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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鲜清楚，这种导弹是美国间谍卫星重点关注的对象，因此，朝鲜决定将导弹转移到全国各地的潜在部署地点，目的之一很可能是向美国传达讯息，至少也是想吸引华盛顿方面的注意。此举的确达到了这个目的。官员称，朝鲜在导弹技术方面的进步是即将离任的帕内塔在亚洲花费大量时间的最重要原因之一。他一大部分努力的目的在于推动一个区域导弹防御系统，该系统将部署在美国的盟国，特别是日本和韩国。

没有证据表明，KN-08导弹已经可以装载核弹头。尽管朝鲜分别在2006年和2009年进行了核试验，但美国情报官员表示，朝鲜尚未将核装置缩小到可以装到导弹上的程度。一些人相信，这可能就是朝鲜下一次试验的目标，一些相关情报报告还推测，这可能也是伊朗和朝鲜在导弹设计方面持续合作的目标。一名官员指出，伊朗"正在努力解决同一些问题"。

和朝鲜的大部分武器一样，新导弹似乎是基于俄罗斯的技术。

朝鲜导弹领域的发展以及其他一些举措让美国官员相信，在成为朝鲜第三代世袭独裁者一年之后，金正恩正在证明，他对西方的对抗态度跟他的父亲及祖父一样强烈。美国专家还警告称，朝鲜可能会进行第三次核试验。

美联社副社长：朝鲜或将允许更多外国媒体进驻朝鲜

英专家:朝鲜可解决韩国劳动力缺乏问题

英国利兹大学韩半岛专家福斯特·卡特18日在英国媒体《金融时报》发文称，韩国银行行长金仲秀本月14日应邀参加在首尔外媒记者俱乐部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敦促韩国开放移民政策，并强调通过朝鲜能解决韩国劳动力缺乏问题。

卡特说，朝鲜总人口达到2400万名，其中劳动年龄人口为1400万人。但其中，从事有益或有效的工作的人微乎其微。他主张其中部分人受到了基本教育，只要刺激他们的劳动热情，就能获得出色的劳动成果。

近来朝鲜派遣劳工到西伯利亚，甚至到中东地区，前往中国的劳工也与日俱增。但是李明博政府一向禁止韩国企业雇用朝鲜劳工。卡特说，李明博政府全面禁止开城工业园区之外其他的韩朝交易，由此使得朝鲜和中国之间贸易2007年以来增长三倍。朝鲜经济靠中国发展不利于韩国国家利益。

他说，半个世纪以来，"零和游戏"的观念在韩半岛普遍存在。希望韩国和朝鲜的新领导摒弃这种观念，互相合作。

朴槿惠见访中特使强调中国作用

朴槿惠当天在首尔通义洞候任总统办公室会见了即将于22日访问中国的特使团表示："我认为韩中两国之间的紧密合作关系可以为解决北核等北韩问题做出巨大贡献。"

朴槿惠表示："希望向中方说明韩国新政府的立场，即，不接受北核，如果北韩进一步发起挑衅韩方将坚决应对，同时我们也会向北韩敞开人道主义援助和对话合作之门，并努力引导北韩做出正确的选择。"

朴槿惠还表示："要向中国领导层强调，中国应该发挥重要作用，以促使北韩做出正确选择并有所改变。"

"中美就扩大制裁朝鲜议案达共识"

在联合国的外交官18日披露，中国和美国就提交一份谴责朝鲜上个月发射火箭的联合国安理会决议草案达成一致，但北京还没有最后批准这个草案。

这份决议草案可能最早在星期五晚些时候提交联合国安理会15个成员国，也可能在下周作些修改。

草案将不包含对朝鲜增加新的制裁措施的内容，但是会就现有的制裁措施扩大实施范围，包括扩大制裁朝鲜公司的名单和禁止朝鲜进口物资的清单。

据报道，美国最初希望联合国安理会通过决议，增加制裁朝鲜的措施，但是遭到中国拒绝。

北京的最初主张是，发布一项联合国安理会主席声明，而不是决议，要求安理会的制裁委员会扩大制裁黑名单。

目前达成的协议被认为是妥协的结果，也就是说，华盛顿不再坚持立即增加新的制裁措施，中国则同意通过新的联合国安理会决议，而不是简单地发布一份主席声明。

联合国安理会的一位外交官说，中国的让步尽管不大，但仍然是很重要的，而中国之所以做出让步很可能是因为朝鲜即将进行新的核试验的前景预测。

日本首相呼吁中国以负责任姿态行事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18日在印度尼西亚首都雅加达发表谈话，要求中国在国际社会采取负责任的行动。
印尼是安倍晋三这次亚洲之行的最后一站，他在此前已经访问了越南和泰国，这也是就任日本首相之后首次出国访问。

中方不"越线"钓鱼岛日方会否收敛

有观测称，日本政界重量级人物陆续访问中国，两国高层之间的幕后接触可能已经全面展开。与自民党联合执政的公明党党首山口那津男将于22日对中国北京进行为期四天的访问。山口那津男持稳健立场，反对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提出的在钓鱼岛驻扎警察的竞选纲领。山口那津男访中是与安倍晋三协商后决定的。《朝日新闻》报道称，山口那津男可能会带去安倍晋三的亲笔信或口信。此前，日本前首相鸠山由纪夫应中国学术团体的邀请于15日访问中国；前首相村山富市和前自民党干事长加藤纮一等中日友好协会人士将于28日至31日访问中国。

但是，日本国内强硬派和稳健派同时存在。目前正在中国访问的鸠山由纪夫16日表示"钓鱼岛确实存在主权纷争"，对此，日本防卫大臣小野寺五典在一个电视节目中表示："我脑子里掠过了一个很久都没想过的词——'国贼'。"官房长官菅义伟也不满地表示："这是违背日本立场的发言，前首相说出这样一番言论，我感到非常遗憾。"

帕内塔：欧洲应该加入美国的亚洲新战略

美国国防部长帕内塔呼吁欧洲国家加入美国在亚太地区"日益增加和加深"的军事介入行动。

帕内塔星期五在伦敦的国王学院发表演讲，阐述美国的战略目标。

在奥巴马希望在第二任期的四年中振兴美国经济的同时，其政府把注意力更多地集中在亚洲。

中国一再对华盛顿不断把军事、外交和商业资源转移到亚太地区表示关注。但是美国官方向北京保证，美国新的亚洲战略不会对中国造成威胁。

奥巴马总统在去年11月当选连任后的首次出国访问就是前往亚洲国家，由此凸显了亚太地区的重要性。当时奥巴马总统访问了缅甸、泰国和柬埔寨。他在柬埔寨参加了东盟和东亚的高峰会议。

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中国掀热潮

《人民日报》18日介绍法国历史学家托克维尔的著作《旧制度与大革命》时指出："当前中国社会背景复杂和社会矛盾激化的处境，与法国大革命时期有某种相似性。"总管司法领域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王岐山上月推荐后，这本书在全国的销售异常火爆。

该媒体在书评中指出："当前中国与大革命前的法国都处于最繁荣的时期，物质财富的增加，催促了人们权利意识的觉醒和敏感，对特权、腐败、不公正的容忍度更低。"也就是说，和当时的法国贵族越来越顽固地维护他们的封闭利益，从而加剧了社会不平等这个旧制度的顽症一样，当今中国的贫富差距和阶级观念也日益尖锐。该媒体指出："当今中国的出路就是深化改革。"但同时也指出："中国改革已进入深水区，改革风险很大，但不改革风险更大。改革势必会遭到特殊利益集团的阻碍。"

《人民日报》特别强调了托克维尔所说的"最危险的时刻通常就是开始改革的时刻"，同时指出，革命的发生并非总因为人们的处境越来越坏，最经常的情况是，一向毫无怨言、仿佛若无其事地忍受着最难以忍受的法律的人民，一旦法律的压力减轻，他们就猛力抛弃，而中国就处于这个时期。

《炎黄春秋》网备案获通过恢复开通

中国的《炎黄春秋》网站周五（18日）下午3点28分正式恢复开通。

薄熙来"指定"两名辩护律师

法新社18日报道，已被移送司法机关的前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聘请两名律师为其辩护。
报道说，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合伙人李贵方和王兆峰将出面为薄熙来出庭辩护。
两名律师的秘书对法新社说，薄熙来和其家人聘请这两名律师辩护。

基尼系数居高不下中国贫富差距扩大

中国国家统计局星期五公布的基尼系数显示，过去10年来，中国的基尼系数始终在0.47以上，远远高于国际公认的0.4的警戒线，其中2008年更超过0.491，接近0.5的贫富悬殊线。

北京理工大学教授胡星斗不认为官方公布的数字能如实反映中国贫富悬殊的现状。

"当然人民需要知情权，但是更需要知道真的事实。所以我希望有更多的独立机构来进行调查研究。否则公布的数字是有损于新的领导人。或者大家都质疑纷纷，或者认为有关统计部门弄虚作假，统计没有科学性和真实性。这会大大地损害统计部门的权威和官方的权威性。我觉得这对新领导人是个考验。新领导人能不能要求下面公布真实的事实，真实的数字。"

联合国曾估算，2011年中国的基尼系数将突破0.55。中国西南财经大学2012年12月公布的《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报告》说，2010年中国家庭基尼系数为0.61，显示"当前中国的家庭收入差距巨大，世上少见"。

胡星斗认为，官方公布的基尼系数，以及GDP和CPI数字并不可靠，都存在统计为政治服务的问题，或者科学性牺牲在权力之下。

"统计往往成为一些人获得政绩的手段，因此有的数字压低，有的数字拔高。在中国叫做'官出数字，数字出官'，这样一个恶劣的现象。"

胡星斗说，根据中国工商银行的统计，大约9%的人拥有91%的银行存款。他说，一些公布的腐败案件显示，贪官贪污的数额从过去几百万，猛增到几千万，十几亿。贪官拥有的住房，从过去两三套到现在的十几套，几十套，显示贫富差距在加大。因此他认为独立机构的调查更具有真实性。不过，他表示，即使独立机构的调查更具有真实性，但由于中国没有财产登记制度，一些人的灰色收入，甚至违法收入，也不能反映在收入的调查中。

胡星斗说，"收入倍增"就是要提高一次分配。但做到这一点，需要政府帮助普通工人、农民提高他们在市场中的参与能力，谈判能力。工人农民有真正代表他们利益的集体组织，才能在劳资谈判中更有力量，他们的工资份额才可能增加。与此同时，他强调要降低政府支出，提高民众的二次分配份额。

"在二次分配方面，应当更多的将财政支出用于社会保障，用于改善民生，要降低政府在财政支出的比重。目前政府在财政支出的比较过高，比发达国家可能要高出十倍，我指的是比例上。中国的政府成本过高，必然大大地影响了社会保障和民众的生活。"

此外，胡星斗还提出第三次分配的重要性。那就是，政府要积极的鼓励慈善，扶贫手段要更加依靠民众，而不是完全依靠地方政府去扶贫。他说，地方政府扶贫存在着层层截留，雁过拔毛等问题。他说，只有同时改善一次，二次和三次分配，才能解决民生问题，才能缩小贫富差距。

根据中国国家统计局的数据，目前中国的城乡差距大约为三倍，高收入行业和低收入行业的差距为四倍。中国的基尼系数明显高于印度，俄罗斯；与墨西哥，阿根廷基本持平。香港的基尼系数是0.537，台湾仅为0.326。

基尼系数是衡量收入分配的差异程度。在0到1的数值之间，越接近0，就表明收入分配越趋向平等，越接近1，收入分配就越趋向不平等。按照国际公认的标准，0.2至0.3表示收入分配比较平均，0.3至0.4表示相对合理，0.4至0.5表示收入差距大。0.5以上表示收入差距悬殊。0.4通常被认为是一个警戒线。

樊纲：企业不应再期待政府刺激措施

1月17日，在博鳌2013年中小企业发展论坛上，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国民经济研究所所长樊纲表示，在2013和2014年，企业界不要再指望政府出台大的经济刺激计划，企业界要忘记经济过热时候的超常态表现，回归理性发展。

樊纲认为，市场经济的正常状态就应表现为激烈的竞争，什么东西生产出来都好卖的状态是"变态"，是经济过热。市场经济的正常状态是要努力、执着、专注，要兢兢业业每天打一个算盘，要想办法找到自己的特殊竞争力才能占有一席之地，而不是从哪里都可以赚到钱。

"企业不要还拿着过去过热的情况作参照，没到那个情况总是觉得不过瘾，企业应当调整一下参照标准和心理预期……应当认识到经济过热时候的机会不会再来了。"他提醒中小企业，政府以后也靠不住了，政府今后希望创造条件让企业发展，而不是成天给企业一些补贴。

樊纲认为，目前普遍讨论的中国进入了低增长时代的说法不科学，8%左右可能正是中国的正常增长。一方面，中国二三十年绝大多数时间都不是两位数增长，上世纪90年代末到2004年的七八年时间内中国的增长都在6%、7%，而当时的政策还要通货紧缩。另一方面，回顾过去20年，中国的增长速度超过9%一定通货膨胀，超过10%一定通货膨胀加资产泡沫，不是股市泡沫就是房产泡沫，所以两位数增长意味着过热增长。

樊纲认为，长期而言中国企业的市场潜力巨大，新兴市场国家有40亿人要加入到消费市场，这40亿人的收入虽然相对比较低，但是正在增长，现在世界经济的50%是新兴市场，2013年新兴市场国家的GDP将第一次超过几个发达国家。樊纲提醒中小企业，满足这40亿人的基础产品制造不能丢。尤其是在呼吁转型转产的当下，企业要认识到40亿新兴消费群体的需求，不能盲目转型转产丢失自己的核心竞争力。

看房潮大陆房价持续上涨

中国国家统计局昨天公布去年十二月分新房价格数据，在七十个大中城市中，与上月相比，价格上涨的城市有五十四个。

中国房价从去年下半年起涨势明显，北京一个月来的成交量比去年同期高出很多，许多人担心买不到房，忍受零下十度气温排队，各地楼市样品房又现参观人潮。

统计局公布的新房价格环比上涨的城市中，涨幅最高的是广州，达百分之一点二；深圳、福州涨幅紧随其后，均为百分之一点一；北京是百分之零点八。

在二手房部分，无锡涨幅居首，达百分之一点二，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的涨幅分别为百分之一，零点四，零点五和零点六。上述是平均涨幅，在个别较佳地段的房价，涨幅会更高。

近两三个月来，中国房产专家和民众纷预期楼市会在2013年反弹，在此预期下，房价与成交量一路走高，排队过户、黄牛代售号码、随意加价、捂盘惜售等现象，再度出现。

有的人今天看中一套房子，等明天约亲友再去看时，就已经卖掉了。有的客户下了订单，等正式签约时，房东突然要加价三、五万，否则不卖。还有的房东，看到房价一直涨，就赶快打电话通知中介不卖了。

在上海，受到房源紧缺（房东惜售）影响，房价是"上涨的惊心动魄"，一月中的上海网上房地产统计资料显示，上海市二手房挂牌量为十三万八千多套，较去年高峰时逾十七万套的挂牌量减少了三万多套，也催促房价上涨。

中国应设立"国家改革委员会"

去年11月29日，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参观《复兴之路》展览时表示："空谈误国，实干兴邦"。与此相呼应，去年12月的中国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提出改革要有"总体方案、路线图、时间表"。这让人期待，重启改革的征程能迈出重要一步。

但中国改革从来都是"知易行难"。这让我想起了最近的两个改革方案的难产。

（一）去年10月，国务院下令在元旦之前出台收入分配改革总体方案。然而迄今仍未出台。自从2004年启动这一计划以来，这已经不是第一次错过最后期限了。方案至少已经六易其稿。国家信息中心研究员祁京梅说，该方案八年以来面临的是同一个障碍：国有企业的反对。

（二）2011年下半年，温州爆发金融危机。去年3月28日，国务院批准温州设立"金融综合改革实验区"。"温州金改"吊足了媒体的胃口，但改革方案却一直难产。去年7月底温州金融办称，温州金改细则按照计划会在8月公布。但直到11月23日，《浙江省温州市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实施方案》才艰难问世。而且令人失望的是，从方案内容来看，温州金融危机的压力并没有倒逼出具有实质性意义的改革突破。

改革进展迟滞，已非偶然现象。近年来，改革进度不仅落后于经济社会发展，更落后于民众期望与社会压力的积累，突出表现在：（1）政府职能转变进展缓慢。虽然在2003年十六届三中全会就提出政府主要职能要从经济建设转向公共服务，但实际上地方政府对微观经济活动的涉足不断深入，甚至出现了"地方政府公司化"的奇特局面。(2）国企改革不进反退。尽管中央决议提出国企要退出竞争性领域，但在利益的驱使下，国企介入PE、房地产等各类竞争性领域渐成常态，国资委要求央企退出房地产的政策也被高高挂起。（3）政府部门不断扩权，压制市场创新空间。结果是，改革出现了"只听楼梯响，不见人下来"的局面。

何以至此？特殊既得利益者的阻挠是关键原因。对此，中国社会其实已有共识。2012年11月，在全国综合配套改革试点工作座谈会上，李克强强调："改革目前已进入攻坚区、深水区，下一步的改革，不仅是解放思想、更新观念，更多方面的改革是要打破固有利益格局"。2012年12月习近平在深圳表示："我们要坚持改革开放正确方向，敢于啃硬骨头，敢于涉险滩，既勇于冲破思想观念的障碍，又勇于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篱"。

其实，利益集团（interest group）的存在，是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社会常态，必须正视这一现实。即使在市场经济和法治相当完善的美国，利益集团的游说也是无处不在，甚至出现了"K街"这样的职业游说行业。例如：美国次贷危机中，华尔街的金融高管可谓是罪魁祸首，但是在其强大的游说能力之下，奥巴马惩治华尔街的金融改革法案被不断"完善"，惩治效力大打折扣。最终满腹怨气的民众走上街头，发起了"占领华尔街"运动。

中国的特殊性在于，在半市场半统治的经济格局下，政府官员充分尝到了权力的甜头，政府部门成为最大的特殊利益集团，寻租甚至"设租"的现象非常普遍，这也是腐败难以遏制的体制性根源。但同时，政府部门又是改革方案的制订者。于是改革陷入了"政府部门自己改革自己"的悖论，这几乎是不可能的任务，用高西庆的话说只能指望"灵魂深处的革命"。对此，我们不能讳疾忌医。

出路何在？回顾上世纪80-90年代的体制改革，能取得实质性进展的关键因素有三：1）领导者承担历史责任的勇气和魄力；2）巨大的改革压力（国企大面积亏损、银行技术性破产）；3）由利益相对超脱的"体制改革委员会"来制订改革方案（简称"体改委"，后来更名为"体改办"，即国务院经济体制改革办公室。2003年被并入"发改委"）。

1982年体改委成立后，先后有两任总理兼任体改委主任，中央政府推进改革的决心由此可窥一班。陈锦华被任命为体改委主任时担心地说："大家说到改革的事，都是各说各的，都是要改革别人，不想改革自己。在这样的情况下，工作很难做，我担心搞不好。"姚依林告诉他："正因为改革当中协调的任务很重，所以我们才想把你调来。" 从实际运作来看，体改委除了总体规划以外，还要负责各部委改革的协调。各部委的所有改革方案都要送体改委征求意见，经过体改委协调以后才能上报。

体改委的设立，有效地弱化了各个政府部门的"部门利益"，在设计合理的改革方案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为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股份制改革和证券市场的设立、财税制度、金融制度、城镇职工养老保险制度、城镇住房制度、流通体制、土地制度等重大改革事项做出了历史性贡献。不仅如此，体改委还培养了一批具有改革意识的精英官员（学者），例如王岐山、周小川、楼继伟、李剑阁、郭树清、高尚全、刘纪鹏、曹远征、张维迎等。

以中国当下的改革形势而言，部门利益的藩篱和官员维护手中权力的诱惑，比上世纪90年代要严重得多。改革的主要障碍，已不是意识形态，而是既得利益。要真心推动改革，就必须承认"屁股决定脑袋"这个朴素的道理，设立利益相对中立的"国家改革委员会"来实施下一步的改革顶层设计。

吴敬琏教授说："改革的方案设计和总体规划是一项十分艰巨、复杂的工作，需要官、产、学各界人士的广泛参与和协同努力，只有这样才能够集思广益，凝聚有识之士的共识，获得克服阻力、推进改革的社会支持"。笔者认为，如果"国家改革委员会"能够成为广泛吸纳社会各界人士参与的平台，将为下一步改革更大程度体现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创造体制空间。

有趣的是，自2003年"体改办"被并入"发改委"以来，有关恢复或重设"体改委"的呼声一直没有停止过。许小年、张维迎、周天勇、魏加宁、迟福林、钱颖一、宗庆后等诸多人士在各种场合表达了类似观点。

2004年刘纪鹏发表了题为《从想念体改委说起》的文章，称"我（当时）对中国未来的改革能否成功有很大的忧虑。现在看来，当初的忧虑不无道理。"原体改委主任陈锦华也曾表示："国家体改委机构撤销，人员没有留住，有些重要改革也没有深化下去。体改委消亡有点儿过早了，中国还不到这一步。"

恢复体改委或设立新的"国家改革委员会"，应当成为重启中国改革的一个必要且可行的现实突破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