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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风：国内思想流派新旨趣新动态

2014年，中国思想、学术之大格局，或者更广泛而言，中国的人文格局，正在发生重大变化：种种极端观念正在退潮，中道的价值、观念综合体已蔚然浮现。它以儒学和儒家所守护之中国价值为本，立足百年中国艰苦探索之经验，涵摄外来思想、学术，而予以重新熔铸。它的出现意味着中国思想渐趋成熟，而具有普遍意义的中国现代秩序也将因此而大有可能。

现代中国的起步是悲剧性的：震惧于西方的坚船利炮，中国精英毅然决然地抛弃了自身的价值、思想、知识传统，而全盘拥抱外部世界。欧美各种现代意识形态如洪水般涌入，以中国为试验场。
西方意识形态都有替代神学之抱负，故而普遍具有一神教神学特征，那就是自命为真理，习惯于制造敌人。所以，从欧美传来的各种相互对立的意识形态在中国混战不已，撕裂中国精英、中国社会。最糟糕的是，这些意识形态都是外来的，且都以现代性真理在握的姿态对待中国文化，因而都是反中国文化的，都在不遗余力地“去中国化”。各种现代西方意识形态之间可能相互打架，但在一点上始终是相同的：否定中国文化，用各种方式破坏中国文化。

凡此种种决定了，所有西方意识形态无力解决中国问题、底定中国秩序。事实上，即便欧美各国，也绝不是靠着这些意识形态完成其现代秩序构建的。最简单的事实是：所有现代西方意识形态都产生于各国现代秩序构建事业完成之后。而所有按照这些意识形态构建现代秩序的后发国家，多陷入长期混乱而无所适从。

所幸，经过数千年积累，中国文明悠远而深厚。即便西方意识形态横行一时，全盘破坏中国文化的思想、观念、社会，政治运动此起彼伏，也未能从根本上撼动中国文明的根基。相反，西方意识形态一旦松劲，中国文明则立刻复苏、成长。

近十年来，有一件重要的事情在思想、观念、文化层面上悄然发生，此即中国文化复兴的潜流汹涌澎湃：中国古典诗文以各种方式进入体制内外的教育体系;富裕起来的中国人逐渐恢复中国式生活方式;更为重要的是，在思想和知识领域中，儒学复兴，且儒家思想超出了狭窄的、专业的儒学圈子，向更为广泛的知识领域扩展。

可以这样说，当下中国体制内外各个思想流派，或许还存在各种各样严重的分歧，但在一点上是共通的：转回中国，归向儒家。程度不等，但方向一致。尤其是，近一年来，国家主席习近平多次高度肯定中国文化，引述儒家思想。

各种思想流派不约而同地转回中国，程度不等地接受儒家，这是百余年来中国思想界绝无仅有的，标志着现代中国历史的一次大转折。因为中国文化之温柔敦厚，西方意识形态的极端色彩被柔化，而有了相互容忍的可能。各种思想流派程度不等地接受儒家，也就有可能构筑出共同的价值和话语。也就是说，儒家价值和思想正在成为当代中国价值、思想、观念之中道。它不同于一神教及其世俗版本，不是排他的唯一真理体系，而是一条人人可按自己意愿行走的大道。它博大精深，具有不同知识背景和诉求的人士，都可取其所需，而它可以构成一个分享、对话的中介。据此我们或许可以谨慎乐观地说，长期以来被西方意识形态撕裂的中国，有可能重建价值与思想之共识。

中国思想将因此而起步。百年来，中国人几乎都是西方思想的学习者、宣传者，而没有独立思考，也就没有真正的思想。一旦转回中国，一旦进入中国自身的思想、知识传统，中国思想的创造力必将迸发出来，而有能力对关于天人、关于秩序的根本问题予以思考，从而对解决中国问题、对人类追寻更美好的生活，有所贡献。

近年来，中国思想界已开始基于儒家思想范式，从新的视野上重新思考有关人和秩序的根本问题，尽管还比较零散。这里仅就作者所知，胪列几点。

首先，理解天人之际，理解秩序生成与秩序之机理。人的本源何在?秩序的终极依据何在?西方在此方面的思考，及赖以运思之概念、命题、思考方式，基本上以人格化一神教为框架。百年来被中国人照搬的现代西方人文与社会科学，也不过是其世俗化版本。考虑到这一点，西方思想、知识在中国难免扞格难通。

中国人所理解的万物与人之本源不是人格化的神，而是不言之天，由此形成一整套理解神、人、物、法律、政治的概念、命题和思考方式。中国文明就是由此生成的，天人之际构成中国思想的基点。今日中国思想者，不能不深入体认这一信仰，于天之下理解人，于天人之际理解秩序。至关重要的是，天道涵摄神道。中国文明很早就成功地解决诸神争战的难题，其解决方案是“一个文教，多种宗教”。中国文明可为解决始终困扰人类的大难题，贡献智慧。把握这种智慧的关键，在于从神走向天，再由天而下，重建思想之全部预设系统。

其次，思考和确认仁义的普适价值。所谓普适价值不过就是人之为人的基本价值。中国文明具有强大生命力，不可能不依托人之为人的普适价值。这普适价值是什么?就是孔子揭橥之“仁”，扩大而言是孟子连言之“仁义”。仁、义就是中国人发现并践行了数千年的人类普适价值。它涵摄了西方人所说的平等、自由等价值，而更为抽象、更为中正，也就更为普适。仁义这样的普适价值已在中国的血脉中，不论信奉何种意识形态，都不可能反对。它具有鲜明的中国属性，很容易被国民接受。既然如此，各方理应共同努力，确认仁义为国民的主体价值。以仁义作为国民的主体价值，能够收到凝聚人心之效果。

党中央近来提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这个价值观体系具有强烈政治属性，基本上是政治价值观，仁义则是更为基础的主体价值观。前者主要用于政治上整合国内人心，仁义则立足于中国文明，而又指向人类普遍的安宁。

既然如此，中国人有责任把仁义之普适价值告诉全世界，让更多人体认人皆具有之仁，人人当有之义。仁义的普适价值无意于对抗平等、自由、博爱等西方价值观，而是基于更深层、因而更普遍的人性，给更多人打开与他人共同走向美好生活之通途。基于仁义，这个世界可以构建出更好的秩序。

再次，思考内部高度多样的超大规模文明与政治共同体的治理模式。每一现代意识形态都有其社会治理模式，诸多模式程度不等地在中国试验过，其结果并不理想。今日中国似已进入现代秩序构建之收官阶段，党有全面改革之决心，而以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为目标。这个目标极为抽象，但终究，我们无法回避两个具体的问题：治理体系的基本架构是什么?治理能力又依托于何人、何种制度?一旦涉及这两个问题，立刻又会引发意识形态的争论。一旦陷入这种争论，必定难有结论。过去三十多年来，制度建设进展迟缓的根本原因就在于，对这个或者那个意识形态的迷信遮蔽了中国事实，无人致力于寻找可行的良好方案，相反，很多人沉浸于意识形态幻象中，罔顾事实，幻想着种种看似完美而实不可行的制度降临，带来人间天堂。

因此，实现治理体系和治理体系的现代化，关键是超越意识形态神话，回到中国事实：超大规模，内部高度多样。面对这一事实，任何西方意识形态都捉襟见肘。相反，儒家义理和中国历史反而高度相关。一个简单的历史事实是：中国曾经十分有效地解决了内部高度多样的超大规模文明与政治共同体的治理问题。进入儒家义理，重新理解中国历史，必定能够发现关于社会治理的另外一套普遍模式。这一源于中国的普遍治理模式对当代中国的制度设计具有重大意义。中国没有任何理由拒绝欧美社会尝试过、已被证明有效且可在中国抽象地学习的治理技术和制度。但有效的制度学习必定以国民的主体价值为依托，在连绵不断的历史框架中展开。这是制度设计的常识，尽管百余年来，意识形态迷信让人们背对这个常识。

最后，思考天下秩序，为人类提供一个备选的国际秩序想象。从一开始，中国就是一个世界，就是天下。圣贤心目中的人际秩序，由近及远、由亲及疏，向外推展，无远弗届，最终的状态是以天下为一家。正是这样的观念，推动了中国的持续生长，也推动中国的“声闻之教”向四周扩散，从而构造了一个世界体系，尤其是在明清时代，它已覆盖了半个地球。这个体系的基本原则是“和而不同”。

随后有西方的兴起，按照强权政治原则，构造了一个以海洋为中心的世界体系，中国等诸多古老文明被边缘化。这个世界体系迅速形成，但始终伴随着暴力、战争，欧美各国之间战争不断，对外则是殖民征服，欧美之外的世界也陷入相互战争之中。这个世界体系从来没有安宁过。这不是一个好的世界秩序。基于圣贤智慧与中国历史经验，中国人完全有责任为人类提供另外一个国际秩序想象，那就是天下秩序。已有学者关注到这一点。但在当下，天下秩序构造和维系之机制为何?需要深入的研究、严肃的思考。

中国人不能不思想。而因为转回孔子和中国，中国思想界终于有能力思想了。因为共同转回孔子和中国，中国思想界有可能缓和对立，共同思考。而这样的思想，由于超越了西方给定的意识形态，必定具有重要意义。

(作者为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