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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调：即使安倍反省不够逾半韩民众赞成韩日领导人会晤

韩国峨山政策研究院19日发布的一项民意调查结果显示，即使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对历史问题的反省不彻底，仍有逾五成韩国民众赞成韩日领导人举行会谈。
峨山政策研究院日前针对全国1千名成年人就“即使安倍在将于今年8月发表的‘战后70周年谈话’中对历史问题的反省不彻底，是否仍赞成韩日领导人举行会谈”进行了问卷调查。结果显示，56.3%的受访者表示赞同，表示反对的受访者只有38.5%。
对于“若韩日领导人举行会谈，需重点商讨哪些议题”的提问，37.5%的受访者选择历史与慰安妇问题，26.7%的受访者认为是独岛主权问题，其后依次为实现韩日关系正常化的方案（9.5%）、解决朝核问题的方案（8.2%）和韩日经济合作事宜（8.0%）。
对于“为推动韩日关系进一步发展需要哪些因素”的提问，47.1%的受访者选择日本需要对历史问题进行反省并谢罪，15.3%的受访者表示需要加强针对年轻一代的历史教育，14%的受访者表示需要提高两国国民对对方国家的好感度，13.3%则回答两国需携手对历史问题进行研究。
对于韩日围绕历史问题产生矛盾的原因，40%的受访者表示是因为日本歪曲历史，26%的受访者回答是因为日本对历史问题不做真诚反省，11.7%的受访者表示是因为韩国国力不够强盛。

安倍表示难以出席日韩邦交正常化纪念招待会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19日就在韩国驻日本大使馆举行的日韩邦交正常化50周年纪念招待会表示，因为国会日程可能难以出席。他是在官邸与前首相森喜朗、前官房长官河村建夫的会谈中作出这番表态的。河村向媒体透露了该信息。据悉，森喜朗力促安倍出席。
此外，安倍就日韩首脑会谈说“一直敞开胸襟”，表示希望实现。
纪念招待会预定22日举办，韩国外长尹炳世将出席。位于首尔的日本驻韩国大使馆也将举行相同活动。

美助理国务卿批评中国南海造岛威胁航行自由

负责亚太事务的美国助理国务卿拉塞尔18日举行记者会，批评中国强行填海造岛使南海“航行自由和飞行自由的原则受到了威胁”。他强调将在23日起在华盛顿举行的“美中战略与经济对话”中向中方施压，要求缓和南海紧张局势。
拉塞尔指出，美中两国政府在朝核问题、全球变暖对策等方面保持合作，但在南海问题上“存在重大分歧”。他表示：“理想的南海是菲律宾、越南、马来西亚的小渔船能和大型美国军舰一样能光明正大地在公海上航行。”
中国已表示南海填海造岛工程将于近期完工，但仍继续在岛上建造设施。拉塞尔批评此举“无益于缓和紧张局势”。他还称“不仅是美国，中国周边邻国也表示关切”，敦促中国与各国建立良好关系。
拉塞尔还透露，网络安全也将是此次战略与经济对话的重要议题。他表示“网络空间的防护对中国经济同样至关重要”，“为了相互的利益，双方有必要合作”。

日中韩作家时隔多年聚首超越政治纠纷实现对话

6月12日，日中韩作家在北京召开记者会。日本作家岛田雅彦欣慰地表示:“通过分别前往日中韩三国的城市，期待新一轮聚首的交流终于在三方轮流举行。”日本由平野启一郎、中岛京子、江国香织等人出席此次论坛，他们就全球化引起的社会迅速变化和家族应有的状态活跃开展讨论。
作为韩方代表出席论坛的文艺评论家崔元植介绍说:“由于政治因素，当时中国有关方面没能如愿以偿地举办论坛。”他曾于去年4月致函中国作家协会主席铁凝，呼吁重启论坛。据称崔元植是想通过传递韩方的积极信号来促成论坛。
6月拟举办论坛的消息传出是在今年1月。崔元植分析道:“日中对话氛围已经成熟。关系恶化或已触底。”
中国作家莫言在论坛总结发言中说，回顾三国历史便会发现，民众的命运和文化密切相连，有泪水，有憎恨，也有爱情，这些是我们共同的文化资源。
上世纪60年代，拉美文学在国际上掀起一股热潮。而随着日中韩作家通过对话和文学作品实现彼此触动，“东亚文学”这一地域文学概念或将应运而生。

英媒：香港立法会否决北京政改方案何去何从

星期四（18日）英国主要大报都对香港立法会对北京政改方案投票结果进行了关注和报道。
《卫报》的报道说，香港民主派议员挫败了具有争议的“假民主”政改方案。
香港立法会的投票结果显示，28名议员投了反对票，只有8名议员支持政改方案，而一些亲北京的立法会议员为了拖延投票进程走出投票大厅，最终失去投票机会。
香港亲民主派议员庆祝这一结果，虽然它意味着无法改变目前由1200人大选举团选举特首的现状。
香港大学的政治学者许田波说，她预期香港的抵抗会进一步加剧。
她认为，北京目前的反应是故意平静，其实在平静的表面下可能已经达到了沸点，很难说什么将会点燃下一个炸弹。她说，香港人民的愤怒会随时爆炸。
文章说，亲民主人士将会重起政改的进程，让北京政府做出更多的让步，然而中共不可能妥协。
在投票结果出来前，中国官方媒体新华社曾经警告说，如果北京的政改方案通不过，香港将面临“进一步分裂”的状态。
中国《环球时报》也发表文章称，香港将会陷入“真正的混乱”。
《金融时报》的报道引用香港律师团体法政汇思的引语说，虽然他们对投票结果表示欢迎，但是却不为此感到高兴，因为香港人依然没有获得法律承诺的普选权，这一事实依然存在。
《泰晤士报》的报道说，香港立法会的投票结果将会激怒中国当局。
文章说，这意味着香港拒绝了让香港人首次拥有选举特首一人一票的机会，而目前广泛受到批评的1200人选举团的做法并不会改变。

中共反腐遭遇“软抵抗”背后

中共十八大以来的反腐败运动包含实实在在的正当性。在这个“一石击多鸟”的高难度和高风险的颇具规模的操作中，有一个目标是非常必要的，而且这一目标已被拖延很久——就是通过严厉惩罚可以计数的少量官员，以威胁和警示庞大的党政军警干部队伍，达到重整和强化纪律约束的普遍效果。
这一目标极难达到，首先是因为涉及面太广。中国大陆所谓的“干部”队伍（包括文职武职）究竟有多大，海内外学术界有很多种估算法。最省事的是简单照搬中国官方统计年鉴，或者引用内地媒体报道的“吃皇粮”人数的毛估，大概有四千多万人。
在中国这样一个地域广大、层级繁复、系统杂多、不允许信息系统自由运转，即透明度很低的环境里，管辖八百多万手握实权的干部队伍，是超级困难的系统工程。加上最高层拒绝在现有体制之外、自下而上的独立监控机制，于是利用反腐败运动“打虎吓猴”就成为唯一的常规性手段，以强化自上而下的纪律约束。
由于这个目标针对的不是具体个人或部门，而是整个干部队伍，所以我们不应该从“点”即某某个人如周永康之流的倒台来观察其效果，而应该从“面”上来看。
庞大的干部队伍普遍失控的现象，如今得到了大面积整顿。可以说，十八大以来的反腐败已经立竿见影、初见成效，因为如今连“副国级”干部都不会认为，无人管他们。
可是新的麻烦来了，而且这个麻烦还不小——广大干部消极怠工，上班不干事，出工不出力。绝大多数官员虽然不敢再顶风作案、犯下新的贪腐过失，但他们也不卖力干活、作出新的贡献。换句话说，你能通过大力反腐吓得他们不敢干坏事，但你无法通过同一方式驱使他们干好事。他们干脆不做事。
消极怠工属于政治社会学里的“软抵抗”范畴，是“力量相对弱的一方最常用、代价较小的反抗手段”。中国的干部在民众面前，依然是相对强的一方；他们要想以维稳的名义抓人关人，照样抓照样关，硬得很。但他们在高层领导面前，是相对弱的一方，“软抵抗”是他们最方便的武器。
中国广大干部的这一应对方式，早就被他们执政所在地的民众看得清清楚楚：“以前是不给足好处，不给办事。现在是不收好处，更不给办事。”这个广泛的不作为状态，连官方媒体也不得不正视：“‘不敢为’‘不想为’、‘不会为’等现象在一些官员身上不同程度存在。为了不出事、不担责，一些官员甘当‘太平官’、‘庸官’、‘懒官’，能推就推，能拖就拖。为刹住这股‘为官不为’之风，辽宁、广东、贵州等地正探索并陆续出台相关文件，加大惩处庸政、懒政行为，推出‘不胜任现职干部召回’等制度”。
2015年4月22日，《2014年北京市法治政府建设发展报告》在市委党校发布，近六成受访者不满政府“懒政怠政”（据《新京报》2015年4月23日报道）。众所周知，这些负面报道能够在中国官方渠道出大声，多半是因为最高层领导对此实在看不下去了，覆盖面太广了，涉及经济、党务、社会管理、文教、卫生、公共事业、警察、军队，等等。
新政权的运作，靠的是党内干部。你不允许他们多得好处，他们就不给你卖力干活。他们掌控着全国最关键的“系统运转要道和关节点”，一旦他们消极怠工，大中型的体系都会空转乃至逐步瘫痪。
两年半来，借由大力反腐败揭发出来的一片片塌方式案例、特别是普遍的“软抵抗、不作为”现象，透露出一个无比沉重的信息：对中国庞大的官员体系来说，过去二十多年里他们卖力干活、工作出绩效的最主要激励，实际上来自正式工资和福利之外的那些收入和好处。因为目前的反腐败并没有减少他们正式的工资和福利，清扫的只是不属于这个清白范畴的种种实惠，也就是灰色和黑色收入的那几块。这么一来，他们就普遍地消极怠工、上班不做事、出勤不出活了。
这才是深层的体制性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