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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朗核协议最后期限延至周三

“我们在过去几天取得了充分的进展，所以值得把期限延长到周三，”国务院女发言人玛丽·哈夫说。“还剩下几个棘手的问题。”
3月31日的最后期限是三个月前制定的。这一机制意在确定各方是否有足够的政治意愿，在6月底之前达成最终协议。
伊朗希望几乎立即取消联合国的制裁，而美国及其谈判伙伴则希望制裁要逐渐放松，从而确保伊朗会采取措施，使其更难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生产出核弹级材料，并要求伊朗回答国际核查人员的问题。
周一，国务院承认，一个核心问题仍然在讨论之中，即如何处置伊朗巨大的核燃料储备。
“关键问题是，我们在核燃料储备的问题上，没有与伊朗达成一致，”哈夫对记者说。这里的西方官员表示，这一问题可能被当成技术问题，留到6月份的最终协议中解决。

朝鲜以稀土抬高身价在中日外交间走钢丝

朝鲜的地下资源令世界各国觊觎。不仅是中国，俄罗斯、英国、美国也对此感兴趣，日本尤为热衷。
因中日纷争，朝鲜开始正视稀土价值。3月23日，朝鲜国家资源开发省调查局和澳洲等国地质学家一同进行调查的结果公布，朝鲜地下埋有2亿1600万吨稀土。调查局自豪宣称，“2010年世界稀土消耗量仅为14万吨，朝鲜的储量相当丰富”。
此次朝鲜公布的结果是推测值，并非直接勘察，无法确信。政府相关人员称，“朝鲜的稀土微量包含在多种矿物中”，“有经济性的稀土推测约为4800万吨左右”。但这也继中国稀土储量（8900万吨）后，位居世界第二。
今年1月，中国根据世界贸易组织的决定，废除稀土出口配额制，按照严格的环境标准控制生产。开采稀土时，除氟和尘土外，还会产生钍等放射性物质。在加工处理过程中需要大量使用化学原料，因此会产生废气、硫氧化物、硫酸等污染物，故需要废水处理设备。
这是日本希望早日改善与朝鲜关系的缘由，因为朝鲜的环境规定不如中国严苛。去年10月，俄罗斯与朝鲜合作，决定着手朝鲜内陆铁道的维修工程，同时介入朝鲜稀土开发并充当资金也是出于这一原因。
朝鲜以稀土为媒介，与中国、日本、韩国小心翼翼地维系关系。
朝鲜也希望朝日交涉顺利。如今朝日关系虽因绑架问题相互纠葛，但国防委员会第一委员长金正恩对日本态度友好。金第一委员长受旅日同胞母亲高英姬（1953~2004）的影响，对日本十分感兴趣。
金正日生前曾指示，“与韩国共同开发地下资源”。按原矿石出售便没有附加价值，因此叮嘱与韩国共同开发，提升附加值再进行出售。
就目前的朝韩关系来看，虽然距离共同开发稀土还很遥远，但韩国也并非毫无兴趣。2011年，韩国政府曾与朝鲜推进江原道平康郡的稀土矿山开发工程。但还需计算像目前一样从日本进口已加工的稀土和从日本购买设备朝韩共同开发，两者哪一项更能获利。
中国也十分关注朝鲜的稀土。中国能以稀土压制日本，不愿意朝鲜成为新的供给国。因此中国仍从朝鲜少量进口稀土。据韩国贸易协会统计，去年朝鲜向中国出口稀土60吨左右。庆南大学教授任乙出指出，“虽然仅为少量，但中国继续依赖朝鲜，同时向朝鲜施压，保持自身立场”。“资源竞争将愈演愈烈，稀土是战略价值较高的资源，因此希望能用于朝韩共同繁荣”。

金正恩亲自驾驶朝鲜自主生产轻型飞机

朝中社1日报道，朝鲜国防委员会第一委员长金正恩当天走访一家军需机械工厂参观自主研发的民用轻型飞机试飞，随后登上轻型飞机进行了起降试飞。
金正恩说，轻型飞机便于操作，发动机声音好听，并称赞工厂工作人员、科学家、技术人员及“劳动阶级”投入全部力量和热情，成功研发出所有装备和装置均实现国产化的轻型飞机。当天，朝鲜人民军总政治局长黄炳誓、总参谋部副总参谋长吴琴铁、朝鲜劳动党第一副部长李炳哲等陪同金正恩视察。
这是朝鲜媒体继去年12月30日后第二次公开金正恩亲自操作飞机的画面。当时，朝鲜中央电视台播放一部纪录片，播出金正恩在飞行员的帮助下亲自驾驶飞机的画面。
今年年初，金正恩在新年贺词中批评“进口病”，此后通过各种媒体提倡“国产化”。有分析认为，金正恩赞赏自主研发轻型飞机的努力和成果，意在警惕依赖进口的倾向，提高民众对国产产品的自豪感。

日本政府决定将对朝经济制裁延长2年

日本政府31日在内阁会议上决定，将今年4月13日到期的对朝单边经济制裁延长2年。制裁主要包括全面禁止进出口、禁止人道主义目的以外的朝鲜籍船只进港、禁止包机入境。日本政府希望通过继续施压敦促朝鲜推进绑架受害者的重新调查一事，但也可能招致反弹，导致日朝磋商陷入进一步的停滞。
官房长官菅义伟发表谈话称，延长制裁的理由是朝鲜试射弹道导弹和未通报重新调查绑架受害者的结果。关于制裁，菅义伟也指出“将视朝鲜是否有解决绑架、核、导弹等一揽子问题的具体行动不断调整。”
外相岸田文雄强调“力争在对话与压力并重的方针下解决绑架等问题。继续要求朝方快速、坦承地通报调查结果。”

朴总统：没必要对夹在大国之间抱消息态度

“美中两国均向韩国示好，这不是棘手的事情，也不是进退两难的选择，而是一种福分。对于这种失败主义的、自我贬低甚至是事大主义的观点，要理直气壮地说明我们的立场。”
对于尹部长在驻外公馆负责人会议上的发言，外交界出现了激烈的争论。
外交部内部解释说，这是对不区分盲目抛来的责任论的正面反击。某官员表示“外交部因为部署萨德和加入AIIB等热点问题被舆论猛烈抨击，所以尹部长选择了正面应对”。　
据说其实尹部长还亲自修改了开会词，把发言的核心放在反驳那些认为韩国外交就一只无能的虾一样夹在美中之间的批判上。外交部内负责朝鲜和美国的负责人之间最近充斥着“韩国的地位并不低，没有想说的夹美中日之间，什么也做不了”这样的氛围。
尹部长的发言是在他陪同朴槿惠总统出席了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的国葬仪式后发表的，从这点来看尹部长是否有同青瓦台事先通气也成为了大家关注的焦点。青瓦台外交安保领域的核心人士表示“这一发言并没有与青瓦台事先通气”。
问题是尹部长的发言招致了批判声，认为他的发言与国民感受到的问题意识完全不符。梨花女大朴仁辉教授表示“在萨德与AIIB争议上，外交部表现消极，给人不想就问题本身进行讨论的印象，结果现在又来说什么福分，这在逻辑上不符”。　
青瓦台不希望此发言招来的风波扩大。据悉，朴总统3月31日在青瓦台特别助理官团会议上就围绕萨德和AIIB的外交政策表示“媒体说韩国夹在强国之间‘天啊，出大事了’，但绝对没有这个必要”，“我们是根据各种情报冷静综合判断后做出的决定”。朴总统补充道“信任很重要，因此我们时代的外交和经济都要带着原则性和一贯性继续向前”。这算是在支持尹部长的发言。另一位青瓦台人士表示“尹部长的发言某些地方是有些过了”，但同时也表示“重要的是我们在开展外教活动上没有必要太消极”。

安倍称没必要急于加入亚投行

安倍晋三31日在官邸会见自民党外交小组组长秋叶贤也等人，有关中国主导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表示“没必要急着加入”，认为在组织运营及融资审查体制等方面仍存有疑虑。出席会谈的人士透露了这一消息。
有关AIIB，G7中已有英德等国表态加入，但美国仍保持谨慎态度。安倍表示“美国应该了解日本是可信赖的国家了吧”。
“希望在自民党内积极讨论日本应持何种立场”。

美国前国务卿奥尔布赖特：美国在亚投行上“搞砸了”

奥尔布赖特3月31日在华盛顿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表示，美国在应对亚投行上“搞砸了”，“不应该这么处理”。
奥尔布赖特表示，美国“没有料到”其他国家会愿意加入亚投行。她希望美国未来能够转变态度并与亚投行进行合作。她认为美国加入亚投行将有助于美国在更多国家和地区推广其倡导的透明和法治的理念。
奥尔布赖特还表示，美国应该支持IMF改革，政府必须促使国会批准IMF改革方案。她坦言，政府要在国会获得支持绝非易事，需要对议员进行大量说服工作，但这是政府必须完成的工作。
IMF董事会2010年通过份额和治理改革方案。根据该方案，IMF的份额将增加一倍，约6％的份额将向有活力的新兴市场和代表性不足的发展中国家转移，中国将成为IMF第三大成员国。美国是IMF的最大股东国，由于美国国会尚未批准该改革方案，导致接近“终点线”的改革一再拖延。

习近平扩展中国影响，澳大利亚因亚投行反思政策是否外包美国

《金融时报》3月30日发表杰米•史密斯题为《澳大利亚决定加入亚投行》的报道称，澳大利亚宣布，计划加入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扭转了先前作出的不参加这家中国主导机构的决定。
澳大利亚国立大学战略研究教授休格·怀特表示，政府的转变相当重大，现在看来澳大利亚很可能成为正式成员。
“这对澳大利亚标志着一个非常严肃的时刻，之前我国在如何应对中国的崛起方面把自己的政策外包给了美国，”他说。“这件事让人停下来想一想，澳大利亚如何面向未来做好自己的定位。”
堪培拉方面最初决定不加入亚投行，因为热衷于参加的经济部门和态度更为狐疑的外交部之间产生了紧张。但本月早些时候英国顶住美国的反对，表示有意加入亚投行，这促使澳大利亚政府内部进行反思。

亚投行是中国特色的门户开放

亚投行计划的推出引起很大反响，根本的原因正在于此，人们真实地看到现实中国如何尝试运用其力量，按其意志来塑造外部世界。而这一举措，以及构成其基础的“一带一路”政策，其包含的理念与目标，熟悉近代国际关系史的人们假如硬性在历史上寻找其相近范式，则这就是某种中国特色的门户开放政策。
亚投行以亚洲的基础建设为名义目标，但人们从首批共同参与国家名单可以看到，对其最热心的还是中亚、南亚和亚洲内陆地区的转型国家，这也是当前中国倡导的一带一路计划中丝绸之路经济带包含的地区。
亚投行的推出结束了自1990年代中期以来的对外政策的大辩论，即中国获得相当综合实力后，战略对外政策方向的论战。这一断续和激烈的争论大致包含三种结论，第一种观点是加深内部政治与社会制度变革，从而更深度参与和融入美国及其欧亚伙伴主导的现有国际秩序，在其中寻求发挥作用；第二种观点是美国及其伙伴与中国的发展利益有结构性冲突，而制度变革是外部世界削弱中国的长期阴谋，因而应向前苏联那样，寻求楚河汉界似的新冷战结构，中国应领导这一新反美冷战阵营。
这两种观点也是中国国内政治对立和撕裂的反映，而调和两者，在两者间保持微妙均衡是30余年来中国内外政策的基本特色，所以有第三种观点，也是现领导团队的观念：将政策重心更多地从大国政治转向周边的地缘空间，不寻求冷战式对抗结构，而将资源投注于拓展自身国际权力基础的另起炉灶。在这种思维下，于是有中国对上海合作组织，金砖国家间合作，其他双边和多边自贸区及本亚投行的空前热情。
中国的非冷战和非结构对抗的另起炉灶政策有现实的内部产业与经济需求。
中国的国际投资能力与内部传统工业产能过剩危机，产业升级需要的产业转移问题，这些现实和迫切的需求推动着主要作为经济权力中心的国务系统策定新的外交政策方向，而基础建设无疑是一个很好的解决。这是亚投行的国内经济基础。
只是这一思路也不无内在矛盾，因为这既意味着中国将继续保持和发展高能耗，高污染，低效能和投资导向的传统产业，同时，亚洲后发国家的社会和政治环境与中国没有可比性，未必能支持这种低端产业模式的输出，在本地会遭遇前所未有的本地纠葛和变数恐怕是难以避免的，这在中国20年前推动的中非合作中已有太多例证。中国毕竟不是19世纪末的美国，而今日亚洲与彼时的中国也自不可同日而语。
无法回避的是，无论东南亚还是中亚地区，中国的利益均沾设想与美俄等国家的传统利益和影响不可能毫无冲突，东南亚为美国亚太战略的重心，而中亚既是俄罗斯后院，也是当前美俄博弈的主要舞台。尽管中国试图通过开放AIIB的广泛国际参与来缓和这一冲突，然而，权力的角斗场毕竟不可能完全排除零和的特征。
问题的核心还是离不开一个最终极的战略思维：中国可能撇开现有国际结构独自打造可行的国际权力与秩序框架吗？或者，换句话说，在中国现有的内部制度和社会基础上，中国能够为国际社会提供可靠的规则与规制平台吗？
亚洲的基础建设投资之所以几十年来不振，并非因为国际社会疏忽，而是这些国家自身的内部社会动荡，从而自身社会和制度基础薄弱的产物；同时，日本主导的亚洲开发银行业绩平平也表明，没有实质性的国际政治和军事权力提供制度性和基础性的保障，单纯经贸思维的国际权力梦想不可能行得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