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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事经纬
24-03-15
李光耀打造的新加坡
新加坡“国父”李光耀于23日凌晨3时18分在医院去世，享年91岁。自1965年新加坡独立以后的25年间一直担任总理，打造了一个全球独一无二的国家治理模式。他正视新加坡的各种局限，用一种彻底的现实主义眼光，开辟了适合新加坡的生存之道。虽然也被批评实施强权统治，但很显然其政策为新加坡的经济增长和发展构筑了基础。
将渔村培养成产业基地
在位于新加坡西部的人工岛裕廊岛，约有100家全球大型企业的石油化学工厂。这里原来是个孤岛渔村，但以1960年代大型石油公司在其周围设置精炼工厂为契机，李光耀从零开始在这里发展石化产业。
通过推行优惠税制、简化政府审批等，吸引先进的海外企业，进而迅速带动高端产业聚集。这一方法还用到了电子、精密机械等其他产业领域。新加坡国内的优秀人才有限。相对于培育发展本国企业，充分利用外资的方法更为有效。不过，也有观点指出，这导致国内企业的发展相对落后。
推行双语政策
英语是新加坡竞争力的源泉。作为拥有4种公用语的复杂的多民族社会，李光耀决定将英语作为学校教育和商务使用的语言。这使得新加坡易于吸引外国企业前来投资。此外在新加坡发展成吸引优秀外国人才移民的国际城市方面，英语也发挥了很大作用。
另一方面，李光耀还要求各民族人民学习自己的“母语”。推进双语教育并非易事。超过70%的华裔居民除了学习英语外，还必须学习中国普通话，而不是平时说惯的方言。因此该政策并不受欢迎。但是，随着中国经济的增长，丰富的中文人才成为增强新加坡竞争力的重要因素之一。
贯彻反对贪污和实力主义
在贪污和腐败现象猖獗的60年代的东南亚，李光耀创立的人民行动党（PAP）将反对贪污作为党的基本纲领。李光耀严厉取缔政府内和官僚的贪污行为，不断渗透反贪污意识。此外还通过内阁成员和官员高薪的方法来减少贪污。此举还有吸引在民间成功人才进入政界的目的。
对此，国际社会给予了很高评价。总部位于德国柏林的非政府组织发布的全球清廉排行榜显示，去年新加坡位居第7位，在亚洲国家中排名最高。支撑李光耀“清廉”政府的是不看民族、出身和血缘，而以实力论英雄的能力主义。有观点批评其长子李显龙成为新加坡总理借了李光耀的光。对此，李光耀反驳称“如果我不是（前）总理，我儿子应该会更早成为总理”。
向国民提供住宅，促进社会稳定
新加坡人的80%以上居住在国营住宅“组屋”内。自上世纪60年代起，建屋发展局（HDB）就开始建设现代化的高层住宅，提供丰厚的补贴，以推动国民搬迁。此举不仅防止了人口迅速增加导致的城市贫民窟化，而且让国民具有归属感，促进了社会稳定。住宅周围建有学校、医疗设施、市场、公交车和电车站点，完善了生活基础。此外，HDB还称得上是民族融合政策的先锋。每栋大楼都安排各民族的一定人员，力争实现各民族的共存。
严格管制大众媒体
李光耀认为，为维持国家的稳定和纪律，需要在一定程度上限制自由。曾公开表示“与媒体自由相比，更重视实现政府的目的”，尤其对外国媒体批评新加坡内政非常敏感。曾多次提起诉讼，例如状告外国媒体损害名誉等。现在，新加坡国内的报纸几乎由政府具有强大影响力的1家垄断，而电视也只有1家国营电视台。但是，近年来随着互联网和社交媒体的普及，反对政府的意见开始大量涌现。
李光耀说……
关于新加坡的建国之路
对于原宗主国的英国，李光耀说：“我们赶走了英国人。（日本武力攻陷新加坡后）英国的武力统制土崩瓦解。在饱受了3年半残酷的日本军政统制之后，新加坡人民拒绝了英国殖民统制的再现”。（1979年）
关于推进与马来西亚的合并，李光耀说：“合并将带给我们建设更好的社会所需的作为一个国家的足够的疆域和经济基础。（1961年）
关于新加坡脱离马来西亚独立，李光耀说：“这对我来说是痛苦的时刻。我曾毕生相信与马来西亚的合并和两个地区的统一。”(1965新加坡独立时的新闻发布会。李光耀留下眼泪，同时也成为了新加坡独立的象征性的画面铭刻在了国民的记忆中)
政治理念和政策运营
“相对出版和报道的自由，对于新加坡而言不可或缺的团结和选举产生的政府的目的处于优势”（1971年国际新闻编辑协会赫尔辛基总会）
“学习日本的生产效率”（1981年、纪念独立演讲）
“亚洲和欧美关于民主主义的价值判断是不同的”（1992年于东京）
“对于国家的发展而言，比民主主义更重要的是规则”（1992年于马尼拉）
“所谓自由只存在于有秩序的社会中，……东方社会的目标是有秩序的社会。……在美国的现代社会中，有一些部分是亚洲人无论如何都不能接受的。”（2000年、《李光耀回忆录》）
“……新加坡政府从未因贪污、裙带关系和不道德被批判过，这是谁都不能否认的事实”（同上）
“我所定义的新加坡人，是指只要具备作为一个新加坡人所接受的国民性的人”“建国之初我们在被周边孤立中所进行的实践是与第三世界国家的倾向反其道而行之，引入了跨国企业”（2013年、《李光耀观天下》）
作为亚洲的意见领袖
“（由于中国和印度的崛起）世界将变得完全不同”，2005年接受日经新闻（中文版：日经中文网）采访时，李光耀这样表示。
“没有美国的安全保障体制是一个问题。这样一来就无法保持与中国的力量平衡”，在2010年日本经济新闻（中文版：日经中文网）主办的国际交流会上，李光耀这样表示。
“今后50年中国必须完成3个转换。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换、从农村为基础向城市为基础的转换、从共产主义社会向市民社会的转换。”(2000年《李光耀回忆录》)
“我一直以来从日本学到了很多东西，同时我也坦率的批评日本。我尤其认为日本对战争中的行为进行谢罪所表现出来的明显的消极态度是个问题。日本应该清算过去迈出面向未来新的一步。“
李光耀新加坡模式为何难复制
被誉为新加坡“国父”的李光耀3月23日在医院去世。在他的带领下，新加坡仅用半个世纪就从一个位于马来半岛南端的发展中小国一跃成为全球屈指可数的富裕国家。新加坡将经济发展作为最优先课题的国家战略已成为众多新兴经济体的学习典范。通过以冷静透彻的现实主义角度开展自主路线的外交，李光耀让新加坡平安躲过东西冷战、以及冷战结束后中国崛起等全球秩序变动的风波，一直保持独立地位。
带领新加坡不断发展的是李光耀的前瞻能力。
2014年6月，记者有幸随时任日本经济新闻社长喜多恒雄拜会了暮年的李光耀。当时的他已很少在公众场合露面，衰老也很明显。不过，他一直对全球的现状保持着敏锐的观点。比如李光耀分析“媒体电子化的趋势不会停止”。
李光耀为了掌握亚洲人流、物流及资金流的走向，从很早以前就着手发展金融和航海业，并打造国际化的机场。如今，新加坡在亚洲占据重要地位，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超过了日本。
在城市国家新加坡，人们很难从它当前的繁华景象中开出当年它所经历的诸多苦难。1965年，新加坡以被马来西亚联邦驱逐的形式独立。欧美媒体曾因其人口和资源匮乏，嘲笑新加坡是个“没有明天的国家”。当时41岁的李光耀在记者会上曾当众流下过难过的眼泪。
“从未有过新加坡那样的国家，我们必须尝试新的方法”，这种被全球抛弃的屈辱一定是其开创不同于欧美发达国家的“新加坡型民主主义”的原动力。
“要实现国家发展，与民主主义相比，更加需要纪律”，这一信念孕育的治理模式还被称为“发展型独裁”。新加坡不惜采用威权政治，推动从产业培育和教育在内的国家发展，举国以“增长”为目标。
独立初期拉动新加坡发展的是吸引外资政策。在独立之前，新加坡只有零星的橡胶和食品工厂，但简洁而透明的招商政策取得了效果。早在1970年前后，世界大型企业就开始进驻新加坡。而对于日本，即使是在周边亚洲各国反日情绪高涨的背景下，李光耀仍然选择了吸引日本企业的“实利”政策。此外，英语教育充实等人才培养政策也起到了贡献。
威权还带来了治安和卫生水平提高，新加坡人民享受着世界屈指可数的富裕生活，在东南亚地区更是无法类比。
李光耀拒绝不同意见的严厉统治并非没有遭到反对。但民众对执政的人民行动党（PAP）的不满遭到打压。在新加坡，甚至口香糖都被禁止销售。围绕人权问题，新加坡经常遭受欧美的批评。
李光耀的功过是非暂且不论，在冷战结束后美国式市场经济的绝对优势受到追捧的背景下，新加坡走出了国家主导型的另一条增长之路，这也是毋庸置疑的事实。以中国为代表的亚洲新兴经济体纷纷效仿新加坡。因此，新加坡的成功也产生了一个负面后果，即推迟了追随新加坡的新兴经济体的民主化进程。
但在追随新加坡的国家中，未能全面走上增长轨道，或在跻身发达国家之前陷入“中等收入国家陷阱”的案例也不在少数。
那么，差异出现在什么地方呢？其一就是那些国家没像新加坡一样清除贪腐的土壤。李光耀憎恨非法行为，从没显示过对敛财的兴趣。新加坡在各种调查中，都被评为最为清廉、适合从事商业的国家。而在很多后发展国家，根深蒂固的贪污问题成为招商和基础设施建设的障碍。中国也正在掀起“反腐败”大潮。
在完成了迅速发展的新加坡，对于增长放缓和长期一党执政的反对也在扩大，这个国家目前正站在十字路口。在2011年的大选中，执政党人民行动党的得票率创出历史新低，降至约60％。李光耀在那之后辞去资政一职。李光耀自身在晩年也向国民强调“企业家精神”的重要性。创造新的新加坡形象的课题留给了他的长子——李显龙总理。
李光耀非西方路线在中国赢得哀荣
新加坡开国领袖李光耀周一去世，让中国失去了一位代表人物，他在共产党领导人眼里，是高效的一党统治能够实现经济繁荣、不受自由民主制度诱惑的体现。
新加坡对20世纪80年代中国政策制定者的灵感有超大的影响力，当时他们刚开始了一个有控制的资本主义实验，这个实验最终让中国成为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李光耀的这个人口只有北京四分之一的热带弹丸城邦，为中国领导人提供了一个如何在经济和社会变革中寻找方向、而不失去政治控制的模式。
“新加坡在中国领导层的心目中具有特殊的地位，”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教授黄靖在接受电话采访时说。
“这是象征性的，它表明，中国既能在经济现代化成功，也能在政治现代化上成功，”他说，并补充道，“它表明，非西方的政治制度也能取得成功。”
中国新闻媒体用大版篇幅哀悼李光耀，几乎就像他是一位本国领导人那样，中国外交部暗示了李光耀在北京心目中的地位，中国把他看作为一位能与西方国家和东南亚对话的北京同情者，一位能冷眼批评自由价值观的人物。
“李光耀先生是具有独特影响力的亚洲政治家，也是兼具东方价值观和国际视野的战略家，”外交部发言人洪磊就李光耀去世的消息发表评论时说。（在外交部英文版中，“东方价值观”的“东方”用是旧式的、通常犯忌的“oriental”。）在一份另行发布的唁电中，国家主席习近平称李光耀为“中国人民的老朋友，是中新关系的奠基人、开拓者、推动者”。
1978年11月，即将开启深远经济改革的邓小平访问了新加坡。1992年，当邓小平在中国掀起一场市场自由化狂波时，他把新加坡作为共产党仍能维持严格控制的一个令人放心的例子。
据官方发布的全文，邓小平在促进经济更快改革的南巡讲话中说，“新加坡的社会秩序算是好的，他们管得严，我们应当借鉴他们的经验，而且比他们管得更好。”
自20世纪80年代、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官员常访问新加坡，试图汲取经验，或用这种访问来为自己的资历增添光彩。香港城市大学教授马克·R·汤普森(Mark R. Thompson)和斯蒂芬·欧尔特曼(Stephen Ortmann)在他们最近的一篇关于中国对新加坡着迷的论文中，援引一项估计写道，在1990年至2011年间，有2.2万中国官员前往新加坡考察访问。新加坡的大学专门开设了针对中国管理者的公共管理课程。
“他们想学习新加坡如何运行，为什么它如此成功，”新加坡国立大学的黄靖提起上过他的课的中国官员时说。“其次，他们想学习新加坡如何与外部世界打交道，因为中国官员的一个主要问题是，他们不知道怎样讲述自己的故事。”
李光耀把人民行动党和新加坡打造成冷战期间反共阵营的堡垒，直到1990年才与中国建立了全面的外交关系。不过奇怪的是，李光耀及其政府为后来的历届中国领导人提供了一个被理想化的榜样，中国官员常来新加坡参观学习，想知道共产党怎样才能接纳市场的变化以及与外界的接触，但又不受公众不满情绪和猖獗腐败的影响。
“他们所要寻找的，是意识形态上的保证，保证他们不会落入我们所说的‘现代化陷阱’，也就是说，推动经济发展不一定会让他们为自己的崩溃打下基础，”香港城市大学东南亚研究中心主任汤普森教授在接受电话采访时说。随着亚洲其他国家的权威主义政府被民主选举制和激烈的多党竞争所取代，新加坡的经验对中国羡慕者来说，具有更重要的意义。
汤普森说，“随着韩国和台湾的政治发生了变化，只有新加坡越来越成为那种在中国领导人眼中具有特别意义的模式，新加坡是有效经济监管、快速增长，以及国家一方面插手精英管理、另一方面严格限制政治参与和民主的结合。”
自1976年起，李光耀总共访问中国33次，见过毛泽东及其身后的所有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在每一位身上都找到了一些值得赞扬的东西。在他2013年出版的书中，李光耀对习近平也表达了充满信心的希望。
“他有钢铁般的意志。”李光耀在写到习近平时说。“我觉得他应该属于纳尔逊·曼德拉(Nelson Mandela)级别的人物。他是感情极其稳定的人，不会让自己的不幸或痛苦影响他的判断力。换句话说，他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
在他生命的最后十年里，李光耀在如何对付崛起的中国的问题上，为布什和奥巴马政府出过主意，而他们则常常不喜欢他直言不讳的看法。哈佛大学的格雷厄姆·T·阿利森和罗伯特·D·布莱克威尔曾问李光耀，中国是否想要成为亚洲的主导力量、进而成为世界的主导力量，他回答说：“当然。为什么不呢？他们已经用一个经济奇迹将一个贫穷的社会转变为当今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他说。“与其他新兴国家不同，中国是中国，只想被人作为中国来接受，而不是作为西方的荣誉成员被接受。中国人要与美国一起以同等身份分享这个世纪。”
中国领导人对他报以同样的好评。对于中国官员来说，新加坡为他们提供了一个别具吸引力的榜样，因为新加坡的大部分人是华裔，李光耀把用儒家戒律和其他传统组成的一个大杂烩作为独特的亚洲价值观来提倡，认为亚洲价值观能抵制他所谴责的西方发达社会的颓废和无序。
中国国家通讯社新华社在周一发表的一篇评论文章中说，“新加坡创造了令世人瞩目的发展奇迹。这一奇迹所产生的影响和意义在于，新加坡所走的道路不是一条西化之路，而是一条坚持自力更生、博采东西方之长的新加坡现代化之路。”
但是，在香港教授新闻学的新加坡记者切里安·乔治指出，李光耀在国外拥有的更权威主义的崇拜者们没有注意到的是，他允许了一定程度的定期选举问责制，虽然有很多限制，但这个制度在纯粹的一党制国家不存在。
“从一开始，他就坚持要有一个廉洁的制度，”乔治说。“这个世界上不缺少强势的领导人，崇拜李光耀的人说，他们以他为榜样，但他们忽略了其管理体制中这个非常不方便的事实。”
中国官员能从新加坡学到什么可实践的经验并不太清楚。毕竟，运行一个只有540万人口的城邦国家，与运行一个有13亿人口的国家有极大的不同。
从寻求向人民行动党学习的所有口号来看，习近平至今仍未做到他2012年所表示的希望，他表示可能会借鉴新加坡的经验，来进行一定程度的政治松绑。黄靖说，新加坡打击腐败的许多政策，比如官员的工资之高使得从商和贿赂的诱惑力大为降低的做法，在中国无法复制。
他说，“那些中国官员到新加坡学习了几周后，马上真正意识到，他们不能照搬新加坡的经验。但是，他们回去时仍带着这种想法，‘如果新加坡人、如果李光耀和他的人民能做到这一点，我们也能做到。’”
新加坡的选择：现代民主的西方模式，还是传统儒家的东亚模式
所谓“东亚模式”，是指与西方原发资本主义不同的东亚后发现代化的一种新样式，它的出现，与20世纪下半叶东亚经济的快速崛起直接有关。狭义的东亚，主要指中、日、韩诸国，但如果将这一地区的经济现象和相互关联作一宏观考察，则这一概念的范围可扩大到整个东南亚。
前世界银行行长普雷斯顿在世界银行的调查报告《东亚奇迹——经济增长与公共政策》中，较早提出了“东亚模式”和“东亚奇迹”概念，其中涉及的国家和地区包括东亚和东南亚的八个成绩优良的亚洲经济实体，它们是日本、韩国、中国香港/台湾、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泰国等。这样，原本属于东南亚的新加坡也进入了东亚模式的考察视野，甚至有人认为它在许多方面“更忠实地反映了东亚模式的显著特征”。
由于东亚模式主要是以其卓越的经济成就令世人瞩目的，所以以往的研究者多从经济角度把它解读为一种经济发展模式，即以出口导向为主快速崛起的工业化发展战略。但是，作为一种特殊类型的现代化，它无法回避的问题是：为什么二战后随着落后地区民族独立运动的兴起，东亚一系列国家没有遵循欧美原发资本主义的内在逻辑，而是在其前资本主义的背景上展开了新的历史形式，实现了资本主义的跨越式发展？而且，这种发展又被深深烙上民族文化的痕迹而与旧的社会结构保持千丝万缕的联系？
换句话说，“东亚模式”绝不仅仅是对地区经济发展类型的一个指称，而是具有与以往的现代化不同的独特的历史文化内涵，尤其是具有鲜明的意识形态特征，这就为这一地区的现代化赋予了强烈的地方性色彩。在这方面，新加坡现代化的意识形态选择之路，为我们解读这一模式的意识形态特征提供了一个完好的观照平台。
李光耀视察房屋项目。东亚模式主要是以其卓越的经济成就令世人瞩目。
新加坡从上世纪50年代独立以来，在思想道路的选择上经历了一个否定之否定的过程。这一过程用新加坡内阁资政李光耀的话说，就是“从不再为亚洲人”到“仍为亚洲人的过程”。为民族独立奋斗的东亚各国的领导人早年几乎都是西方文化的崇拜者，如李光耀早年留学英国剑桥大学，曾被英国外交大臣称为“苏伊士以东最典型的英国人”，他自己也自称是“大英帝国的产物”；而被誉为马来西亚“独立之父”的东古·拉赫曼也有着与李光耀相似的经历，他们都是先接受了良好的西方文化的教育而痛感民族的落后和悲惨处境，于是投身民族独立和解放事业。但是独立后，在他们领导人民用接受来的西方科学技术和管理经验发展经济、增强了国力，又开始担心西方思想破坏传统秩序，威胁其统治，于是便从激进的西化立场一步步后退，最终成为文化上（更是政治上）的保守主义者。这一思想蜕变的轨迹，几乎是非西方的落后国家在现代化过程中必然遭遇的精神困境，也是这些国家民族主义者无法逃脱的历史宿命。
作为近代落后国家主流意识而发挥作用的民族主义思潮，几乎贯穿了新加坡近现代历史的始终和一切方面。这不仅因为它历史上长期遭受殖民统治，有着强烈的民族反抗情绪，而且也与发展中国家在近现代国际关系格局中的边缘地位有关。也即是说，这一地区的落后现实和后发现代化国家的历史境遇，决定了民族主义必然是伴随其现代化过程的社会思潮。这一思潮在不同历史阶段和领域有不同的表现：如，争取民族独立的民族解放运动和全民动员是民族主义；向西方学习、振兴民族经济是民族主义；摆脱西方控制、维护民族尊严是民族主义；甚至，保障经济发展和国家强盛的政府及其强权人物也自然会赢得民众的支持……总之，民族主义在这里发展成一种国家意识形态和主流思潮，有着广泛深厚的社会、心理基础，并以不同的方式在一切领域表现出来。
民族主义既是一种理念，也是深刻的社会实践和运动。综观新加坡近现代民族主义思潮的发展，大致可以看出几个重要的阶段或特征，即政治民族主义、经济民族主义和文化民族主义。第一阶段，主要表现为新加坡抓住二战结束、英国殖民体系瓦解的机会进行民族解放斗争，目标是争取政治上的独立（1959年）、建立民族国家（1965年）。第二个阶段，从上世纪60年代到80年代，是经济高速发展、国民生产总值接近或达到发达国家水平、实现民族经济腾飞的时期。第三阶段，8、90年代以后，随着经济的起飞，传统社会赖以维系的价值观念和道德基础发生了动摇，面对日益增多的社会问题，为了稳固统治、稳定人心，新加坡政府转而向传统文化寻找资源：对内发起了儒家伦理运动（80年代）；对外则举起了“亚洲价值观”的旗帜（90年代）。
上世纪90年代以后，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和马来西亚前总理马哈蒂尔在国际舞台上频频发声，力倡“亚洲价值观”，据此反对西化和西方价值观，拉开了一个时期东西方论战的序幕。李光耀被认为是亚洲价值观的头号代言人，他在东京“朝日新闻创造21世纪论坛”（1992年）上发表了影响广泛的“东西价值观不同论”，认为亚洲人重视的，未必是美国人或欧洲人重视的；还说，亚洲国家的政府行为是立足于不同于西方的文化价值之上的，因此不能简单地以西方的标准判断是非。美国《外交》杂志1994年3－4月号发表的《文化决定命运——李光耀访谈录》，更是集中表达了李光耀的“亚洲价值观”。
“亚洲价值观”到底包括那些内容？对此，新、马领导人并没有给出明确的回答，而且他们在不同场合有各自的表达和诉求。如在新加坡，“亚洲价值观”主要是指“儒家价值观”，而在马来西亚，所坚持的“是带有强烈回教色彩的马国价值观”。但尽管如此，新、马两国倡导的“亚洲价值观”却有着本质上的相同和相似之处：第一，不论是儒家思想还是伊斯兰教观念，所代表的都是有别于西方的亚洲民族的精神传统，因而“民族性”是“亚洲价值观”最重要的前提和内容；第二，“亚洲价值观”是与西方价值观相异或对立的价值选择，如“国家社会比个人重要”、“国家之本在于家庭”、“个人对社会的服从”等等，而其中最为关键、也是亚洲价值观与西方价值观的根本分野则在于：是“普世”民主，还是“东方式”民主。
如上所说，“东方式民主”是亚洲价值观的核心，同时也是解读“东亚模式”的一个关键。有人曾作过评论：“西方与亚洲受过良好教育的人的最大的思想分歧或许是在民主的问题上。”诚如斯言，对于民主的态度，确乎构成了东西方价值观交锋的焦点。民主本是西方近代以来社会政治生活中最高也是最重要的价值理念，它不仅是现代西方社会思想的主流，也是西方各发达国家普遍存在的政治形式。然而，这一价值理念和制度选择在新加坡现代化中却遭遇到了修正或挑战。
上世纪九十年代，李光耀周游列国，在国际论坛上发表了大量与西方民主观不一样的言论，他的观点被概括为“东方式民主”。主要包括：
1、民主不是目的而是手段，民主不是形式而是内容。李光耀强调，对于亚洲国家来说，问题不单单是模仿英国、美国或西欧的宪法制定一种制度，而是首先要建立经济发展所需要的稳定与纪律，因而“好政府比民主人权更重要”。
2、民主必须结合本国国情，树立与本国文化传统相一致的民主观。对于“民主是否是放诸四海而皆准”的价值标准，李光耀的回答是：“没有人可以忽视一个社会的历史、文化和背景。几千年来，各个社会都以不同的速度和不同的方式发展。他们的理想与标准也各不相同。20世纪末的欧美标准并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标准。”
不难看出，李光耀强调的“东方式民主”具有浓厚的儒家文化背景，是传统宗法社会家长制作风的现代翻版；他对民主的解读，也更多是一种政治考量（实用理性）和统治者的个人意志，这与作为天赋人权（纯粹理性）和现代社会基石的西式民主有着本质不同；而最终，“好政府比民主、人权更重要”才是东方式民主的真正注脚，也由此构成了威权主义政治建立的依据。
“威权主义（Authoritarianism）”，是二战后东南亚各国普遍盛行的一种政治思潮和政权组织形式，它的特点是：国家凌驾于社会之上，依靠威权向人民和社会团体规定义务并强制执行；实行精英政治，自上而下管理国家；“行政主导”，行政权大于立法权和司法权；经济上由国家对市场进行干预；意识形态上保持统一性等。
新加坡威权主义的形成有其特定的历史背景和现实需要。从现实需要来说，独立后的新加坡面临经济发展的强大压力，同时又要在冷战的国际环境下求生存，因而一个强有力的政府组织能够为这一新兴国家的建设提供稳定和必要的基础。从更深层面来看，这样的需要也得到了这一地区历史文化和民族心理的暗合与呼应：儒家伦理中根深蒂固的皇权思想、家长制作风，以及各种民间宗教所具有的与儒家文化相似的对权威的崇拜、等级观念和忍让服从等，都在一定程度上认同和包容了威权主义及其政治。于是，从上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开始，不仅新加坡，原本受宗主国议会民主制影响的东南亚各国，都纷纷以不同方式转向了强政府模式，使威权主义政治体制在这一地区得以顺利确立。
新加坡在东亚各国中堪称威权主义政治的典型。人民行动党的一党独大和长期执政，保证了新加坡威权主义统治的连续性和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绝对地位。独立后的新加坡政府，通过制定合理的经济发展战略，有效干预市场，较好地解决了诸如失业、住房等国计民生问题，加强廉政和法制建设，在不到30年的时间里使新加坡成为亚洲最具活力、国民收入仅次于日本的新兴工业化国家，实现了经济腾飞。
新加坡在东亚国家中堪称威权主义政治的典型。图为前来为李光耀献花祈福的新加坡民众
不可否认，威权主义的存在在新加坡的现代化发展中具有一定的合理性。所谓合理性，是指它虽在政治上高度集权、有违现代民主精神，但在经济上顺应了现代化导向，是后发型国家现代化启动和前期发展不可缺少的内生性力量，正像有人评价的：“东亚各国、各地区的经济起飞和工业化过程，几乎都是在专制政体（或一党执政）条件下实现的，即是由‘发展导向型’的‘强政府’以超常规的手段发动和推动的……战后‘东亚奇迹’的出现首先是集权政治的结果，它本质上是一种后发展经济历程中特有的政治经济过程。”
但同时也必须看到，威权主义的历史使命在东亚经济起飞后也面临了压力，其发生转向的必然性和必要性不可回避。如上世纪末的东南亚经济危机，不仅考验了新加坡的威权主义，也使包括亚洲价值观在内的东亚模式的主导精神遭遇了挑战，这种挑战最终指向了与市场经济不相适应的旧的制度文化和社会关系：如政府对市场的过度干预，抑制了市场自身的活力；强大的公权力与市场结合后，发生了大量权钱交易、权大于法的官僚主义和腐败现象；国家、集体凌驾于个人之上的伦理价值，也引发了信任危机、信仰危机……总之，东亚模式的独特性正越来越成为阻碍其发展的制度性障碍，而能在多大程度上突破和超越自身，是决定新加坡和所有后发现代化国家未来前景的关键性因素。李光耀曾对邓小平说：“新加坡成功的关键，是英国人留下的法治制度，而不是什么儒家文化” ，这应该是李光耀在抛弃了一向的政治考量之后对一位华人大国领袖吐露的肺腑之言，值得特别重视。
要之，东亚模式虽然被打上了浓厚的地区和传统文化色彩，但其归根结底是资本主义全球化的一种实现方式，它在保持自身独特性的同时，是无法从根本上外在于现代资本市场及由此派生的一系列社会组织原则和价值规律的，从这一意义上说，东亚模式的未来前景与其独特性应是成反比的。
新加坡社会调控基础：公共住房成最有效政策工具
很多到过新加坡的人都感受过新加坡中央空调的厉害，尽管是一个热带国家，因为有了强大的中央空调系统，很多白领还是能打着领带、穿着笔挺的西裤去上班。从一定意义上说，中央空调成了这个热带国家文明的起点。有人将新加坡称为“空调之国”，的确，新加坡人舒适的生活已经离不开中央空调的调控了。但这个说法还有更深一层的意思：新加坡人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以及社会的稳定有赖于政府的有效调控。
公共住房是政府调控最直接的产物。新加坡是世界人口密度最高的地区之一，上世纪50年代末的新加坡面临着严重的房荒，有数据显示，1959年84%的新加坡家庭居住在店铺和简陋的木屋里，其中40%的人居住于贫民窟和窝棚。60年代开始，新加坡政府着手大力兴建公共住房。到2007年年底，新加坡的公共住房容纳了81%的新加坡居民，新加坡人的住房自有率达到了92%。
一个普遍的观点认为，公共住房政策是新加坡政府合法性的重要来源，它在很大程度上解释了人民行动党长期以来在民众中享有的较高的支持率。但这并不是这篇文章的重点，笔者在这里要强调的是，公共住房政策已经成为了新加坡政府促进社会融合、推广核心价值观、加强社会管理最重要的政策工具。公共住房的普及不仅提高了新加坡普通人的物质生活水平，更带动了新加坡政府社会管理能力的提高。
以族群问题为例，新加坡是一个多族群国家。在新加坡的总人口中，华人大概占总人口的75.2%，马来人占13.6%，印度人占8.8%，其他族群占2.4%。在新加坡建国之初，马来人、印度人和华人都有各自聚居的街区，而华人则因为各自的方言不同而进一步分化，类似的族群聚居街区挤压了公共交流的空间，加剧了族群与族群的割裂。在建国之初，族群冲突是新加坡面临的一个关乎生死存亡的大问题。
然而，公共住房的推广却扭转了这一局面。长期以来，新加坡政府一直力求保留各族群不同的文化认同，但强调在此基础上，有必要构建一个统一的公民认同，增加新加坡社会的凝聚力。而正是“居者有其屋”的治国理念，为统一公民认同的产生提供了最为关键的物质基础。在具体的政策执行方面，新加坡公共住房的分配遵循严格的族群比例。如果一个业主打算将其拥有的公共住房卖掉的时候，他必须得到有关方面的同意，查一下社区的族群比例，假如华人的比例已经满额，业主就不能再将自己的房屋卖给华人买主。正是公共住房的普及促成了不同族群的混居。
不仅如此，公共住房在弥合社会阶层分化上也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在一些国家，购买公共住房是低收入群体的特权。然而，随之而来的一个负面效应就是，公共住房区逐渐成了穷人区，甚至是贫民窟。相反，新加坡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逐渐放松了购买公共住房的收入限制，很多中产家庭也因此摆脱了“夹心阶层”的困境，获得了购买公共住房的资格。得益于宽松的公共住房政策，低收入群体和中等收入群体的隔绝在很大程度上得到了缓解。由政府统一建设的公共住房有相似的小区环境、标准的户型，这都极大地强化了人们对社会公平度的感知。
再举一个例子，新加坡政府推崇亚洲价值观，反对西方社会流行的个人主义。在社会福利问题上，新加坡政府不支持西方国家的福利主义，认为家庭应该承担起养老的责任。然而，要推广这样的价值观，仅仅喊几句口号是远远不够的，儿女是否真的能承担起赡养父母的义务受很多客观条件的限制。对政府来说，公共住房是成了其推广核心价值观最重要的政策工具。新加坡政府从1978年开始推行“联合抽签计划”，这一计划允许父母和已婚的子女一起抽签，并被分配到距离不远的小区。不同的小区使得父母和已婚子女可以保留一定的隐私，同时，地理上的近便又拉近了大家庭和小家庭的距离，使得家庭与家庭之间的相互支持成为了可能。
一个显而易见的道理是，享受了政府的福利，居民自然就有了遵守政府规定的义务。高空抛撒垃圾、非法出租等是困扰很多政府的城市顽疾。在新加坡，有类似行为的业主则面临着被驱逐的可能。不久以前，就有一名女士因为养狗而严重扰民，经警告后她没有采取任何措施，最终被驱逐出了小区。
大到促进社会融合、推广核心价值观，小到加强城市管理，公共住房已经成为新加坡政府最有效的政策工具。公共住房的普及带来的不仅是普通新加坡人生活水平的提高，更带来了政府政策执行手段的多样化和执政能力的加强。从这个意义上讲，它不仅是普通人的福利，也是执政者的福利。
福山怎样看新加坡的“儒家民主”
在福山看来，实际上，民主制度和儒家文化的不相容，并非如大部分亚洲人和西方人所以为的那么严重。
儒家文化和民主从根本上说真的是完全矛盾的吗？
亚洲是否会形成一种新型的政治经济秩序，在本质上区别于西方的资本主义民主制？
围绕这两个关键的发问，著名政治学者弗朗西斯·福山在1995年发表的论文《儒家与民主》中重新梳理了现代化理论中发展和民主的关联，证明了在通往民主化的道路上，和其他文化尤其是基督教文化相比，儒家文化面对的障碍并没有更严重。他认为，在新加坡政府违心地维护一个带有强制性的、不必要的家长式政治体制时，儒家文化圈内另外的国家，如日本和韩国，则已经开始容许更大程度上的政治参与和个人自由，同时又都未放弃自身最根本的文化价值观。因此，新加坡没有理由不遵循同样的道路。如果经济现代化的确导向对更大程度的自我实现的要求，那么，下一代新加坡人将会要求更广泛的政治参与和个人自由，不是因为这些是西方的价值观，而是因为它们正好满足这么一个受过良好教育的中产阶层的需求。
福山认为，李光耀也好，亨廷顿也罢，二人都过于夸大了儒家文化发展出民主体制的障碍，前提是这种民主是所谓的“西式民主”。
在福山看来，李光耀长期执政下的新加坡，曾在一段时间里证明了西式民主和儒家文化的不相容。新加坡发展出了一种可以被称作“柔性”或说家长式的威权主义，它介乎民主与集权之间，有反对党和定期选举，但人民的自由受到法律的严格约束，言论自由和异见被禁止，国民的个人生活受到干涉。而作为一个政治人物，李光耀在各种场合中多次表达了自己的立场，即和西式民主相比，这样的模式遵循了儒家文化的传统，因而更加适合新加坡。
1994年，在接受美国《外交事务》季刊总编辑札卡利亚的访问时，李光耀曾表明，他所谓的儒家文化圈内的国家——包括韩国、日本、中国和越南在内——尽管包含不同的文化传统，但仍具有共同的特征，例如对家庭的重视，相信个人存在于其家庭的网络之中，并非处于原始的孤立状态，家庭是更大的社会的一部分，等等。上述这些以儒家文化为共同历史背景的国家经历了快速的经济增长，摆脱了贫穷落后的宿命，而与此同时，西方民主国家，尤其是美国则面临家庭解体、社会失序的危机。李认为前者的发展正是得益于儒家的文化传统，而后者的弊病，则应归咎于西方以个人主义为基础的自由主义传统。相较于西方以个人权利为中心的自由主义传统，李光耀认为以集体利益为重的儒家文化价值观具有更大的优越性，他相信“无论是在繁荣的黄金时代或是混乱的年代，亚洲社会从未把个人的价值放在社会价值之上。社会始终比个人重要。这就是把亚洲从极大的苦难中挽救出来的价值观。”
事实上，李光耀也曾说过，将西式民主移植到像新加坡这样的国家是有害的，那将会导致个人的放任自流、社会混乱以及错误的经济决策。在理念的层面，他强调一个社会原有的历史、文化和背景不容忽视，各个社会也都以不同的速度和方式发展，20世纪末的欧美标准并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标准；在制度层面，李光耀则质疑全民投票制，他甚至认为民主体制的弱点，即是认为人人平等且都有能力为共同利益做出相等的贡献。
许多西方学术权威也认为儒家文化和民主之间存在这样的不相容关系。亨廷顿就曾论述，“儒家民主”完全是一个自相矛盾的术语。传统的儒家文化要么是非民主的，要么是反民主的。代表性的中国儒家文化，以及它在韩国、越南、新加坡、日本和中国台湾地区的派生物，均将集体置于个人之上、权威凌驾于个人自由之上，并强调责任义务重于权利。儒家文化影响下的社会，缺少以个人权利对抗国家的传统，在这种情况下，就算个人权利存在，也是由国家授予的。和谐与协作要优于争论和竞争。对秩序的维护和对等级制度的尊重是儒家文化的核心价值。观点、团体和党派之间的冲突被视作危险的和非法的。最重要的是，儒家文化使社会和国家完全融合，在国家层面上没有为自治的社会组织留出任何的合法化空间。
在亨廷顿看来，1990年以前，只有日本和菲律宾经历了民主政治，而这种民主化之所以能实现，是因为两国都受到了美国的直接影响，并且和其他亚洲国家相比，二者受到儒家文化的影响相对较弱。现如今，很多观察家都认为，亚洲是不会继续向着民主化前进的，或者说，将形成一种仅能植根于亚洲自身传统的民主形式，而这种形式如此独特，以至于对西方人来说，它是不被认可的。
儒家文化有望生发出一种独特的民主体制
福山认为，在通往民主化的过程中，儒家文化所遭遇的障碍并不比其他文化更严重，并由此提出其核心观点，儒家文化并非绝对导向独裁的政治体制。
福山肯定战后“现代化理论”，认为其本质无疑是正确的，即经济发展势必会导致政治自由化。如果亚洲近几年快速的经济增长能一直持续的话，那么其民主化的进程也将会继续。然而到最后，亚洲民主政治的形式可能会极大地区别于当今这些美式民主，后者的确正经历着因个人自由和共同体利益无法调和而导致的严重问题。
然而，现代化理论却仍旧没能讲明发展和民主之间到底是怎样的因果关系。塔尔科特·帕森斯等现代化理论的支持者认为，从功用层面考虑，在现代工业社会中，民主体制比独裁体制更有效。福山则认为，不能纯粹从经济学角度出发来理解社会发展和政治体制之间的关系，也就是说，对自由民主的本能追求源自非实用性的、对“自我实现”的渴望。经济的现代化和民主之间的关系因此是间接的：经济的现代化提高了人们的生活水平和受教育程度，使人们得以从对失去最低生活保障的恐惧中解脱，从而在更大范围里追求各种目标，包括那些在经济发展初级阶段暂时隐藏了的目标，其中就有被认可为一个有尊严的成年人的渴望，而这种认可，只有通过参与到政治体制中才能实现。
在福山看来，实际上，民主制度和儒家文化的不相容，并非如大部分亚洲人和西方人所以为的那么严重。从表面上看，民主和儒家文化之间的最显著矛盾，是后者不支持个人主义，或者说，缺乏一部最高法，它超越现有社会关系，视个人德性为权威的终极来源。福山则暂且搁置了这些重要的区别，他认为并没有证据表明，儒家社会不能创造出一个满足民主最本质要求且切实可行的体系。
评估了儒家文化和民主之间所谓根本性的矛盾之后，福山提请大家注意，也曾经有许多专家认为儒家文化中有阻碍经济现代化的不可克服的障碍。亨廷顿论述过现代自由民主只能从基督教文化中生发出来，但很明显，只有经过一系列的演化，基督教文化才得以从对自由宽容和民主讨论的敌视中产生民主制度。
在新书《政治秩序和政治衰败》中，福山指出，上述儒家文化下国家—社会融合的平衡状态也正在极速地改变，促成这一改变的是两股力量。其一是工业化，它催生了中产阶层以及工薪阶层这些新兴的强有力的社会成分，民主服务于特定阶层的利益因而受到其支持，而反过来，这些阶层也是广泛的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副产品；其二是国际社会间更加频繁地互动，也就是所谓的全球化。货物、服务、人员以及思想越来越容易跨越国界，使得国内发展越来越受制于外国因素。
新加坡政府倾向于儒家传统，在某种程度上维护一个带有强制性的家长式政治体制。和新加坡相比，日本和韩国，已经开始容许更大程度上的政治参与和个人自由，与此同时，却并未放弃自身最根本的文化价值观。由此，福山认为，新加坡没有理由不遵循同样的道路。如果经济现代化的确导向对更大程度的自我实现的要求，那么，下一代新加坡人将会发出越来越强烈的呼唤，要求更广泛的政治参与和个人自由，不是因为这些是西方的价值观，而是因为它们正好满足这么一个受过良好教育的中产阶层的需求。
李光耀反腐经：贪污调查局有“极权”，官员财富异常可被指控
1959年，新加坡摆脱殖民实现独立，李光耀担任新加坡首任总理。他环顾四周，发现新加坡是这样的：“我们病得不轻，贪婪、腐败、颓废盛行。曾经为了人民而战的自由战士正在掠夺人民的财富，社会在倒退。”
所以，李光耀当即提出，打造廉洁和高效的政府，确保政府预算的每一块钱花得有理有据。数年后，新加坡腐败状况有所改善；几十年后，新加坡稳居几大机构评选的全球廉洁国家排行榜前五位。
李光耀怎么做到的？
【斩断殖民基因】
新加坡独立之初，殖民时代留下的贪腐风气盛行。长期殖民和腐败风气成为一种社会基因，根深蒂固地侵入这片弹丸之地的每一个毛孔。
以当时手无缚鸡之力的警察系统为例，新加坡《海峡时报》曾就媒体报道过的警方贪腐案进行梳理，发现1845年至1921年，总计有172桩警察贪腐事件见诸报端，其中最主要的腐败行为是受贿，占63.4％，偷盗、抢劫等直接犯罪占24.4％。
1942年至1945年日本占领时期，高通胀和低收入迫使新加坡民众普遍用行贿换取生存权；而战后英国统治时期，英国殖民者被称作是“黑市当局”，毫无公开透明的行政管理可言。
究其根源，新加坡当时有三大特点支撑起贪腐的温床。一是公务人员收入低，二是存在大量“空子”让腐败有机可乘；三是几乎全无事后调查或问责机制。
还以新加坡警察为例，1887年新加坡普通本土警察的平均月薪不到10新元，而同一年，驻新加坡同职位英国警员则可以拿到50新元。巨大的收入落差使得一些本土警察索贿成性，加上没有相应的管理机制和松垮的究责体系，警察腐败“水到渠成”。
为斩断殖民时期传下的腐败基因，李光耀在三个方面进行了重大改革：用提高公务员门槛和高薪养廉排除贪腐的需要，用调查机关摸底排查堵住贪腐的漏洞，用密不透风的严厉法律震慑贪腐的欲望。
【磨快两把尖刀】
欲善其事，先利其器。要斩断腐败基因，李光耀首先对一个名存实亡的机构进行整顿和改造，使其不仅有名有实，而且达到一个凌驾于政府之上的权力之巅，这个机构就是新加坡贪污调查局。
贪污调查局1952年成立，其成立初衷是调查新加坡的一些腐败行为。但直至1959年英国人离开新加坡，这个机构几乎无所作为。李光耀分析，原因有两个，一是贪污调查局没有必要资源，二是缺乏法律授予的权力。
所以，在出任新加坡首任总理后，李光耀快速磨快了两把“刀”，一是完善和强化法律，二是调整贪污调查局的定位。
原先，贪污调查局虽是独立机构，但在调查政府官员时因为缺少权限而经常遭遇阻挠，一些举报最终不了了之。李光耀于是把贪污调查局的权限提到最高，只向总理一人负责，只要总理同意调查，调查就必须进行。而且，李光耀规定，如果案情涉及总理本人或总理不明确表态，贪污调查局可绕过总理寻求总统的批准。换言之，贪污调查局获得一种可以调查任何人的“极权”。
在完善法律方面，李光耀收紧了打击贪腐的各项条款力度，并对贪污调查局给予法律支撑。根据法律规定，任何新加坡公民，上至高官下至平民，乃至侨居海外的新加坡籍公民都属于其监察对象。贪污调查局权力包括：调查权、搜查权、逮捕权、跟踪监视权、获取财产情报权和不明财产检查权。
另外，还有一项“有罪推定”法律条款备受关注，那就是“异常财富”可以成为指控证据，无法解释的财产就算贪污。
新加坡高级外交官韦尔盖塞·马修斯这样解释这项条款：如果你是一个公务员，每个月挣500新元，但你自己开着宝马5系，你的妻子开着奔驰，你俩还拥有一座500万新元的宅子，你就得解释一下，你是不是有个叔叔是大佬，如果证明不了这一点，说不清楚财产的来源，抄没是肯定的，另外你还得面对法律的严惩。
【出鞘才是好刀】
李光耀深知，贪污调查局不能靠举报过日子，刀不出鞘，不仅拿不了人，自己也会生锈。在独立之初，李光耀做了两件事，有形式，有实质。第一件事是规定所有内阁成员在会议时穿白色衬衫和白色长裤，作出“自清”的表率。
“自清”不仅表现在形象上，更有切实举措。每年7月1日，新加坡各政府部门的职员必须填报个人财产申报表，申报财产如果说不清来源，特别是有关部门调查时，不能给以满意答复，这部分财产就会被推定为贪污所得。
第二件事是把贪污调查局植入各职能部门，从各部门的工作流程入手，查找可能导致腐败的漏洞，从源头杜绝腐败。例如，移民局是最可能出现腐败的政府部门之一，那么贪污调查局就进驻移民局，查找各项程序中是否存在行贿受贿的“窗口”。
再如，作为一个有最大调查权的机构，贪污调查局本身也有可能成为行贿的对象。于是，李光耀给贪污调查局设立了一套最高标准的自查机制，可以自上而下查，可以平行互查，也可以自下而上查。而且，贪污调查局出现任何问题，由局长担责。
2013年，因贪污调查局助理司长杨少雄涉嫌侵吞公款，调查局局长陈宗宪被撤职，理由是管理疏失。用高压手段和最高标准管理贪污调查局，目的是为了维持民众对贪污调查局的信任。
【左法律右政策】
李光耀自上世纪60年代开始，用严明法律打击腐败，使得腐败在新加坡官员眼中从一种“高回报、低风险”的职务行为变成了“高风险、低回报”的犯罪行为。1985年，李光耀提出要消灭官员贪污的动机，并为此出台一系列政策，用高薪养廉，用奖励清廉。
李光耀认为，用高薪的方式遏制政府官员腐败是一种“市场模式的行为策略”，“可以形成一种诚信、开放、可控、可操作的体系，取代可滋生腐败和欺诈的官僚伪善风气”。
李光耀1989年和1994年对公务员薪资进行大幅度上调。1990年时，新加坡五级文员的月薪达到30091美元，而同年美国联邦政府中最高一级的GS－18文员月薪只有7224美元，相差4倍多。
高薪伴随着严管。新加坡政府制定的《公务员指导手册》规定，政府官员借给别人钱时，不能收取利息；向别人借钱时，不得以自己职务为名，做各种交易；官员收受的礼品也要一律上交，若要留作纪念，可由专人估价后自己出钱买下；收受红包或礼品超过80新元就属违法；政府官员严禁参加任何形式的赌博；不准直接或间接拥有在新加坡营业的任何公司的股份或证券；决不允许官员的子女借父母地位非法经商或营私。
【不仅倾家荡产】
新加坡反腐的矛头，不仅指向“大老虎”，也对准“小苍蝇”，而且判罚同样严厉，目的是从“小事”切断“不干不净的手”。
1991年，新加坡商业事务局局长格林奈贪污罪名被判成立，原因有二，一是他曾为了向单位多借点钱买车而伪造假账单；二是他曾伪造文书谎称竞争激烈以骗取一家外企尽快投资一个度假村。虽然案发前他已经归还了单位借款，那家被忽悠的外企最终也没有投资，两件事情中政府都没有损失，但检方还是认定他诱骗贷款和欺诈罪名成立，两案并罚，判处他1.7万新元罚款和1天监禁。
1天监禁，时间虽然不长，但足以让格林奈的生活变得前后两重天。据新加坡媒体报道，曾经住在别墅里、拥有私人泳池的格林奈在被判刑后，丢了饭碗，失去了全部养老金，直至2009年仍居住在出租房里。
新加坡对贪污罪最高判罚是10万新元罚金外加5年监禁，看似并不严厉，但真正严厉的是判罚的门槛很低，即便贪污100新元，也是同样下场。以格林奈为例，他后半生生活的破产不仅仅因为罚金，更因为连带的福利丧失。
【更要身败名裂】
新加坡对国家蛀虫，不仅要让他们倾家荡产，还要让他们身败名裂。
李光耀曾用“面子问题”诠释1986年的郑章远之死。郑章远是李光耀年轻时一起与他打天下的弟兄，在内阁中，李光耀提拔他担任国家发展部部长。1986年，贪污调查局怀疑郑章远在1981年和1982年分别用批地权从房地产开发商处捞取好处，总计达100万新元。
郑章远在接受调查时先是全盘否认，随后称愿意上交80万新元以求免于起诉，但遭到贪污调查局的拒绝。就在案件调查僵持时，郑章远托人给李光耀带话，要求见李光耀一面，李光耀回复他说：“在调查结束前我不能见你，否则我将变成证人之一。”一周后，也就是同年12月15日，李光耀的保安员告诉李光耀，郑章远死了，并留下一封给总理的信。
郑章远的信只有几句话：“过去两周我深感沮丧。我对于发生这样的事情应该承担全部责任。作为一个有尊严的东方绅士，我觉得只有用高的惩罚来赎罪才是正确的举动。”
法医后来确认，郑章远服用过量安眠药自杀。
李光耀后来在一次群众讲话中剖析，并非自己逼死了郑章远，而是严厉的反腐手段让他脸面尽失，丢了脸面无法在社会上立足，“郑章远宁可结束生命，不愿面对耻辱……他的家人也离开了新加坡，他们太没面子了”。
【拷问挑战常在】
清廉带来的高薪优待确实让腐败的风险和回报倒置，使新加坡的腐败微缩到个体行为。
不过，李光耀设计的反腐大厦并非无懈可击。这些年，新加坡也出现了一些腐败案件，甚至有人把矛头指向李氏家族。新加坡的反腐构架，仍面临着不断变化的挑战和拷问。
2013年起底的杨少雄案，暴露出贪污调查局内部存在监管漏洞和素质问题。杨少雄时年39岁，是贪污调查局负责行动支援组的助理司长，他涉嫌挪用170万新元公款，其中24万新元用于赌博。
此案表明，挪用公款行为在个人财产申报体系中无法得到体现，也说明反贪人员个人素质参差不齐，贪污调查局的高薪未必能让每一个人都廉洁、正直。
同在2013年，新加坡民防部队前总监林新邦因接受供应商性贿赂而被定罪，被判处6个月监禁。而此前，新加坡中央肃毒局原局长黄文艺也曾被控权色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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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光耀辞世终结了一个时代。这是民族主义和社会革命的时代，也是亚洲经济起飞和走向现代化的时代。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李光耀审时度势，在大国环伺之下，保证了新加坡的国家独立和尊严，并利用新加坡独特的战略位置，最大可能地发挥了自己在太平洋政治中的影响力。这也使他成为当今世界最有影响的政治家之一。
“二战”后独立的新兴国家领导人一般都是职业革命家，他们经历过长期的革命斗争或民族斗争的考验，具有强烈的革命斗争意志，品质刚强。但他们大都缺乏专业背景和开放意识。李光耀不同，由于新加坡的民族运动相对平和，因而他缺乏激烈的革命斗争历练，但他在英国的留学经历和以律师这一专业身份领导革命运动的历练，使他具有现代意识和开放意识。这两种意识在以后他领导国家建设的过程中大派用场。
在历史关头，李光耀的选择是高度实用主义的。他在上台执政之初就镇压了党内的激进派，确立了发展市场经济的路线，并让新加坡向世界开放，成为全世界经济上最自由的国家。推行开放政策，让技术、管理与市场进入新加坡。同时他还大力推广英语，使新加坡成为一个英语国家，这一点使新加坡很快与国际接轨。这些都是新加坡的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因素，尤其是这在当时的新兴国家中非常难能可贵。
李光耀主导了新加坡的威权市场经济。在领导民族运动推翻英国的殖民统治后，李光耀刻意保留了英国的行政和法律制度。他说：“英国人给我们留下了很好的民事服务系统和法律体系，它们已经扎根于新加坡社会，我们要保留并运用它。”这也是它能建立起高效而廉洁的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原因之一。
人均GDP是衡量经济制度成败的主要指标。新加坡的成功是显而易见的。她的人均GDP从建国之初的100美元，发展到今天的55000美元，并跻身世界上很少几个人均GDP超过5万美元的最富裕国家之一。因为经济发达、政府高效、法制严明，新加坡一度被许多亚洲国家奉为模范。这大大提升了李光耀的个人影响力。
反过来说，李光耀的选择则提升了新加坡的国家影响力。中国改革开放之初，新加坡资本即开始大量对华投资、建立新中苏州工业园和天津生态园等，为新加坡找到了甚至大于本国领域面积的直接运营的市场。但当世界惊奇于“中国崛起”之时，李光耀呼吁美国回归亚太，以平衡中国在这一地区的影响。根据美国和新加坡达成的协议，新加坡为美国航母提供停靠、补给和维修保证。这大大提升了新加坡的战略重要性。
新加坡的成功在于李光耀和人民行动党的选择中包含的现代意识。许多后发国家试图复制新加坡的成功，却要么不愿直面新加坡的英国遗产，要么没有新加坡的特殊位置。盯着“新加坡模式”，容易忽略日本、韩国等国家或者地区在政治进程上的努力。
一直不乏从意识形态上解释新加坡模式的努力，儒家资本主义是其中最有影响的一种。但这种粉饰未能成功，因为这种说法既不符合事实，也不符合历史潮流。李光耀的身体和精神日渐衰弱的时候，新加坡政治分歧日益突出。而这些分歧不会因为他的去世而消失。
新华社：李光耀治下的新加坡，所走的道路不是一条西化之路
在李光耀执政期间，新加坡创造了在一代人时间里变身发达国家的奇迹。
新华网北京3月23日消息，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23日病逝。作为新加坡开国之父，他为新加坡的社会发展和经济繁荣作出了重要贡献。
今年是新加坡建国50周年。在这50年里，李光耀长期执政新加坡。在他执政期间，新加坡创造了在一代人时间里变身发达国家的奇迹，从1960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仅400多美元，到1991年超过1.4万美元，再到2013年的5.5万美元，不断跨越发展，全球竞争力名列前茅。
这些只是可量化的指标。在一代人时间里，新加坡从贫穷走向富裕，从脆弱走向稳定，从腐败走向廉洁，从人情关系社会走向全面法治社会，从缺乏归属感的移民聚散地变成族群和谐共处、身份认同感强烈的国家，从“地图上的一个点”发展成有重要地区乃至国际影响力的国家。
新加坡创造了令世人瞩目的发展奇迹。这一奇迹所产生的影响和意义在于，新加坡所走的道路不是一条西化之路，而是一条坚持自力更生、博采东西方之长的新加坡现代化之路。
诚然，这一奇迹绝非一人之功，本身亦非十全十美。但作为新加坡奇迹的“总设计师”，李光耀功不可没。正如法国前总统希拉克所说，是他带领新加坡走上了“进步的捷径”。而且，这条“进步的捷径”稳定且可持续。
李光耀是一名政治家、战略家，更是行动派、实干派。他拥有前瞻性和开放性的国际视野，对国家在现代世界如何生存始终保有强烈的忧患意识，对西方经验并不照单全收，而是精挑细选；面对西方媒体歪曲事实的抹黑，也从不怯于拿起法律武器来回应。
不仅如此，李光耀从不把目光停留在眼前。半个世纪以来，新加坡政府始终紧盯亚洲和世界的最新发展趋势，感触潜在危机，审时度势及时应变。李光耀相信全球化，相信自力更生，相信变革图存，相信每个国家都需要也能够探索出适合自己的现代化道路……这些，都是他留给新加坡的宝贵精神财富。
李显龙：应冷静谨慎决定如何纪念李光耀，拟设建国元勋纪念堂
自李光耀上个月23日逝世后，许多新加坡民众陆续提出设立纪念堂、为公共建筑如樟宜机场改名和保留他的故居的建议，希望以此表达对李光耀的永久敬意。对于有议员在国会提出类似建议，新加坡总理李显龙13日回应说，这些都是不错的提议，但其父刚逝世不久，大家不应急于决定，政府应待一段时间过去后，让想法沉淀，再冷静且谨慎地做出经得起时间考验的决定。
李显龙在发表国会声明时说：“我们希望授予李先生这份荣誉，但我们一定要以正确的方式这么做。”
李显龙指出，父亲生前很清楚地强调，自己不需要也不希望人们为他设立纪念碑，若要对他致以最崇高的敬意，最好的方式是继续秉持他毕生用以建国的原则，如让多元种族主义、人人平等、诚信，以及唯才是用制等，永续传承下去。
不过，李显龙透露，父亲生前并不反对设立纪念堂来追忆建国元勋，并通过展览教育下一代，更认为这个做法有一定的价值。他已委任滨海艺术中心主席李子扬领导一个委员会，对设立纪念堂进行初步构思。
李光耀在2013年曾立遗嘱，坚持他死后拆除故居，即使不拆，也不对外开放。
李显龙指出，在决定如何纪念李光耀时，大家不应操之过急，也许只有在50年甚至是70年过去后，人民才能逐渐从更完整的历史视角看待这项“重大的任务”。他也认为，若草率做决定，难保后代新加坡人不会后悔或不接受。
李显龙说，其他国家在设立一些重要的纪念堂时，都会花上几十年甚至是几代人的时间；美国在为第一任总统乔治·华盛顿和总统艾森豪威尔建立纪念堂前，就经历过好几轮争论。“经过这些后，你的地位，你在历史上的位置才会更清楚，重点会更清晰。到时候如果只能以一种方式纪念，你也会清楚到底是要采用什么方式。”
“我们选择建立的纪念堂，必须为这一代新加坡人所接受，也要是还未出生的世世代代新加坡人能够接受。”
在谈到设立纪念堂追悼建国元勋应有何考量时，李显龙指出，人民在追忆过去时，也要展望未来，纪念堂因此必须将原本抽象的理念具体化，既要能激励人心，也要能引发思考。他说：“纪念堂应该反映并加强我们身为新加坡人的意识，引发我们反思什么是新加坡人、新加坡为何值得我们努力并捍卫，以及我们应如何为后代建立和谐与成功的新加坡。”
针对两位马来议员——碧山—大巴窑集选区议员再努丁和白沙—榜鹅集选区议员再纳询问纪念堂是否会“具包容性”，让少数种族也能参与追悼李光耀时，李显龙表示这些都是重要的问题，也因为要确保大家能够接受任何有关纪念李光耀的决定，政府更应该花多一点时间思考。
李显龙忆起新加坡人在李光耀逝世后团结一心的表现时说，那是李光耀献给新加坡人的最后一份礼物。
“他的离去拉近了我们彼此间的距离，让全民一心，也加深了我们的国家意识……对于那些在共同哀悼中感受到这股团结力量的人来说，他们将一辈子记住历史上这特别的时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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