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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是利益和理念的较量

李克强的试验区参照中国过去两种改革模式进行创造性在学习。
一种是“摸着石头过河”的邓小平式试点建设方案。邓小平在正式进行改革开放之前将广东省深圳指定为试验基地。李克强也在构建完整的开放经济之前将上海浦东的4个地区指定为实验地区，计划在未来几年后扩展到整个浦东(1210.4平方公里)。
另一种模式是朱镕基前总理的借外力方法。朱镕基推进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的原因之一就是为了引导外国企业和中国国有企业竞争。也就是想要借助外部力量，冲击中国国内享受垄断地位的国有企业的疗法。此次FTZ的改革目标就是中国金融。也就是说，在FTZ允许民间资本和外国金融机关设立中外合资银行，对中国的官治金融进行改革。
但FTZ的未来可能并不会一帆风顺。上个月月末，李克强缺席了FTZ启动挂牌仪式。香港的一位评论家对此表示“在孩子的出生日却看不到父亲”。考虑到FTZ是“李克强经济学”的首个作品，这点让人很是意外。
为什么会这样呢？这可以从李克强所说的“触动利益比触及灵魂还难”的话里看出端倪。我们可想而知因FTZ启动而利益受损的既得利益群体的反对声音有多么强烈。作为金融管理机关的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和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会自然公开反对。
那么，既得利益都有哪些人呢？大体上是“红二代”和“官二代”等。“红二代”是指在建国初期曾担任部长或将军以上高职官员的后代。开国功臣薄一波的儿子,即前重庆党委书记薄熙来等人就是代表人物。相反，“官二代”就只是指高官的子女。在没有父辈庇佑下进入中国领导班子的前国家主席胡锦涛和前总理温家宝等人不是“红二代”，他们的子女就属于“官二代”。
“红二代”在中国国内的影响力非常大。如果说他们相当于企业主，那么“官二代”就相当于首席执行官(CEO)。也就是说，中国的主人不论何时都是“红二代”。在这种思想背后隐藏的是“江山思维”，即“老子打江山，儿子坐天下”的思想。因此，共产党打开的中国山河经常被称为“红色江山”。“红二代”表示中国的红色江山是不能变色的。
为此，主张在红色家族中至少要出一名当权者的正是权力仅次于邓小平的陈云。邓小平也默认了这番话，这就成为此后中国的一个规则。一门中有一人走仕途，追逐政治权力，剩下的家人就从商致富。这就是被批为中国腐败温床的权钱交易盛行的原因。
官僚向企业提供各种优惠政策，企业保障官员的利益。最终，“红二代”可以利用国家的信任和丰富的政治资源掌控中国的房地产、煤炭、钢铁和金融等骨干产业，可以获得巨大利益。因此，如果想要改革成功，就要先打破“这个江山是我的”的“江山思维”，这就是曾担任习近平博士学位论文审查委员的中国著名社会学者清华大学教授孙立平的判断。
最终，中国的改革是利益和理念的较量。这算是为维护自己利益的部分既得利益层和为实现全体中国人民利益的“中国梦”而想要打破既得利益圈改革理念的中国领导班子之间的较量。其胜负取决于中国的领导能力有多强大。习近平不久前提到了前台湾总统蒋经国的座右铭“计利当计天下利”。至于中国领导班子想要为全体人民而不是部分群体谋福利的改革到底能不能成功，那就让我们拭目以待吧。

裸官报告

10月14日，《财经》杂志公开发表了重磅文章《中国“裸官”报告》。报告的时间跨度超过20年，汇集了59个落马“裸官”的案例，涉案总金额高达数十亿元，报告指出了中国“裸官”的普遍性和危害性，更向全社会传递了一个可怕而又危险的信号：那就是，这些最了解中国国情的官员，对中国的未来并没有信心，对执政党描绘的蓝图也不认同。

对此，作者蔡慎坤的文章点评说，“裸官”现象在官场早已暗中流行。官员们往往趁大权在握，炙手可热之时，将妻儿全部移民海外，既便于将腐败所得转移出境，又为自己的腐败行为一旦暴露留好后路。即使不慎“翻船”、外逃又未成功，一人“受过”，也可保得其余家人安全富足。“裸官”泛滥毫无疑问是官场腐败的必然产物，然而直到今天，究竟有多少“裸官”混迹于官场，口是心非地高调爱党爱国，欺骗愚弄人民？外界真是不得而知，官方对此也是呑呑吐吐。

据说中纪委、中组部曾多次登记汇总，但至今仍未对外公布任何具体统计情况。最早公开提出“裸官”问题的全国人大代表、中央党校教授林喆曾表示，从1995年至2005年，全国共有118万“裸官”。北京理工大学教授胡星斗是研究中国腐败问题的专家。他认为如果“官”的定义专指公务员或处级以上官员，100多万的“裸官”人数，比较符合实际情况。但如果以“吃财政饭”的人为基数，中国的官员有7千多万，“裸官”的人数肯定远远不止100多万。

中国社科院2012年《法治蓝皮书》中的“裸官”监管调研报告称，“裸官是贪污腐败高发人群，尽管近年来，对配偶子女均已转移国(境)外的公职人员的管理不断加强，但监管方式多是内部形式，裸官治理已经成为反腐败的一个软肋”。该《法治蓝皮书》还建议，所有处级以上公职人员的配偶及子女，获得外国国籍或者外国永久居留权的情况，应该向社会公开，允许公众查阅。

“裸官”由于其配偶和子女在国外，客观上很容易产生腐败的动机和腐败空间。官员为其配偶和子女在国外的消费提供资金，“裸官”没有后顾之忧，腐败会更加肆无忌惮。“裸官”也更容易通过家属向海外转移非法所得，一旦东窗事发或“金盆洗手”，就可以逃之夭夭尽情享受荣华富贵。近年来，“裸官”丑闻常常见诸报端。这些“出事”的官员几乎都有一个共同特点：他们早已把妻儿送往海外。而“裸官”们往往都会在这个过程中：不择手段地疯狂敛财。

文章又说，对此，一个最好的解释就是，官员们或许最清楚中国的现状和未来，他们先于老百姓之前选择了逃亡。这实际上向全社会传递了一个可怕而又危险的信号，这些最了解中国国情的官员，对中国的未来并没有信心，对执政党描绘的蓝图并不认同。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说明他们并不认同这个体制，这同时也意味着天朝体制的失败。

例如，己被处决的江西省原副省长胡长青，就曾在与留学海外的儿子通话时，明确告诉他，这个政权迟早要垮台，告诫儿子好好学习将来留在国外。类似情形在上世纪70-80年代的韩国、台湾也很普遍，许多在位的官员纷纷把财产转移到美国，并把老婆孩子送到美国。但在任何民主国家，竞选官职都要公开家庭成员和财产信息，如果配偶子女都是外籍身份，根本不可能参加竞选，更不可能从政。

蔡慎坤的文章最后强调说，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号称拥有“宇宙最高真理”的执政党，却培养了如此之多的“裸官”！让如此庞大的“裸官”群体来决定中国的命运，掌控中国的资源，分配中国的财富，岂不是咄咄怪事！人民如何能够安心？又怎能看到正义公平？但愿中央新一届领导人能够严肃对待“裸官”问题，切记既使那些茂盛的参天大树，也会被成群结队的蛀虫慢慢蛀空，哪怕是为了执政党自身的安危，也有必要对“裸官”们发起一场阻击战和歼灭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