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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领导人长期以来一直愿意倾听世行对经济问题的看法。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是直属于国务院的中国高级智库。去年应中国政府邀请，世界银行与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还共同制定出了长期改革路线图。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参与凸现了中国新一届领导班子对改革问题的重视程度。
世界银行中国局局长罗兰德表示，相关探讨仍处于初步阶段，改革建议未获得世界银行或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认可。他说，私有化的构想时有出现，而这样做总会是有利有弊，他希望能够对此进行深入彻底的思考。

推动这一计划的关键动力是，外界认为中国经济拐点已现，旧的增长模式已经行不通。第二季度中国经济同比增速降至7.5%，较几年前的两位数百分比增幅大大放缓，同时围绕过度投资和债务负担加重的担忧浮现。

长期以来私有化在中国是一个禁区；推进私有化的构想表明，世界银行很多人认为，若要阻止增长率下滑并逐步跻身发达国家之列，中国必须进行深入改革。中国国内外经济学家长期以来一直认为，政府对经济重要领域的掌控阻碍了竞争和创新。

世界银行与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在城镇化建议的相关报告中称，这项着眼政策分析的改革建议的假设条件是中国政府将转变角色，依赖市场机制运作。这些改革建议定于秋季发布。一项有关金融行业的报告原定于4月份发布，现在还不清楚这份报告未来是否会发布。

据参与相关计划的官员称，世界银行正在考虑提议对中国主要国有银行中的一家银行进行私有化。目前，中国大型银行的领导层是由中共中央组织部指派的。

一位官员表示，中国可以选择对哪一家银行进行私有化。这位官员称，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和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是两个合乎逻辑的选择。中国银行的国际覆盖面非常广，而对于交通银行来说，截至2012年年底，政府对交通银行的持股比例已降至26.5%左右（但政府依然是该行最大的股东）。

中国目前存在一些私营银行，但这些银行的规模要显著小于大型国有银行。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教授Vernon Henderson称，这项提议的主旨是推动银行业私有化进程，允许外资银行进入中国市场展开竞争，同时降低政府对银行业的管控，让银行更多地为股东负责。Henderson也参与了世界银行的这个项目。

世界银行官员及顾问还在考虑提出另外一项提议，使中国数亿农民能够出售自己的土地；此举目的是为了增加农民收入、鼓励农村人口向城市迁移以及整合农业用地。

面对意识形态阻力，参与世行项目的一些人试图从中共历史中寻找变革源头。他们指出，允许自由买卖土地是赋予农民“第三次退出权”。

美国三一学院(Trinity College)经济学家文贯中表示，“第一次退出”是指1958年毛泽东允许农民退出公共食堂，以缓解大荒时期的粮食短缺。第二次退出是指上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的农村包产到户，允许农民获得部分土地并保留部分土地收益。“第三次退出”意味着允许农民放弃集体化，给予他们出售或出租土地的自由。

据其他参与世界银行项目的人士称，文贯中的建议和思路得到世界银行的支持。

过去三十年，中国凭藉严格的人口户籍制度、土地的国家垄断和政府控制的金融体系实现了经济跃进。但这些控制也带来相当巨大的成本。中国农民工总数超过2.6亿，提供了廉价劳动力，但可怜的工资和福利对形成消费需求几乎没有帮助，中国内需只占国内生产总值的36%，远低于美国的70%。地方政府强占土地已成为社会不稳定的重要源头，土地贱卖导致过度建设和城市扩张。政策性贷款取代金融理性，使债台高筑的地方政府成为中国银行业不可承受之重。

土地私有化，无论怎样都会遇到实际层面和意识形态层面的阻力。复旦大学经济学家陆铭说，依靠低价收购土地、高价卖给开发商来创收的地方政府官员不会同意私有化。相比土地私有化，国有银行私有化将更具争议——控制金融系统一直是中央调控经济和抵御风险的根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