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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政府批准接触申请，包括韩方准备委员会5名成员在内的一行八人将于5月5日~6日在中国沈阳与朝方相关人士会见，讨论活动推进方案。朝方拟派6·15共同宣言实践朝方委员会委员长金万秀率代表团前往。韩方准备委员会曾表示计划于6月14日~16日在首尔举行韩朝共同纪念6·15共同宣言的活动。如果活动得以成事，将是2008年6月之后，韩朝双方时隔7年再次举行共同纪念活动。

庆南大学教授金根植（朝鲜学）表示“这是政府再三考量后做出的放手一搏”，“对于执政进入第三年的本届政府来说，今年6~8月是最后一次机会”。

西江大学教授金英秀表示“政府这些措施的特征是，在没有应朝方要求解除5·24对朝制裁措施的情况下，允许民间对朝交流”，“相当于把导致韩朝关系梗塞的部分责任推给了朝鲜”。

另一方面，朝鲜5月4日通过板门店渠道发来了关于国际女性运动家正在推动的非武装区徒步穿越活动“女性横跨DMZ”的通报，称女性运动家们拟于5月24日从朝鲜通过板门店进入韩国。统一部表示“将通过与有关部门协议采取必要措施”。

六方会谈韩方团长：与朝进行试探性对话没有前提条件

韩国外交部韩半岛和平交涉本部长、六方会谈韩方团长黄浚局5日在华盛顿同韩国媒体驻美记者举行恳谈会。他说，有关朝核问题的“试探性对话”目的在于确认朝鲜在无核化问题上的态度，因此有关各方与朝方进行试探性对话并没有前提条件。

试探性对话不会拘泥于形式，可以是双边对话，也可以是多边对话。重要的是朝方同五方进行对话，听取五方意见并作出回应。

韩国政府高官也于当天表示，五方向朝方传达五方之间达成共识的六方会谈重启条件，确认朝方的态度和诚意，然后才能着手召开正式的六方会谈，这一过程就是试探性对话。该高官的话暗示，试探性对话若能启动，有关六方会谈重启条件的协商将是对话的重点。

结束对美国的访问后，黄浚局于当天启程前往中国北京。他将在北京与中国外交部朝鲜半岛事务特别代表、六方会谈中方团长武大伟进行会晤。

朝鲜新建卫星控制指挥所毗邻金正恩住处

韩联社首尔5月5日电韩联社5日对谷歌地球提供的卫星影像进行分析后发现，朝鲜为发射火箭而新近建成的卫星控制综合指挥所（以下简称指挥所）就座落在朝鲜国防委员会第一委员长金正恩的平壤住处附近。
指挥所位于平壤市中心的普通江区，卫星影像摄于竣工7个月之前的2014年9月。影像中的指挥所外观、周边地形和建筑结构等与朝鲜中央电视台和《劳动新闻》等朝鲜媒体本月3日报道金正恩视察指挥所的消息时播出和刊登的俯视图等相关资料完全一致。

令人瞩目的是，该指挥所就在疑似是金正恩的多个住处之一、已故前最高领导人金正日的故居附近。在距离指挥所以东北方向约400米处有一大型建筑，据悉这栋建筑是金正日生前最常居住的地方之一。不愿透露姓名的一名脱北者说，这里是金正日在上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常住的地方。在指挥所以南200米处则有朝鲜最高人民会议常任委员会委员长金永南、内阁总理朴凤柱等高官居住的高级住宅区。

分析认为，朝鲜在此处建立指挥所反映出金正恩对试射远程火箭给予极大关注，并且有着持续开发火箭的强烈意志。首尔大学统一和平研究院高级研究员张容硕分析认为，金正恩可能要经常前往指挥所对开发和试射火箭相关情况进行了解和监督。韩国朝鲜大学院大学教授、朝鲜问题专家梁茂进则表示，作为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可能意欲凸显关注开发尖端武器的姿态，朝鲜还有可能于10月份在该指挥所放礼炮庆祝劳动党建党70周年。

韩国外交应游移于强弱之间采取灵活战略

将美国总统奥巴马评为“最有能力的外交官之一”的霍尔布鲁克（1941年~2010年）说“外交就像爵士”，“因为同一个主题可以不断被变奏出不同的乐章”。国内外专家一致认为，现在的韩国外交与爵士相去甚远。我们应摒弃旁人一眼可以看穿的“玻璃珠外交”，开展“扑克脸外交”。　

31名专家认为，原则性过强导致韩日关系梗塞是韩国外交最严重的问题。　

一位与政府外交安保系统关系密切的教授指出“更加令人担心的是，现在外交部弥漫着‘现在改变立场已经为时过晚’的气氛”。也就是说，外交部制定外交政策时一味与青瓦台协调步调和原则，导致外交进展不畅，错失了获得实际利益的时机。日本某代表性知韩派专家指出“朴槿惠政府丧失了灵活性这一外交的根基及核心”，“用历史问题束缚住了自己的手脚”。

专家们提出，现在韩国外交最需要的是灵活性。亚洲大学教授金兴奎（音）表示“韩国作为一个中等强国，应缩减不必要的外交安保费用支出，追求实际利益”，“这时候最需要的便是灵活的思考方式”。

也有专家指出，在发挥灵活性的前提下，美日同盟深化对韩国来说，反而可以成为一个利好消息。因为这样一来，在对中国、朝鲜等对周围国家开展外交活动时，韩国外交就可以拿美日同盟强化做借口，打出从“安打”到“本垒打”的各种好球。　

有专家提出，冷静的国民情绪能够拓宽政府的外交空间。如果舆论在独岛等领土问题上表现得过于感情化，政府的外交空间必然会大大缩小。国立外交院长尹德敏说“在继续指责历史问题时要密切关注日本国民对韩国和韩国人的认识”。

一位日本专家透露，日本政府正利用韩国的情绪反应刺激美国内部的“韩国疲劳（Korea fatigue）”。他指出“日方为首相访美进行了细致的准备，却丝毫没有照顾到韩国的感情，这是有意为之”。也就是说，日本在故意刺激韩国对日本首相在美国的演讲问题上要求加入这样那样的内容，促使美国国内对韩国的舆论进一步恶化。

前任外交部长柳明桓说“即使战争中的双方，也必须面对面坐下来谈话，才能结束战争”，建议政府在外交战术上采取多样化手法。　

不少专家指出，政府应妥善处理中国变数。一位外交消息人士表示，对于中国来说，韩国外交已经是“网中之鱼”，“中国政府逐渐感到，已经没有必要再给韩国更多诱饵了”。另一位学者则透露“中国对韩国相当自信，在签订韩中自贸协定（FTA）和加入亚投行（AIIB）的问题上，中国还表现出了‘韩国选择我们才会对自己有利’的傲慢态度”。　

在保证外交灵活性的具体方法论层面，部分专家强调应对外交安保系统进行更换等，进行人事重组。　

在上届和本届政府担任顾问的一位教授表示“本届政府外交系统的特点是，整个外交系统充斥着从不给总统做反馈、只会忠实按照总统的基调开展外交的人物”，“在这种结构下，一不小心总统就要为所有的外交失败负全责”。强调应分散力量和责任。　

专家们认为，从近处着手寻找解决头绪也是一个可行方案。如果感到难以突然转变韩日关系的基调，可以抛出韩朝关系这颗骰子，作为解决问题的工具。庆南大学教授金根植说“在6~8月这段黄金时间将韩朝关系变成一种活力素，是朴槿惠政府手中的最后一把钥匙”。也就是说，韩国政府不应局限于韩日关系的框架之中，需要灵活利用韩朝关系和美日关系寻找突破口，采取迂回的外交战略。

韩国外交危机擅长实利外交的领导人是习近平

本月1日在国会举行的外交安保对策党政协议会上，外交部长和新国家党议员们之间发生了激烈的舌战。对于韩国外交面临危机的指责，尹炳世部长反驳称“这是过分的批判”。那么，韩国国内外专家们是如何看待韩国外交危机论的呢？

《中央日报》5月1～5日对前任外交部部长·次长及教授等24名国内外交专家和7名美中日专家等共31人进行了问卷调查。认为韩国外交“面临非常严重的危机”的记作10分，认为“完全不存在危机”的记作0分。结果显示，回答“面临危机”（6分以上）的专家有21人，占整体的67.7%。平均分为5.8分。就朴槿惠政府的外交政策和战略，本报以“秀、优、美、良、可”评分标准再次提问。结果显示，无人回答“秀”，7人回答“优”，13人回答“美”，9人回答“良”，2人回答“可”。在相对评价中，朴槿惠政府的分数也比较低。本报对韩国、美国、中国、日本、俄罗斯等五国元首中谁最擅长推行争取国家利益的实利外交进行了提问，认为是朴总统的专家为0人。17人认为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接下来排名依次是美国总统巴拉克·奥巴马（6人）、日本首相安倍晋三（6人）和俄罗斯总统普京（2人）。参与问卷调查的梨花女大朴仁辉教授（国际关系学）表示“不是只有满垒本垒打才能赢，安打和突袭都要打才能赢”，“应该发挥灵活性，推行实利外交”。

《中央日报》调查研究组3～4日对全国1000名成年男女也进行了“外交问题舆论调查”。普通国民中回答韩国外交面临危机的应答者也占47.0%，远远高于回答不存在危机的应答者比例(28.7%)。对于谁是最擅长实利外交的领导人的提问，回答是习主席的人最多，占33.8%，回答是奥巴马总统的人占27.5%。在针对普通国民的调查中，有17.1%的人回答是朴总统，排名第三。之后是安倍首相(15.2%)、普京总统(3.0%)。

值得注意的是，这次调查中朴槿惠政府的外交安保国政执行分数（满分100分）为59.2，与2月的调查结果（61.9分）相比略有下降。普通国民舆论调查是用家用电话（357人）和手机（643人）的方式进行的，最大误差允许范围为95%的信任基础上上下浮动3.1个百分点，应答率为14.3%。专家中，16人认为最大的外交危机是韩日间未举行韩日首脑会谈等不断恶化的韩日关系，接着有10人认为是韩朝关系。

对于造成危机或失误的原因，31名专家中有13人认为是“看总统眼色行事的外交安保部长及总统参谋们的死板态度”，之后有8人指出是“总统只是固守原则·名分，缺少灵通性”。相反，对于这一提问，普通国民们认为主要原因是“激变的国际局势等韩国无法控制的外部因素”(40.3%)，接着是“看总统眼色行事的外交安保部长及参谋”(29.5%)。

对于韩国外交危机论，亚洲大学教授金兴奎表示“（控制塔）国家安保室看起来基本没有发挥其应有的职能和作用，这是最大的问题”，“有必要对包括实务者在内的所有人进行人事改革”。

奥巴马、习近平为实际利益暂时不提过去

曾担任韩国驻美大使的延世大学特聘教授崔英镇表示“朝鲜五百年只有朝贡外交，截至1945年解放，四十年没有外交权。截至20世纪90年代，只有美国是重要变数，因此也不需要外交”，“现在要开始真正的外交”。崔教授认为“政府只进行平面外交，因此看起来就像是停止了一样”。

这也是31名国内外专家的共认。如果问在韩、美、中、日、俄五国首脑中谁是最会进行实利外交的领导人，没有人会选朴槿惠总统。一位外交专家指出“需要采取与韩国国力相匹配的应对措施,但是她并没有做到这一点”。还有一位专家认为“韩国外交太注重名分，由此失去实际利益”。

相反，被评为最会进行实利外交的正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延世大学教授文正仁表示“习主席的手腕比美国总统奥巴马更高一筹”。文教授说明称“他正为国家利益表现出多重面孔并做好外交准备”。中国主导的亚投行(AIIB)突破美国的牵制网，有57个国家加入，超过预期。上个月在印尼雅加达举行的亚非领导人会议上，习主席大大方方得与日本首相安倍晋三进行了会谈。这也是将历史矛盾与合作领域分开的双轨战略一环。

此外，被比喻成“犹豫不决的哈姆雷特”的奥巴马总统也变了。继去年12月宣布与古巴恢复邦交以后，上个月还与伊朗实现核谈判。以安倍首相访美为契机缔结新美日同盟也是变身神速。一位专家表示“如果说第一期政府的奥巴马是理想主义者，那么第二期政府则正采取前美国国务卿基辛格式的实利路线”。

安倍首相持续进行右倾化，但也未错失外交实利。安倍在全世界进行首脑外交，但与邻国韩国、中国的关系疏远，被批为“面包圈外交”，最近六个月两次成功举行中日首脑会谈，填补了“面包圈”里的“洞”。通过访美，在亚太地区稳定了作为美国最重要安保伙伴的地位也是其一大外交成果。成均馆大学教授金泰孝评价称“安倍首相首先试图接近韩国，未如愿后迅速转向中国，这就是典型的实利外交”。　

如此，已开启使人联想起80年代初“里根-中曾根康弘”蜜月关系的“奥巴马-安倍”蜜月时代，中日两国关系也在迅速得到改善。在这种情况下，韩国政府却只是一味地重复着“不用担心”的话。　

一位前任部长强调称“就像伊索寓言中本来想要卖驴子结果后来听了其他人的话骑着驴子走了那样，太看别人的脸色了”，“需要领导人的勇气”。

日本议员访华团与张德江会谈望推动两国关系改善

由日本自民党副总裁高村正彦率领的跨党派“日中友好议员联盟”一行5日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与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张德江举行了会谈。鉴于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4月实现了时隔约5个月的首脑会谈，访华团有意促进两国关系的改善。

围绕AIIB张德江称望日本也能给予配合。就此，高村寻求确保透明度。

日美TPP磋商“针对中国”的意识显著

4月19日至21日在东京举行的TPP谈判日美部长级磋商中，美国贸易代表弗罗曼出于对国内政治局势的考虑而强烈要求日本增加大米进口，对此日本TPP担当相甘利明气愤地表示，“难道美国要仅仅为了大米而使谈判破裂吗？”

为了力争使TPP谈判的日美磋商达成妥协，两国围绕如何处理敏感贸易品展开了激烈争论。日美两国历史上也曾多次就纤维、汽车、牛肉、橙子等产品的贸易扩大开展过激烈谈判，但TPP谈判的不同之处在于其对在亚太地区存在感不断增强的中国怀有明确的针对意识。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4月29日在美国国会参众两院联席会议上演讲时就TPP强调表示：“必须创建不被任何国家随心所欲进行左右的公平市场。”虽然没有指名道姓，但此番发言明显是针对中国。

中国提出AIIB等构想，希望主导亚太地区的框架构建。日美正加快步伐，希望先于中国构筑该地区的市场规则。

中国还有意通过日本和东盟等16国参加的“东亚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谈判参与亚洲地区的贸易规则制定。但是，由于“印度对贸易自由化态度消极”，磋商没有取得进展。

根据这一情况，研究国际政治经济的日本庆应大学教授渡边赖纯提议，“日美应明确TPP不排斥中国这一态度。”这主要是由于中国政府需要依赖日本的技术及美国的市场来提高本国国民的收入水平，因而可能会申请加入TPP谈判。

若中国加入谈判，就可以要求其遵守知识产权保护等共通的规则。渡边还指出：“没有中国加入的TPP没有太大意义。”

TPP的12个谈判国的合计GDP约占全球的四成，RCEP的16个谈判国则约占三成。在亚太地区这一巨大经济圈内，如何在立足于日美关系的基础上应对带动地区经济增长的中国，成为日本不得不面临的难题。

日美首脑会谈的幕后主角是中国

在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与美国总统奥巴马举行首脑会谈的前一日（4月27日），在与美国白宫相隔一个公园、相距仅100多米的美国商工会议所，约200位中美贸易、投资相关人士举行了会议。

“虽然中国并未参加环太平洋经济合作协定（TPP）和环大西洋贸易投资协定（TTIP），但是谁都意识到中国的存在”，出席会谈的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USTR）代表弗罗曼如此表示，显示出期待强化与中国的贸易关系，同时透露出对日益崛起的中国的警惕感。

4月28日的日美首脑会谈的幕后主角正是中国。

安倍晋三对于与TPP有关的日美协定取得“重大进展”表示欢迎，同时与奥巴马就“日美发挥领导作用，力争早日达成妥协”达成一致。虽然在大米和汽车等悬案事项上并未取得明显进展，但是显示出日美团结一致力争尽早达成妥协的姿态。对在亚太地区迅速扩大影响力的竞争对手中国进行了牵制。

对于美国来说，TPP不仅仅是贸易协定。奥巴马4月17日曾警惕地表示“如果我们不在亚洲制定有竞争力的规则，中国将设定有利于本国劳动者和产业的规则”，承认TPP中包括对华政策的考量。美国国防部长卡特也承认TPP的战略效应，表示“（TPP）与航空母舰一样重要”。中国海洋战略的加速和经济能力的提升对于希望维持“唯一超级大国”地位的美国来说成为21世纪最大的担忧。

美国政府的贸易相关人士之所以久违地如此关注迎来收尾阶段的TPP谈判和与实现TPP有关的美国议会的“贸易促进授权（TPA）法案”，也是因为中国。虽然谈判陷入僵局，但是之后将迎来与欧盟（EU）的TTIP谈判。在被美国视为成长源泉的亚太地区，美国提倡的TPP与中国主导的经济圈形成激烈竞争。从中可以看出美国不愿意在地区的经济整合中落后于中国的真实想法。

中国正在加速行动，其表现就是中国主导的亚投行,欧洲等国家也被拉入其中。虽然日美政府均暂不加入亚投行，但是奥巴马在日美首脑会谈后的记者会上上强调“如果成立多边融资机构，（在融资决定等方面的）指针必不可少”。安倍晋三也做出了同样的发言，在对华政策上日美加强了统一步调。

因TPP和亚投行而浮出水面的日美与中国之间的摩擦或许才刚刚开始。相关人士已开始论议下一个焦点。就是日美欧是否从2016年开始将中国认定为世界贸易组织（WTO）协定上的“市场经济国家”的问题。

将01年加入WTO的中国视为“非市场经济国家”的条款将于15年12月失效。中国似乎希望自动转为市场经济国家，但是欧美等国显示出应重新判断的看法。欧盟内务事务委员Cecilia Malmstrom说:“市场经济国的认定不是自动的”，透露出欧盟内将进行协商的意向。

如果被定位为非市场经济国家，在被对方国认为以低价向出口商品时，采取反倾销措施将处于非常不利的地位。不过有观点认为，对于重视面子的中国来说，相比实际损失，中国更无法容忍“非市场经济国=二流国家”的看法。中国一直在积极游说各国，新加坡和澳大利亚已将中国认定为“市场经济国”。但是日美欧则一直拒绝将中国认定为“市场经济国”，各国将如何应对正逐渐成为关注的焦点。

亚洲基础设施金融秩序必将改变

新兴市场国家主导的开发金融机构将迫使亚开行进行变革。亚开行与日本3大银行和法国巴黎银行等在基础设施项目咨询方面展开了合作。考虑到有观点认为“能在多大程度上确保有望实现盈利的基础设施项目将成为课题”（印度国家银行高层），将共同为基础设施项目策划和运营商选择等提供建议。

此外，还回应了“亚开行应该进一步向各国办事处下放从策划到执行的决策权限”（孟加拉国国财政部长穆希特）的呼声，制定了加快项目审查的目标。

“必须与各成员国磋商”，中尾在5日的记者发布会上宣布启动增资讨论，另一方面，没有提及提高新兴市场国家的出资比率。但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2010年已就提高新兴市场国家出资比率达成协议。日美主导的亚开行也将被迫加以应对，亚洲基础设施金融的秩序必然将发生改变。

上海禁止官员配偶及子女经商

响应习近平提出的遏制腐败的要求，上海颁布了严格的规定，禁止该市领导干部的配偶及子女经商办企业，通过政府关系获益。

周二公布的新规定禁止该市领导干部的配偶经商办企业，还禁止官员子女及其配偶在上海经商办企业。这个中国最大的城市打算成为全国典范。

上海出台上述规定之际，习近平发起的广泛的反腐行动已经牵涉了数万名官员及执政党共产党的高层领导。在很多情况下，查出的巨额财富都不在官员本人名下，而是在包括子女在内的亲属名下。

“不从制度上防止公权私用、以权谋私，不从制度上促进社会公平正义，改革就得不到人民拥护支持，”上海市委书记、该市最高领导人韩正周一发表讲话时说。“从哪里严起？从领导干部管好自己家人开始。”

这些新规只适用于上海官员，似乎无法阻止国内其他地区或北京中央政府的官员家属在上海经商。上海高级官员的子女也可以在这座城市以外的地方自由地经商。

对于想经商的官员子女来说，一个选择是：把公司搬到别处。

近年来，许多官员的家属或商业伙伴都把公司迁出了北京和上海等受关注的城市，国内的一些偏远地区扮演了离岸避税港的角色。

前总理温家宝女儿的商业伙伴、高调的慈善家段伟红最近把她的一家控股公司从北京迁到了西藏。包括周永康在内的其他官员的家族，也已经把企业设在了中国西北部的新疆。

中国政治第六代领导层 “宇宙帮”崛起

在中国政界，曾从事过宇宙开发工作的专家集团正被提拔到要职。他们比现有政治人士的学历要高，派系色彩较少，正作为支撑中国未来政治的“新鲜血液”而受到瞩目。5月5日，香港《明报》将他们的崛起称为“宇宙帮的崛起”。有评价称，宇宙帮的崛起与因腐败没落的“石油帮”形成对比，正在进行中国政治的新老交替。

中国共产党5月4日任命辽宁省委副书记陈求发(61岁)为新一任省长。陈省长自1978年作为航天工业部设计员以来，一直是在宇宙开发领域活跃的“宇宙通”。以中国版NASA——中国国家航天局(CNSA)局长成为第18届中央委员后，2013年1月以湖南省政协主席开始从政。　

河北省省长张庆伟(54岁)、深圳市市委书记马兴瑞（56岁）、国务委员王勇(60岁)与陈求发省长一起被评为“宇宙帮”的先导“四人帮”。张庆伟曾担任过负责导弹和发射人造卫星火箭开发的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CASIC)总经理。在成功发射载人航天飞船神舟五号和神舟六号之后，2011年8月被任命为河北省省长。他被评为将从2022年开始领导中国十年的第六代领导层的一匹黑马。

马兴瑞今年3月代替领导深圳五年的王荣(57岁)，迅速崛起。习主席撤换了作为前主席江泽民亲戚的王荣，选择“宇宙帮”人士，颇具深意。马兴瑞曾担任中国宇航学会理事长和中国探月工程副总指挥等职务，从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次官）转为领导作为改革开放前线的深圳市。

此外，“宇宙帮”的第二阵营也很强大。其中有作为第18届中央委员的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许达哲(59岁)和浙江省副省长袁家军(53岁)等人。“宇宙帮”的人脉以1956年10月宇宙开发为目的成立的国防部第五研究院开始，以拥有以第七机械工业部、航空航天部、航空航天工业部和航空工业集团公司的六十多年历史为基础。此外，以科学发展报国的“报国精神”也是“宇宙帮”的标志。习主席选拔 “宇宙帮”担任要职,而预计这些人将在2017年秋季举行的第19届党代会时全面崛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