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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为什么不呢？中国通过经济奇迹把一个贫穷的国家转变成了当前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而且正如高盛集团曾经预言的那样，在当前这个发展轨道上，中国将在20 年后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紧随美国之后，中国发射了载人飞船，有能力用导弹击落卫星。中国有长达4 000 年之久的文化，有13 亿人口，他们很多都是非常有才华的人，有一个巨大的人才库可以使用。他们怎么能不渴望成为亚洲第一，继而成为世界第一呢？

今天，中国是世界上发展速度最快的发展中国家，其速度在50 年前是无法想象的，这是一个无人预料到的巨大转变……中国人的预期和抱负已经提升。每一位中国人都渴望一个强大、富裕的中国，一个与美国、欧洲国家和日本同样繁荣昌盛并同样具有科技竞争力的中国。这种重新唤醒的使命感是一股极其强大的力量。

中国人想和美国人平等地分享这个世纪。

中国有成为世界强国的实力。所有政府的对华政策，尤其是中国邻国的对华政策，都已考虑到这一点。这些政府正在重新调整自己，因为它们知道如果侵犯了中国的核心利益，将承担一定的后果。中国市场有13 亿人且他们的收入和购买力不断上升，中国只需禁止外国产品进入中国市场，就能实施经济制裁。

中国与其他新兴国家不同，中国想按照自己的方式被世界接受，而非作为西方社会的荣誉会员。

中国第一意味着什么？如果成为亚洲主导力量，中国对其他国家的行为方式将如何改变？

在中国人的思维中，处于核心位置的是他们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之前的世界以及殖民者给中国带来的剥削和羞辱。我认为，“中国”也可以理解为“中央王国”的意思，让人回想起中国主导东亚的时代，当时其他国家是中国的附属国，纷纷前往中国进贡。比如四个世纪之前，有一位文莱苏丹带着丝绸到中国进贡，不幸病逝于中国，今天北京还有这位苏丹的陵墓。

一个工业化的、强大的中国会不会像美国在1945 年之后那样友好地对待东南亚国家呢？新加坡不确定，文莱、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菲律宾、泰国和越南等国都不确定。我们已经看到一个越来越自信并愿意采取强硬立场的中国。

美国的担忧是，当中国能够挑战其主导地位时，它将面对一个什么样的世界……亚洲很多中小型国家也对此表示担忧，它们担心中国可能想恢复几个世纪前的帝国地位，它们担心可能再次沦为不得不向中国进贡的附属国。

随着中国的影响力越来越大，中国希望新加坡更加尊重它。中国告诉我们，国家无论大小，都是平等的，中国不是霸权国家。但是，当我们做了中国不喜欢的事，他们就说你让13亿人不高兴了……所以，请搞清楚你的位置。

中国成为第一的战略是什么？

中国已经得出结论：它的最佳战略是创造一个强大和繁荣的未来，利用大批受过教育、技能日益熟练的工人赶超其他国家。中国会避免任何损害中美关系的行为，挑战美国这样一个更加强大的、技术领先的国家将毁掉中国的“和平崛起”。

中国正遵循的方法与电视纪录片《大国崛起》的理念是一致的。这部纪录片是由中国共产党制作的，意在影响中国精英对这一问题的讨论。德国和日本的错误就在于挑战既定的秩序。中国人不笨，他们已经避免了这个错误……国内生产总值（而非人均水平）才是国家实力的关键。中国不会很快追上美国的军力水平，但是它正迅速发展非对称优势武器以反制美国军力。中国清楚其增长依赖进口，包括能源、原材料和粮食的进口……中国还需要开放海上航线。中国政府担忧对马六甲海峡的依赖，正在采取措施削弱这种依赖性。

中国已经计算出需要三四十年，也可能是五十年的和平与宁静，以奋起直追，完善制度，稳步向市场经济制度转变。中国必须避免德日两国的错误。20 世纪，围绕权力、影响力以及自然资源的竞争把德日两国拖入了两场可怕的战争……俄罗斯的错误在于军费开支过大，民用技术投资欠缺，因此它的经济崩溃了。我相信，中国领导层已经认识到这样一点，即如果你和美国开展军备竞赛，你就会输，相当于自寻死路。所以，避免这一点，避免麻烦，微笑着迎接未来四五十年。

为了提升竞争力，中国集中力量为年轻人提供教育资源，遴选最聪明的人去学习科学和技术，然后就是经济、工商管理和英语。

我对“和平崛起”这个词语的第一反应就是对他们的智囊团说：“这个词语本身就是矛盾的，任何崛起都是令人感到恐惧的事情。”他们说：“你会怎么说？”我回答：“和平复兴，或演进，或发展。”恢复古代的辉煌就是让一个一度伟大的文明再放光彩，中国已经做到了这一点，现在中国人必须对此做出最佳诠释。一年前，一位70 多岁的中国领导人问我：“你相信我们在和平崛起上的立场吗？”我回答：“是的，我相信，但有一点要说明。你们这一代人经历过抗日战争、‘大跃进’运动、‘文革’和‘四人帮’，还见证了改革开放政策的实施过程。你们知道陷阱很多，而且知道如果中国要一帆风顺地不断发展，内部需要稳定，外部需要和平。然而，你们给中国年轻人灌输了太多对民族复兴的自豪感和爱国主义思想……这可能导致不稳定。”这位中国领导人说他们会确保年轻人明白这一点。我希望他们做得到。沿着这条路走下去，年青一代可能在成年之前就觉得自己已经长大成人了。

中国对东南亚的战略是很简单的：中国告诉这个地区的国家“跟着我共同发展”。同时，中国领导人想要给人留下这样一种印象：中国的崛起是不可避免的，各国需要决定是跟中国交朋友还是与中国为敌。中国还会调整它的承诺以得到它想得到的东西或表达它的不满。

中国有一个巨大的市场且购买力日益提升，正在把东南亚国家吸收进其经济体系内。日本与韩国也将不可避免地被吸收进去。中国无须动用武力就能对其他国家产生极强的影响力。中国的邻国希望美国保持在亚太地区的存在，以避免自己成为中国的“人质”。30 年前，也就是早在中国这块磁石开始把东南亚国家吸入它的轨道之前，美国就应该在东南亚建立一个自由贸易区。如果当时美国这么做了，则其购买力比现在要强得多，而且所有东南亚国家就会依赖美国经济，而不是中国经济。经济因素决定了根本的趋势，其他国家很难抵制中国日益增强的经济影响力。

中国的着重点是通过经济拓展其影响力。从地缘政治意义上讲，它目前在对外政策上更加注重运用外交手段，而不是武力。

中国实施民族复兴的主要障碍是什么？

从内部看，主要挑战是文化、语言以及不能吸引、同化他国人才，今后还会面临治理方面的挑战。

在接受有才华的移民的问题上，即便中国和美国一样开放，未掌握汉语的人又怎么能进入并融入中国社会呢？汉语有很多单音节和声调，是一门非常难学的语言。口语或许几年就可以掌握，但想快速阅读却很难。

我不知道中国在雇用外国人才时能否克服语言障碍及由此带来的困难，除非让英语成为主导语言，就像新加坡一样。在新加坡，孩子们先学汉语，然后学英语。他们可能十几岁就去美国了，能说一口流利的英语，但他们的头脑里仍流淌着4 000 年的汉语名言警句。

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的绝对额将不可避免地赶上美国，但其创新能力可能永远无法与美国匹敌，因为它的文化不鼓励进行思想的自由交流和碰撞。不然如何解释一个人口4 倍于美国的国家（可能中国人才的数量也是美国的4 倍）却少有技术突破呢？

中国人能摆脱他们自己的文化束缚吗？这不符合他们5 000年的历史。当中央强大时，国家就会繁荣；当中央虚弱时，各省、各县就会出现很多小皇帝。这是他们的文化遗产……因此中国的传统催生了一种官僚制度。

中国领导人最大的担忧就是贪腐的腐蚀作用以及贪腐在公民中激发的反感。他们从来都不确定它什么时候会崩溃。

鉴于中国幅员辽阔、问题棘手、设施落后、制度薄弱，中国将承受巨大的压力。

中国还存在难以忽视的经济问题：富裕的沿海城市和内陆省份之间悬殊较大，而且沿海城市之间也存在悬殊。中国领导人必须重视这个问题，否则可能引发严重不满和骚乱。

技术将使中国的治理制度显得落伍。到2030 年，将有70%或75%的人口居住在城市、小城镇、大城镇以及超级城镇，他们将拥有手机、互联网和卫星电视，他们的信息获取将更便捷，能够自我组织起来。现在，你安抚、监督一些人就可以了，但那时你不能再用现在的方式治理，因为到时候需要安抚、监督的人的数量将非常庞大。

日益廉价且易于获得的技术和农村居民大量涌入城市的现实使人们逐渐认识到中国迄今仍然闭塞的农村地区的真实现状。此外，中国人知道由于工业化，每年都有上千万的人进城……如果他们像以往那样做出务实的改变，加强安全控制，不允许暴乱，不允许反叛同时采取缓和措施……把更多的权力下放给各省市与基层，那么中国是能承受住压力的。

中国是一个帝国的时候，不必担忧其他国家的动态。但现在，它不得不考虑其他国家，因为如果没有他国的资源，包括石油和镍等，它的增长就会停滞。

当今的中国面临着非常发达的北美、欧洲、日本和颇为发达的东南亚和印度……30 年后，中国领导人将明白，虽然到2050 年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将成为世界之最，但就人均水平而言，它仍是小国，就技术角度而言，它仍然非常落后。因此，要有所成就，他们必须有务实的想法……他们一定要清楚地知道什么能够实现、什么不可能，他们一定要知道中国是不可能主导亚洲的。

根据中国当前的辉煌成就直接进行推论是不实际的。中国在前进的道路上存在的劣势和需要克服的障碍比大多数观察人士意识到的都要多。在中国的治理问题中，最主要的问题之一就是缺少法治，在巨大的国家里，仍有一些黑恶势力在当地横行霸道。文化习惯束缚人们的想象力和创造力，而奖励顺从；汉语通过名言警句和4 000 年来的文章塑造人的思维，这些文章说每一件值得说的事情都已经被说过了，而且之前的作者说得更好；汉语对外国人而言极其难学，很难学到自由融入中国社会并被中国社会接纳的水平；汉语给中国吸引、同化其他国家的人才增添了巨大的阻碍。

虽然新加坡和中国都学习核心的儒家思想，但新加坡在过去40 年间努力把英语确立为第一语言，把汉语作为第二语言。为什么呢？肯定不是偶然的，也不是没有激起强烈的反对。我们这么做是为了向世界开放自己，使我们自己接触并利用那些促进发现、发明与创造力的主要力量，这些力量不仅存在于英语这门语言中，还存在于英语的思维方式中。

在新加坡这样的小型国家，我们可以运用强势的领导力做到这一点。虽然我曾经建议一位中国领导人把英语作为中国的第一语言，但对于一个自信的大国和文化而言，这显然是不现实的。但语言的确是一个严重的障碍。

中国领导人对实现亚洲乃至更大范围主导权感受到多强的紧迫感？

中国并不急于取代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强国，也不急于承担那个位置上的重负。就当前而言，中国对大型国际组织（如20国集团）的成员身份很满足，在这里，中国的意见受到重视，经济利益得以维护，但责任却由20 个成员共同承担。

虽然肯定有一些声音呼吁中国加快建立主导地位，要求与其身份相匹配的尊重，扮演好大国角色，但是中国领导层的重心依然偏向谨慎和保守，他们以共识为基础，着眼长远。尽管有人可能设想21 世纪属于中国，但也有人希望在建立“中国世纪”前能和美国分享这个世纪。

中国成为第一大国后将如何看待美国在亚洲角色的变化？

中国领导层意识到，作为亚洲地区“二战”之后70 年间的主导力量，美国提供了一个稳定的环境，促进了日本、亚洲四小龙以及中国等国家和地区的高速发展。中国知道它要利用美国市场、美国技术以及留美学生带回的前沿思想。因此，未来二三十年，与美国对抗对中国来说毫无益处，可能还会损害目前这些利益。

中国的策略是在这个框架下发展，等待时机，直到变得足够强大，可以重新定义政治经济秩序。

在安全领域，中国明白美国对华优势明显。在技术发展和应用上超过美国前，难以想象中国会选择在军事上与美国抗衡。

中国无须争夺东亚。中国会逐渐加强与东亚国家的经济联系，向它们提供一个有着13 亿消费者的市场。再有一二十年，中国将成为东亚最大的进出口国。

我不认为美国会从亚洲撤离，但是我认为中国的国力在增强。中国的态度是：“我们不反对且欢迎美国在亚太的存在。”在经济发达水平和军事方面，在百年内中国不可能追上美国，但中国可以通过不对称的发展给美国施加巨大的压力。

未来几十年，中国能否保持30多年来的两位数增长？

在过去30年里，中国经济以大约每年10%的速度快速发展，有时甚至超过12%。中国能不能至少在下一个10 年里维持如此高速的增长？我认为可以。中国起点低，加上13 亿国内消费者的可支配收入不断增加，这个增速可以维持。

中国会成为西方式民主国家吗？

不会。中国不会成为一个自由的西方式民主国家，否则就会崩溃。对此，我相当肯定，中国的知识分子也明白这一点。如果你认为中国会出现某种形式的革命以实现西方式民主，那你就错了。中国人要的是一个复兴的中国。

中国会成为一个议会民主制国家吗？在农村和小城镇有这种可能……中国人害怕混乱，总是表现出过分的谨慎。那将是一个漫长的演变过程，但考虑一下这些方面的变革还是有可能的。交通和通信越来越快、越来越廉价，中国人将通过旅行、互联网和智能手机接触到其他制度和文化，了解其他社会。有一件事情是肯定的：当前的制度在今后50年里不可能维持不变。

为了实现中国的现代化，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愿意尝试一切办法，但多党制下一人一票的民主制除外。他们的两个主要理由是：其一，中国共产党必须掌握权力，以确保稳定；其二，他们对多党制下的不稳定怀有深深的忧虑，这将导致中央失去对地方省份的控制，从而引发可怕的后果，就像军阀混战的20世纪二三十年代那样。

我认为，你不可能把一些外国的、与中国的过去完全不符的标准强加给它。让中国变成一个西方式民主国家也是一样，在其5 000 年的有记录的历史中，没有过民主制；所有统治者都是皇帝的代表，如果你反对，你就会丧命，而不是遵循民主制。但是，我同意在这个即时通信和卫星技术迅速发展的世界上，你不可能一边做出野蛮的行为，一边说这是你的内部问题……但是现在中国人已经开始谈人权问题，而且他们认识到如果他们想得到世界的尊重，如果想在世界舞台赢得一定的地位，不仅仅在发达国家，甚至在发展中国家，那么他们就不会用野蛮的方式对待自己的人民。

中国已经发现，要管理一个现代的国家，它需要法治。到2035年，它将建立一套全面的法典，并且制定一个稳定的法律体系，加上清廉的行政法则，事实上强化了中央的权威。如果地方政府犯了错误，就可以根据相应的法律程序让其进行解释或加以惩戒，用这种方法约束地方政府，比之前惯常采用的无休止的会议有效得多。而且由于实行了法治，也可以保护普通公民免受官员武断行使权力造成的伤害，企业也可以规划大型的、长期的投资。司法独立还需要20 年才能在实践中实现，因为中国的历史传统是地方法官以皇帝代表的身份执行皇帝的命令，这个传统给中国官场打下了深深的烙印。

中国真的会成为第一大国吗？

中国的最大优势不在于军事影响力，而在于经济影响力……中国拥有的廉价劳动力超过其他任何一个国家，它的影响力只会提升并超过美国。

如果中国领导人是务实的、现实的，没有被意识形态眯住双眼，那么中国出问题的概率大概是20%。我并没有说这个概率是0，因为中国的问题比较严峻：制度变革、商业文化变革、反腐以及新思想体系的形成。

中国领导人明白，如果希望继续“和平崛起”，在经济和科技上争取第一，他们不能输。

21世纪，人们将见证亚洲恢复其世界地位。中国等东亚国家在过去30 年里取得的进步使东亚国家对未来非常乐观。如果没有难以预料的重大灾害给中国带来混乱或者使中国再度分裂成多个军阀领地，中国民众接受再组织、再教育、再培训并充分利用现代科技只是一个时间问题。中国将利用发达国家和新兴工业化国家的成果加快发展步伐，建设成一个全面工业化的高科技社会，即便50年不够，100年足矣。

李光耀：小岛国的老元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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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世界银行的统计，2013年新加坡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已经超过5.5万美元，超过德国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近25%。

李光耀2000年出版了回忆录《从第三世界到第一世界：1965-2000，新加坡历史》，在书中他描绘，当时他要领导的是一个没有内地和自然资源的小岛，并且岛上的居民大部都是文盲。

李光耀出生在新加坡一个富裕的华人家庭，他的家族自19世纪起就移民到新加坡。他重视教育，扩建了现代化的卫生系统。此外，他还出台政策，鼓励新加坡生产的成品销售到国外，并且为引进外资创造了更便利的条件。李光耀还推出了住房保障计划。

李光耀是全球在位时间最长的政府首脑。德国《时代周报》驻北京记者花久志2011年秋天对他进行了采访。花久志形容李光耀"无论在职还是卸任后，自1965年以来，给反对派以最小空间的一个独裁统治者。"

在这个专制国家，除了医用之外，境内禁止食用口香糖。街头涂鸦也会受到重罚。两名来自德国莱比锡的年轻男子今年三月就因为涂鸦而被判鞭刑和监禁。贩毒也会像邻国印尼和马来西亚一样被判处死刑。该国的媒体自由与西方模式的新闻自由相差甚远。对新加坡记者来说，关于种族或者宗教背景的冲突是不能报道的内容。新加坡人口稠密，约有500万居民，生活着华裔、马来裔、印度裔以及其他少数族裔。

1978年邓小平访问新加坡。李光耀当年作出预测，认为大陆可以实现经济繁荣。当时邓小平推动经济改革，李光耀向他说道："没有什么新加坡能做到的而中国大陆做不到或者不能做得更好的。"

现在的新加坡像看上去像是一个自由的港湾。不过李光耀的影响在岛国上处处可见，实际上，比起西方的民主国家，新加坡更像是一个开明的专制国家。

法新：李光耀的新加坡启示中国

法新社今天发自北京的报道说，李光耀的新加坡是中国吸取灵感的来源。报道说，新加坡人口虽然不及中国人口百分之0.5，但该国的创建者李光耀却对亚洲巨人中国有着显著的影响力，中国甚至将新加坡作为模仿的样板。李光耀：那次访问是中国历史的关键时刻，邓小平离开新加坡时，已坚定了中国向世界开放经济的信念。

出生在华人家庭的李光耀是新加坡成功模式的主要设计师。他在30年时间内，将新加坡变为一个经济繁荣和遵守纪律的国家。新加坡的成绩受到中国的关注，中共前领导人邓小平也在中国搞了经济迅速发展的光荣30年。

中国经济开放的设计师邓小平在1978年访问新加坡，邓小平看到新加坡这个缺乏自然资源的小岛国是怎样做到向本国的国民提供良好的生活条件的。李光耀在2013年出版的书中强调那次邓小平到访新加坡的重要性。他说，那次访问是中国历史的关键时刻，邓小平离开新加坡时，已坚定了中国向世界开放经济的信念。

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周一就李光耀的去世表示，李光耀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和受国际广泛尊敬的战略家和国家领导人。但在李光耀与中共之间并非全都是赞歌。

李光耀在他的书中，批评中共某些滥权现象，特别是中国地方政府与开发商强征土地，农民被驱赶，得不到公正赔偿等等。此外，新加坡与中国的关系也很复杂，中共在1960-70年代支持马来西亚共产党起义和印尼共产党骚乱，给新加坡等东南亚国家带来危害。而最初东盟组建的目的也是为了对抗“共产威胁”。

李光耀给亚洲强人政治划上句号

3年前李光耀最后一次访问日本时接受日本经济新闻采访。“无论美国多么着急，要想改变由活人组成的社会，终归需要一定的时间”，在被问到美国从外交上强迫亚洲进行市场改革这一问题时，李光耀： “必须给予国家领导人足够的时间”,对于频繁更换首相的日本政治，李光耀似乎感到有些遗憾。

一直在激励着李光耀前行的并不仅仅是理想和热情。在他的话语中处处体现出置身于人类社会之外冷眼傍观的感觉。也许正是因为在新加坡国内的稳固地位，才使得他能够洞察到世界的深层问题，而这正是将民主主义视为至上价值的美国和日本所难以看到的。

随着李光耀的离去，东南亚的强人政治时代拉上了帷幕。菲律宾前总统马科斯于1989年去世，印尼前总统苏哈托也于2008年离开人世。马来西亚前总理马哈蒂尔则在2003年退出政治舞台。

李光耀最常说的词是“Survival（生存）”。作为一个缺乏资源和国土的城市国家，怎样才能生存下去。他肯定在不断地进行自问自答。“要成为一个被其他国家需要的国家”这一理念贯穿了终生。自任为贸易枢纽，作为阻挡共产主义的防波堤，在完成其使命后，又成了扩大东盟（ASEAN）的旗手。

东南亚经历了从部族社会到植民地时代，通过强权经济取得了长足发展，在失去政治强人之后，将会何去何从？在企业家挑战皇室权威的泰国，局势一直持续混乱。

“日本将会成为一个向亚洲提供怎样价值的国家”,李光耀这样的反问﹣﹣如果民主主义和经济发展不能做到同时兼顾，亚洲有再次陷入混乱的危险。李光耀留下的将是一个重大难题。

实用主义者李光耀

新加坡的许多特质极易引发灾难，这也显示了李光耀的成就有多么巨大。“它本不应该存在，而且也无法存在，”他在2007年接受《纽约时报》采访时说。“我们没有成为一个国家的要素，缺乏一些基本的因素：同质的人口、共同的语言、共同的文化、共同的命运。”实际上，这是一个由华人、马来人和印度人组成的族群和宗教大杂烩，是一个没有自然资源的城市国家。

然而李光耀让这个国家良好地运转了起来，而很多自身禀赋远远更优越的国家，却没能做到这一点──阿根廷是个尤为突出的例子。而且从巴尔干半岛到中东，事实已经证明，宗派分歧难以逾越，往往会成为战争和国家解体的催化剂。

蕴含着灾难的因子，并不意味着灾难不可避免。李光耀已经展示了这一点，而且在他执政的那个时代，不和谐音是种常态，每一个政治细节都需要处理和阐述，这让治理国家的工作变得更加无章可循。决定因素在于领导力，而领导力的关键则在于坚定信念，在追求目标的过程中严明纪律，为了共同利益而灵活调适，以及拥有远见卓识。

李光耀唯一的宗教就是实用主义，而（一般意义上的）宗教是实用主义的敌人，因为对一些信徒来说，宗教阐释的真理是不顾事实的。任何憎恶事实的意识形态都是有问题的。（例如，如果你认为一片土地是你的，因为《圣经》记载它属于你，但另一群人在那里生活，而且已经生活了好几个世纪，那么这就是一个可能导致暴力冲突的问题。）李光耀在政策上有一个基本尺度：它管用吗？这是一个有前瞻眼光的人制定的标准，对他来说，可以借鉴历史，但不能受到历史的禁锢。李光耀憎恶受害情结（那是草率思考和民族主义妄想的借口），也憎恶腐败。他重视机遇、精英政治、移民的工作伦理，以及教育。

西方式的民主不合他的意。对于需要铸就国家，然后高速实现繁荣的新加坡，西方民主太缺乏常性了。他是威权主义者，在必要的时候出手严厉。言论自由和政治反对派普遍受到打压；唯一允许的一种自由主义是经济自由主义。李光耀遵循亚洲传统和儒家教诲，把集体利益摆在个人权利之上；他还恫吓新加坡人，令他们心生恐惧。总体而言，这些做法起到了效果。新加坡成为了一个蓬勃发展的商业和金融中心。经济繁荣弥合了分歧，尽管像世界各地一样，新加坡的贫富差距也日益加剧。

虽然拥有自由、拥有实现自由的手段是一种普世的愿望，但世界上却并不存在一个适用于全人类的单一模式。科技让人际联系变得极为便利，但政治共识却不会由此产生。实用主义也需要接受这一点，（在反对暴行的同时）权衡利弊，并保持耐心。

新加坡奇迹成为了亚洲的一个范本。如果说，亚洲处理冲突的作风很务实──尤其是在中国、印度之间紧张关系的处理上──那么这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李光耀。中国模式──威权主义，自由市场，在经济上开放，但在政治上封闭——显然受到了李光耀时期新加坡的影响。印度总理纳伦德拉·莫迪推进清洁运动的做法，让一些人形容他是“印度的李光耀”。前新加坡驻联合国大使许通美说，李光耀扶植的强大制度，保证了“他的去世不会对新加坡的未来产生任何负面影响”。这一点也显示了李光耀的伟大。

富裕起来的亚洲人会在何种程度上对政治制度提出更高的要求？我们可以拭目以待，但我觉得变化不会很快到来。“值得向往”不等于“必不可少”，至少目前还不是这样。李光耀还为亚洲做出了另一个重大贡献：他重视美国的力量，相信它有助于稳定亚洲地区的局势。李光耀不是一个美国衰落论者，他曾对政治学家约瑟夫·奈说，中国可以利用13亿的人才储备，而美国却可以汲取全球70亿人，并将他们重新组合，形成一种有利于激发创造力的多元文化。汉民族主义做不到这一点。

在这个问题上，李光耀也是对的。

李光耀生前住宅摇摇欲坠极其简陋

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生前嘱咐说“我死后就拆掉吧”的住宅位于新加坡Oxley路38号。24日，朝鲜日报记者前去参观时，首先看到的是已经褪色的瓦。风干的油漆片挂在墙上晃动。据说这是100多年前犹太商人盖的房子。这是一栋就算不拆除很快也会倒塌的房子。近60年被尊称国父的老人在这所房子里住了75年。

新加坡不动产人士说，李光耀的家是只有一个大型建筑物的“单一平房”样式。不动产业界人士表示：“面积虽然比较大，但几乎没有现代人认为‘很漂亮’的审美元素。”，“据我所知，38号被划分为重建地区，无论如何都要被拆除新建了”。

李光耀生前曾这样描述“只有大，有5间卧室和原来佣人住的3间房屋”。他说：“印度的首任总理尼赫鲁的房屋，英国伟大剧作家莎士比亚的房屋最后都成为废墟”，“房子太老，墙壁都要裂开了，就算房子没了，子孙也不会惋惜的”。

在尚为英国殖民地时期，青年李光耀在这里和人民行动党（PAP）20名创始党员共同商讨独立大业。新加坡独立以后，在这里进行党论。这里自然就成了新加坡的政治中心。李光耀的儿子、现任新加坡总理李显龙也是在这里长大的。2010年夫人柯玉芝逝世以后，李光耀前总理在家里的角角落落摆满了那些幸福瞬间的照片。葬礼结束后夫人成为一盒骨灰回家后李前总理曾失声痛哭。他在这里度过了有规律的老年生活，饮食、运动、读报和学习。肺炎引发健康恶化，直到住院前他一直居住在‘Oxley路38号’家中。

李光耀平时也没有使用内部设有高尔球场的总统府。下班后回到Oxley路的老房子。李光耀续任总理时，当时甚至有人说，虽然总统府是公邸，但新加坡政府另有所在。

“我的房子不要建成纪念馆等国家性的纪念地区，拆掉”，李光耀留下一遗言，是处于对“邻居”的考虑。自己的房子如果就这么留着由于警备问题，周边不能盖高层建筑，邻居们会有所不便。2000年左右，悉尼早报的彼得翰姆记者曾是李光耀的邻居。他回想说：“从年轻时起，李光耀的政敌很多，家门前经常有示威，晚年柯玉芝女士经常在前院凝视前方”。

李光耀奉柏拉图“净化领导人的灵魂”这句名言。1959年就任总理的照片上显示，当时的李光耀和全部阁僚没有穿西装，而是白上衣和白裤子。意为向国民展现清廉和正直。此后的56年中，在清廉问题上他没有使国民失望。有‘总理儿子‘的李光耀的父亲在70多岁时还开着小小的钟表修理店。

新加坡式维稳：贫者有“恒产”可无惧贫富分化？

贫富差距历来被认为是导致社会动乱的重要原因之一。国际上广泛采用基尼系数测量一国内部居民收入分配差异的状况。当一国基尼系数高于0.4时，表明该国社会可能将处于不稳定状态。

上世纪80年代，阿根廷和马来西亚两国的基尼系数就已经徘徊在0.45左右，而到了90年代末，两国基尼系数更是跃至0.50。高度的贫富分化，将两国带进“中等收入陷阱”，在经历了短暂的经济起飞阶段后，纷纷陷入长期的经济低迷与社会动荡期。美国著名学者默顿曾尖锐地指出，在很多国家，经济虽然高速增长，人民的生活水平虽然有所提高，但收入差距的加大却给人们造成了 “相对剥夺感”。换句话说，人们能忍受“共同贫穷”，却不能忍受“低人一等”。

相比之下，欧洲很多国家却能将基尼系数保持在一个相对较低的水平。这并不是因为在这些国家，人们的收入差距不大，而是因为国家福利政策，这只看得见的手，在其中起到了很大作用。福利政策拉平了因为收入差距造成的不公。然而，这种高福利政策的一个直接结果就是，靠政府救济生活的懒人越来越多，结果高福利政策也越来越难以为继。

在这两种模式的参照下，新加坡显得十分与众不同。一方面，不同于置身“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新加坡在贫富差距较大的情况下，依然能够保持社会的稳定。根据美国学者索特的研究，新加坡的基尼系数从2007年起，始终保持在0.4左右。也就是说，新加坡的贫富差距状况，在五年前就已经接近或达到国际预警线。

另一方面，不同于欧洲国家，在社会福利供给上，新加坡政府表现得有些 “吝啬”。生活在新加坡，公民个人福利账户中的积累，全部需从每月工资中，按一定百分比强制扣取。从政府方面，公民几乎拿不到任何在养老金、医疗保险金等基本福利项目上的财政支付。看病、养老，主要依靠个人和家庭。

新加坡的政策中蕴藏着大量的“类福利”政策。其中特别值得指出的，是其住房与教育政策。新加坡的住房政策，早已经闻名于世。秉持着“居者有其屋”的理念，新加坡从建国之日起，便将住房政策作为了一项基本国策。向社会提供低成本、并享有政策补贴的组屋，便成为了新加坡执政党——人民行动党的执政要务之一。如今，95%的新加坡公民都拥有自己的住房。与此同时，通过对房产的大力兴建，一大批劳动力的就业问题也随之得以解决。在教育方面，新加坡政府更是不遗余力。建国后，新加坡政府对国民教育的投入，始终未低于政府支出的20%。1963、1964年的教育支出，甚至达到政府支出总额的32%。大量的政府投入，体现在公民身上，便是极轻的教育负担。

从新加坡的故事中，或许我们可以做这样一个大胆的推测：社会贫富分化对于社会稳定的影响，便不再那么具有威胁性。有恒产者，有恒心。社会之不稳定，并非源于极贫者与极富者的差距，而是源于贫者是否享有基本的“恒产”。

傅高义: 我所认识的李光耀

李光耀在1967年对哈佛肯尼迪政府学院进行过一天的访问，第二年作为该校政治研究所的研究员，在哈佛进行了6个星期的研究。

美国哈佛大学荣退教授傅高义说，李光耀后来在1972、73年又再次来到哈佛大学，因为当时他意识到，在英国海军离开新加坡之后，美国作为世界上最重要的国家，对新加坡的重要性将要超过英国，因此李光耀决定让别人代理领导新加坡，专门到哈佛呆了半年，加强对美国的了解。

傅高义说：“当时，他还是念书，念美国的历史、经济、政治、社会，都学过了，同时他常常去纽约，跟美国的商人接触。去华盛顿，跟美国的政治领导、跟美国的管理（层）见面。所以他非常了解美国。”

傅高义说，李光耀尤其想从日本那里学到两方面的经验。

他说：“第一是警察，因为他觉得日本社会非常的安定，犯罪的人不多，所以他特别想了解日本人怎么搞。后来他让日本的警察、警察的领导来到新加坡，教导新加坡的人怎么处理不仅仅是犯罪的人，而是保护安定的社会。他很详细的学习。第二，他想学工会。”

他说，李光耀非常重视日本的工会是因为，第一，它们是保护日本劳动者的；第二，他们不搞罢工，而是一直长期让雇员留在一个公司，使得他们可以不断学习新的技巧，而不是反对公司的现代化。在李光耀看来，这种做法对于当时劳动力水平也不高的新加坡来说，有很多可以值得借鉴的地方。

傅高义教授说，尽管李光耀祖上五代就离开了中国，但是中国的历史对他影响很大，尤其是通过科举考试选拔官员的传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到他后来精英治国的理念。

“他觉得，中国的历史，尊敬领导，领导的教育水平应该提高，还有官员应该考试，让最能干的、有教育的人去工作，我认为这是中国历史（对他）最重要的影响。”

李光耀从1976年首次访问中国以来，一生去过中国达33次之多，是世界上少有的与中国五代领导人都见过面的外国领导人。当李光耀1976年见到晚年的毛泽东时，毛的头脑已经不如以前那么清楚，所以李光耀并不太了解毛。

傅高义说，李光耀告诉他，在他所见过的二战后的世界各国领导人当中，他最佩服的人是邓小平。

他说：“因为邓小平了解历史，了解自己的国家要改变，要有新的做法。他了解他自己国家的制度什么的都有很大的问题，他一直是在这种情况下长大的，但是要把这种体制进行改变，那的确是不容易的事。”

傅高义认为，邓小平与李光耀相互佩服对方与他们在一些问题上的看法相同有关。这两个人本来都是反对帝国主义的，但是后来他们了解实际的情况，都觉得需要能干的人、具有世界观的强势领导人来领导一个国家。

傅高义说，邓小平1978年11月访问新加坡并与李光耀会谈之后，他在外交政策方面作出很大的改变，包括不继续向外输出共产革命，停止鼓励东南亚国家进行共产革命的广播，并意识到中国需要与别的国家搞好关系。

李光耀在政治上的威权主义做法以及经济上的务实主义被广泛认为对中国的改革开放起到了很大的影响。傅高义教授说，邓小平的确非常敬佩李光耀，但是他认为，所谓中国的改革开放是照搬新加坡模式的说法有些言过其实，夸大了新加坡对中国的影响。

他说：“我想可以这么说，关于城市的建设，新加坡的影响在中国比较大，因为它是非常漂亮，很干净；还有，讨论的自由、跟全世界的关系做好等。我觉得，一些方面它可以向新加坡学习。但是比如说，经济政策、政治政策，新加坡这么小的一个国家，它不会做中国的模范。”

至于西方对李光耀威权主义做法的批评，傅高义认为，每个国家的情况都不同，而李光耀的做法对于新加坡来说是非常合适的。

在他看来，李光耀是二战后最有能力的领导人之一，不仅对新加坡带来了巨大的影响，而且对全球也有很大的影响。

对于后李光耀时代的新加坡会如何发展，傅高义认为，现任总理李显龙无疑会继续其父李光耀的政策，但是由于他的影响不如李光耀，而且新加坡也在成为一个更为复杂的社会，因此它会发生改变，尽管李光耀的影响还会继续存在。

何清涟:漫谈中国朝野对“新加坡模式”的爱与恨

李光耀辞世引发了一轮对“新加坡模式”的口诛笔伐。很少有人关注到：新加坡早就否认“新加坡模式”的存在。最近一次否定是今年2月，新加坡外交部巡回大使比拉哈里等在美国华府布鲁金斯学会的讲话中说：“根本没有所谓‘新加坡模式’，新加坡许多政策都是李光耀及他的团队因时制宜一路创造出来的”，“建国总理李光耀务实的治国理念已深植制度之中”。

自邓小平1978年11月访问新加坡归来之后，新加坡被誉为公共住屋、花园城市及旅游业的典范。邓小平一直对新加坡经验情有独钟，对其发展经济及管理经验的借鉴和学习始终未有间断。诸多改革的重要举措，比如最开始建立出口导向型的经济特区，与外资合资合作等等，都与学习新加坡经验有关。到后来，中国官方将“新加坡模式”概括为“威权政治＋开放的市场经济”，认为这是一党独大的威权政体成功引导国家走向现代化的典范。一直为中国培训官员的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被称为中国“海外党校”。放眼世界，新加坡是中国官方唯一公开声称需要学习的国家。

在全世界四大华人为主的国家与地区当中，新加坡以“有民主无自由”著称，而且其民主还被批评为人民行动党一党独大的选举游戏，当新加坡被中共奉为学习楷模后，已有中国人将新加坡骂为“世界上建得最漂亮最精致的猪圈”。

也许是对中国自由知识分子痛恨“新加坡模式”有所了解，新加坡开始否定“新加坡模式”的存在。2013年3月23日，新加坡《联合早报》发表中国媒体人赵灵敏的评论《中国学不了新加坡》，其中有段著名的话：“中国朝野对新加坡模式的爱与恨，都是建立在一个臆想的新加坡之上。而那个既没有政治竞争又廉洁高效的新加坡，事实上并不存在。”

再说新加坡的经济发展经验。李光耀担任新加坡总理长达30多年，任内创造了经济奇迹。他取得如此经济成就，是依靠他本人与其团队的务实精神，根据本国的环境条件，在不同的阶段采取了适当的经济政策，配合社会保障政策，成功推动了经济发展。建国之初的60年代，新加坡以港口、化工等为主；70-80年代建立了完备基础设施，以出口导向型的电子行业及配套的金融服务和旅游业完成了经济起飞；当四小龙中的其他三小龙相继衰落时，新加坡另找他途，迅速以IT产业赶上历史潮流。当技术优势不再、新加坡看准了各国富人有避税的需要，制订了相应的资本政策，吸引各国富人定居新加坡，主要方式包括：一是降低个人所得税与企业税；二是不征收资本利得税，自2008年2月开始新加坡不再征收遗产税；三是制订相关的银行保密法，保障富人的权益。这套制度利差政策让新加坡成了世界富豪云集之地。《2012亚太财富报告》称，亚洲的“流动富豪”（一半时间在国外度过的富豪）中有近1/3的人首选新加坡作为海外定居地。

邓小平对李光耀颇为心仪，学习新加坡经济起飞的经验，实施对外开放政策，为中国的经济发展奠定了基础。邓辞世之后，中国成为出口导向型的世界工厂并辉煌了十年。与新加坡不同的是，新加坡在经济起飞之际建成了花园城市；中国这个世界工厂因其过度透支环境生态与劳工生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血汗工厂，当辉煌逝去之后，中国既没有积累技术优势，劳工也依然穷困，大好河山水陆空立体污染，生态环境濒临崩溃。与新加坡以低税与人居环境好吸引了世界富豪这一趋势相反，中国成了世界上最大的资本外流国，富豪外流原因，依次为担心政治风险、避免环境污染、让子女接受高质量教育等。

在亚洲国家中，日本是学习西方的成功典范，新加坡次之。新加坡实行威权政治，但不象中共一样念念不忘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只讲共享价值，即把自身的文化与宪政制度相结合。如果说日本的特点是制度移植（这一点得益于战后美国强制在日本推行宪政），那么新加坡是“制度创新”，用威权主义手段将一个前身是殖民地的相对落后社会管理得秩序井然。对日本，中国当然不想学习，因为学习就意味着认输；印度民主被中国人评为质量低劣；台湾的民主被官方宣传成“太乱”。中国朝廷的态度是，我们不学欧美，但学习以华人为主体的新加坡经验。但几十年学下来，还是“心向往之，却不能至”。

学习新加坡经验时，中国官方一直半心半意。新加坡经验除了官方概括的“威权政治＋开放的市场经济”之外，更重要的应该是中国语焉不详的“完善的法治”。中国对威权政治情有独钟，希望建立一种“温和的独裁“；“开放的市场经济”在中国变成“政府强管制下的市场经济”，政府垄断国家资源并实行集规则制订者、裁判者与参赛者三位一体的政府管制。新加坡赖以摆脱华人社会人治传统的力量是法治，这是殖民地时代留下的政治遗产，但恰好是这点，中国当朝者并不看重，忽略了新加坡的殖民地法治框架，代之以中国的依法治国。法治的本质是法律之上无权威，中国的“依法治国”则规定由党来领导并规范。

新加坡近于严苛的法律（包括羞辱为主的鞭刑），小至对乱扔垃圾、不讲卫生的处罚，大至对生产伪劣产品与违约的重罚，曾让新加坡的主体居民华人非常难受，但正是这种高惩罚法治“罚”出了一个秩序井然的社会。如果说日本社会秩序井然是政府管理（他律）与国民自我约束（自律）相结合的结果，那么新加坡的社会秩序在早期就是强权管制的结果。后来因为教育以及人口的代际进步，新加坡早已进入他律与自律相结合的良治状态。

如同中国统治者只想要权力，却不想尽政治责任，因而官员普遍腐败一样，中国国民至今在权利与责任二者关系上也只想要权利，对尽责任这点还未做好准备。至今为止，中国的小城镇的卫生状况非常糟糕，中国人根本无法接受乱扔垃圾要坐牢、交高额罚金这种可怕情景，黄浦江漂满死猪的恶性公共卫生灾难也曾发生。就以制造产品而言，中国人都想从商家买到优质产品，但生产时却都偏好偷工减料，因此成为世界闻名的“山寨大国”，连食品生产都形成了“人人害我，我害人人”的互害结构，最后中国人只好跑遍全世界淘买外国生产的合格奶粉。我一直怀疑，中国人谈起“新加坡模式”没多少好感，除了痛恨独裁、不满新闻管制之外，还可能包含不喜欢这种重罚为主的他律，随意吐痰与乱扔垃圾、肆意侵犯他人知识产权并生产伪劣产品要受重罚，一定会被视为一种“暴政”（中国人也同样不会理解美国渔夫因3条红石斑鱼坐牢30天）。因此，生活于严重污染及种种欺诈之中的中国人，虽然常常自嘲“中国象一个肮脏的大猪圈”，但似乎更讨厌新加坡这个“全世界建得最漂亮最精致的猪圈”。

综上所述，只能说，在几十年学习新加坡经验的过程中，中国是“画虎不成反类犬”。中国人对“新加坡模式”的爱与恨，与其说是基于了解而产生的恨，还不如说是将对本国政府的恨移情于“新加坡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