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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核六方会谈美方团长称中方同意加强对朝施压

正在中国访问的朝核六方会谈美方团长、美国国务院对朝政策特别代表金成29日表示，中国政府就有必要对朝施压表示同意。然而中国外交部当天发表声明，强调通过对话解决问题，对韩美日主张的对朝施压和加强制裁表现出否定态度。
金成前一天和六方会谈中方团长、中国外交部朝鲜半岛事务特别代表武大伟举行会谈，双方就六方会谈重启方案等朝核问题进行了磋商。当天下午金成在北京举行记者会时表示，中方同意在与朝接触过程中“施压”应成为一个重要部分。他还说，在落实联合国安理会决议案过程中，中方和各方保持合作，希望这种合作能持续下去。
然而中国当局当天对加强对朝制裁表现出否定态度。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朝核问题非常复杂，应通过对话解决。“通过对话解决问题”是西方国家主张进行制裁而中方表示反对时常用的措辞。北京消息人士多数也认为，从金成的发言来看，中方只是重申了将切实履行联合国对朝制裁决议的原有立场，并非同意韩美日三方提出的加强对朝制裁和施压的意见。

李显龙称日本对慰安妇的反省“模糊不清”

新加坡总理李显龙29日在新加坡举行的“亚洲安全会议”上发表基调演讲，在谈及日本对二战“已经表示了反省和道歉”的基础上，指出日本对慰安妇问题及南京大屠杀的表态“模糊不清”，认为日本有必要坦率地承认过去的错误,“日本舆论必须拒绝右翼学者或政治家对于历史的离奇解释”。另一方面，他也表示日本的周边国家“有必要不反复要求日本道歉”。
李显龙还提到AIIB及TPP，指出中国和日美正在展开“竞争”，并表示“新加坡希望不久后中国参加TPP，日美加入亚投行”。

日本吁东盟昼夜巡逻南海，提议制定海空规则

日本防卫相中谷元5月30日上午在新加坡举行的“亚洲安全会议”上演讲，提议东盟各国等相关国家加强对南海的监控。他还提出有必要制定确保该地区飞行、航行安全与自由的共同准则，呼吁各方开展合作。日本媒体称，中谷此番演讲旨在牵制中国在南沙群岛的填海造岛活动。
中谷元演讲时提议，成立香格里拉对话倡议计划，为区域国家建立携手合作的平台。他表示，日本有决心落实倡议计划，并准备与区域各国合作商讨细节。
中谷介绍，香格里拉对话倡议计划将有助促进本区域规划一套共同的海上及空中规则及法律。此外，倡议计划将汇集各国的资源，加强本区域海上安全，并增进区域灾难应对能力。

日美防长一致反对以实力改变南海现状

日本防卫相中谷元30日中午与美国国防部长卡特在新加坡会谈，就中国正在南沙群岛推进填海造岛一致表示反对“以实力改变现状”。在与澳大利亚国防部长安德鲁斯举行的三国防长会谈中也确认了同样的认识。
中谷在与卡特的会谈中，提及两人在“亚洲安全会议”上分别发表演讲展示日美参与南海事务的姿态，指出日美“达成了共识，强有力地展现出了同盟的姿态”。
会谈后，中谷向记者表达了期待称，填海造岛“继续推进的话，将扩大摩擦。通过日美澳三国紧密合作，或许能起到一些遏制作用。”

安倍与在野党对新安保法制分歧明显

日本众院和平安全法制特别委员会29日结束了新安保相关法案的最初3天答辩。首相安倍晋三与在野党的论战进入白热化。在自卫队任务扩大带来的风险增大等主要论点上，双方分歧明显。围绕以行使武力为目的派遣自卫队前往他国领土、领海的“海外派兵”，安倍的回答前后不一。对于新安保法制的担忧并未消除。
27日委员会第一天会议时，安倍表示“中东霍尔木兹海峡的海上扫雷可以成为例外。目前还未考虑其他例子”，把《宪法》禁止的海外派兵的例外情况仅限于海上扫雷。他同时强调将继承以往的政府见解，“一般情况下不允许海外派兵”。
但是28日安倍却表示，“在安保领域，最好还是不要说‘这就是全部’”，为将来扩大范围保留了余地。对于加上了“一般情况下”、“目前”等条件的安倍，在野党则追问“如果说是‘一般情况下’，那么会随时产生例外”、“霍尔木兹是唯一例外吗”。其结果就是让安倍的回答出现了动摇。
围绕自卫队的风险，安倍等政府方面与在野党存在巨大的意见分歧。鉴于法案进入审议之前，防卫相中谷元曾表示“风险不会增大”，在野党方面对这一发言提出质疑。在野党指出，安保法案允许随时为处理国际纷争的他国军队提供后方支援，还将放宽联合国维和行动中的武器使用条件，要求安倍“应从正面来回答风险增大的问题”。

安倍未否认可在南海向美军提供后方支援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5月28日在众议院和平安全法制特别委员会会议上，没有否认南海也在日本自卫队可能为美军等提供后方支援的“重要影响事态”的活动地域内。安倍虽未明确点名，但也提及了中国正在推进的暗礁填埋工程。
日本维新党议员江田宪司针对有可能发生“重要影响事态”的地区质询称，“是马六甲海峡、南海，还是印度洋？”对此，安倍回答称，“我希望暂时避免谈及个别具体情况，但某国正在南海进行填海造地”，同时还表示“在正在发生各种情况的背景下，将暂时避免谈论是否具体将其作为法律的对象，但如果有这种可能性，将力争能行使法律”。
日本民主党议员绪方林太郎质询称，在南海的海上通道被布设水雷的情况下，日本自卫队是否会进行扫雷活动。安倍称“如果是南海，存在很多迂回路线”，表达了否定观点。
围绕在他国领土范围内行使武力的“向海外派兵”问题，安倍反复强调，“设想的情况仅为中东霍尔木兹海峡遭到封锁之际的扫雷活动。将以被动姿态有限度地行使武力”。日本政府的立场是，由于向海外派兵一般将超出自卫的必要最小限度，在宪法上不被允许。而在霍尔木兹海峡的扫雷活动将成为例外情况。

美国将日本纳入网络虚拟防卫保护伞

美国和日本30日发表联合声明说，美国的网络虚拟防务系统将覆盖日本，协助日本应对日渐增加的网络攻击对军事设施和基础设施造成的威胁。
2013年成立的美日网络虚拟防卫政策工作小组发布的声明说，“我们注意到，不论是国家主导或非国家主导的网络恶意攻击技术日益精密。”
在周六的声明里，防卫省承诺将尽力共同努力解决多种网络虚拟威胁，包括针对日本重要的基础设施和服务的威胁。
美国国防部长卡特和日本防卫大臣中谷元周六在新加坡亚洲安全峰会上会面，展现更加强势的军事网络虚拟战略。
日本一名防务官员周四在东京表示，日本自卫队网络虚拟防卫小组大约有90名成员，美国则有超过6,000人。
日本网络虚拟防卫专家表示，政府网站每几秒钟都侦测到网络攻击，日本东京将主办2020年奥运会，日本试图弥补网络虚拟防卫工作的不足。

中共要在社会组织中设立党组引热议

中共中央政治局5月29日召开会议, 通过《中国共产党党组工作条例（试行）》。
会议指出，中国共产党要发挥领导核心作用，必须有坚强有力的组织制度保障，因此要在国家机关、人民团体、经济组织、文化组织、社会组织和其他组织领导机关中设立党组。这是中共首次提出要在社会组织的领导机关中设立党组。不过，有关报道并没有解释有关社会组织的定义。
根据中国国务院在1998年9月25日通过的《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社会团体是指中国公民自愿组成的非营利性社会组织。
中共现有的组织结构已非常严密，在政府机关、国营企业及机构及公立学校里均设有各级党组织。而在基层方面，无论是城市的街道居委会还是农村的乡村也设有党支部。此外，在所谓的民主党派中也早已设立了中共党组织，而且往往民主党派的常务负责人就是该党派的中共党组负责人。
随着中国改革开放，越来越多的人在包括外资企业的私营企业中工作，而绝大部分私营企业并没有设立党组织。

美学者：儒教可以成为西方个人主义的替代方案

美国夏威夷大学教授罗杰·埃姆斯（68岁）主张“儒学可以成为解决西方个人主义局限的知性的、精神性的替代方案。”他是一位备受中西方学术界关注的哲学家。为参加29-31日在庆北安东文化艺术殿堂举行的“21世纪人文价值论坛”来到韩国的他，递过来的名片上同时写着“安乐哲”这个汉字名字。
18岁的罗杰·埃姆斯作为交换学生前往香港，学习中文和古文。
埃姆斯说：“虽然在西方不能同时成为犹太教徒、伊斯兰教徒和基督教徒，但在东方却可以同时信仰儒释道。在西方的价值体系中，这些宗教具有彼此排斥的属性，而在东方它们意味着互补。”
——从学习东方哲学的西方学者的立场来看，东西方哲学的根本差异是什么？
在传统上，西方哲学以存在不变的固定对象为前提出发，蕴含着拒绝变化的意识。因此到了20世纪，西方也从海德格尔和德里达等现象学和解构主义等的各种观点出发，批判并反省过去的存在论。相反，东方哲学认为世界永远是运动和变化的。对象或者事物其本身并不能被定义的，而是源自于关系。因此‘孝’和‘仁’这样的语言才无法准确地被西方翻译。儒学有助于对西方哲学的局限性进行反省，提供开放思维的空间。
——但东方也追求西方化和近代化很久了。21世纪，儒学依然是有效的价值观吗？
当然是。认为“个人是决定一切的独立的存在”的个人主义，其根本前提近乎幻想（fiction）。气候变暖、环境灾难、缺粮和人口增加、恐怖主义，现代社会的所有问题，只有以合作为基础才能解决。我们是彼此依存的存在。从这种意义上来说，儒学提出了共存与一损俱损的话题，可以成为西方个人主义的出色替代方案。
——儒学的弱点是什么？
强调权威和等级秩序，存在歧视女性的一面，重视裙带关系，可能造成腐败和任人唯亲。儒学虽然是我们必需的道德和价值观，但对这些弱点有必要采取批判的观点。
——即便同属儒家文化圈，韩中日和越南是否存在差异？
把家人和学校、地区这些共同体作为根本价值，不重视个人，重视关系，这是东亚的共同点。相反，在韩国，外来的宗教和价值观中也被加入了萨满教（shamanism）的上色彩；而在日本，崇拜祖先和自然之神的神道具有很强的影响力。越南儒教的特点是跟佛教等自然地融合在一起。我们正在推进把研究儒学的学者们聚集在一起，对这些共同点和差异进行比较和讨论的‘儒教文化圈研究联合会’。在夏威夷已经举行了预备会议，明年将在越南召开总会。
——在美国学习儒学，和在东亚学习有什么不同？
无论是东方哲学还是西方哲学，都不应该局限于一个方面，而是应该通过和各种知性的传统进行比较、兼收并蓄来获得观点，这是很重要的。

专访香港儒家陈祖为：我的课题不是反现代，是怎样面对现代

方旭东：有一种说法是：像你刚刚提到的民主、自由、社会公正等等，都是所谓西方价值，而儒家有自己所珍视的不同价值。那么在你看来，儒家对于所谓的西方现代价值，整体上是可以融合、吸纳的，还是根本就是两回事？
我这样问的背景在于：所谓港台新儒家，比如牟宗三、唐君毅这一代，基本上有一个观点认为，中国传统是应该跟民主、自由、人权结合起来的，而且儒家传统里面可以发掘出这样的东西。而晚近几十年，大陆出现了以蒋庆为代表的新儒家，认为牟宗三的想法是承续了“五四”的思路、是跟在西方价值后面去跑，即所谓“西方民主自由的啦啦队”。蒋庆代表的那部分大陆新儒家会说，人权、自由、民主都是西方的价值，我们儒家讲礼、讲三纲五常，这才是儒家应该讲的东西，我们不需要西方的民主自由，我们更不需要论证我们的理论可以开出这样一些东西。你在做了非常细致扎实的概念梳理、研究和比较后，不知对此怎么看？
陈祖为：港台新儒家有两个不同的命题，我同意第一个，不同意第二个。
第一个是说，中国文化要和西方文化结合。这个结合观，我在书里也是这样讲的。但是我讲的结合，最重要是儒家价值跟西方的自由民主制度的结合，而不一定要全面接受西方制度背后的政治价值。这个跟港台新儒家有一些不同。
第二个命题，是他们在《中国文化宣言》里面说，在传统儒家文化里已经有所谓民主思想的种子。这个我不同意。我认为民主、自由、人权的西方价值在儒家思想里面是找不到的。但是儒家会不会排斥这些？那就要看是哪一种自由，哪一种民主的价值，哪一种权利的观念。有一些它会排斥，有一些它不会排斥。我的任务就是选取一些好的价值表达，跟儒家的价值结合。有一些西方的价值，儒家是不会接受的，哲学上也不应该接受的，我就排除。比方说，“主权在民”。政治上平等作为一个道德的原则，不是一个制度的原则。自由看成个人的主权，或者是个人的拥有权。儒家不能接受一个以权利为基础的政治哲学的方法。如果这些价值是以一些很基本的天赋人权、道德人权为基础，儒家可能会对这些有很大保留。
所以儒家能够提出它自己的基础，去跟自由民主制度融合。比方我们不用讲“主权在民”，我们可以讲另外两方面：儒家的思想就是当政者要为人民服务，人民是很重要的；第二就是，当政者要获得人民的真心的同意支持，需要人民与当政者是一个互信的关系。这两个是构成儒家政治权威的基础。一个我叫作service conception，一个叫ethical relationship。这两个是儒家本身有的价值，不是西方的，它已经可以让我们有很好的理由去接受民主制度。但这两个观点会对西方的民主制度提出一些在运作和设计方面不同的看法。所以我的书要提出一些制度设计上比较符合儒家的看法。我的理想就是这样的。
那么实行自由民主制度，是不是就是“西方民主的啦啦队”？这个名词不太好，但我们要面对这个问题。自由民主是一个基本的制度设计，这是有它重要理由的，而不是因为西方的就是好的。主要是两个理由，一个是外在的理由，一个是内在的理由。
外在的理由是，我们已经进入一个现代社会，这个现代时代已经没有传统的社会制度，没有掌管一切的宗教教会、教皇，在中国已经打破了儒家的教化制度、宗族的权威、皇帝的权威，这些都没有了。经济上的现代是指市场经济，每一个人都自己筹划自己的生活，没人可以指正你。第三个方面，韦伯说现代是一个价值多元社会，没有一个独大的意识形态可以告诉你怎么样去生活。还有工业化和城市化，人们的流动、职业和居住的地方，以及旅游很多。所以自由就是一个根本上的事实，你无法不配合这个事实。
内在理由是，儒家解决不了在上的人不够有德性的问题，和贪污、滥权没有好的管制的问题。它执迷所谓“大一统”的思想，不能分权，即皇帝最高，天子不能放权。所以它解决不了精英缺乏制度上的限制的问题。它也不能接受法家用很重的刑罚和奖赏来解决这个问题，因为这背后不能接续它对道德人格的理想。我就提出，民主制度跟自由制度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解决这个问题，是儒家过去想不出来的。
方旭东：那么有一些人就会说，面对这样一个“现代”的事实，我们恰恰要恢复原来的东西，如今正是被现代性搞得乱七八糟，所以我们现在不是要顺着现代性，而是要逆着现代性。同样一个事实，并不一定能推出我们就应该迎合现代性，有人会说我们应该回到原始的儒家，更加fundamental的儒家。
陈祖为：我的回应比较简单。我从来不觉得往回走是一个现实上需要严正考虑的alternative（选项），因为我觉得不可能，不能走回头路。
你看中国的发展，政治上是要保守，但经济上仍跳不出市场经济，人们做什么职业、在哪里住，基本全都自由了。这个自由人有时候不会那么容易被取消的。所有制度都在推动这个社会里人的流动、个人的发挥，经济的基础已经是不能改变的了。
外国的学者比方说是S.N. Eisenstadt（艾森斯塔特），他们提出multiple modernities (多元现代性)，后来杜维明也用这概念。我基本是同意的，现代性在现代化的过程中，在不同的文化系统里发生的变化有所不同，面貌也有所不同。我的课题不是要反对现代，而是怎么样去面对现代。我的工作就是将古代的一些精神价值，跟现代的制
方旭东：我注意到你对中国儒家的一个整体上的重新思考和重构，是从政治权威开始的，我觉得这是非常关键的政治哲学问题。而且也正是在这里，儒家可能有它自己的某种坚持。前段时间李光耀去世，中国国内学界也在热烈讨论。讨论李光耀，其实就是在讨论新加坡的模式，就会讲到威权政府。有提法认为新加坡是威权政体，而同时新加坡的人民似乎生活得很幸福很富裕，现代化程度也很高。那么是不是可以说政治上能够没有西方式的民主（因为显然新加坡和地道的英美议会民主不一样）？西方民主制度对儒家来说是不是必需的？
陈祖为：不是必要的。我刚才说儒家政治权威有两个基础，service + relationship。我可以想象有其他的制度如果运作好的话，可以同时满足这两个。所以我告诉你的是，民主不是唯一满足这两个要求的。再退一步，一个皇帝，一个很好的、贤能的皇帝，他也可以解决人民幸福的问题，又可以获得人民的信任，这也是可以的。但是一般来说我觉得在制度上这需要满足很多条件。我觉得给皇帝一个制度，能够在制度上多一点的表达信任。因为从service来说，民主制度下如果service不好的话，人民可以不投票给执政者；从relationship来说，投票就是去表达信任的最明确的一个方法。当然有其他方法去表达，比如李光耀过世，很多人出来哭，也表达了很多的信任。
新加坡的service做得很不错，但relationship是不是真的很好呢？我觉得儒家也会对它有所批评的。有两个批评的方面，第一就是对所谓异见分子，处理的手法太凶，让他坐牢、干涉他们的反对，政治言论自由不够。真正儒家的圣王或贤能，不怕反对，也不会意见不同就让人坐牢。所以relationship部分在新加坡包含压制的元素，跟儒家的理想有一段距离。第二点是，新加坡过去二十年，他的领导产生虽比较注重贤能，但是他们的工资世界最高。按照儒家贤能的理想，用钱才能留住人是不好的。
方旭东：刚才我有一点没有太明白的地方。你讲民主不是唯一满足好领导者要求的制度，也承认如果贤能君主能满足service和relationship两个要求也是OK的制度。所以从理论上来讲，你是不是也同意国内有些儒家学者说的，回到所谓君主立宪的思路上去？国内学者最近两年有在讲所谓“康党”，甚至还有往前推得更厉害的，推到霍布斯那儿去了。所以在你看来，民主制度是比贤能君主制度要好一些，还是说这两个没有高下之分？
陈祖为：在理想情况下，如何比较是一个很奥妙的事。很多人将贤能政治最好的状态和现实民主不太好的状态去比较，这并不公平。所以公平的比较是，都在非常理想化的情况下进行比较。最理想的民主制度是什么样，就是你能选出最好的贤能的人，他也是通过选举的产生。所以哪一个好一点？我觉得民主好一点。但这都是在最理想的层面。而在现实层面，所谓的民主制度还是所谓的贤能君主的制度，都不能保证选出真正贤能的人。
方旭东：所以如此说来制度并不是最重要的问题？
陈祖为：你说得对。我认为儒家一直以来都没有唯信任何一个制度。历史上一开始可能是禅让，认为禅让制度很好。然后发现君主世袭，继承是比较稳定的，能解决所谓承继的问题。诸如此类。这不是因为儒家有什么很大的道理或理想，儒家就是哪一个制度在现实上能够发挥效用，它就接受，它就用儒家的理想来改良。
比方说君主制度是不是一定会产生贤能呢？当然不是。很多君主都一出生自然就是太子，并不能保证拥有贤能。那么怎么办？就是要培养他，然后还有首相制度、官僚制度，辅佐他，教他提升。民主也是这样。儒家是不是尽信融入到民主？我觉得也不是。但是它在现实上觉得这个比贤能政治制度可能好一点。
所以回到我要讲的东西，怎么样比较理想、一般现实和最坏情况三方面？最好的情况就是，贤能政治和民主制度中执政的都是有贤能的人，那么相较而言民主是不是好一点？我觉得是，因为它有制度上的表达，人可以投票，同意你是贤能就选你出来，制度上的表达比较清楚肯定。一般现实就很难说了，新加坡可能比印度好，但是可能芬兰跟丹麦又比新加坡好。最坏的话，两者相较，民主应该也是好一点。
我觉得我们儒家的观点就是要在民主制度上吸收贤能的元素，两者结合在一起就是最好。在价值基础上还是儒家的，制度基本上是民主的、自由的。但是制度的设计和运作，要用这些价值去补充、修改。
搞民主有一系列的条件。第一就是经济条件，国家不能太穷，不能太落后。太穷的话人们最关心的是生活和温饱，那么政治的票对他们来说是很遥远的。第二就是，经济发展会带动教育和公民素质的发展。第三就是，官僚制度的能力、国家管理的能力也跟经济发展有关。你有民主制度，但官僚制度非常薄弱的话，很难解决问题。另外，一般西方学界认为如果社会存在宗教的矛盾、种族的矛盾、阶级的矛盾、语言的矛盾、文化的矛盾，矛盾越大，民主就越难发挥它的功效。最后就是政治文化，拥有一定的包容，能尊重不同的意见，才能发挥民主的效用。
方旭东：你刚才说儒家能采用民主这样一种制度，但可以用儒家的一些价值来改善它修正它。这方面具体是怎么样的呢？要修正哪些价值？
陈祖为：我觉得理念、文化是一方面，制度设计是另一方面。理念和文化方面，因为儒家不承认人天生就有政治权利。拥有政治权利的人，不应该将这个首先看成是我的一个 privilege（权益），而应该看成是一个责任。民主给每个人一票是为了能够达到民主的好的功能，表达relationship的功能，以及为了serve the people better的功能。
另外就是文化政治的道德教育。我们会发现西方民主中有很多冲突和斗争，很多时候会变质，民主的过程会产生很多不好的东西。这就需要，用西方概念来说就是civility（礼貌，文明），公民文明的教育。我觉得儒家的基本道德教育，能为此提供很多很好的方向。西方的公民教育比较着重批判，着重知识的掌握，critical thinking。我觉得在此之外也需要强调civility，就是我不同意你的意见，但我尊重你的意见。另外可能还需要compromise。儒家讲很多比如和而不同，要礼让啊、要尊重啊，我觉得儒家的道德教育是比较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