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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近年来的一些进展改变了世界的格局。核武器使争取霸权的战争破坏性太大，使赢得战争也变得毫无意义。在全球经济越来越相互交织的情况下，一个国家单边的经济成功，不可能不给其他国家诱发灾难性的后果。此外，世界各国的人民已经在政治上觉醒，不再那么容易被强权制服，即使是最大的强权。最后，最重要的是，无论美国还是中国，都不是由敌对的意识形态所支配。

而且，尽管我们有着极为不同的政治体系，我们这两个国家的社会都是开放的，虽然开放的形式不同。这也能消解各自社会内部的趋向仇恨和敌对的压力。超过10万中国学生在美国大学读书，成千上万年轻的美国人在中国学习和工作、或参与某种专门研究或旅游项目。与前苏联不同，数百万的中国人经常出国旅行。还有好几百万的中国年轻人通过互联网每天接触着外边的世界。

所有这些与在19世纪和20世纪争夺全球霸权的国家的社会自我封闭形成鲜明对比。自我封闭加深了仇恨，增强了敌意，彼此相互妖魔化也更容易。

尽管如此，我们不能完全忽略这样一个事实：近年来对中美之间友好关系满怀希望的期待，最近受到越来越敌对性的论战的考验，尤其是在两国的大众媒体上。对美国不可避免的衰落的推测，以及关于中国势不可挡的迅速崛起的期待，在一定程度上助长了这场论战。

对美国未来的悲观看法，往往低估了美国自我更新的能力。而对中国崛起持过分乐观态度的人，低估了中国与美国之间仍然存在的巨大差距，不论是人均GDP，还是各自的技术能力。

看似矛盾的是，中国着实令人钦佩的经济成功，正在强化一种对复杂的社会和政治调整的整体性需求，即，在崛起的中产阶级要求更多权利的情况下，一个自称共产主义的政府官僚体系，如何、并且在多大程度上能够继续驾驭一个国家资本主义的体制。

对潜在的中国对美国军事威胁的过分简单化的焦虑，忽略了美国的优势，这种优势来自美国两面濒临大洋的非常有利的地缘战略位置，在任何一边，都有隔海相望的盟友。

相比之下，中国在地理上被并不总是被友好的国家包围着，而且几乎没有盟友。有时，一些中国的邻国受这种情形诱惑，希望在他们与中国的具体领土主张之争或利益冲突中拉上美国，支持自己。幸运的是，有迹象表明，一种共识正在形成，即这类威胁不应该以单方面或军事手段解决，而应该通过谈判解决。

美国媒体用"转向(pivot)"来形容奥巴马政府把重点向亚洲做相对调整的做法，对问题没有帮助，奥巴马本人从来没用过"转向"这个有军事内涵的说法。实际上，美国既是一个大西洋大国、也是一个太平洋大国，这个事实从未改变，新政策只是建设性地重申了这一事实。

考虑到所有这些因素，对稳定的中美关系的真正威胁，不是来自两国内部任何的敌对意图，而是来自亚洲，复兴的亚洲可能会滑向一种民族主义狂热，为了争夺资源、领土和霸权，引发类似20世纪欧洲那样的冲突。这种可能性令人深感不安。

有很多潜在的爆发点：朝鲜与韩国，中国与日本，中国与印度，或者印度与巴基斯坦。一旦政府煽动或允许民族主义狂热，把它作为一个社会压力安全阀，局面就有可能失控。

在这样一种潜在爆炸性环境下，美国在亚洲政治上和经济上的参与，可能就是一个不可或缺的稳定因素。的确，美国目前在亚洲所起的作用，应该与英国在19世纪的欧洲起的作用类似，提供一种"海外"平衡影响，不卷入亚洲的区域对抗的纠缠，不试图在该地区获得统治地位。

美国参与亚洲事务，不能仅仅依靠固有的盟国日本和韩国，还应建立在中美合作制度化的基础上，这样的参与才会有效，是建设性和具有战略敏感度的。

相应地，美国和中国应该有意识地避免两国的经济竞争变成政治敌对。需要的是双边和多边的相互密切接触，而不是相互排斥。比如，美国不应该寻求不包括中国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中国也不应该寻求不包括美国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

历史可以避免重演20世纪的灾难性战争，如果美国能以稳定器的形式、而不是以地区警察的姿态出现在亚洲，如果中国能成为该地区卓越，但不专横跋扈的大国。

2011年11月，奥巴马总统和目前即将离任的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会面，发布了联合声明，大胆地规划了两国联合行动，提出建立历史上从未有过的中美伙伴关系。随着奥巴马第二个任期的开始，以及习近平准备在3月接任国家主席，两国领导人应该会面，重新确认和重新振奋美中关系。两国关系是充满活力、强健稳固，还是脆弱、充满猜忌，这将影响整个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