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朴总统：期待通过今年访美就强化同盟等达成一致意见

5月4日,朴槿惠总统就韩美关系表示“期待通过今年内访美，就提高韩美同盟在实现区域内和平与稳定上发挥的作用、强化全球伙伴关系等合作方案达成一致意见”。
朴总统当天下午接见了为出席“《中央日报》-CSIS论坛”（6日）而访韩的约翰·哈姆雷所长等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CSIS)代表团并做出了上述发言，公布了访美计划。
朴总统接着表示“就任当时就存在很多重要问题有待解决，如战时作战指挥权的移交、防卫费用分摊的协商、韩美原子能协定的修订等。但过去两年两国相互信任，通过紧密协商，圆满解决了所有重大问题”，“协调两国意见分歧的能力正是韩美同盟的最大力量”。
朴总统就韩日关系表示“我认为日本是东北亚和平与繁荣的重要友邦，为了两国关系的发展，我们一直在努力”，“期待借助韩日邦交正常化50周年及停战70周年这个机会，日本首相能转变历史认识，借此实现韩日之间真正的和解与未来合作”。
“我们的外交不会被过去历史埋没。过去历史就是过去历史，要毫不含糊地处理，而韩美同盟、朝日关系和韩中关系等外交问题属于另外层面的问题，我们带着明确的目标和方向正在推进中”。接着，朴总统就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在美国参议两院发表演讲一事表示“安倍政府没能就慰安妇受害者等历史问题真诚地道歉，没能抓住强化与邻国之间信任的机会，这在美国也受到强烈批判”，“如果日本不正视历史，单方面跳过历史问题，那我们也爱莫能助”。

朝鲜新建火箭发射基地金正恩考察并进行现场指导

据朝中社3日报道，朝鲜新建的国家宇宙开发局卫星控制综合指挥所最近落成，朝鲜国防委员会第一委员长金正恩当天访问指挥所并进行现场指导。
金正恩表示，朝鲜已成为独立自主研制和发射人造卫星的国家，和平开发宇宙是合法权利，即使敌对势力加以否定，朝鲜的人造卫星研制及发射国地位也不会动摇，朝鲜将坚定不移地推进宇宙开发项目。宇宙开发项目是一件与民族尊严和自尊心息息相关的大事。朝鲜的卫星今后仍将在党中央决定的时间和地点飞向宇宙。

朝东仓里导弹基地改建工程还需数月近期无发射导弹可能性

据韩国政府一位消息人士4日透露，朝鲜从2013年底开始进行的东仓里导弹发射基地改建工程还需数月才能完成。
该消息人士表示，朝鲜最近在平壤建成新的卫星控制综合指挥所，今后很有可能发射远程导弹。但从东仓里导弹发射基地的改建工程进展来看，近期不会发射比“银河3号”大的火箭，而且也没有准备发射的迹象。当天，韩国国防部发言人金珉奭也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目前朝鲜没有发射远程导弹的迹象，短期内没有发射可能性。

超党派议员团访华中方牵制安保法制

由超党派组成的日中友好议员联盟访华团于4日抵达北京，与中日友好协会会长、原外交部长唐家旋举行了会谈。
根据日本方面的说明，唐家璇提到了新的安全保障法制，并表达对日本方面的牵制，“希望日本的领导人在谈及海外安保问题时，不要以中国举例”。
有关首相安倍晋三在美国议会参众两院的演讲，唐家璇表示，“与村山讲话等历代首相讲话相比，安倍首相的讲话中有一些缺少的部分，依旧存在差距”，并表达了对于演讲中没有使用“道歉”等语句的不满。

习近平朱立伦会见，时隔6年实现国共领导会谈

5月4日在北京举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与台湾国民党主席朱立伦国共领导会谈。
习主席在会谈强调“共同开创两岸关系未来、建设两岸命运共同体”，“为此，坚持“九二共识”、反对“台独”是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政治基础，其核心是认同大陆和台湾同属一个中国。”
陪同朱主席访京的一位台湾记者解读称“习主席这番话表面上是对朱主席说的，但同时也是说给民进党主席蔡英文听”。中国大陆的关注点在于在总统选举中牵制民进党执政，即使民进党上台，也要杜绝台湾发生像陈水扁总统时期将台湾独立公约付诸实践的事情。
朱主席强调要大幅强化与大陆的经济合作，也是出自这一考虑。朱主席说“亚投行、“一带一路”计划台湾要积极加入”。但对于双方围绕妨碍台湾加入亚投行的名称问题进行的具体对话内容，朱主席表现出了慎重立场。分析认为，朱主席这样做是担心国民党过度表现出“亲大陆”的立场会引起台湾内部舆论的反对。

陆委会：大陆不应对台湾参与亚投行等国际组织设政治前提

有关台湾希望加入亚投行部分，习近平释出善意表示欢迎，但也重提「一中原则」。对此，台湾陆委会深夜响应表示，大陆应正视中华民国存在的事实，尊重台湾参与国际活动的民意，秉持「搁置争议，正视现实」的政治智慧，为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共存共荣创造有利条件，不应对台湾参与亚投行等国际组织设置政治前提。
中央社引述台湾淡江大学美洲研究所教授陈一新的谈话表示，大陆考虑到民进党有可能在2016年执政，不愿让民进党一执政就拿到两岸关系上的好处，才立下「一中原则」这个挡箭牌。他说，假设国民党2016年仍然执政，大陆有可能把加入亚投行的前提降为「九二共识」。
另外，习近平在双方会晤中表示，当前两岸关系处于「新的重要的节点」上，是摆在两岸「所有政党」前的重大问题，两岸关系的路应如何走，「攸关中华民族和国家未来」，需要大家认真思考。措词似乎隐含中共对台湾政治局势一旦发生变化的立场。
台湾陆委会也回应指出，习近平提出两岸关系处于新的重要节点的说法，可能与关注台湾未来内部情势发展有关。陆委会说，为巩固与深化两岸和平发展及厚植民意基础，双方应把握契机，持续推动两岸关系制度化发展，透过深化两岸官方常态化互动，务实处理两岸重要议题。
另外，习近平在「朱习会」提出「聚同化异」、「构建维护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制度框架」。台湾学者认为，做法不但比以往更积极，且要台湾再拉近与大陆的距离。
民进党总统参选人蔡英文今天被问到两岸签订和平协议是否可做为一个选项时表示，她认为台湾社会没有这个心理准备，也不觉得台湾社会在这个阶段需要去考虑这件事。

亚开行被逼到要改革

亚洲开发银行（简称亚开行、ADB）5月2日开始举行了年会，行长中尾武彦在记者发布会上表明了加快业务改革的想法。中国主导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简称亚投行、AIIB）正不断加强凝聚力，在这种背景下，亚开行将不得不进行改革，以成为“起积极作用的银行”。通过有望实现盈利的项目的提供等,能在多大程度上吸引民间资金将成为关键。
亚开行有望与日本3大银行和欧美金融机构在基础设施项目打造方面展开合作。具体而言，亚开行和日美欧金融机构将在新兴市场国家的招标程序和投标企业选择等方面提供建议，以打造民营企业易于参加的项目。此外，还打算建立为官民携手推进的基础设施事业提供资金的新基金。
亚开行加紧与民间资金合作还因为这对于满足发展中国家基础设施需求而言至关重要。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透露，由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实施的民间投资最近达到了年3000亿美元左右。相比因雷曼危机而出现下滑的2008年增加了2倍以上。而政府开发援助仅增加约10%。
亚开行将从2016年开始将融资项目审查时间较2012年提前6个月左右，减至15个月，此外还将提高教育及保健领域的融资比率。融资额度也从2017年开始增加50%，加紧进行融资“质与量”的改革。
亚开行采取行动是出于对新兴国家提出自主路线的考虑。中国主导的亚投行力争15年内设立。此外，新兴经济体纷纷创设开发金融机构，比如中国自主设立的“丝绸之路基金”、中国、印度及巴西等出资设立的“新开发银行”等。如果亚开行只是继续担当提供小额资金的出借方，存在感可能会减小。
亚开行内部也有很多声音表示，“如果不根据经济规模改变国际机构的发言权，今后将无立足之地”（国际金融相关人士）。亚开行的出资比率（截至2014年底）方面，日本最多为15.7％，其次是美国的15.6％。而中国和印度仅为6.5％和6.4％。亚开行会以增强新兴经济体发言权的形式进行增资吗？增资计划也将成为亚开行改革的试金石……

美国议会斗争动摇了国际领导力

议会政治不是协商和妥协，而是充满了力量的较量，它不仅从内部吞噬着超级大国美国，还在动摇着美国的国际领导能力。其中代表性的事例就是，虽然G20一直要求通过扩大新兴国家持股的IMF配额改革案，但美国议会一直未予以处理，这使得由中国其主导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简称亚投行，AIIB)问世。
最终，美国的前任财政部长们不得不在上月27日举行的金融·投资论坛上纷纷发出警告，称造成这种局面并不是因为来自中国的威胁，而是因为华盛顿方面的问题。
蒂莫西·盖特纳前部长表示“美国经济与美国国际地位的最大威胁是华盛顿”，“如果我们不能打破这一限制，达成协议，美国在国际舞台的力量就会严重受损”。他还表示“挑战是残酷的，政治是可怕的”。
“现在全世界都渴望着美国能重新变回到以前那个美国”。
亨利·保尔森前部长表示“美国如果没能完成目标，那不是因为中国，而是因为美国没能解决内部问题”，批判了政治圈的麻木状态。
亚投行的出现让一直由美国主导的国际金融秩序开始崩溃。首要责任在于巴拉克·奥巴马政府无视友邦国家的国情，战略上没有采取对策，只是嘴上阻止加入。
大学教授德茨纳在《华盛顿邮报》的撰文中指出“大部分的中国专家在半年前就建议奥巴马政府加入亚投行，在里面行使影响力”。
仁川大学政治外交学系教授李俊汉表示“美国议会将主要精力放在了相互找茬上，而不是仲裁或发展，所以两极化越来越严重”，“最终，美国的道德·实质性领导力被削弱，开始担心中国的崛起，甚至表现得依赖日本”。李教授表示“韩国国会如果也只是一未反目，不寻求合作，只追求自己的权力，那么不仅是国内问题，连统一、韩日关系等复杂问题也很难正确应对”。

人民日报评“高龄农民工境遇”：反映了城乡差距和劳资矛盾

日前发布的一组调查数据显示：在2.73亿农民工里，50岁以上的占到17%，总数超过4600万，而40岁以上的将近1.2亿。
“上有老、下有小”，强度大、收入低，风险高、保障少，是这些“高龄农民工”共同的境遇。
是什么造成了高龄农民工的养老困局？
一则，是历史的因素。第一代农民工中的不少人，上世纪90年代随着打工大潮南下、进城，可直到2008年劳动合同法实施后，大部分才开始被纳入社会保障网。这意味着，年近退休年龄的农民工里，很多人不满15年缴费年限，无法领取养老金。未富先老，是这部分群体养老焦虑的社会大背景。
二则，是现实的困境。有专家计算，各类保险的缴费率超过40%，不少企业因不愿或难以承受这个压力，而没有给予农民工到位的权益保障。处于相对弱势地位的农民工，不仅“议价”能力有限，还面临异地转移的困难。折腾一圈下来，拿到手的可能还没缴的多，更解决不了眼下缺钱的心慌。于是，不少人被迫选择中断社保，甚至弃保。本来多缴多得的制度设计，就这样成了“能少缴就少缴”的无奈选择。
高龄农民工的问题，本质上反映的是城乡的差距、劳资的矛盾。当前，城镇化率已达54.77%，可农民工及其家属仍难享受均等服务；农村居民收入增速连续跑赢GDP，可“养儿防老、积谷防饥”仍是一些人的无奈之选。城乡发展一体化任重道远，让农民工分享红利、收获实惠，像城里人一样把根扎下来，是一场输不起的战役。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抓住劳动就业、收入分配、社会保障等问题，关注一线职工、农民工、困难职工等群体，要“逐步让农业转移人口在城镇进得来、住得下、融得进、能就业、可创业，维护好农民工合法权益，保障城乡劳动者平等就业权利”。只有按照这样的要求，雪中送炭，纾难解困，我们才能排除阻碍劳动者参与发展、分享成果的障碍，让劳动更有价值、劳动者更有尊严，让中国梦在普通人的生命中充实起来、延展开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