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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事经纬

23-07-13

日本政府拟制定武器出口新指针 考虑废除三原则

安倍政府22日基本决定8月起正式开始讨论彻底修改武器出口政策。安倍政府还考虑通过制定武器出口新指针,事实上废除目前的武器出口三原则。
防卫省计划在最早于26日公布的新防卫大纲中期报告中写入制定武器出口新指针的方针,认为制定于冷战时期、旨在防止技术外流至共产主义国家的武器出口三原则已不符合共同研发武器成为国际主流的现状,此外也有发展日本国内军工产业的目的。
此外,还出现了不全面解禁武器出口,在日企参加武器共同研发时,以遵守和平解决国际纷争等联合国宪章的宗旨为条件的提案。
与宪法的和平主义相关的武器出口三原则长期以来为国民所接受,安倍政府内部对废除三原则也存在谨慎意见,若废除必将掀起波澜。安倍计划在谨慎考虑国内外意见的基础上做出最终决定。
三原则于1967年由时任首相佐藤荣作在国会提出,历届政府将其作为政府见解沿袭至今。其在法律上并无明文规定。

日本执政党就先行修改《宪法》第96条意见不一

在对日本参院选举当选者的问卷调查中,各政党就是否应先行修改放宽修宪提案条件的《宪法》第96条意见不一。自民党的大部分当选者同意先行修改,但公明党的所有当选者均表示反对,可见执政党内部立场并不统一。
在野党方面,日本维新会的当选者全数赞成先行修改。众人之党虽有大多数表示赞成,但也有人反对。民主党大部分表示反对,但也有1人赞成。
日本共产党及社民党全数反对先行修改。

日自民党:考虑全国召开修宪对话集会

《每日新闻》22日报道说,以参议院议员当选者和原有议员为对象进行的民调显示,反对修宪的公民党和民主党的议员中23名同意修宪。他们并不完全同意自民党的修宪内容,但根据修宪内容可以投赞成票。
一些人主张,同意修宪的议员在参众两院占据如此多数是“千载难遇的机会”,应抓紧时机推进修宪。因为如果“安倍经济学”失败,安倍的支持率就会剧降,那么安倍就会失去推进修宪的动力。自民党计划积极提高国民对修宪的支持率,同时灵活地调整宪法修订案内容,以便争取更多的公明党和民主党的修宪派。自民党干事长石破茂说:“宪法修正草案中的军队称谓没有必要执着于‘国防军’。”从中可以看出,自民党有意灵活地调整宪法修正草案内容,以争取公明党和民主党内的修宪派。

参院选分析:佐藤优谈日本外交

问:如何评价安倍首相的亚洲外交。
答:安倍首相使用“美丽的日本”这种比较感性的表达方式,缺乏经过合理思考和精心设计的现代外交战略。就像“夺回日本”这个口号一样,让人感觉到蕴含着焦躁和受害者意识。
选举公约中本来计划由政府主办“竹岛日”纪念活动、在尖阁诸岛(钓鱼岛)设置港湾设施,派遣常驻公务员等,这些都没有实施。作为比较现实的应对方式,这些都值得称赞。
问:今后日本的外交会如何变化?
答:国际社会正在向新帝国主义的方向变化,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参议院选举后的政治状况有可能会分为两种版本。这两种版本都有一个共同的前提,即日本在某种情况下不得不参与到对外战争中。
第一种,修改宪法拥有军队,从《旧金山和约》所限制的战后体制中彻底脱离出来。与战前和战时的日本保持连续性,创造出“新的日本”。
第二种版本,不急于修改宪法。通过修改集体自卫权的宪法解释,更加灵活地适用武器出口三原则,使日本作为一个普通国家,能够应对战争。
但是,主张和平反战、重视亚洲的想法在这两种版本中都没有得到足够重视,考虑到日本与亚洲各国的关系,实在都不是上策。
问:日本外交存在的根本性课题是什么?
答:政治家、外交官等决定国家政策走向的精英们出现了“功能不全”的现象。现在,政治家和外交官都不读小说了。这样一来,对于那些与自己文化背景不同的外国人,以及时代背景不同的古人的心情,越来越无法理解。也不能理解对方内在的理论。
需要让国家的精英们提高修养,增强理论能力。同时,日本社会也必须成熟起来,承认这些人的作用,给他们提供发挥能力的平台。

参院选分析:自民元老古贺诚谈修宪

问:您如何评价现行的宪法?
答:日本从战后的一片废墟荒野中浴火重生,发展至今,支撑着这份繁荣的正是现行宪法。这是谁都无法否认的事实。主要的象征就是这第9条第1款所宣扬的和平主义。
我们有义务将这个国家,以及这个国家引以为豪的品质传给后代。而我相信,这值得骄傲的品质正是宪法第9条1款所宣示的内容。一旦破坏了它,就很有可能再次引起愚蠢的战争。
问:所以您是护宪派吗?
答:现行宪法从制定实施起已经过了这么多年。如今的时代与当年自是不同,国际形势也发生了巨大的改变。宪法自然也有需要做出调整与改变的地方。
比如,第9条第2款规定:日本不得拥有海陆空军及其它战斗力量。这一款项就应改为承认自卫队的相关内容。首先,自卫队已经被国民广泛接受,其次,国际社会也都对自卫队拥有如此多现代设备以及完善的组织能力这一事实有所认知。
问:那您赞成自民党提出的修改宪法第9条第2款,明确设置“国防军”的提案吗?
答:我个人认为,“国防军”这个名字仍需斟酌,应该再推敲推敲有没有其他称呼。维持“自卫队”这个称呼也是可以的。
在宪法中规定自卫队的存在,这一点无需特别顾虑亚洲周边国家,严肃果断地推行落实就可以了。重要的是维持第9条第1款所主张的和平主义,这是现行宪法的精神所在。只要确保了这一点,在此前提下进行修宪就不会引起周边国家的不安情绪了吧。
问:若参院选举中自民党大获全胜,是不是将为修宪提供更大的可能性呢?
答:参议院选举的胜利只能说是实现了日本政治稳定的第一步,在此之前很长一段时间,参众两院的“扭曲国会”现象导致政治混乱。但是,要明白的是,今天安倍政权之所以能获得如此高的支持率,90%以上要归功于安倍经济学。若看不清支持率的本质,而妄自判断修宪也能获得理解与信任的话,那就错了。
我想说的是,“恶魔”往往是在这种时候(处于优势地位时候)衍生出来。“恶魔”这个比喻可能有些不当,所谓恶魔,换言之就是让人以为“现在正是修宪好时机”的诱惑。匆忙推进某项计划,前面等着你的只会是万丈深渊。修改宪法是关乎国家的百年大计,应当谨慎对待。
如果要问现在是否必须、立即修改宪法,我个人认为眼下还不到时机。日本这个国家正处在一个紧要关头,但这并非是与现行宪法直接相关的危机。
问:如果众议院不中途解散,原则上距下一次国政选举还有3年。安倍首相会在这3年内推动修宪吗?
答:近来,安倍首相对修改宪法第96条的态度变得更加慎重了。相信他今后也会采取谨慎而诚恳的应对措施,避免让我们产生不安吧。
我想说,安倍首相作为国家领导人的判断,应当与他个人的信念保持一定的距离。作为个人所秉承的信念,(不管对他本人有多重要)在成为领导人后就必须要做出改变。这是作为一名引领国家方向的领导者所应当承担的责任。

美国在防卫费谈判中或重点强调朝鲜威胁

在韩美进行的防卫费分担特别协定谈判中,美国表示因朝鲜相继进行核试验和导弹试验,导致韩半岛安全局势较过去更为恶化,因此将考虑到这一点进而拟定驻韩美军所需的防卫费。
专家们认为,美方上述态度是为了婉转地要求我方增加防卫费分担额。。
据分析,美国可能认为虽然朝鲜的威胁增加不会直接影响到驻韩美军驻扎费用,但因为驻韩美军有必要应对朝鲜的威胁,这将是驻韩美军防卫费上涨的因素之一。
美方在第一轮谈判中对明年的分担费和上调率给出了不同意见,也正是因为考虑到这一点。据了解,韩美两国在第一轮谈判上分歧悬殊。

湖南瓜农横死,城管成众矢之的

邓正加的死再次引起全国上下对中国这支城市管理执法队伍的关注,这些人被称为城管,作为政府维稳的工具,他们的位置尴尬又含混不清。城管的权力比私人保安大,但却无逮捕或携带武器的权力,对许多中国人来说,他们已经成为政府威权妄为最显在的形象。
城管的主要职责是处理市容环境卫生方面的投诉、违章建筑和街头小贩,他们常常有恃无恐地没收物品,殴打那些反抗的人,开罚单的方式被许多批评者认为是专横随意的。
上周五,黑客们控制了临武县政府的网站,并在网上留言“多行不义必自毙!”中国最具人气的博客作者之一李承鹏说,政府对邓正加之死的反应,以及他们设法强行移走他尸体的举动,象征着在中国,野蛮执政的作风依然大行其道。
执政党共产党庞大的安全体系装备良好,旨在确保类似的事件不会引发更大范围的动乱。但许多中国人对党内官员和执法官员充满敌意,民众的这种愤怒可能只会让习近平化解这种敌意的努力更加复杂。
习近平这种努力的核心是推动官员加强同民众的沟通,让官员可以掌握有关民众希望和不满的第一手信息。这也被称作“群众路线活动”,据官方新闻媒体称,这一活动旨在解决党内官员的奢靡和腐败问题,减少“让党脱离群众”的行为。据官方通讯社新华社称,习近平上月表示,“人心向背关系党的生死存亡。”
到目前为止,政府对这件事的处理已经引发了甚至更严重的不满。《新京报》报道称,湖南当地电视台的两名记者去事发现场后遭警方殴打,对方称如果他们继续拍摄便会让他们“死”。然后,几个警察砸碎了这两名记者的车窗,没收了其中一名记者的手机。
然后,邓正加的女儿邓艳林开始在中国版Twitter新浪微博上愤怒地谴责当局,但很快,她发的多篇帖子就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篇令人生疑的口吻缓和的帖子,她在帖子里感谢当地官员,说她的家人很痛苦,希望“外界”不要再打扰。她写道,“现在政府已经妥善安抚好了家人。”
官方新闻媒体试图控制民众的愤怒,允许对事件进行相对自由的报道,刊发评论文章谴责暴力事件的参与人员,但并不呼吁对制度进行实质性的改革。

江泽民会见基辛格 赞扬习近平非常能干有智慧

中国外交部:江泽民露面晤基辛格

中国外交部官方网站透露,中共前领导人江泽民日前在上海会见并宴请了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及家人。
这次是86岁的江泽民自从今年3月在北京参加两会会议以来,中国官方首次再度报道他的活动。
中国外交部的最新报道中则没有发表江泽民与基辛格会面的照片。
让人感到奇怪的是,江泽民与基辛格的会晤是在7月3日举行的,而中国外交部直到19天后才发布有关消息。
此外,按照以往惯例,江泽民公开露面的消息往往都是由中国官方媒体例如新华社对外发布,但此次却由外交部官方网站率先发布,再由其它官方媒体转发。更有趣的是,外交部的有关报道还要引述“知情人士”的说法,而不是以正式报道的方式。
外交部发表的报道引述“知情人士”称,江泽民与基辛格谈话涉及的内容“很重要”,而且谈得“很轻松,很真诚”。
报道透露说,江泽民与基辛格会面时谈到了对中共现任领导人习近平的看法。
据报道,江泽民告诉基辛格说,他不久前曾与习近平主席通电话,并称习近平委托江泽民向基辛格及家人表示亲切问候。
此外,江泽民还称赞习近平是一位“非常能干、有智慧的国家领导人”,并说“像中国这样一个拥有13亿人口的大国,需要有一位强有力的领导人。”
而基辛格则表示,虽然只同习近平主席见过几次面,但对习近平的坚定意志和勇气印象深刻。
基辛格还认为,美中关系正在取得积极进展,并称,习近平主席“在处理外交问题时所表现出的勇气和智慧”令他印象深刻。

外媒关注江泽民称赞习近平

《南华早报》7月23日的报道说,江泽民在与基辛格会面时对中国现任领导人习近平表示了支持,这一罕见举动发生在重要的北戴河会议召开前,中国领导人在北戴河会议上将为一系列重要的政治和经济问题定下基调。
江泽民告诉基辛格,他不久前与习近平通过电话。报道认为,这清楚表明江泽民会定期与习近平联络。
报道援引政治事务分析师章立凡说,有关江泽民此次露面的报道显然与即将召开的北戴河会议有关,其传达的信息是,江泽民支持习近平以及中国新一届领导层。报道注意到,新华社在报道江泽民此次会见基辛格时详细引述了基辛格对江泽民和习近平的评论,但却未提及习近平的前任胡锦涛。
路透社7月22日的报道说,中国前国家主席江泽民本月早些时候罕见地回归到公众视野中,他在上海与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举行了会晤。报道说,在江泽民的领导下,中国经受住了上世纪90年代亚洲金融危机的考验,于2001年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并赢得了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主办权。

习近平考察新港

习近平21日强调:“我们这么一个大国要强大,要靠实体经济,不能泡沫化。”
《京华时报》22日报道,当天来到湖北省武汉东湖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的习近平表示:“一个国家只是经济体量大,还不能代表强”,并做出上述表示。
习近平的上述发言再次表明,中国新政府将全力推进改善经济体制和结构调整等经济改革,而非量的增长。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今年3月上任后也曾多次强调,比起扶持经济,中国政府将更积极推进结构调整和经济改革。
当天,习近平还来到国有企业武汉重型机床集团有限公司,他强调“自力更生”说:“自力更生任何时候都不能少,我们自己的饭碗主要要装自己生产的粮食。”
习近平冒雨考察了武汉新港集装箱码头,他卷起裤腿、打着雨伞聆听港口相关人员介绍的朴素面貌,受到中国网友的称赞。

中国财政收入增速放缓

中国的税收等财政收入增速放缓。今年上半年中央和地方财政收入加起来同比增长7.5%,未达到在年度预算中预计的8%。容易受经济形势左右的企业活动对财政收入至关重要,因此经济减速自然也就导致财政收入增速放缓。通过增加财政支出来改善低收入人群的居住环境等是中国政府的方针,因此财政余力正在下降。
中国上半年财政收入增长7.5%,远低于2012年上半年的水平(12.2%)。从中央政府的财政收入情况来看,受经济减速的影响尤为明显。上半年中央政府的财政收入同比增长1.5%。企业增值税等增长乏力。制造业的企业所得税同比下降,税收减少。
在今年全年的预算中,预计财政收入增长7%,而实际情况却远远低于预定目标。财政部长楼继伟悲观地认为完成预算计划非常困难。
与此同时,上半年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却同比增长了13.5%。主要是今春许多人因担心政府将加强房地产调控而赶在调控之前买房,使得房地产交易税的收入同比增长了4成左右。今后房地产交易量进一步增加的可能性很小,因此将会影响到地方财政。
这样一来,中央和地方财政收入加起来的增长率将会低于8%的年度预算目标。但中国政府除加大对廉租房建设和环保等民生领域的投入外,还在增加国防费用。预计今年的财政支出总体上将会增加10%。
在财政形势紧张的情况下,财政部要求各部委对公费接待和公车购置、办公楼装修等经费一律削减5%,另外还严禁以批准手续延迟等为借口不执行预算、将已拨备财源滚入来年等浪费情况。
在7月初的国务院常务会议上更是提出了“研究激活财政存量资金”。尽管具体措施尚未公布,但中国媒体分析将会利用由于过去预算没有用完等而产生的剩余资金。目前国库里的剩余资金估计在3万亿元以上,将要盘活的可以说就是这些“沉淀资金”。
中国政府的方针是不再出台大规模经济刺激措施,但仍要确保稳定增长。针对经济形势波动,为扩大政策调控余地,估计今后将采取严格措施来确保财源。

中国6月份出现资本外流

随着经济增长放缓和人民币升值步伐暂停,今年6月中国出现资本外流,此前困扰银行系统的“钱荒”就与此不无关联。
根据周一公布的央行数据计算,中国央行和金融机构6月份外汇占款减少人民币412亿元,5月份外汇占款增加人民币668.6亿元。
这些外汇买卖交易大部分是央行所为,分析师将这些数据视为考察海外资本进出中国的关键指标。
分析师表示,外汇占款减少也是6月份出口同比下降3.1%的体现,出口下降表明海外需求疲弱,也是加强贸易报告监管的结果。此前中国采取措施对虚报出口以骗取退税的出口商予以打击。
渣打经济学家李炜指出,由于人民币升值丧失动能、监管机构对违规贸易结算的控制取得成效,今年6月份中国资本流入规模出现下降。
始于5月末的中国银行系统“钱荒”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其中包括海外资本流入减少、季节性纳税以及银行业短期融资与长期放贷的错配。
在“钱荒”最严重的时候,中国银行间市场隔夜拆借利率在6月20日一度飙升至30%。之后该利率大幅回落,周一时报3.1%左右,接近本轮“钱荒”爆发前的水平。
从6月初以来,中国央行向银行间市场净注入资金人民币1,951亿元,帮助缓解了银行系统资金紧张局面。

大型中资银行或为利率改革最终受益者

利率市场化进程中的下一个关键步骤是放开存款利率上限。这将引发揽储大战,也将全面压缩中资银行的净利息收入。而净利息收入无疑是中资银行的最大利润来源。
在存款争夺战中,四大国有银行的竞争优势不仅仅在于存款利率,它们拥有庞大的分支机构网络和自动柜员机(ATM)体系。而中小银行只能更多地依赖提供更高的存款利率来吸引客户。
而资产负债状况上的劣势也令中小银行丧失部分储户。
整个行业的利润下降可能令四大国有银行侵占原来由中小银行把持的业务领域,比如向小企业提供贷款。这可能迫使中小银行竞相争取风险较高的借款人,并可能导致更多不良贷款产生。
迄今为止中国银行业还是一个受到政府庇护的行业。银行业改革进程对整个行业而言都将是痛苦的,但受伤最深的是除四大行以外的银行。

日本财政白皮书称通缩已出现反转迹象

日本经济财政担当相甘利明23日向内阁会议提交了2013年度经济财政报告(经济财政白皮书)。白皮书认为在紧急经济刺激政策和货币宽松政策的作用下,消费者信心得到改善,进入2013年后经济出现回暖,“长期通缩已出现反转迹象”。白皮书同时称“整顿财政是紧要任务”,指出提高消费税税率对于增加税收作用巨大。
白皮书的副标题为“为确立经济良性循环”,其中强调了安倍晋三政府经济政策的成效。白皮书还提到了工资上涨滞后、日元升值导致生活必需品涨价等与家庭收支息息相关的问题,但并未提出具体的对策建议,缺乏明确的解决方案。
白皮书认为,日本的消费税率在国际上处于较低水平,“提高税率对增加税收作用巨大”。书中分析称,在附加价值税(消费税)相继调高的欧洲,增税“未必会阻碍经济增长”,认为即使增税也能避免国内经济下滑。

美国经济加速再度受阻

人们长期企盼的美国经济加速再度搁浅。
近几周来,令人失望的经济数据和公司财报打破了围绕美国终于迎来稳固、自我持续增长的憧憬。另外,虽然经济学家们普遍预计下半年经济增速将温和加快,但鲜少有人认为能够实现必要的实质性复苏,以迅速降低失业率、提高工资水平、对来自外部的经济威胁产生免疫力。
另外,现在也有迹象显示美国消费者已开始捂紧钱包。美国商务部的数据显示,6月份零售额仅仅增长了0.4%,而且若不是汽油价格上涨导致驾车支出增多,这一数据还会更低。
6月份餐饮业的销售额也出现下降,意味着消费者可能正在缩减可自由支配的开支。餐饮业过去三个月中增加了超过150,000个工作岗位,是近期就业增加的主要功臣。
美联储正在密切观察经济数据,以决定何时着手缩减每月850亿美元的债券购买计划。许多华尔街分析师猜测美联储将在9月中旬的会议上有所动作。不过,联储主席贝南克在上周四的参议院听证会上表示,现在就作出决定还为时过早。他还重申,具体行动的时间点要取决于未来几个月经济的表现如何。他警告称,美国经济仍然无法抵挡那些意料之外的冲击。

大国兴衰的秘密

大国的概念涵盖了帝国(罗马帝国、大英帝国、西班牙帝国、奥斯曼帝国)、王朝(中国明朝)、国家(1868年后的日本)、地区(欧盟)、甚至美国的一个州(加利福尼亚)。
按照哈伯德和凯恩的说法,这些政体的衰落往往都落入了一种模式或者说犯了一系列错误:“否认经济停滞的内在本质、加强中央集权、寅吃卯粮。”当财政上的挥霍无度无力得到控制,又适逢政治制度土崩瓦解时,紧接着就会出现致命的不平衡,衰落随之发生。
大国如何崛起以及为什么会崛起。充足的劳动力、土地和资本曾被认为是基本的要素,只是到了最近才因为人们对丰富的人力资源、思想和事物的关注而被抢了风头。
哈伯德和凯恩认为某些政策和核心原则是最关键的因素:财产权、灵活的工作制度、开放的市场。在两位作者看来,这些东西可以全面解释经济发展的问题。
对于那些举例证明科技突破起到了最重要作用的人,哈伯德和凯恩回敬道,只有存在让发明得以层出不穷、让发明的价值得以蔓延传播的制度(比如知识产权)时,发明才会推动经济的发展。他们写道:“轮子和风车被发明了很多次,然后又被人忘却,直到最后,某个社会具备了制度框架才将其广泛应用并永久传承。”简而言之,“制度才是创新的成因”。
反之亦然。不能适应现实发展的制度就会引起衰落。两位作者指出,罗马的繁荣就是物质创新(他们特别指出了混凝土的发明)的一个副产品,同时也是政治创新的副产品:一支专业化的军队、联邦制的管理制度、承认财产权和反对世袭统治。
然而,随着时间的流逝,罗马的统治者强行施加的政策措施伤了帝国的元气:控制物价、横征暴敛、禁止罗马乡下人自由迁徙。史上第一次有记录的由国家发起的减免债务运动也无济于事:身为皇帝的哈德良取消了个人15年内所欠中央政府的未偿债务,并且在一个公开仪式上将借贷记录付之一炬。
大国兴衰的另一个例子──现在正在重新崛起──是中国。两位作者指出,从公元400年到1000年,中国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估计为450美元,比西欧高三分之一。到1300年的时候,中国的人均GDP增长到了600美元,部分原因就是因为有了从造纸到造船这样的大量发明。船舶反过来又让中国能够与亚洲各国人民进行商品交换。
然而这样的蓬勃发展被证明是未能持续的。一场内战侵蚀了中国的舰队,导致贸易往来下滑。沿海一些地区继续从易货贸易中渔利的举动促使当权者在1500年宣布建造大型船只为非法行为,并最终销毁了所有的远洋船舶。两位作者称,这样的举措标示着中国闭关锁国、未能利用好它的发明创造。结果是从那时起到1800年,中国的生活水平一直都停滞不前。
给中国带来困扰的一个更深层次的原因是制度性的:中国的皇权“演变成了利益集团之间争取影响力的零和博弈”。
对于美国,哈伯德和凯恩看到“历史的乌云”正在天边积聚。罪人又一次出现在内部:政治惰性以及因刚愎自用的政策而导致的经济活力降低。两位作者尤其对政府的过度开支持批评态度,提议制订有关预算平衡的宪法修正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