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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事经纬

19-03-13

叙利亚战火蔓延到黎巴嫩

就在叙利亚的主要反对派团体挑选一名美国公民出任其首任总理之际,叙利亚向黎巴嫩境内发射了火箭,此举被华盛顿方面称作战争的"重大升级"。被叙利亚反对派团体挑选出来的这位总理将领导一个过渡政府,治理被反对派控制的叙利亚领土。

也是在周一,美国国务卿克里为包括英国和法国在内的其他西方大国向正与叙利亚总统阿萨德交战的叙反对派提供武器开了绿灯。英法两国正敦促欧盟允许向叙利亚反对派运送武器。

克里对记者们说,奥巴马总统已经清楚地表明,美国不会阻碍其他国家向叙利亚反对派提供武器,无论是法国、英国还是别的国家。

包括沙特阿拉伯在内的海湾国家一直在美国知情的情况下向叙利亚反对派团体输送武器,不过美国政府官员曾表示,美国担心这些武器有许多正在流入伊斯兰武装分子手中。美国官员说,最近几个月他们已经加强了与一些国家的协调,这些国家正通过提供武器来帮助加强叙利亚受到西方支持的温和派反政府派别的力量。

克里说,奥巴马总统认为,我们需要改变阿萨德总统的如意算盘。克里称,阿萨德总统目前正得到伊朗人的帮助……,他正得到黎巴嫩真主党的帮助,而且显然一些帮助是通过俄罗斯人而来的;如果他认为自己能通过武力解决问题,叙利亚人和这一地区就会有麻烦,世界就会有麻烦。

黎巴嫩和美国官员说,就在叙利亚反对派的成员们投票选举总理之际,叙利亚的战斗机攻击了靠近黎巴嫩城镇阿索尔的目标,这座城镇在黎巴嫩与叙利亚边界附近。就在这次空中打击之前几天,大马士革警告贝鲁特说,它应该阻止武装分子跨过黎叙边界进入叙利亚与反叛分子一同作战。

白宫:奥巴马在高度关注朝鲜问题

白宫发言人杰伊·卡尼18日举行例行记者会,在被问及"奥巴马总统就朝鲜废除《停战协定》等言行是否与韩日等美国的同盟国或中国等进行积极接触"时回答说,奥巴马总统在高度关注朝鲜问题。他还强调,美国不会承认朝鲜是有核国家,且不容忍朝鲜开发针对美国的核导弹,美国宣布加强导弹防御项目也正是出于这个原因。

卡尼还表示,美国一方面会向朝鲜施压并孤立朝鲜,而另一方面,也会为了让朝鲜融入到国际社会中来而与同盟国和伙伴国家进行紧密合作。在这一点上,美国的立场十分坚定。

美国众议院情报委员会主席:金正恩体制不稳定的威胁进一步变大

美国众议院情报委员会主席麦克·罗杰斯17日表示"金正恩意图向军方展示自己的能力,军方则在专注于如何通过武力来维护自身的利益","这是非常危险的情况"。

特别是,他还表示"与现在的情况相比较,父亲金正日时期反而更好一些","我们无法知道这个只有二十八岁的领导人是否建构起来的稳定的(权力基础)体系,所以就更具有威胁性"。

中国称美强化反导防御将加剧对立

中国表示美国为应对朝鲜威胁而加强反导弹防御的决定可能会加深该地区的紧张局势。

中国这次的警告是对美国国防部长查克·哈格尔周五声明的回应,哈格尔当时宣布,五角大楼将投入10亿美元,部署更多弹道导弹拦截装置以应对朝鲜武器不断加长的射程。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洪磊称,这一决定可能会增加该地区的不稳定性。"强化反导部署和军事同盟的做法,只会加剧对立,无助于问题的解决。"

朝媒:朝鲜时隔十年召开轻工业大会

朝鲜全国轻工业大会时隔十年于18日在平壤召开,金正恩亲自出席大会并在讲话中提出,要集中力量发展轻工业。
金正恩说,要想建设社会主义乐园,在发展农业的同时,需要在轻工业战线集中力量,打开胜利的突破口。在当下(韩半岛)一触即发的局势下,党中央仍召开了此次全国轻工业大会。他指示,工厂和企业要把恢复正常生产作为首要课题,大量生产人民生活急需的消费品,扩大食品和初级消费品的生产规模。

当天,被传卧病在床的金正恩的姑姑金庆喜也出席了大会,这是她继上个月27日与朝鲜第三次核试验"有功"人士合影后,时隔19日公开露面。

美国财长访华与习近平举行会晤

美国财长雅各布·卢19日上午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会晤,展开为期两天的美中经济与安全对话。
习近平在北京对到访的雅各布·卢表示,中美关系存在巨大利益,当然不可避免存在一些分歧。
习近平说,只要中美双方始终坚持从战略高度及长远角度把握中美关系,就一定能保持基本方向不断向前发展,造福两地人民。
习近平说,中国高度重视与美国的关系,愿与美方共同努力,推进中美合作关系的发展,走出一条大国之间的合作之路。
雅各布·卢表示,中美要不断加强合作,同时要履行各自责任,处理好双方分歧。
他表示,作为世界上两个最大的经济体,美中都有独特责任维持全球强劲、持续和稳定的增长,期望中国在世界需求方面,作出更大贡献。
美国财政部发言人表示,雅各布·卢还会与中国发改委主任徐绍史和财政部长楼继伟举行会谈。

鲍彤撰文谈习近平的"中国梦"是"人民的梦"

习近平提出"中国梦"引发不同评论。鲍彤肯定习近平把中国梦定义为"人民的梦"。认为"这个概括经得起时间的检验。"给我印象最好并且最深的,是习近平明确揭示了为民和行宪这一对指导性原则。他指出,"宪法的生命在于实施,宪法的权 威在于实施。"
鲍彤先生表示:"新的领导完全有理由有条件,把自信建立在顺应民意和实施宪政的基础之上。只有这两个自信,才是真正靠得住的自信。而宪法的生命和权威还在于实施。实施宪法,就是行宪。行共和制度之宪,施民望所归之政。

民间人士发起全民联署呼吁人大通过人权公约

随着中国第十二届人大闭幕,更多的中国民间人士18日呼吁人大批准国际人权公约。
目前,联署呼吁书的民间人士已经超过600人,他们要求中国人大尽快批准《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
联署人之一、薄熙来家人聘请为薄熙来案辩护的律师李肖霖说,他们至今仍未收到来自官方的任何反应。
但他表示,随着新一届政府的登台以及对阻碍批准人权条约的困难的减少,他相信今后这一条约将会得到当局的批准。
李肖霖认为,当一个国家不断强调一个东西的时候,就说明这个国家缺少这个东西。而中国目前不断强调人权,说明人权正是中国目前所缺少的。
他说,要求人大尽快通过国际人权条约是一件好事,他希望能进一步扩大联署人范围,而不应当仅仅限于目前的"社会名人"。
李肖霖说,这样可能将有助于当局更加重视这一问题。

亚开行:东亚资金流入将带来严重危险

亚洲开发银行周一警告说,流入中国、印尼和其他东亚新兴经济体的资金激增,这将带来严重风险。由于主要央行的行动将可能促使更多的资金流入东亚地区,预计危险将只增不减。

对东亚来说,资金的大量流入既会带来机遇也会带来危险。资金的流入使该地区的企业和政府可以筹集资金以较低的成本进行开发项目,但也可能推高当地房价,为高风险投资提供资金。此外,如果投资者突然撤资,可能导致当地资产价格和货币价值暴跌。

如果主要经济体的央行决定继续实施购买低风险证券来促进经济的政策,其结果将是释放更多的私人资本,这些资金可能也会流入亚洲。

亚洲开发银行所指的东亚新兴经济体包括中国、香港、印尼、马来西亚、菲律宾、新加坡、韩国、泰国和越南。

亚洲开发银行区域经济一体化办公室高级经济学家黄添喜说,目前资产泡沫的风险仍大于资金流出的风险。他指出,如果日本央行如外界普遍预期的那样进一步放宽政策,结果可能会鼓励更多的资金流入东亚新兴经济体。

黄添喜说,由于东亚国家的经济基本面非常强劲,美国和欧元区的复苏仍然疲弱,目前看来,资金不太可能突然流出东亚。

亚洲改善经济弹性的方式之一是发展该地区的货币债券市场。据亚开行统计,截至去年第四季度末,该市场的规模已增至6.5万亿美元,较前一季度增长了3%。亚开行也表示,亚洲货币债券市场的规模还将进一步扩大,流动性也将增强。亚开行指出,全球金融市场的动荡可能仍会对进入东亚新兴经济体本币债市的外国投资产生严重影响。

亚开行说,虽然这个地区看起来条件相对较好,可以应对资金流的任何突然逆转,但决策者仍须保持警惕。

北大教授佩蒂斯:中国经济为何会减速?

《华尔街日报》:你的分析出发点是储蓄、投资和贸易之间的关系,为什么以此为出发点?

佩蒂斯:这三者之间的关系在经济学上都能充分得到理解,但是其产生的影响有时是有违直觉的,往往被人忽视。我以基本的会计恒等式为出发点,目的是要表明我们自以为知道的很多有关贸易和资本流动方面的东西都违反了这些原则,因此是错误的。

《华尔街日报》:中国拥有高储蓄率。这是因为中国家庭保守吗?还是有别的原因在起作用?

佩蒂斯:我们往往错误地从文化定势的角度看待国民储蓄率的问题。其实,除了变化缓慢的人口统计数字以外,决定一个国家储蓄率的还有三个主要因素:

最重要的是家庭收入占GDP的比重……这个比重越高,国民储蓄率往往就越低。第二个因素是收入不平等的程度,收入越不平等的社会一般会有更高的储蓄率。第三个因素是以信贷方式进行消费的意愿,这本身在很大程度上就是由能够感知到的家庭财富变化所决定的。

任何影响其中一个或更多因素的政策、情况都必然会对国民储蓄率产生影响,并由此对一个国家的经常项目以及其它国家的经常项目产生影响。

在中国,经济增长,尤其是在过去十年的增长得到了大量来自家庭领域转移资金的隐性补贴,补贴的形式为估值偏低的货币、工资低速增长以及最重要的低利率。虽然这刺激了GDP的快速增长,但它却导致家庭收入占GDP增量的比重急剧下降。国民储蓄率在同一时间迅速攀升不是巧合。

《华尔街日报》:那将如何影响到中美两国的贸易关系呢?

佩蒂斯:在中国,家庭收入占GDP的比重格外低,因此中国的储蓄率自然就格外高,甚至比它极高的投资率还要高。由于全球范围内的储蓄和投资必须保持平衡,这自然会对美国国内的储蓄与投资关系产生影响。毕竟,国际收支必须保持平衡。

《华尔街日报》:这是金融危机的原因之一吗?

佩蒂斯:是的。实际上,在整个现代历史上,储蓄和贸易的不平衡一直处于大多数全球金融危机的核心位置。当国内扭曲推高或打压了一个国家的储蓄率的时候,对贸易账户的影响与它对资本账户的相反影响当然是旗鼓相当的,结果就是国家资产负债表扭曲。金融危机一直就是资产负债表危机。

《华尔街日报》:中国的国际收支经常项目顺差与GDP之比已经从2007年的10.1%缩减到了2012年的2.6%──这是否意味着问题已经解决了?

佩蒂斯:没有,因为国际收支经常项目顺差不是因为储蓄减少(中国现在急需储蓄下降)才萎缩的,它是因为投资猛增才萎缩的。中国的储蓄率在此期间实际上是在增长。换句话说,中国的贸易顺差不是因为这个国家突然的再平衡调整而减少的,它减少的原因是因为世界上其它国家进入了危机、外部需求骤降。中国被迫在失业率大增和投资猛增之间做出选择,不管怎么说,中国选择了后者。这就是经常项目缩减了的原因。

《华尔街日报》:中国现在在增加工资、提高实际利率,而且人民币在走强……这些能解决中国高储蓄率下潜在的问题吗?

佩蒂斯:是的,可以,虽然这样的组合措施只是在2012年的上半年产生了效果。自那以后,情况发生了部分逆转。这就是为什么在2012年上半年,经济增长迅速放缓,只是在官方及非官方银行系统被允许大力扩张以应对增速放缓之后,经济增长才重见起色。

《华尔街日报》:从巴西经济十年高速增长之后所发生的事情中,你是否看到了中国可以吸取的教训?

佩蒂斯:与其说是教训,不如说是警示。巴西经济在1960年代和1970年代的奇迹般增长最初是可持续的,但是正如类似情形中总会发生的那样,这些年来,巴西越来越依赖以举债方式获得的不良投资。巴西多年的债务增长速度超过了它的债务偿还能力,其结果就是不可持续的债务负担,最终让这个国家在1980年代陷入了"失落的十年"。

顺便说一下,这样的故事非常普遍,在过去的100年里好像发生过很多次。我发现任何一个长期依靠投资维持经济增长奇迹的国家最终都陷入了债务危机,或者陷入经济缓慢增长的失落十年,或者两者兼而有之。

《华尔街日报》:你预计中国经济在接下来十年里的平均增长率为3%左右,对吗?对于2013年和2014年,你有何预测?

佩蒂斯:是的,不管中国主动选择还是因债务所迫进行再平衡调整,我预计中国在下一个十年里经济的平均增长率会大幅下降,但是增速取决于中国政府能够多快地整合力量、实施它自知必须进行的改革。如果领导层迅速做到了这一点,我预计2013年的增长率会降到7%左右,2014年为5-6%。如果未能做到,我预计2013年的增幅为8%左右,2014年的经济增长率则将取决于银行系统到底会不稳定到何种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