990年代才成立的，原本主要负责对外宣传，比如编写各种中国政府白皮书，最近几年，新闻办又增加了管理互联网信息的新职能。国家新闻办五局，就是专门审查新浪、腾讯以及《金融时报》、《华尔街日报》等外报中文网站的部门。涉及报刊、出版、电视和互联网信息领域的行业准入、技术标准、管理规范，由这些政府体系的监管部门完成——如前所说，对新闻单位"违规行为"的处罚，均由他们的名义进行。所有这些政府机构都归口同级的宣传部门指导工作。

目前中国比较活跃的市场化媒体，大多创刊于1990年代后期到2002年，或者在那个时候开始了自己的新生。中国媒体市场化改革的起点始于1996年。这一年的中共十四届六中全会上通过了一份文件，即《关于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若干重要问题的决议》，该决议鼓励社会参与兴办文化事业。

这份关于精神文明建设的文件允许社会资本参与兴办包括新闻出版在内的文化事业，一大批市场化媒体由此涌现。在那之前，中国所有的新闻媒体都属于各级党和政府的下属机构，也就是说所有新闻媒体都有主管主办方，且该主管主办方必须是党和政府的机关事业单位，编辑记者都是干部身份，拿着国家财政发的工资。

很显然，当年羸弱的财政无法支撑新闻出版事业的生存，僵化的干部体制也不可能使新闻媒体在监督公权力方面有任何作为，从业人员的身份与其说是记者，不如说是宣传干部。出于卸财政包袱的目的而放松准入，一批企业，包括国有企业和私营企业，通过承包媒体广告经营、与媒体合资组建经营性公司等方式，对上千家非党媒进行了程度不同的市场化改造。这一类媒体，一部分原属于国家部委或者研究机构，一部分是各级党报的下属子报，他们不再获得财政拨款，而主要依靠广告和发行盈利，他们的员工也来自外部招聘。一般将这类媒体称为市场化媒体，或体制外媒体。

经济上的自立要求，促使一批具有独立性和批判性的媒体涌现。媒体市场化进程得以大大加快，并迫切需要进一步的新闻自由。

但是，媒体的市场化运作并未改变它们的所有者，它们仍然是党和国家所有，市场化的仅仅是广告经营与发行。外部投资方通过承包、特许经营等方式，与媒体的所有者——政府部门或事业单位达成合作协议，组建新的编辑部门和经营部门，提供内容稿件和资金，承担经营风险，并定期向他们缴纳租金。严格意义上讲，投资商投入的外部资金甚至不算是投资，而是借款。

2002年11月，在党的十六大上，胡锦涛的报告首次明确区分了公益性文化事业和经营性文化产业，一次涉及了所有制的新闻出版体制改革开始启动。这是中国媒体市场化改革的第二阶段。

这次改革从2003年提出，2005年展开试点，到2011年基本完成。新闻出版单位被分为两类，非时政类报刊实施转企改制，完全变成企业去竞争发展；而党报党刊和时政类报刊，则只是将内容部门与经营部门分开，广告、印刷、发行等产业转制为企业，继续保留事业单位性质。在此过程中，国家组建国家级和地方省级国有大型新闻出版传媒集团，将过去分散的各类新闻出版单位整合到这些国有媒体集团之中，到目前为止，全国一共组建了120多个出版传媒集团，一般每个省都有两个，即以省委机关报为核心、整合省内各城市都市报的报业传媒集团，和以各省人民出版社为主体、整合本省其他专业出版社和杂志社的出版传媒集团。目前这些传媒集团正在分批上市。

以体制内党报或出版社为基础组建国有媒体集团，将原本游离于体制外的市场化媒体，以产权为纽带纳入到这些媒体集团旗下，实际上是收紧了对体制外媒体进行经济控制和政治监管的枷锁。这与近几年中国出现"国进民退"、加强国有资本在一系列战略产业的垄断潮流是一致的。但一些被整合后的体制外媒体仍在努力争取更多的新闻自由，争取让一些好的报道面世。这无疑增加了与体制内主管单位的矛盾，也付出了更多博弈的成本。

由此，各级党的宣传部、各级政府新闻监管部门的传统新闻审查核心架构，延展为宣传部、政府新闻监管部门、国有媒体集团这样的全新层级机构。

中国有句古话，"纲举而目张"。抓住问题的关键，其他麻烦迎刃而解。"老大哥"无疑是英明的，国有媒体集团的整合重组，不仅从资产上盘活壮大了党报党刊系统，也将众多因经营机制松绑而活跃生长的体制外市场化媒体重新拴上政治枷锁。与此同时，2010年前后，在持续收紧新办媒体的刊号审批后，新闻出版署也收紧了新闻记者证的发放，将新闻采编资格考试与记者证申办分离，重新以新闻机构为单位核发记者证。相当多体制外市场化媒体招聘的记者，即使通过了新闻出版部门组织的资格培训和考试，也不能获得记者证。异地办刊和无证执业，由此成为市场化媒体和记者头上随时可以斩下的达摩克利斯之剑。

在强化国有传媒集团这个主干的同时，新闻审查的触角也越来越深入。中国的新闻审查可以归纳为三部曲：事前禁令、媒体把关、事后追责。前两者是常规武器，后者是核威慑。

在中国，事前禁令是新闻审查机构的主要工作，包括定期通气会制度和口头禁令。定期通气会不仅针对传统的党报党刊，重要的时政财经类市场化媒体也会被定期召集。通气会由中宣部新闻局和国家新闻出版总署报刊司主持。一般是三部分内容：希望大家配合宣传的；要求大家在报道中注意避免的；以及直接要求大家不做报道的。而对于一些突发事件，新闻审查机关需要和新闻记者抢时间，他们会采用口头通知的方式发布禁令，或者要求大家只能刊发新华社通稿，禁止"自选动作"。

以前，所有禁止媒体报道某个事件的命令，都是直接由宣传部通过传真发给新闻媒体的社长或总编辑，再由其向编辑部门传达。但传真件很容易留下证据，而且单线联系，信息很容易被阻断，比如该总编辑说自己在外出差，忘记传达了，或者理解有误。因此现在这些突发禁令已经转变成多渠道的口头传达，有人打电话给总编辑，有人打电话给值班主编，有人打给网站主编，让新闻单位毫无借口可找。还有就是对于一些经常惹麻烦的媒体进行重点监控，俗称"点射"，比如只给《南方周末》一家下达禁令——这还会带来一个潜在的好处，这些遭到"点射"媒体的记者会对总编辑产生怀疑。更有甚者，一些地方宣传部对某些全国性的媒体进行常年一对一监控，一个宣传部官员负责一家媒体，不仅直接通知禁令，也负责模仿这家媒体的风格撰写稿件，把稿件直接发给媒体要求刊登。由于这个宣传部官员常年与该媒体打交道，他甚至可以在媒体里培养线人，一旦得知媒体有不利于该地方的选题，他可以迅速向上汇报，然后通过该媒体的上级发布新闻禁令或者广告俘获的方式，将不利报道扼杀于摇篮。

中国媒体一般采用三审制，即编辑初审、部门负责人复审、主编或总编辑终审。传统党报党刊时代，新闻从业人员都属于党的宣传干部，尤其主编总编一级更要求"政治过硬"，其终审把关足以避免"给党添乱"。市场化媒体出现之后，这些体制外报刊的主编、总编也大多是对外聘用，三审制已经难以起到"把关"功能。因此，近年来，新闻审查机关开始强调"四审制"，即要求这些市场化媒体名义上的国有主办方，也必须派出体制内官员对每期报刊进行刊前审读把关。体制内官员加入后的事前"把关"，带来的直接后果就是大量的自我审查、自我阉割。

如果说这些事前把关措施还都可归于新闻单位内部的自我审查的话，《南方周末》在这条不归路上被推得更远。《南方周末》是广东省委机关报《南方日报》的子报，介乎于体制内与体制外之间，他们的编辑记者基本都是外聘的，经费也来自自我经营，但主要负责人仍然身处体制内。根据披露出来的信息，2005年以来，《南方周末》的多任总编辑是直接派下来的广东省委宣传部官员。刚刚上任的南方报业集团党委书记，也是广东省委宣传部副部长兼任。

2010年，这份报纸成立了审读室，有专门的审读员对每期报纸文章进行详细自我审查把关。2011年，空前的"事前审查"在这家报社开始实施。每周一，《南方周末》要将当周的选题计划，由总编辑（前宣传部官员）筛选过的选题，再报送给省委宣传部，由他们定夺，其每期重点文章在周三晚上清样前也需向省宣送审。

尽管《南方周末》有着顽强的新闻传统，但在一拨又一拨宣传部官员的直接控制和多重把关下，在宣传部直接的事前审查下，这份报纸的锐度已经大打折扣。几年前，他们遇到重大选题的反应是先做出来，能不能发再说，现在，他们的第一反应是肯定不能通过，连派记者去碰一下的权利都没有了。

在如此严密的新闻审查机制下，逃脱事前禁令和媒体自我把关这两个常规性武器的漏网之鱼少之又少。事后追责这个威慑性的"核武器"，较少再来自于宣传部门阅评小组的事后审读意见，而主要是肇始于新闻报道批评对象的事后报复。这些批评报道的对象大多是政府机关、国有企业垄断巨头和权贵阶层。

事后整肃的惩戒手段"内外有别"。对于这些体制外媒体，多是不换思想就关门，通过停刊达到杀鸡儆猴的目的，而对于像《南方周末》这样的体制内媒体，则是不换思想就换人，通过控制负责人来控制媒体。由此导致的结果是，体制内媒体，自我审查越来越严重，媒体失去自我判断，成为驯服工具；而体制外媒体，则可能在全员失业、所有投资血本无归的威胁下，走向远离新闻的选择。

在一个新闻富矿的国度，中国新闻从业者只能眼看着《纽约时报》、《华尔街日报》一篇篇关于薄熙来、平安保险股份揭秘等重大报道，自己却一言难发。微博上每天都能看见编辑记者宣布离开这个行业。对新闻而言，这是最好的时代，但对中国新闻人来说，这也是最坏的时代。1999年1月，《南方周末》曾经有过一篇非常有名的新年献词，题目叫《让无力者有力，让悲观者前行》。这是中国媒体人对媒体责任的书写，但13年后的今天，中国媒体人正在与自己的无力感战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