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ews

美参院草拟决议支持对叙利亚有限动武

美国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同意出台一项决议草案，支持对叙利亚动武。
该决议草案将把美国对叙利亚采取军事行动的时间限制在60天之内，并禁止在叙利亚动用美国地面部队。
该决议还说，如果获得了国会支持，总统可以将60天的军事行动延长30天。
克里在参院发表讲话说，奥巴马总统并非要求美国投入战争，而是要求获得清楚而确切的表达权：美国言出必行。
最新的民调显示，美国公众反对军事介入叙利亚的呼声日益高涨，每十个人中有六个反对对叙利亚发动导弹攻击，甚至国会议员之间也存在分歧。

潘基文对惩罚性措施表示担忧

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强调说，对叙利亚进行惩罚性的空袭，会触发地区危机，也会更多地流血。潘基文希望积极找出政治解决危机的途径。潘基文说，打破俄罗斯和西方国家的僵局这是至关重要的。
潘基文还说：从掌握的情况来看，对叙利亚使用化武的指控是可信的。是否使用化武的指控已经超越了叙利亚冲突，这关系到对人类的集体责任。在确认了指控之后我们必须找到相应的对策。潘基文还说，我会要求联合国安理会成员国在这个问题上保持团结。
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还表示，类似的“惩罚措施”可能对通过政治手段解决冲突的努力造成影响。他再次指出，按照国际法准则，动用武力只有在自身遭到侵犯或得到联合国授权之下才被允许。
路透社分析称，潘基文的这一表示可以被解读为，对美国计划武力打击叙利亚当局的合法性提出质疑。

是否对叙动武美国共和党分歧严重

叙利亚越线，美国对伊朗软硬兼施

在奥巴马政府阐述对叙利亚政府发动惩罚性空袭的理由之际，一些支持采取军事措施的人认为，政府最有说服力的一条理由是需要向另一个国家传递一个讯息，这个国家就是伊朗。
如果美国不执行自己在叙利亚使用化学武器一事上设定的“红线”标准，照这个思路下去，伊朗会嗅到软弱的气息，进而更大胆地推进对核武器的探索。
然而这样一种讯息和寻求同伊朗温和派新总统哈桑·鲁哈尼开展对话的努力又有可能是相冲突的。在同伊朗这个长期敌人的关系上，华盛顿方面一直挣扎着试图达到强硬和外交相平衡，寻求对话就是这种意愿的最新表达。
最近的两次外交尝试令外界猜想华盛顿和德黑兰可能会建立一个秘密沟通渠道。
上周，奥巴马总统第一届任期内的国务院高官、联合国现任高级大使杰弗里·费尔特曼前往伊朗，同伊朗新任外长穆罕默德·贾瓦德·扎里夫会面，讨论如果美国对叙利亚发动空袭，伊朗可能会做出什么反应。
与此同时，阿曼的苏丹也在德黑兰同伊朗最高领袖阿亚图拉·阿里·哈梅内伊举行会谈。他经常充当美国和伊朗的中间人。
这些前奏，以及伊朗领导人发出的出人意料的温和声音，给人感觉美国或许有希望在本月联合国大会的会面前完成一项艰难的任务：在不危及美伊关系缓和进程的前提下，对叙利亚进行军事打击。
这些希望很有可能为时过早：即使鲁哈尼和他的外长急于达成一项协议，结束围绕伊朗核计划的未来而起的争端，他们能否兑现承诺也很难说。
分析人士称，不管总统鲁哈尼的政治观点是什么，他的权力在国家安全危机中已经被进一步削弱了，强硬派可能会因此得势。
伊朗前核谈判代表侯赛因·穆萨维安说，“我确信，鲁哈尼和扎里夫想化解美国和伊朗之间的敌意，可是，对叙利亚的军事打击可能会是一个破坏因素。”
在长达十年的两伊战争中，伊朗因为化学武器攻击遭受了巨大的损失，对许多伊朗人而言，化学武器问题是一个需要小心处理的问题。
上周，鲁哈尼引发了一些争议，原因是他在英文Twitter账户上发帖，强烈谴责叙利亚动用了化学武器，但他没有点明是谁动用了化学武器。
伊朗国家媒体援引伊朗前总统阿里·阿克巴尔·哈什米·拉夫桑贾尼的话，谴责阿萨德对自己的人民动用了化学武器，尽管政府后来否认了这些评论。
然而，叙利亚依然是伊朗必不可少的一位盟友，依然是和总部位于黎巴嫩的真主党联系的重要纽带。
本周日，到大马士革拜访阿萨德的一支伊朗代表团重申了伊朗对叙利亚的承诺。
雪城大学中东研究项目主任迈赫尔扎德·布鲁杰迪说，“问题是，如果战事变得对阿萨德不利，伊朗会在哪个节点上放手？”
布鲁杰迪还说，如果有更多的证据出现，显示阿萨德的军队已经使用化学武器，那将提升继续支持阿萨德的政治成本。
今年早些时候，伊朗高官说，外国攻击叙利亚将被等同为攻击伊朗本土，在那以后伊朗领导人的措辞发生了转变。
一些分析人士说，对于美国更直接地介入叙利亚冲突的前景，伊朗甚至感到有些宽慰，这场冲突偶尔会被描述成“伊朗的越战”。
尽管美伊相互厌恶对方，最终，他们可能还是会在叙利亚问题上找到共同点。
卡内基国际和平研究院伊朗事务分析员卡里姆·萨德杰普尔说，“此刻，美国和伊朗正在叙利亚进行一场零和结果的间接战争，当阿萨德垮台时（如果他垮台的话），双方将会拥有一个共同的对手，那就是极端的逊尼派圣战分子。”

叙利亚高级外交官呼吁叙美进行对话

叙利亚外交部副部长Faisal al-Mekdad在大马士革办公室接受《华尔街日报》采访时表示，我们希望美国国会议员能够运用智慧，倾听正义的声音，而不是采取挑行动。
Mekdad警告说，大马士革不仅将反击以色列，也将打击叙利亚的邻国约旦和土耳其。前提是这些国家参与以美国为首的军事行动。
他说任何行动都将强化与“基地”组织存在关联的叙利亚造反派的力量，而不是美国试图支持的温和造反派的力量。
Mekdad说，美国国会授权政府军事打击叙利亚对叙利亚人民、美国人民以及该地区所有民众来说都将是一场悲剧。

朝鲜IOC委员：马息岭滑雪场或可用于平昌冬奥会

本月1日，朝鲜体育省副相元吉宇向日本媒体公开马息岭滑雪场建筑现场，并表示如果韩方和国际机构提出要求，可提供马息岭滑雪场用于平昌冬季奥运会。他说，韩朝共同举办奥运会，将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

国防部：朝核发展成实际威胁可随时“武器化”

韩国会国防委员会3日从国防部获得的资料显示，朝鲜核武器在2010年还停留在研发、试验阶段，但目前已发展成为“实际威胁”，即朝鲜可以随时将其“武器化”。从中国对朝鲜的态度变化来看也能证明其严重性。
国防部还说，朝鲜正在为重启宁边核设施做准备，继续进行导弹研发活动。

自民党批准保密法概要法案或无望在临时国会通过

日本自民党“情报秘密保护等研讨项目小组”在3日的会议上基本批准了对泄漏国家机密的公务员加大处罚力度的“特定秘密保护法案”概要。
会议对政府提出的概要中新增“不可非法侵犯国民的基本人权”等表述以缓解舆论对“国民知情权”和新闻报道自由的担忧表示了肯定。
政府有意向定于10月开幕的临时国会提交法案。然而有公明党干部认为“政策的优先位次较低”，加之党内讨论也尚未启动，难以预测法案能够通过。
身为该小组主席的前外相町村信孝在会后向媒体介绍，“不侵犯基本人权就是保护新闻的权利。”不过，公明党方面认为“有必要制定保护知情权与新闻报道自由的明确规定”，这或将成为执政党磋商的焦点。

英媒：搬掉蒋洁敏为国有企业改革铺路

《泰晤士报》3日刊登文章评论中国领导人习近平的反腐战役，称习的反腐在为国企改革做准备。
文章引述北京一位消息灵通的政治分析人士话说，对蒋洁敏的调查可能真是反腐。
与此同时，习近平希望通过搬走蒋洁敏这个绊脚石，可以为在国有企业的改革铺路。
作为国有企业的监管机构，蒋洁敏负责的国资委监管着中国113个国有企业，可以说是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
文章评论说，谁将取代蒋洁敏可以说对关系着未来国有企业改革乃至整个中国经济改革的未来。
国有企业是中国经济机器的心脏，蒋洁敏作为国资委的负责人则可以左右中国国有企业的决策和战略。
同时，蒋洁敏还曾担任过中国最大的国有企业之一，中石油集团董事长兼党组书记这一要职，对国有企业知根知底。
正因为这样的背景，蒋洁敏极力维护国有企业的利益，不愿意改变现状，成为国企改革的最大障碍。
文章说，蒋洁敏已经变成了中国既得利益集团的代表，国企改革的最大绊脚石，因此清除绊脚石对国企改革至关重要。

习近平：地方政府债务等困难处于可控范围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周二表示，中国确实面临地方政府债务、部分行业产能过剩等困难，但这些问题处于可控范围内，有能力处理好。
习近平是在进行国事访问前接受俄罗斯等五国媒体联合采访时做此表述的。他表示，中国经济基本面良好，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增长7.6%，与其他国家相比，经济增长处于高水平，而这样的增长速度，是良性调整的结果。
他阐明称：“如果我们继续以往的发展方式，我们会有更高的增长率。但是，在宏观政策选择上，我们坚定不移推进经济结构调整，推进经济转型升级，宁可将增长速度降下来一些，也要从根本上解决长远发展问题。”
他并提出，在7.6个百分点的增长中，内需贡献了7.5个点，经常账户盈余已处于国际公认的合理区间。同时，注重完善社会保障政策，稳定和扩大就业，上半年实现了725万人就业。中国有条件实现经济持续健康发展。

危机5年①金融危机改变世界

5年前雷曼公司破产第二天的9月16日，通用汽车董事长理查德•瓦格纳在创业100周年的致辞中表示出了危机感:“在过去100年里世界发生了巨大变化，但在这100小时内世界也发生了巨大变化”。
美国汽车产业销售额的三分之二依赖于汽车贷款。如果通货紧缩势头加速，那么带来的打击将无法预测。瓦格纳的预感不幸而言中。通用汽车在第二年6月破产，一度被收归国有。
2010年秋季，通用汽车实行国有化之后1年多时间完成了股票的重新上市，但其表现与曾经的通用汽车大相径庭。
“以金融支撑为前提条件的通用汽车经营模式走到了极界”,今年夏季美国政府汽车业重组专家组原首席顧问Steven Rattner回忆往事时这样说, “（在美国）恢复生产和恢复工资待遇都很难”。重振旗鼓的关键在于，偏重于美国的收益模式如何向新兴市场国家扩大。“通用汽车=美国”的等式崩溃，底特律市在今年7月宣告破产。
日本企业和通用汽车一样，遭遇了通货紧缩以及需求蒸发的局面。
“留心观察一下就会发现，大型企业的资金周转已变得岌岌可危”,一名日本政府相关人士这样回忆金融危机当时的状况。就连丰田汽车这样的大企业，为了保证万无一失，也向没有交易过的金融机构申请融资了。
2008年秋末，日本财务省、经济产业省、日本银行的高管一连多日在日本当时的首相麻生太郎的官邸聚首。时近年底，“资金周转问题严重企业名单”中尽人皆知的日本大企业也名列其中。
日产汽车就是公司债偿还金筹措问题受到普遍担忧的企业之一。其社长卡洛斯•戈恩与当时的日本银行（央行）总裁白川方明多次会面，诉说了制造业的窘境。之后日本政府及日本银行从2008年底到2009年春季通过购买公司债以及环保车补贴对汽车产业提供支持。
发生转变的不仅仅是企业。“美元资金从市场上消失了”，2008年9月，欧洲中央银行（ECB）行长让•克洛德•特里谢在电话会议的另一头喊出这句话时的情景，日本银行的高管都记忆犹新。
特里谢表示“很多欧洲金融机构都实施了极为大胆的次贷投资”，由于估计将出现“比1929年更严重的世界恐慌”，特里谢决定与美日的央行联手下调利率和采取非传统的措施。虽然此举避免了最严重事态的发生，但2-10年春季希腊的政治危机又引发了“主权风险”的难题。市场开始质疑支撑危机的国家的信用力。
市场的目光现在转向了因应对危机而导致公共部门膨胀的发达国家。国家与市场的紧张关系日益突出。
据美国麦肯锡公司的数据，其在危机中损失的金融资产约为2700万亿日元。另一方面，这五年主要国家政府的债务约增加了1800万亿日元，日美欧的央行向市场投放了500万亿日元。主要国家的公共部门大致接管了2000万亿日元，支撑了全球的经济发展。
不同寻常的金融政策支撑着趋于复苏的美国经济，今后需要寻找“出口”。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在5月份暗示将缩小量化宽松规模，这导致出现经常赤字的印度和印度尼西亚遭遇资金流出和货币大幅下挫。

危机5年②危机何时才算真正结束

5年前保尔森曾极力挽救处在崩溃边缘的美国，或者说世界经济。
很久未在公开场合露面的保尔森的话题几乎都在围绕中美关系展开。虽然未直接提及5年前的危机，但有一点发言引起了记者的关注。
保尔森在发言中表示，“我现在最大的担心不是在中国发生的事，而是在这里（美国）没发生的事，那就是经济的复苏”。
相比成为市场不稳定因素的中国“影子银行”引发的过度融资，保尔森似乎更加担心的是美国经济的复苏能力。
危机当时，科恩担任美联储副主席，是曾与保尔森和现任美联储主席伯南克等人共同应对过危机的权威央行人士。
科恩说：“一直令我遗憾的是当时应对危机的手段十分有限”。当时，因美国住宅泡沫崩溃而蒙受重大损失的雷曼兄弟负债过多，由于没有充分的担保，所以无法获得美联储的贷款。当时美国政府也不具备向金融机构注资的权限，雷曼兄弟除了通过自行筹措资金自救以外别无选择。
结果，雷曼兄弟破产造成了剧烈震荡，对此感到惊慌失措的美国政府急忙构建向金融机构注资的框架。总算是避免了因金融机构连锁破产而可能导致的大恐慌。而在之后的5年里，支撑全球经济的是包括新兴经济体在内的各国的财政支出和央行实施的超乎寻常的货币宽松政策。
由于美联储及日本央行大量购买国债，如今在国债市场上央行唱起了主角。“操控价格”的倾向增强，而离投资者自行承担风险的市场却越走来越远。
7月下旬，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华盛顿的总部召开理事会，各国纷纷表示“退出量化宽松的时机和信息发布十分重要”，向美国提出了信息公开的要求。
美国政府希望在经济复苏的同时寻求货币宽松政策的出口，但其与市场的对话稍被误读，世界经济便很可能再次陷入混乱。自伯南克5月份暗示缩小量化宽松以来，印度和印度尼西亚等新兴经济体的货币急剧贬值。市场对1997年的亚洲货币危机仍然记忆犹新，因此，此次也对美国退出量宽做出了应对准备。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Robert Glenn Hubbard曾警告称“美国存在国债泡沫的风险”。正如IT泡沫后又迎来住宅泡沫一样，美国在应对一个泡沫崩溃的同时又重新引发了另一个泡沫。此次，美联储通过大量购买国债来应对危机，但泡沫是否会接踵而来成为人们的担心。

金融危机让美国重返“大政府时代”？

雷曼兄弟破产后5年，加强对金融的监管成为了一种持续性的倾向。美国政府认为，如果对华尔街放任不管，形势将会失控，从而影响整体经济。因此，不该允许其从事高风险交易。限制银行对基金进行投融资等的“沃尔克法则”就在这样的背景下应运而生。
1929年，股价暴跌成为了大恐慌的导火索，出于对此事的反省以及保护储户，美国在1933年出台了禁止同时运营银行和证券公司的《格林斯-斯蒂格尔法》。同时还推出了旨在通过活用公共事业来振兴经济的《罗斯福新政》，这些政策成了“大政府”时代的象征。
不过，在里根总统上台后的80年代，美国政府为提高民间的竞争力，又重新放宽限制。美国再次进入了“小政府”时代。此后，1996年，一向重视政府积极作用的克林顿总统宣布“大政府时代已经结束”，并于此后的1999年废除了《格林斯-斯蒂格尔法》。然而，雷曼危机以后政府再次加强监管，“大政府时代”以更加浓重的色彩再度登场。
正如历史所预示的那样，“大政府时代”总有一天会走到终点。政府通过扩大财政支出来提振经济很容易导致财政恶化。另外，由于阻碍了民间竞争，也容易引起物价上涨。而当民众对“大政府”的这些弱点表现出不满、并对政治施压时，钟摆又将再次摆向另一方。
如果将财政和物价作为关键词展望美国经济，不难发现今秋将有两个值得关注的方面。
一个是美国朝野两党围绕债务上限展开的攻防。通过发行国债等获得的借款额将在10月～11月达到上限。奥巴马政权要求议会提高上限，也就是说允许“大政府”的存在。另一方面，在野党的共和党则要求削减开支，主张向“小政府”转变。
另一方面是美联储推出的量化宽松的走向。对市场进行介入的量化宽松支撑着美国经济从雷曼危机中走出，并步入复苏。但是，货币宽松政策存在导致物价上涨的风险。观测显示，从9月17日开始的美国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FOMC）将决定缩小宽松规模。届时，“大政府”将完成其使命，美国又将重新迈出“由官到民”的一步。
错综的信息可能成为影响眼下经济和市场的重要因素，但却不止于此。这些信息也可能正释放讯号，预示着难得一遇的转机的到来。在即将迎来雷曼危机5周年这一关键年份，“俯瞰大局”的视野也显得必不可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