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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及反对派将大规模示威迫总统下台

数万埃及人在开罗的解放广场聚集，准备30日举行大规模示威，要求埃及总统穆尔西下台。
他们声称已经获得2200万民众的签名，支持提前举行大选。
周日将是埃及首位自由民选总统穆尔西上台一周年。反对派人士呼吁签名者周日聚集到解放广场举行大规模抗议。
周六，至少有八名埃及国会议员辞职，支持反对派要求穆尔西下台的呼吁。
穆尔西的支持者则质疑有关签名书的说法，他们也在城市东部的开罗主要的清真寺前聚集，准备相对应的示威。

奥巴马敦促埃及对话以结束动乱

星期六，奥巴马在比勒陀利亚与南非总统祖马举行的联合记者会上说，美国支持以和平方式实现埃及的变革。
奥巴马说：“我认为各派都必须弃绝暴力。我们希望看到反对派与穆尔西总统在如何引导埃及前进方面开展更具建设性的对话，因为目前存在于埃及的僵局对任何一方都没有好处。”

埃及反美情绪高涨

在埃及人为周日针对总统穆尔西的大规模抗议活动做准备之际，一大部分反对派活动人士正在把愤怒的矛头指向美国，以及其公认的对执政伊斯兰势力的支持。
过去几周，大量报纸文章、脱口秀和公开声明特别将美国挑出来予以嘲讽，与此同时，指责美国驻开罗的外交使团将穆尔西政府当做傀儡。
在中东，反美情绪并不是第一次出现，声称华盛顿暗地进行强硬干预的阴谋论也已屡见不鲜。
普遍认为美国立场突然从反伊斯兰斗士转变为伊斯兰政治的拥护者。这样的看法凸显出，在局势变幻莫测的中东，美国在转变立场时必定面临风险。
埃及问题专家、纽约世纪基金会高级研究员汉纳说，从根源上看，美国对埃及政治的分析存在弱点。
汉纳表示，尽管美国通常被当做中东阴谋论的替罪羊，但美国决策者过于急切的想要把全部筹码压在获胜的政党一方，而忽视了实力相对较弱的政治对手。
他表示，美国这么快的重返穆巴拉克时期的双边关系模式是有问题的。

英首相卡梅伦访阿富汗促进与塔利班的和谈

卡梅伦在和阿富汗总统卡尔扎伊会见后对在喀布尔的记者说，英国和美国对阿富汗的唯一愿望就是该国的和平稳定，除此之外别无他想。他表示希望与塔利班的和谈很快开始。
卡尔扎伊总统在六月中旬中断了与美国的安全会谈，并威胁要全面抵制和平进程。

德媒：美国窃听欧盟机构并入侵网络

德国《明镜》周刊表示，该杂志看到了一份机密文件，显示美国情报部门窃听欧盟机构，并入侵欧盟电脑网络。
《明镜》杂志说，前美国中央情报局分析员斯诺登向其出示了有关文件。
该杂志说，一份注有“绝密级”、日期为2010年9月的文件显示，美国国家安全局一直在秘密监控着欧盟驻华盛顿外交使团。
报道说，有关建筑里安装了微型麦克风，电脑网络受到入侵，使得美国国家安全局能查看欧盟人员的电子邮件和他们的内部文件。
报道称，欧盟驻联合国的代表也处于类似监控下。
报道曝光说，五年多前，欧盟安全专家曾在布鲁塞尔欧盟总部大楼里发现过电话和网络窃听装置。
2003年，欧盟也曾宣布，它发现了在欧盟总部内针对包括德国、英国和法国等数国的电话窃听装置。
卢森堡外长阿塞尔伯恩说，美国的间谍活动已经“失控”。“美国应该加强监控它自己的情报系统，而不是监控美国的盟友们。”
美国官员说，美国搜集的情报对在全球打击恐怖主义至关重要。

韩中、韩美联合声明有何不同

韩国和美国签署的《结盟60周年联合宣言》的根基在于2009年6月韩国前总统李明博和奥巴马签署的《韩美同盟未来展望宣言》。
《韩中面向未来联合声明》参照的是《韩美同盟未来展望》，配有名为《中韩战略合作伙伴关系行动计划》的详细附件书。
两份协议的最大差异是关于统一的内容。朴槿惠政府再次确认美中两国都支持和平统一这一立场。其中《结盟60周年联合宣言》明确指出，两国将努力实现基于民主主义和自由市场经济的和平统一。明确规定了统一后的国家体制。
韩国政府相关人士说：“这是指韩美两国在坚持自由民主主义制度的前提下推进统一，可以说是最具意义的一段话。”
相比之下，《韩中面向未来联合声明》没有提及应在怎样的意识形态下实现统一的问题。中国方面仅表示，支持南北双方通过对话增进信任、改善关系，最终实现韩民族所期盼的和平统一。这与中国一贯的立场基本一致。
与此相关，习近平27日在首脑会谈结束后举行的记者会上说：“中国支持韩半岛自主和平统一。”这里的“自主和平统一”是指，美国不可以介入统一过程。也就是说，中国不希望看到美国借南北统一增大其东北亚影响力。
对北核的立场也有明显的差异。《同盟60周年宣言》明确指出北核问题，说“北韩的核及弹道导弹计划不仅对韩半岛而且对东北亚造成威胁”。
相比之下，韩中声明只说是“‘有关核武器’的开发威胁”。看前后文可以知道“有关核武器”指的是北核，但没有明确指出。
《同盟60周年宣言》指出，北韩要尊重基本人权，但《韩中面向未来联合声明》没有谈及这个问题。

韩美日外长下月1日举行会谈商讨朝核问题

韩外交部28日表示，外交部长官尹炳世、美国国务卿克里与日本外务相岸田文雄下月1日将在文莱举行外长会谈，2日出席在文莱举行的东盟地区论坛（ARF）。
预计，此次会谈将集中商议朝核问题。
此前，六方会谈韩美日三国团长当地时间19日在美国国务院大楼举行会谈，就“无核化标准”进行了探讨。三方一致认为，朝鲜应履行比去年2月朝美联合发表的“2·29协议”所提出的“无核化先决条件”更高层次的义务。
《2·29协议》是朝鲜和美国2012年2月29日举行的第三轮朝美高级别会谈上达成的协议。

朴总统：将广泛起用在中国学习的专家

正在对华访问的朴槿惠总统表示今后将广泛起用在中国学习的专家。另外，她还表示为了保护驻华韩国人的权益，将向中国政府提出修改存在问题的法律和法规。
朴槿惠总统表示 “文化兴盛是新政府的国政基调之一。韩中两国间的交流也应该活跃。目前韩·中自由贸易协定(FTA)谈判正在进行中，将会努力促成知识文化产业与财产权的协商。”

日媒担忧韩中关系亲近会孤立日本

6月28日，日本主要媒体大幅报道了前一天举行的韩中首脑会晤的消息。大部分日本媒体担心韩国和中国的关系越亲近，日本越可能被孤立。尤其是《联合声明》中“对最近因历史及由此引起的问题，域内国家间对立和互不信任加深的不稳定情况持续存在表示担忧”的内容引人注目。事实上这是针对日本历史认识问题的表述。
《朝日新闻》头版报道称：“虽然安倍晋三政府上台有半年了，但是与韩国和中国首脑的会谈却毫无希望”，“日本采取了希望依靠改善韩日关系、进而在对华关系上获得有利国际舆论的战略，而受此次韩中首脑会晤会对这一战略产生（负面）影响较大。”
《日本经济新闻》对于朴总统受中国隆重款待分析指出，“对于更加重视亚洲的美国和将与美国重新建立新型大国关系的中国来说，韩国的战略意义更大了”。
对于日本国内“新任韩国总统在访日之前访华前所未有”的不满，日本外相岸田文雄表示：“外国领导人访问哪里是根据各国（所处的）情况来决定的”，“我们对此不予置评”。

日本外相抵达文莱欲联手东盟牵制中国

日本外相岸田文雄当地时间29日傍晚抵达文莱首都斯里巴加湾市，将参加东盟（ASEAN）的相关会议。此行目的除了和东盟合作牵制欲在南海等地扩大利益的中国之外，还希望向朝鲜传达信息促使其为实现无核化采取具体行动。
岸田30日将出席东盟10国及日中韩三国的外长会议。这将是围绕尖阁诸岛（钓鱼岛）日中陷入对立及因竹岛（韩国称独岛）和历史认识问题与韩国关系趋冷后，首次与中国外交部长王毅和韩国外长尹炳世见面。30日岸田还将出席日本与东盟的外长会谈。
月2日将出席包括日中韩、美国和朝鲜等国参加的讨论地区政治和安全问题的东盟地区论坛（ARF）部长会议。此前的7月1日，岸田将与美国国务卿克里、韩国外长尹炳世举行日美韩三国外长会谈。另外，还将举行安倍政府上台后的首次日韩外长会谈。
岸田计划向东盟和中国呼吁为避免南海争端早日缔结具有法律约束力的“行动规范”。

东盟论坛主席声明草案加入要求停止对朝敌视内容

即将于7月2日在文莱举行的东盟地区论坛（ARF）部长会议的主席声明草案中，新加入了朝鲜认为该国的核问题及朝鲜半岛局势紧张的“根本原因是（美国等的）敌视政策”、要求立即停止敌视政策等最初草案中没有的内容。
预计出席ARF部长会议的朝鲜外长朴宜春将在核问题上采取强硬态度。
在最新的主席声明草案中，ARF参加国针对朝鲜明确提出“对朝鲜半岛局势感到担忧”。对此，朝鲜表示将再次确认为维护朝鲜半岛和平稳定而继续努力的“坚定意向”。

中国防火墙之父请辞防火长城再引争议

作为中国国家防火墙之父，方滨兴主持设计的“防火长城”阻止中国网民访问世界其他地方可以访问的某些网站。在美国国家安全局前承包商员工斯诺登曝出美国情报机构经常入侵中国服务器后，方滨兴正面临新一轮攻击。
网友说，中国构建了一个系统，阻止国人了解外部世界，却几乎阻止不了外国人的刺探之眼。
长期受到网民谩骂的方滨兴再一次站到了聚光灯下。本周四他突然宣布，将请求辞去北京邮电大学校长一职。
在方滨兴宣布将请辞前的最近几天，网络上有一些评论员猜测，方滨兴设计“防火长城”时是否使用了一些美国的电信设备，是不是这些设备导致中国的服务器能够被美国情报部门轻易入侵。
“防火长城”已经不再是中国控制网络的最重要工具。北京方面现在最大的关切是国内的互联网活动，而不再是所谓的外国“精神污染”。当初创建“防火长城”的初衷就是为了不让中国网民受到外国网络内容的“污染”。
哈佛大学研究员的一项最新研究指出，对外国互联网企业和希望通过互联网这一媒介与外部世界沟通的中国网民来说，防火长城的存在的确是一个问题。但是它并不能限制中国网民通过其它类似渠道表达诉求的能力。报告作者说，在针对人类自由话语权的最广泛限制行动中，现在中国政府又把目标转向镇压“墙内”的“社会运动”。

在中国表达真理比发现真理还难

问：在你的论文中提及：“美国那么高的新闻自由度对中国是不合适的”，那么中国的新闻自由“度”在哪里才算合适呢？环顾世界各国的新闻法，您觉得最有借鉴意义的是哪个？为什么？
孙旭培：如果新闻自由度可以量化，单纯从法制的角度而言，美国或许可以定为95度，西欧则是85度。我国将来能达到70-75度也就很好了。即使不考虑现实国情，我也并不认为，太高的新闻自由度将适合于中国。
去年我在《炎黄春秋》上的一篇文章中谈到，美国、西欧高度的新闻自由对于这些国家政治、经济、社会的发展起了巨大作用，与集权的新闻制度相比表现出很大的优越性。但弊病也不少。比如，在对阿富汗、伊拉克的战争上推波助澜，美国媒体很少有反战的声音发出。在美国金融危机之初，有的大报不断预测哪几个大公司要破产，弄得更加人心惶惶。在更大范围讲，西方的新闻自由与多党政治、民粹民主交互为用，使政府依赖指数不断升高，以致有些国家债台高筑，影响国家进一步发展。我国需要新闻自由，但要适度，有所节制。我相信，几千年文明史的中国也会创造出新的新闻文明，即理性的、适度的新闻自由。
中国是第三世界国家，又有很特殊的国情，完全学哪一个国家的模式都很难，要在吸收多个国家的长处的基础上进行创造。
那么什么样标志出现，就算达到起码的及格线呢？那就是新闻实行法治。没有法治，只有人治，就是不及格。新闻实行法治，就先要从新闻立法做起。不解决有法可依和有法必依，我们永远只能在二三十度或三五十度之间徘徊，我国新闻想在世界上赢得公信力，那只是自说自话，是没有可能的。
适度的新闻自由的构想，会遇到来自我们传统的思维方式的挑战。这种思维方式总是喜欢在两极中作选择：要么很不自由，要么完全放任的自由，没有中间境界。不过，中间境界的实现必须是在社会渐进改革中实现，在“有法可依，有法必依”的可控条件下实现。
中国现在出现如此腐败和贫富悬殊，主要原因不在于我们搞市场经济，起初没有做好理论准备，没有将政治改革、新闻改革的配套进行的理论准备，实际上是机会主义地采取了先叫一切改革让路，为市场经济保驾护航。市场经济由于其经济行为的复杂性、主体的多样性、利益的多元化，民主制衡、媒介监督就显得特别重要。
我确信，自由经济如果加集权政治和集权新闻，就必然等于极端腐败，那是很危险的。当时中央强调“以正面宣传为主”，媒体监督很少、很弱，特别是在后来“抓大放小”的产权改革中，国有资产流失，官商勾结、行贿受贿比比皆是，但媒体只能装聋作哑，“以正面宣传为主”，留下的后遗症现在很难解决。美国在搞市场经济的过程中，媒体开展扒粪运动，竞相进行深度调查报道，我们却大搞正面宣传，压住舆论监督，一时间，人们惊叹：饿死胆小的，撑死胆大的。难道这就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闻制度？说得尖刻一些，这种制度成了权贵资产阶级的摇篮。
1998年，当时的总理朱镕基到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视察，讲了很多要求加强舆论监督的话，他甚至说，批评占49%，仍是“正面宣传为主”啊。他还说，我也是你们监督的对象。但是媒体在报道朱镕基讲话时，这样重要的两句话却被丁关根部长删去了。我们的新闻宣传部门不思改革，中央领导人出来支持改革，他们却不让媒体人和广大人民知道。后来央视的《焦点访谈》也被要求“以正面宣传为主”，舆论监督又大大弱化了。

问：你如何看待中国政治改革和新闻改革的关系？
孙旭培：新闻自由确实与国家制度有关，但这并不意味着“只有等中国政治改革了，才能研究新闻体制改革”。经济改革初期也出现过类似的思维方式：要其他领域改革作为先决条件，我所在的领域才能改革。每个领域的人都这样想，改革就没法进行了。
新闻改革一开始就力度太大，固然可能干扰政治改革，但新闻依旧管得很死，自由度太低，媒体不能为政治改革提供智力和舆论的支持，政治改革的社会动力从何而来？所以最好的办法是，新闻改革小步前进，不断发展。一个省的宣传部门，你去年下达各种报道方面的禁令1000次，今年能不能降到800次，明年能不能降到五六百次，若干年后降到五六十次，新闻自由度就会有一个显著的提高。我用1000次描述一个省的禁令并不不夸张。2006年南方一个新闻集团一年接到来自各方面的各种指示、禁令3700次，平均每天达10次之多。孟德斯鸠说：“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真是不假！
又如，民办报纸现在条件不成熟，能不能将都市报改成公共报纸形式，即报纸所有制不变，但不要设主管单位。如果全都改做不到，能否先让七八家都市报做试点？现在，新闻体制领域比哪个领域的改革都少，不但不渐进，还不时看到倒退。比如，《南方周末》搞了跨地区监督十多年，受到人民的欢迎，因为机关报体制下难以进行的监督在这家报纸上得到一些展现。本来我以为国家还会再布几个这样的点，进行跨地区监督，没想到，宣传管理部门顶不住各地一些有权者的反对，竟于2005年完全禁止了跨地区监督。有关部门应该扪心自问，这样做符合新闻改革发展的大趋势吗？这样做是不是一种政治上的短期行为？这样做该不该为近五六年更加升级的腐败、滥权承担责任呢？

问：你做了几十年的理论研究，什么样的提法阻力最大？
孙旭培：还是新闻自由的提法阻力最大。其实，1949年制订的《政协共同纲领》就规定有“保护报道真实新闻的自由”，我们的新闻自由当然是真实新闻的自由，散布流言、谣言要受到追究。
我是研究新闻自由的，所以常感，“我发现表达真理的方式比发现真理本身还难”。
我始终坚持新闻自由对法律负责，这是普世价值的新闻自由。

陆克文呼吁澳中签署自贸协议

陆克文在重新担任总理后举行的首次记者会上向中国政府发出明确信息。他说：“我想告诉北京的朋友们，让我们达成两国间的自由贸易协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