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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土仅和首尔一样大的新加坡，和拥有相当于其10倍人口的韩国——对这二者进行比较是件难事。但两个国家身处的情况和两位领导人的人生历程都有相似之处，因此我们才可以做出这种想象。人们会说 “新加坡总理朴正熙”作为国父，在全体国民的哀悼与世界的赞美声中闭上了眼睛；而“韩国总统李光耀”则会被国民当作“日帝的密探”、“区别对待优秀人种和低劣人种的希特勒”、“扼杀在野党，用情报统治建立冻土王国的法西斯”、“拒绝司法制度的反民主独裁者”、“权力欲的化身”、“世袭独裁”、“言论自由的扼杀者”等等——集所有这些批判于一身。

李光耀在新加坡被日军占领时期主动学习日语，进入日军情报部工作。因此按照现在的标准，喜欢不分青红皂白臭骂别人过去的一方，完全可以称他为“日帝密探”。他还公开劝导过“大学毕业的男人应该和大学毕业的女人结婚”。世界女性界曾站出来，指责他为“希特勒”，但他并没有因此退缩。他说：“我们要生下基因优秀的人才，把他们培养成精英。除此之外，别无他路。”与此同时，他还推行了小学时期按成绩决定孩子们不同前途的教育制度。

新加坡其实是一党独裁国家。据说为数不多的在野党议员还在受到暗中监视。李光耀说过：“（领导人）不应该被爱戴，而是应该让人害怕。如果谁都不怕我，我的存在就毫无意义。”他还说过这种骇人听闻的话：“我们的任务是在政治上清除捣乱者。所有人都应该明白我的包里装着利斧。如果想跟我较量，我会掏出斧头，跟他在死胡同里见。”所以，如果他是韩国总统，没人说他是“建立东方王国的法西斯”才怪。

李光耀对司法制度也有不同主张。他说：“我们应该可以不经审判就把人关起来。无论他是共产主义者、沙文主义者还是极端宗教主义者，都应如此，否则就会亡国。”对待刑罚，他也不是宽容主义者，而是倾向严惩主义。即便日帝占领末期的新加坡饥荒蔓延，但犯罪行为反而比生活条件好的时候更少。李光耀不讳言地说：“这是因为日军有残酷的刑罚。”

李光耀执政期长达31年，比朴正熙的执政期还长13年，换做韩国，肯定会被批评是“权利欲的化身”。由于在野党弱小，连他的儿子也执政掌权，他肯定会受到所谓“世袭独裁”的攻击。

对言论自由问题，他曾说过：“问问人们是想要房子、医疗、工作和学校，还是想要表达的自由？”
但现在的新加坡人并没有因为这些责难李光耀。因为新加坡是一流的先进国家而感到舒适安全，他们认为这是李光耀的功劳。有人说：“李光耀让新加坡成为清廉的国度，而朴正熙没有做到，所以对他们的评价不同。”确实会存在这种观点，但至少朴正熙自己不是贪钱的人。他死时穿的内衣都是破了洞的。

据说，新加坡有一位老人在李光耀的遗像前一边哭一边举手敬礼说：“虽然我们反对过他，但最终他还是对的。” “最终他还是对的”这句话，并非是说“现在也应该这样做”，而是意味着“当时他所指的路是对的”。面对 “最终他还是对的” 这种肯定，我们需要想想现在自己身上还有多少这种态度。

韩国拥有新加坡无法祈及的庞大制造业和技术，而新加坡实践着韩国很难追赶的民主主义。这是因为韩国也有一群“最终做对了的人”。在刚解放的一片混沌之中，决定建立大韩民国的李承晚 “最终做对了”；打开了韩国几千年贫穷桎梏的朴正熙“最终做对了”；坚守了民主主义信念的金大中和金泳三也“最终做对了”。尽管我们彼此意见不同，但只要承认“他们最终做对了”的历史，相信仅凭这一点，就能让国家发生许多改变。

台湾眼中的李光耀

台湾政府通过行政院表示李光耀的过世使＂国际社会因此失去一名智者，我国更失去了一位挚友＂。
新加坡前领导人李光耀的过世，在台湾引起了不小的关注。从政府到民间人们纷纷表达了对李光耀的评价。
不同的台湾政府单位对李光耀一致推崇，行政院说他生平朴实无华，律己甚严，为新加坡立下良好典范。外交部则说李光耀的执政期间治国有方，奠定新加坡经济、教育、廉政、社会福利等各项基础，使星国成为人民富足，政府廉能的国家。

执政的国民党主席朱立伦则说李光耀是自由、民主、和平等普世价值的维护者，并说他留下丰富的政治遗产弥足珍贵，＂值得我们持续探索与学习＂。

除了政府机构外民间也通过网络表达了看法。比如台湾雅虎新闻网站上的一项民调列举了李光耀在世时推动的多项知名政策，并问网民最希望那个政策在台湾实施。

虽然居住问题近年来在台湾曾是民调的民怨榜首，但在此一网络民调中，在台湾经常被拿来作为理想模范的新加坡的组屋制度仅居第二，参与民调者最希望引进台湾的是新加坡的鞭刑制度。
该民调列举出的政策包括鞭刑制度（严刑峻法）、住者有其屋（社会住宅）、英汉双语、公积金（退休金制度）、癈水回收、菁英教育等等，除前两项外其它获得青睐者有限。

李光耀生前推动的鞭刑，就与其对民主不适用于亚洲的著名看法一样存在争议。在他过世后在台湾知名网络论坛PTT上出现一则对民主的＂问卦＂及另一名网民的答卦，在网络上被广泛的转贴。

提出问卦的网民显然认同李光耀的看法。这名网民称台湾的民主是＂牺牲经济、种族对立、心理满是仇恨＂，他举出新加坡三十年来人均所得的增长，同时宣称台湾人均所得倒退，是民主的代价。

在八十年代同时与新加坡被列为亚洲四小龙的台湾，眼下经济形势引起许多民众的不满。不过实际数据并非这名问卦网民宣称的那样，台湾过去三十年来人均所得增长虽逊于新加坡但并未倒退，经济学家认为最大问题在于分配的恶化。

这名问卦网民并举出广受民间支持的当红政治人物台北市长柯文哲。他称柯文哲模式是＂偏权威式民主，并称柯文哲无谓民主，执行力与效率比一堆政治人物强多了，＂时常河蟹的蓝绿让我觉得权威式民主比较适合台湾＂。

过去在台湾总统选举期间的一个选民说，他觉得蓝绿一样烂，他真正期待的是台湾能选出一个像李光耀的领袖。

虽然台湾近年并无针对人们愿意选择威权或民主一

类的民意调查，但从中研院一项对台湾历届总统的长期民调来看，蒋经国历年来在民调中都稳居第一。

另一名网民对其问卦的回答。

＂答卦＂说，部份人认为李光耀带来繁荣和稳定，并且归功于他的独裁，这显得相当有说服力，而他则以贫困处女看到一个美丽妓女提名牌包的自惭形秽来比喻这种羡慕关系。

这名网民说，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长处，从来就是学习别人的优点，弥补自己的短处，而没有学别人的缺点，阉割自己的长处，李光耀没有告诉你的是＂独立自主有多么爽＂。

他说新加坡的富有在于独立自主。正因为独立自主，李光耀得以游走于中国与台湾之间攫取新加坡的最大利益，他能与蒋经国对谈，让中华民国替新加坡建置军队，他能和邓小平握手，在苏州成立工业园区。

其答卦并说到李光耀因为新加坡独立自主＂他才能真正开放大门吸引外资，而不用害怕被并吞或垄断；正是因为独立自主，他可以看到一堆陆客游晃而不觉得被侵略或践踏＂。

希望台湾成为像新加坡一样成为华人为主的独立自主国家，在台湾声音始终不断，不过这被李光耀生前反对，这僮新加坡开国国父说，台湾必须接受其为中国一部份的命运。

虽然台湾很快地将在一年以内再度举行总统选举，但这则网络问卦者及答卦者的看法，可能不见得能用届时选举胜败来作为人们选择评断。因为眼下两大政党并没有人说其上台是要实行威权式民主，也没有人说其上台是要建立像新加坡一样独立自主的国家。

留学英国LSE对李光耀的影响

1946年，23岁的李光耀渡洋远赴伦敦政治经济学院(LSE)，开始了他的英伦求学时光。然而短短不到半年时间，他却主动要求离开伦敦政经，转学去了剑桥。“在LSE的第一学期，政治学教授哈罗德·拉斯基就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听过两三次拉斯基讲课，那是我第一次接触社会主义理论，立即被吸引了。”

哈罗德·拉斯基于1926年至1950年间在LSE的政治学系任教并同时担任该系主席。

拉斯基的政治思想，说白了就是某种温和版的社会主义：生产资料公有制，国家保障社会平等，缩小贫富差距，从实质上赋予每人以平等竞争的机会。但这一切是通过改良而非暴力的形式获得的。他一方面主张对资本主义进行和平改造，最终建立一个“计划化民主国家”，但又摒弃苏联的“专制政治”，期待把民主与社会主义结合起来。

这种又不左又不右的理想化政治路线，尤其获得了来自于殖民地国家学生的青睐。对于他们来说，自己的国家在宗主国的影响下实行市场化的商品经济，然而最大的利益获得方却是英国等宗主国及国内极少数与宗主国关系好的代理人。

这样一来，贫富差距分化以及社会不公等问题便是显而易见的。随着由于二战导致的英国等宗主国控制力的减弱，印度、新加坡等殖民地均在寻求独立的机会。所以，李光耀对拉斯基的理念格外赞同。如李光耀本人所记录的：

“世界上每一个人在生活中都应该机会平等……这样的主张我认为是非常公平的……我们是英帝国的一部分，我相信英国人是在牺牲英籍其他民族人民利益的情形下过着优裕的生活。因此，拉斯基和伦敦经济学院当时所倡导的主张对殖民地学生有吸引力。我们都要独立，都要保住自己的财富。”

同样的理想化主张，对于当时的中国知识分子罗隆基和储安平也很有启发。当时国共两党正打的火热，中国面临着分裂的危险。作为民主党派民盟创始人之一的罗隆基的主张与拉斯基很像——他既反对国民党的党国理论，也不同意共产党的“一家独大”。他认为国家的目的应当只有保障国民的人权。类似地，储安平也既反对国民党拥有军队，也反对共产党拥有军队。他希望军队能够归于“国家”来进行管理。

不过，在李光耀看来，这类寄希望于理想和政治经济制度的理念，虽有其可敬或可爱之处，但未必可取：
“他（拉斯基）的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理论，对许多殖民地学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不少人后来掌了权，他们自认为从拉斯基那里学来了理论，并根据他的理论推行不恰当的政策，结果搞垮了本国发展不足的经济。”

在李光耀看来，真正能让一个国家发生质变进而富足的，并非制度或理念，而是人创造财富的能力。只有切实地通过教育与法律提升人的能力与素质，人创造财富的能力才会被激发出来并贡献给国家，才能够让一个国家真正走上富足的道路。然而光靠理想和制度，人的能力不会提升。只有依靠强有力的政府对教育和经济进行干预，人的能力才会得到提升，素质才会得到保障。

正是这种最为实际的想法，让李光耀与其他拉斯基的学生者们分道扬镳。“我是名副其实的自由主义者，因为我不会拘泥于某一种关于治理世界、治理社会的理论。”

正是因为仍需要独立思考的空间和经历，李光耀离开了那个让他“疲惫不堪，没有足够的精力坐下来静静读书和思考”的伦敦，前往了“生活悠闲得多”的小镇剑桥，在那里度过了余下的英国留学生涯。

储安平则走了一条恰恰相反的留学道路。他起初留学于爱丁堡，却很快便受不了了这座“孤独而无聊”的城市，并恰好也是在三个月后，游学去了伦敦，以达成他“做一个入世的，可能用言论影响时代的公共知识分子”的心愿。他与拥有同样抱负的罗隆基最终所走的政治道路，也与李光耀完全相反。一边是流星陨落、销声匿迹，一边是历久弥坚、世人铭记。

诸多治国者仿效李光耀为何学不像？

包括澳大利亚总理、印度总理、日本首相、韩国总统、以及未明确宣布人选的中国领导人在内的数十位世界领导人周日将在新加坡参加开国总理李光耀的葬礼。

1990年代初曾任泰国总理的阿南·班雅拉春说，“其他国家的领导人一直在追随他的智慧、他的建议和他的洞察力。”

去年通过政变夺权的现任泰国领导人巴育·占奥差颇有些令人费解地哀叹说，李光耀毕生都工作得过于努力，才使得这名90多岁的智者过早去世。

这位退役的将军可能会在李光耀的葬礼上遇到被迫自我流放的泰国前总理他信。他信在2006年被军方罢黜，他崇尚李光耀的治国理念，希望按照新加坡模式构建一个“泰国公司”式的国家。

确定参加周日国葬的其他亚洲领导人还包括印尼总统、缅甸总统和柬埔寨首相。

前亚洲开发银行美国代表陈天宗表示，该地区很多领导人效仿李光耀失败是因为他们没有领会到他最重要的信息。

“当我们想到可以从李光耀总理身上学习些什么的时候，大家都能说出点所以然。但是不行的是，今天很多的亚洲领导人没有学到的是：什么是法治，什么是政府良治、政府问责和打击腐败，而这些也是可以从李光耀先生身上学习的。”

李光耀是一名接受过良好教育的实用主义者，他拒绝使用“亚洲模式”的概念进行发展，但是他曾表示，在他的眼中，亚洲的价值观使得国家安全和发展高于个人权利。

这也就是为什么多年来中国领导人一直对于李光耀领导下新加坡的快速转型表示敬佩。李光耀祖先是中国客家人，他的老家在中国广东省的梅州市。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洪磊表示，李光耀对中国和新加坡两国关系做出了“历史性的贡献”。

洪磊说：“李光耀先生是亚洲别具一格有影响力的政治家。他也是一名拥有东方价值观和国际视野的战略家。”

台湾国民党主席郭立伦说，李光耀先生“为台湾提供了很多关于城市治理的意见”。

在新加坡国内，李光耀为在英国和日本统治下的华裔、马来西亚裔和印度裔新加坡人指明了方向。

现任米尔肯研究所亚洲研究员陈天宗说：“其他国家想要学习一些新加坡模式，但是可能行不通，在一个国土辽阔的国家可能也行不通。”

将参加李光耀葬礼的澳大利亚总理托尼·阿博特周二在议会讲话时指出，新加坡人“在澳大利亚的关键时刻鼓舞了我们的国家”。这指的是在1980年，当澳大利亚面临变成亚太“白色垃圾”的危险时，时任总理的李光耀对澳大利亚做出正面评论。

本周，对于李光耀传奇一生的评估并不全都是赞扬声。

非政府组织国际特赦东南亚部主任艾波特说：“李光耀也留下了一个阴暗面，那就是很多时候，非常基本的自由和人权都要为经济发展让路，对于新加坡人来说，言论自由的限制和对批评声音的打压仍然是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人权观察亚洲部副主任费尔?罗伯森承认李光耀“在新加坡经济发展中扮演的角色无可厚非”，但是他质疑新加坡现在是否能够就政治自由进行“早该进行的对话”。

前亚洲开发银行美国代表陈天宗说，新加坡“正在改变，而现在必须面临社交媒体存在的现实”，而社交媒体并不能传统媒体那样的控制。在新加坡这个拥有550万人口的国家，传统媒体不敢批评领导阶层和政府。

但是李光耀的崇拜者和批评者对一点存在共识，那就是现代新加坡国父李光耀是一位非常有才华和成功的领导人，他的影响力远远不仅仅在新加坡国内。

在新加坡“反对派重镇”谈李光耀

李光耀灵柩在国会大厦停放的第三天适逢星期五，在政府大厦大草场（Padang）排队等候瞻仰的新加坡人民有增无减。治丧委员会公布的轮候时间在八小时至10小时之间徘徊，陆路交通管理局再次宣布地铁与许多巴士服务将通宵运行。
而在这座岛屿城邦东北部的静山社区图书馆内，李光耀逝世所带来的震撼似乎不太强烈。
图书馆内设立了官方的悼念区，并展示着与李光耀有关的书籍。将近午饭时间，周边民众间或到来填写留言卡和拍照，阅报区的老人们翻阅着报纸上铺天盖地的有关报导，一些人看得入神。
在图书馆内采访毕竟不是个好主意，国家图书馆管理局的公关人员也再三叮嘱记者避免搔扰其他读者。但是这个社区的人怎样看李光耀却特别有意义——因为这里是后港。
1957年，律师马绍尔辞去了英属新加坡首席部长职位后创立工人党，1981年由时任秘书长惹耶勒南攻下新加坡独立后首个在野党席位，1991年由现任秘书长刘程强攻下后港议席。
自此，后港成为工人党的根据地。即使2011年时任议员饶欣龙牵涉桃色丑闻，遭受新加坡式“双开”，工人党还是以62%得票率在补选中保住议席。
今天，工人党在新加坡国会中拥有九个议席，是第一大反对党；执政人民行动党（PAP）则控制80席。
星期五的政府大厦大草场上仍然挤着数以万计前来向李光耀致哀的新加坡民众。新加坡政府表示，累计致哀人数已近29万。
老一辈新加坡人普遍尊敬李光耀。
“不是啦！我们不是反对政府！”在后港长大，74岁的陈老先生这样说。
他告诉BBC中文网记者自己是退休警员，见证了新加坡加入马来西亚后的种族冲突，年青时还曾经守卫总统府，李光耀进出总统府时他依例敬礼，李光耀定必回礼。
只能讲新加坡英语的陈老先生说：“我们干嘛要讨厌他（李光耀）？他是个好人。”
“无论如何，他们都需要有反对党的存在。你跟PAP谈没用，反对党却可以帮你去争取。”
这样听来有点不明所以。陈老先生解释说：“要是没有反对党，那PAP的人就只会说‘好的，好的’。那怎办？就是要有人出来说：‘这不行！’还有解释为什么，怎样做才对。”
“李光耀很好的，他会聆听，然后在国会辩论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
陈老先生与刘程强的看法如出一辙。刘程强星期四（3月26日）在国会特别会议上说：“从我在国会里和李光耀的接触，我不认为他是一个一意孤行的独裁者。如果你有充足的理由和论证，能赢得他经过细腻思维的政策辩论，我想，他会考虑你的意见。我也知道，他最讨厌讲废话的人，因为他认为时间宝贵，要做的事还很多。”
另一位年青一点的陈先生对李光耀的看法稍有不同——这是一位55岁的证券经纪。
“我想他是一位好的领袖，很严格，有远见，思想尖锐，一位不会瞎扯的领袖……我们新加坡有这样一位领袖是很好的事情。”
“但是他的一些政策……我能感觉到他有点自大。”
陈先生说，李光耀领导下的人民行动党从前决策都不咨询人民，结果一些决策“朝令夕改”。他个人对新加坡的中央公积金制度最为不满。
“现在好多了。政府决策前会咨询一下人民，但是有时候咨询归咨询，最终政府还是决定走自己的那套。”
不过，也贴近退休年龄的这位陈先生对反对党的看法跟陈老先生似乎很一致。
“我基本上是支持反对党派的。不是说PAP做的不好，但是我觉得要是100%都是PAP的话，那一个民主国家就不再是民主国家了。我们需要有反对党，那么PAP决策时会更加谨慎。我觉得这样挺好的，有制衡作用。”
展望将来
李光耀以91岁之年挥别尘世，新加坡自此进入“后李光耀时代”。在其子李显龙的带领下，李光耀的政治遗产能否持续下去是关注焦点。
“有没有他（李光耀）都好，新加坡还是会进步下去的，也许没有那么快，但这无所谓。也许物价不会那么高……也许食品能便宜点，住房能便宜点。”
“我不觉得李显龙像他父亲一样强，不过作为一个党来说，我觉得他们的团队还是挺强的。”
19岁的易小姐正在等待大学开课。新加坡法定投票年龄是21岁，易小姐在明年举行的大选中还不能成为“首投族”。
“你一定要有反对党来提出PAP没有处理好的事情，可是如果没有PAP，没有这个基础，国家也不能安定下来。”
那是否说新加坡在政治上不可能变天？易小姐说：“我觉得应该在五年以内应该不会发生。工人党自己也讲过，要是他们成为了主流党，社会是会有损失的。哪个政党做好准备，就应该让哪个政党说了算。”
“我想李光耀走之前，他一定有跟PAP交代要做什么——‘我要看到新加坡10年以内会变成怎样’。所以如果PAP继续做李光耀想要做的事，国家还是会繁荣的。”
“李光耀是国父，他不可能丢下孩子不管。”
李光耀看不到这个孩子10年后的模样，但是像易小姐这样的年轻一代将会成为“后李光耀时代”的见证者。

从李光耀看习近平的执政风格

李光耀的政治影响力远远超出新加坡，对东亚地区乃至世界各国的发展道路、外交政策和执政理念产生或大或小的作用。
作为一位受争议的政治人物，李光耀以他的铁腕治国、周旋于大国之间的现实外交以及犀利、务实地看待人性和世界的独特视角闻名于世。
李光耀执政的冷战时代，是亚洲各国政治强人辈出和非常活跃的年代。而在他离去的当下，新一辈的政治强人正崛起于亚洲各国的政治舞台，这当中包括2012年执掌大权的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李光耀与习近平有过多次会面，李曾在2007年高度评价习，认为“他应该属于纳尔逊·曼德拉级别的人物。”在当时，习近平能否在激烈的党内竞争中顺利接班、顺利成为中共最高领导人尚存很大变数，更很难去想象他日后在世界舞台上的影响力。
然而，结合今天习主导的大规模反腐、改革和“一带一路”的大手笔外交，可以发现李对习的预见并非虚言，至少李光耀在习刚处于接班位置时就看到了习的强人特质，而这一点是当时政治观察家们所普遍忽视的。
当时国际观察人士大多认为，中共最高领导人的权威在改革开放时代一代比一代衰减，习近平也会沿袭这一规律，拥有比他的前任更加有限的权力，各种改革措施也会因为利益集团的阻碍而继续陷入停滞。
李光耀之所以具有一般分析人士所不具备的观察中共领导人的独特视角，一个重要原因在于他自己亦是政治强人。比较今天的习近平与当年李光耀的执政风格，可以看到有不少相似之处。
从执政理念来看，李光耀和习近平都相信个人权威树立的重要性和铁腕治国的方针。新加坡60年代建国前后，政局很不稳定，各种政治势力错综复杂，李光耀一度只能以一票的微弱优势当选。
然而，李光耀一旦掌握了国家的最高权力，他立刻展现出令人生畏的领导作风，这不仅体现在对各路反对派的态度上，而且也反映在坚决推行各种在当时颇受争议的政策上。李光耀早年曾积极参与工会活动，但后来为了发展经济，吸引外资，一度限制工人在工资方面的谈判能力。
新加坡的刑罚不仅保留了鞭刑和死刑，而且当局还对乘客在公共交通工具上饮食甚至口香糖的售卖加以严格限制。在反腐败领域，李光耀一开始就体现出强悍的零容忍态度，不仅设立了直接向总理汇报的贪污调查局，而且对自己执政团队内部的腐败分子毫不手软，坚决一查到底。
对比习近平的执政风格，也可以用“严”这么一个字来形容。习近平提出的“全面从严治党”已经成为今天中国的政治“新常态”。在“老虎苍蝇一起打”的高压态势下，习近平掀起了改革开放以来声势最大的反腐浪潮，自18大以来已有约百余名部级以上高官落马，其中包括多名国家级领导人，这种情况在习掌权之前的很长时间里是不可以想象的。
在大力反腐的同时，习近平利用建立起来的党内权威，坚决推进各项长期议而不决的改革措施，这些政策大多体现在18届三中和四中全会的文件中。如果没有强人政治，很难想象许多政策能够冲破利益集团的阻挠，在短时间内得以实施。习近平如今被视为邓小平以后最强势的中共领袖。一些利益集团的代言人目前已经深陷囹圄，很难再发出声音。
李光耀一直强调“法治”（rule of law）,即执政党和官员需要在法律框架下依法行使权力，任何人和组织不可凌驾于法律之上。他的这套“法治”理念被认为是造就新加坡廉洁、高效政府的重要制度性基石。
而习近平在中共18届四中全会上，把“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也放到了空前的高度。虽然依法治国的口号中共已提出很长时间，但由于没有厘清党和法的关系，这一理念在实践中很难具体落实。
对比李光耀的“法治”，可以看到新加坡的法律体系和政治体制均来源于英国殖民地时期留下的整套司法和政治框架，虽然一度打上强人政治的烙印，但法律与政党的关系仍受到宪法框架下的议会选举体制的规范。
执政党的执政合法性来源于赢得议会大选，即便是执政党领袖也需要在宪法和其他法律规定的范围内行使权力。从这一角度来看，中共目前提出的“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和新加坡的“法治”在法理基础上仍有很大不同，中国能否像新加坡这样通过严格的依法执政来实现“良治”还有待观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