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时事经纬
04-12-12
埃及资深法官将监督宪法全民公投
埃及最资深的法官同意监督即将在12月15号举行的对新宪法的全民公投。该宪法由一个主要是伊斯兰主义者组成的委员会起草。新宪法对穆尔西总统来说是一个重大帮助，穆尔西呼吁对新宪法进行投票。
星期一，最高司法委员会表示，他们将派出官员去监督全民公投。该委员会拒绝了一个由比较低级别的法官们组成的有影响力的法官俱乐部提出的抵制活动。这个法官俱乐部星期天公布了一份声明，敦促人们抵制全民公投，以抗议穆尔西总统11月22号发布的关于禁止任何法院挑战他的决定的一道政令。
奥巴马警告阿萨德勿用化武对付民众
美国总统奥巴马警告说，叙利亚总统阿萨德如果对叙民众使用化武，他将面临严重后果。
奥巴马说，"全世界都在关注。使用化学武器是完全不可以接受的。"
奥巴马在位于麦克纳尔堡的国防大学就核不扩散话题发表讲演时说，美国正努力防止武器扩散，不管它是利比亚的核材料，还是叙利亚的化武。
奥巴马警告说，他想对阿萨德清楚地表明，如果叙利亚使用化武，就得承担严重后果，阿萨德将会受到惩罚。
叙利亚官方电视台引述外交部发言人说，叙利亚再次确认，叙即使有化武，也决不会在任何情况下用它对付本国民众。
奥巴马：恐怖分子竭尽全力希望得到核材料
星期一，奥巴马说，恐怖分子和犯罪团伙正在竭尽全力希望获得核材料和生化材料。奥巴马说，这些材料的储藏地并没有得到足够的保护。
奥巴马表示，世界不能允许21世纪被20世纪最可怕的武器所破坏。
奥巴马还呼吁更新和俄罗斯的一项协议。俄罗斯已经宣布不再受制于"纽恩-鲁格条约"。这部有20年历史的立约要求销毁前苏联的核导弹和化学武器的库存。
越南称中国渔船切断越方船只缆线
据越南石油和天然气公司勘探部门高管范越勇说，上周五，越南船只"平明二号"正在越南广治省附近的昏果岛东南43英里的海域进行地震勘测，两艘中国船只碰到越南船只的缆线并将其切断。
中国官员否认在此次事件中有任何不当行为，指责越南严重侵犯了中国的主权和海洋权益。
北韩导弹发射在即 对内低调封口
朝鲜宇宙空间技术委员会发言人1日发表谈话宣布将于本月10日至22日发射卫星，只有朝鲜中央通讯社和平壤电视台等对外媒体才报道这一消息，而《劳动新闻》和朝鲜中央电视台等对内媒体全都只字未提。
伊朗技术人员向朝鲜传授火箭控制技术
朝鲜在今年4月发射卫星失败后，邀请外国技术人员进行技术转移和指导等，一直都在进行彻底的准备工作。政府消息灵通人士表示"据了解，朝鲜在进行引擎燃烧试验的同时邀请伊朗技术人员，传授火箭控制装备技术"，"从夏天起，数十名伊朗火箭技术人员常驻朝鲜，至今都还在朝鲜境内"。
朝鲜在上世纪90年代初发射改良飞毛腿（Scud）导弹的中程弹道导弹芦洞导弹时，在伊朗进行了发射实验，把技术传授给伊朗。朝鲜向伊朗传授核技术和短·中程导弹技术，而伊朗则向朝鲜传授装载核弹头的办法——远程火箭控制技术。
白宫：朝鲜若发射火箭美国会考虑采取适当措施
美国白宫国家安保会议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政策协调员萨莫尔3日表示，如果朝鲜强行发射火箭，美国会考虑采取适当的措施(appropriate responses)。
他说，美国不仅要和韩国、日本等同盟国，还要和中国、俄罗斯等为阻止朝鲜发射火箭进行紧密合作。
对于若朝鲜坚持发射火箭，对朝美对话作何展望的问题，萨莫尔没有作出正面回答。他只说，会通过和地区同盟国之间的合作来决定今后采取何种措施才是合适的。
另一方面，有一部分专家对朝鲜发射火箭的意图和目标表示难以理解。美国外交协会研究员斯科特·思尼德表示，朝鲜通过发射火箭会得到什么样的利益让人难以理解。朝鲜若强行发射火箭，联合国安理会会就这个问题达成协议，而这也会成为中国新领导班子外交政策的一个试验台。
法媒：朝鲜试射火箭将给韩国大选带来影响
法国《世界报》2日报道，朝鲜宣布本月中发射远程火箭的计划将给19日举行的韩国总统选举带来影响。
报道指出，每当韩国举行总统选举时，朝鲜都为了显示自身的存在采取了各种行动，此次大选也将不例外。但报道展望，此次新世界党候选人朴槿惠和民主统合党候选人文在寅均表示将改变目前李明博政府的对朝强硬政策，采取与朝鲜展开对话的友好政策，而朝鲜在这种背景下发射火箭时，可能导致候选人改变对朝立场。
《世界报》还分析称，朝鲜一般在春季试射火箭，但此次提前在12月进行，显示出朝鲜绝不会仅仅观望韩国准备发射"罗老"号卫星。朝鲜期待，在和韩国重启对话之前试射火箭更为有利，此次试射成功时，将在同韩国的协商中占据有利地位。
聚焦：核电政策、消费税、TPP成日本大选论战核心
在即将到来的日本众院选举中，核电政策、消费税增税及是否加入"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定"（TPP）谈判将成为三大争论焦点。此外，各党还将围绕摆脱通缩、制定遏制日元升值等经济政策及以日中关系为首的外交政策等展开激战。
关于外交和安全保障政策，自民党和日本维新会认为应允许行使集体自卫权，明显有别于其他各党。自民党还提出通过修宪设"国防军"，并强化对尖阁诸岛（钓鱼岛）的有效控制，希望以此赢得保守派的支持。
自民党、日本维新会和国民新党三党都主张修改宪法或"自主制定宪法"。
SEC指控"四大"违规
周一，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控告美国五家大型会计师事务所的中国成员公司违反证券法，称其未提交SEC反欺诈调查下的几家中国公司的审计工作底稿。
SEC在一次行政诉讼中称，这些会计师事务所拒绝按要求提交文件，部分原因是会计人员"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法律禁止"他们提交这些文件。
SEC调查下的九家中国公司皆有股票在美国上市，从而受到美国证券法律法规的制约。受到SEC调查的会计师事务所是德勤(Deloitte)、安永(Ernst & Young)、毕马威(KPMG)、普华永道(PricewaterhouseCoopers)和德豪(BDO)的中国成员公司。
"只有获得外国会计师事务所的工作底稿，SEC才能检测审计的质量，从而保护投资者免遭会计欺诈，"该委员会的执法部负责人罗伯特·库赞尼在一则声明中说。
"若不能依法提交工作底稿，从事审计工作的会计师事务所将面临严厉制裁，" 库赞尼说。
这几家会计师事务所中的大多数表示，他们一直在和监管机构合作。但他们同时指出，应对美国和中国相互冲突的法律相当困难。
"委员会同时对四家最大的会计师事务所以及另外一家事务所采取了行动，这一事实表明这个问题涉及整个行业，并不是一家公司独有的问题，"普华永道在一则声明中说。
这些事务所可能遭受的制裁相当于会计领域的死刑判决：禁止事务所在SEC的管理下执业，这样一来，事务所对公开上市公司的审计结果就无法满足证券法律的要求。
SEC没有指明他们要求事务所提供的是哪些中国上市公司的文件。但SEC之前曾表示，该机构正在密切注意一些中国公司，后者曾为取得在美国上市的资格而进行反向并购。
反向并购指的是一家持续经营的公司接管已经公开上市的公司。通常来说，这些都是没有实际业务的空壳公司，它们的股票通常属于场外交易股或者低价股。
最近几年中，已有几十家中国企业通过反向并购的方法在美国筹资。这种借壳上市的做法使得中国公司可以在美国上市，躲过传统发行的高成本和监管审查。想利用中国增长来获利的投资者则争相购买这些公司的股票。
但这些公司已经受到了越来越多的审查，它们的股票也给投资者造成了数十亿美元的损失。
SEC已经注销将近50个此类公司的证券，并已向40个外国公司及公司高管提起欺诈诉讼。今年早些时候，SEC宣布对德勤下属的德勤会计师事务所(Deloitte Touche Tohmatsu)采取强制执行政策，原因是SEC对该所的一家中国客户展开了调查，而该所没能向SEC提供相关文件。
安永还在加拿大遇上了法律方面的麻烦。周一，安大略省证券委员会指控该事务所的加拿大分支机构未能充分审计中国林业公司嘉汉林业的财务报表。
2011年6月，一位独立分析师在网上发布报告，称嘉汉林业是一家骗子公司，致使该公司股价暴跌。之后，由该公司董事会聘请的一个独立委员会开展了调查，但却没能找到该公司所说的在中国农村经营的200万英亩林场。嘉汉林业在今年3月申请破产。
周一，安永表示，该公司已经就针对嘉汉林业及安永审计工作的股东集体诉讼达成了一项1.18亿美元的和解协议。
安永加拿大分支机构在一份声明中称，公司相信自己对嘉林汉业的审计工作符合"一切专业标准"，包括所谓的《公认审计准则》。声明称，"我们将会向OSC递交证据，证明安永加拿大分支机构在核实嘉汉林业资产的所有权和真实性方面做了大量审计工作。"
这个问题也是美国上市公司会计监管委员会关注的焦点，该委员会是一个独立机构，职责是监管那些为公开上市公司提供审计服务的会计事务所。
10月，监管委员会的代表前往中国，中国允许他们观摩中国官员进行的内部控制审查。11月，中国监管者来到美国，就审计工作底稿共享事宜进行谈判。
惠誉：中国中央政府控制降低了地方政府或有风险
惠誉新发布的报告称，中国中央政府的控制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地方政府因预算外借款而面临的重大或有风险。总而言之，惠誉认为中国地方政府的体制架构为中性，治理表现在全球排名中处于中等水平。
惠誉欣慰地看到，中国地方政府的财政帐户由地方人大监督管理，国有企业的财务和业务则由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通过指定管理人员、业绩评估和政策指令等手段进行监督。
虽然中国地方政府没有正式的流动性计划，但它们与地方政府融资平台之间存在紧密联系，这使得地方政府融资平台能轻而易举地从国内银行获得大额信贷安排。中央政府还能加速地方债发行的审批程序，帮助地方政府和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及时从资本市场获取廉价贷款。
中国旨在平衡各地区政府收入和财富差异的财政转移支付体系，也削弱了地方政府在税率等财政政策方面的有限自主性。
报告还强调了中国地方政府财政透明度的欠缺及不平衡。尽管省级政府会例行公布财政收支，但资产负债表中的部分项目比如单个地方政府的债务却并未披露。而省级以下政府的财政收支报表的细节和形式则千差万别。
惠誉这份题为《中国地方政府的体制架构》的报告涵盖了中国的行政和法律框架、预算的执行和控制程序、预算架构、政府间关系和债务等主题。这是惠誉对不同国家的地方政府体制架构进行的一系列研究之一。
中国11月百城住宅均价环比涨幅扩大
11月份中国主要城市住宅价格连续第六个月较前月上涨，进一步表明中国房地产市场正在回暖。
11月份房价涨幅高于10月份，但分析师们称，房价涨幅仍位于决策者可接受的范围内。近三年来决策者一直努力控制房价过快上涨。
决策者面临一个难题。他们希望在支持经济增长的同时避免房价大幅反弹，否则社会稳定将受到威胁。分析师们认为限购政策还将继续执行。中国领导人换届之际房价问题依然具有政治敏感性，因此房地产调控措施不大可能明显放松。
为控制投机和房价飙升，上海和重庆在2011年年初启动了对住宅征收房产税的试点。
中国房地产指数系统周一表示，针对开发商和房地产公司的调查显示，11月中国100个城市的住宅平均价格为每平方米人民币8,791元，较10月份的每平方米人民币8,768元上涨了0.26%。
中国房地产指数系统称，11月份的房价涨幅高于10月份的0.17%，受销量增长提振。该系统未公布销量数据。
CIMB Securities分析师Johnson Hu表示，部分购房人表示，如果现在不出手，明年房价可能会更高。他补充说，库存高企将避免房价过快上涨。
上海某电子公司的管理人士Terry Li称，她和很多人一样，现在准备买房是因为担心以后房价还会上涨。
她说，房价还是很贵，市中心的房价尤其高，但她担心明年价格会更高。在经过几个月的物色后，她即将买下一套住房。
调查显示，北京和上海11月份的房价分别较10月份上涨0.7%和0.1%。
数据表明中国房地产市场发展不平衡。调查显示，11月份60个城市的房价较前月上涨，38个城市的房价较前月下降，两个城市为持平。
CIMB的Hu表示，主要城市的新增住房供应增速并没有那么快，因而对房价构成支撑。
房地产开发商、尤其是上市公司，均降低或取消了主要城市的打折优惠，表明市场正持续回暖。
穆迪投资者服务公司上周四将中国房地产行业的评级展望由负面调整为稳定，原因是销售状况改善，而且开发商的融资渠道更广泛。
不过Klibaner称，明年房价无论涨跌，幅度都不大可能超过5%。库存水平将限制开发商的定价能力，而且政府仍有条件为首次购房者提供额外支持。
中国维稳体制是一个"次坏"选择
"十八大"召开前夕，中国有网站做民意调查，让网民们回顾过去十年印象最深刻的事情。网民们首选就是"维稳"。不管投票选择"维稳"的网民在各自的生活中与维稳体制有过怎样的交往，也不管维稳给他们带来了怎样的影响，有一点是确信不疑的，即中国过去十年里被日益强化的维稳体制是天下无双的。
不过在这里我们要提醒两个基本事实。第一个是，国内网民发议论讲风凉话时，千万不能忘记维稳体系最初的来源是1989年的"六四事件"。这是目前如此庞大怪异的维稳体系的"零公里"起点，忘记了这个起点，什么都讲不清。
第二个事实是，早自1949年中共建政，中国很快就有了独步天下的社会控制体系，只不过当时不用"维稳"这个词。当时的社会控制体系，其核心是限制人身的移动自由。该社会控制体系，一部分来自于中国的老传统，历朝历代都有一套很精致的社会控制手段；来源之二是苏联的社会控制体系；第三个来源是毛泽东等中共第一代领导班子的独特创造。
1978年改革开放启动，毛泽东主义的社会控制体系就越来越不符合邓小平主义的中国经济社会的基本走向。毛主义的社会控制体系无法再完整地操作下去，这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首先，没有人身移动自由的社会结构不适应于改革开放后市场对劳动力流动的需求。1958年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即苏联早就实行的"国境内的护照制"，城市的大门对农民关闭。没有毛主义的半奴隶体制，1959-1962年饿死几千万人的惨剧不可能发生。
其次，毛时代的普通民众没有在政府系统之外谋生的机会。老百姓不被允许开店、开厂、跑生意，只能在政府严密控制的部门或者企业中谋生，人权起码的经济基础全部为国家机器所垄断。
最后，中国对外基本上是一个封闭的大铁笼。中国与先进地区和发达国家的政治、经贸、文化，处于隔绝状态。所有中国境内发生的一切事情，不管多么可怖，都是"关起门来打狗"，与外界没有什么关系。
上述三点到了邓小平时代就跟整个中国的发展严重磨擦起来，所以从1970年代末到1989年，大约12年里，都是邓主义的经济改革开放政策，无意识地消解毛泽东的社会控制体系的过程。中国普通老百姓从半奴隶制下逐渐的松动，慢慢站起来了。
在这一时间段内，邓小平政府并未刻意发展一套新的社会控制体系。所以在1989年6月初，邓不得不调动正规军队，用常规军的武器装备压垮学生运动，导致严重的伤亡事件。
这场大悲剧之后，党政高层急需解决两大难题，一是面对国内的压力和国际的制裁，如何发展经济搞活贸易；另一大难题就是如何建立一套新的社会控制系统。这套新系统一方面和毛泽东时代的社会控制系统不能一样，因为对付的是不一样的经济社会局面，同时又要尽量避免在社会冲突危机时，大规模动用正规军。
这就是后来逐步发展起来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维稳体制"，它可以说是一项超级浩大复杂的工程。为了发展这套维稳体系，中国党政各级动用了巨额经费。中国财政部虽然在去年宣称中国政府的预算中，根本没有"维稳"这一项，但是，从财政部公布的近年的"公共安全"开支预算看，用于国内安全的经费呈现急剧上升势头。去年年初，中国财政部公布的财政预算显示，"公共安全"开支预算（6244亿元）首次超过了军费预算（6011亿元）。
《泰晤士报》在近年11月份的一篇报道中也显示，中国近来维稳经费每年递增12-15%，高过军费11-13%的增长幅度。
而细心的观察家们估计，实际数据比官方公布的还要高出很多。过去十多年里，党政部门经常在关键的时间和地点动用那些"非维稳经费"来维稳。2008年奥运期间，火炬传递全国很多大中城市的过程中，经过的道路两边的房屋都在监控范围，北京的老大妈老大爷们几乎都被动员起来，这类开支难以纳入常规的统计数据。今年"十八大"期间也是如此，为保障会期的绝对安全，各地启动了最高等级的安保。根据《人民网》报道，仅湖北一省，就调令 6万民警进入战时状态，取消休假，严阵以待。而北京除了启动警察力量，还有140万所谓志愿者加入安保大军。
可以肯定，中国近年发展起来的超级维稳体系的实际成本（还不算人道的成本），已经是天文数字。这样一个庞大高价的体系，给操作者们带来的好处是无底洞。从政治经济学原理的角度出发，一个成本如此之大的体系如果不给操作者们个人带来实际好处，就不可能支撑下去。
维稳给操作者们带来了至少两大好处：第一，一牵涉到维稳，他们就能弄到经费，而且经费增长没穷尽。一讲"我们这儿很不稳定，要出事了！"上面会在第一时间追加经费。维稳养活了太多的人，如陈光诚事件中，为了监控陈以及他家人，每年花几千万的经费，这是陈光诚到美国后讲的。《南方网》2012年11月20日报道，广州白云区太和镇城管执法中队队长王宝林任上三年不到，家产至少达到2071万元，来源不明的豪财，多多得益于维稳。全国的"王队长"何止万千！
第二，中国的法学家和政治学者早就注意到，一些官员，不管他们如何贪腐和违反党纪国法，只要披上维稳的外衣，往往就可以保住自己的乌纱帽，还能时常得到升迁 。
从1989年到现在为止的将近四分之一个世纪里，维稳体系耗费了惊人的纳税人钱，也造成了很多的负面社会后果包括人道的代价。但如果从中国民间的角度看，维稳体系也有一个正面后果，这可能是它唯一的优点。就是它在过去的23年里，避免了一个最坏的可怕后果，即动用正规军队上街以轻重武器来对付本国民众。这种最坏的后果在1989年6月发生过，而且那以后，世界上很多国家都发生过政府动用军队上街对付本国人民的事件。比如据路透社报道，截至今年11月底，叙利亚已经有超过4万人在反对派与政府军爆发的冲突中丧生。 在这之前还有利比亚、埃及、突尼斯等国家，也发生过类似的事件。
所以站在一个长的历史时段以国际比较的视野看，中国过去23年里发展起来的维稳体系，客观上避免了用最坏的方式来维持社会秩序。这里的"最坏"既是从民间利益的立场来说的，也是从国家利益的角度来说的。
那么，能否说中国之所以这样，是因为过去23年里党政部门并未面临需要动用大规模武力才能达到维稳目标的事件吗？当然不是，过去23年里，如果中国没有建立起这样一个多层次、多方面、多角度组合的维稳体系，有好几次都可能出现像其他国家那样必须动用军队上街的地步，比如发生在好几个地区的大规模群体抗议事件（由于污染、水库工程拆迁、剥夺土地等等），如果党政部门不马上启动维稳体制，更大的人群就会走上街头，爆发更剧烈的反抗活动，那时恐怕就要调动人民军队来直接对付人民了。
虽然近年来的中国维稳体系避免了以最坏、最血腥的方式来维持社会秩序，但这毕竟只是一种"次坏"的选择。对于中国党政部门来说，是不是在目前的维稳体系（次坏）和动用军队（最坏）之外，还有更优的维护社会次序的选择呢？我想，中国很多人包括党政系统内的很多人，也在提出这类的问题。这更是新一届政府急需考虑的大问题。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