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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媒:金正恩因奥巴马多次请求而指示释放被扣美国人

朝中社22日报道称，朝鲜国防委员会第一委员长金正恩考虑到美国总统奥巴马多次发出请求而做出了释放“美籍犯人”杰弗里·爱德华·福尔的特别指示。报道没有介绍福尔被释放的其他理由。
分析认为，朝鲜强调释放福尔是鉴于奥巴马的请求，这表现出朝鲜欲与美国和解的意愿。特别是美国并没有派特使访问朝鲜，而朝鲜仍释放被扣美国公民，这引起各方关注。朝中社还说，朝鲜根据相关法律程序将福尔移交给了美国。据悉，福尔于22日获释后在平壤搭乘美国军机途经关岛，返回美国本土。

美国务卿：释放美国公民同朝鲜没有交易

美国国务卿克里说，在朝鲜释放美国公民杰弗里·福尔一事上美国没有同平壤达成任何交易。
不过克里表示，如果朝鲜采取行动向去核化方向迈进的话，美国愿意同平壤展开对话。
克里还表示，如果平壤回到谈判桌上，讨论朝鲜去核化的问题并真正开始采取行动，那么美国就可以最终开始“减少美国在地区的军事力量”。因为“威胁的本身减少了”。

韩外长：裁减驻韩美军是极其遥远的事情

韩联社华盛顿10月23日电正在美国访问的韩国外交部长官尹炳世于当地时间22日会见媒体记者时，就美国国务卿克里提及裁减驻韩美军一事表示，他的这番言论意在敦促朝鲜尽快回到无核化谈判桌上。裁减驻韩美军是在遥远的未来先实现无核化后才能谈论的事情。

韩国时隔43年后拆除朝鲜一直抗议的“爱妓峰灯塔”

每年一到圣诞节都会照亮朝鲜大地的爱妓峰灯塔终于历时43年谢幕了。军方官员10月22日表示，本月17日已经彻底拆除了京畿道金浦市爱妓峰瞭望台的灯塔。军方负责人表示“去年10月委托国防部京畿南部设施团对灯塔进行了安全检测，结果是有倒塌危险的D等级，所以决定拆除灯塔”。军方官员和金浦市计划今年年底前将瞭望台上剩下的其它设施也一并拆除，之后修建和平公园。　
爱妓峰灯塔一直以来都是韩朝心理战的象征。
60年代驻扎在这里的海军陆战队进行了“对朝广播圣诞礼拜”。某预备役海军陆战队队员表示“用16个高性能扩音器朗读圣诞节贺词，民间唱诗班唱圣诞颂歌”。设置在这里的圣诞树高15米，甚至在朝鲜境内也清楚可见，因此又被称为“巨大圣诞树”。1971年，高18米的爱妓峰灯塔建成后，圣诞树被拆除了。爱妓峰距离朝鲜仅2公里左右，不少脱北者证实“爱妓峰灯塔点亮时，在开城也能看到”。朝鲜每年都称爱妓峰点灯活动是一场“心理战”，威胁会进行瞄准射击将其击倒。　
2004年卢武铉政府在第二次韩朝将军级军事会谈上与朝方达成协议，决定停止在军事分界线地区的宣传活动，之后爱妓峰点灯活动被中断。2010年发生了天安舰被炸沉事件和延坪岛炮击挑衅事件后，李明博政府允许宗教团体继续进行点灯活动。

俄罗斯将为朝鲜改造铁路网

俄罗斯总统普京的亲信——远东发展部长亚历山大·加鲁什卡携俄罗斯经济界人士于10月20日开始访问朝鲜。访朝团一行将推动俄罗斯企业在朝鲜进行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与中国关系趋冷的朝鲜希望通过对俄外交寻求生存之路，俄罗斯则正在强化自身对朝鲜半岛的影响。
朝鲜全国的铁路总里程约为3500公里，改造计划的总费用约为250亿美元。主要资金将来自俄罗斯的政府和民间投资。据称作为回报，俄罗斯方面将从朝鲜获得黄金和稀有金属等矿产资源的开发权益。
俄罗斯方面主导该业务的是与普京政权关系密切的大型建筑公司莫斯特比克（音译），该公司曾承接过今年2月索契冬奥会的基础设施建设项目。今年俄朝两国高层官员交流之际，多次就强化经济合作达成共识，不过启动具体的基础设施业务还是第一次。

麻生呼吁在APEC期间实现日中首脑会谈

正在北京出席亚太经合组织（APEC）财长会议的日本副首相兼财务相麻生太郎22日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张高丽进行非正式接触，呼吁应在11月APEC北京峰会期间举行日中首脑会谈，恢复两国的“战略互惠关系”。
麻生在非正式接触后透露了上述内容，但没有提及张高丽的发言内容。二人站立交谈了7、8分钟。中国财政部部长楼继伟也在场。
麻生在交谈中指出，日本对华投资正在大幅减少。他表示“举行日中首脑会谈对进一步改善两国关系非常有意义，考虑到战略互惠关系，必须认真会谈”。
针对首相安倍晋三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首脑会谈能否实现，麻生在交谈后对媒体表示，“这取决于中方而非我们，我认为首脑会晤更符合双方的利益”。

美政府称将把日美防卫指针修订推迟至明年4月

美国政府负责人日前透露，日美两国政府原定于今年年底完成的《日美防卫合作指针》修订工作可以推迟至明年4月前后。两国政府计划把解禁集体自卫权的日本内阁决议反映到本次修订的内容中。

美国同意推迟修订日美防卫指针相比期限更重内容

美国政府官员之所以同意将《日美防卫合作指针》修订时间推迟至明年4月前后，是因为与坚守此前达成一致的今年年底这一期限相比，美国更重视能在新指针中明确写入因安倍晋三内阁解禁集体自卫权而改变的日美合作内容。
然而，日本执政党内部要在有关集体自卫权等安保法制建设的讨论中统一意见并非易事。即使修订推迟至明春以后，集体自卫权能在新指针中得到多大程度的反映也难以预料。
安倍内阁刚刚于今年7月通过修改宪法解释解禁了集体自卫权。因此，本月8日公布的新指针中期报告指出，将在新指针中“恰当反映”行使集体自卫权时的日美合作内容。
为了规定行使集体自卫权时自卫队如何使用武力，需要对《自卫队法》等进行修改。目前修订法律的论点尚未完全得到梳理，若在今年年底敲定写入新指针的行使集体自卫权的具体情况，将会造成过于草率的印象。

俄外交部不评论俄中起草信息安全协议的消息

俄罗斯外交部新挑战与威胁问题司司长伊利亚·罗加乔夫周三向俄新社表示：“我不评论俄罗斯和中国签署在国际信息安全领域合作协议的问题。我们与我们的战略伙伴中国同时在数个方面相互协作，有系统、密集的从事国际信息安全领域的工作，也与其它国家从事这项工作。”
《生意人报》周二表示，俄罗斯和中国可能近期签署国际信息安全领域合作的协议，即有关信任和防止网络事件升级为大规模冲突措施的协议。该报接近克里姆林宫的消息人士说，国际信息安全领域合作双边协议可能在俄罗斯总统普京11月10日（参加亚太经合峰会）访问北京期间签署。还有两名联邦官员证实了这个消息。
俄中第二轮信息安全问题磋商于10月15日至16日在莫斯科举行，俄罗斯代表团由俄罗斯总统信息安全领域国际合作问题特别代表安德烈·克鲁茨基赫率领，中国代表团由中国外交部网络安全事务协调员傅聪带队。双方证实准备联合打击利用通信技术干涉国家内部事务、破坏国家主权、扰乱公共秩序和用于其他恐怖主义活动和犯罪目的。

专家：冷战后的世界新秩序问题仍悬而未决

俄新网RUSNEWS.CN索契10月22日电俄罗斯国际事务理事会总裁伊戈尔·伊万诺夫认为，“冷战”之后世界上没有任何方面认真建立过世界新秩序，对待国际法基本原则的任意态度导致对整个国际社会威胁的产生。
他在“瓦尔代”国际辩论俱乐部会议期间说：“很遗憾，由于各种原因‘冷战'后没有任何方面认真建立过世界新秩序。美国曾建立过单极世界，欧洲在扩张努力中首先统一了德国，随后建立统一货币空间，俄罗斯90年代曾忙于生存，中国忙于解决自己的问题。我们甚至未在任何地方遇到有关新世界秩序应该是怎样的认真建议。”
他认为，目前的问题是“没有规则的游戏既不符合”强国，也不符合弱国和中等实力国家的利益。他说：“问题不在于是否按照规则，问题在于每个国家都在解释游戏的某些规则。”他支持，还没有任何一方取消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
他指出：“由于各种原因，‘冷战’后国际舞台上开始对待国际法基本原则的不认真、任意态度的时期。我们逐渐陷入这种态度不仅威胁一个国家还威胁整个国际社会的境地。”
他解释说，这里指的是战略失误。他表示：“2003年的一个战略失误导致我们今天在伊拉克和叙利亚境内遇到伊斯兰哈里发。第二个失误或导致这些人拥有核武器。这一系列战略失误将使所有国家的安全受到严重威胁。”

令计划胞弟受到调查

据香港《南华早报》周四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前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助理令计划的胞弟令完成在中国受到调查。
该报指出，据悉，更以化名“王诚”为人所知的令完成，前不久离开中国，并借道香港和新加坡抵达美国。后来他返回中国大陆，但目前还不清楚这是否是出于其自愿还是中美当局合作的结果。据消息人士称，令完成是个成功的商人，也是高尔夫球球迷，他总是远离政治。他已成了在中国当局进行的调查中又一个被捕的令计划的身边人。
该报指出，令完成的被捕是北京在对令计划的调查上又迈进了一步。该消息人士认为，该调查可能会成为继周永康之后在中国的第二大政治丑闻。

司法独立：依法治国之关键

政改的切入点应优先考虑法治改革，因为法治改革最容易达成共识、成本最低、最安全、风险最小、最可能避免动荡。法治改革当以司法改革为核心，以宪法共识为前提。宪法共识的落脚点，是落实宪法第5条违宪必究条款。因此，必须建立违宪审查机制。长远而言，应建立宪法法院，或宪法委员会。当下，可行的方案是将全国人大常委会的立法合法性审查机制做实。现行法律已经规定公民可依《宪法》第41条、《立法法》第90条向全国人大常委会上书，提出对立法进行合法性审查，但这项重要制度长期被虚置。应该成立专门机构，规定具体的审查程序，扩大申请主体，法院亦有权就审判中涉及的立法合法性问题申请审查，明确答复的期间和方式，规定救济机制。同时，作为宪法共识的重要一环，应明确肯定社会主义宪政。
制度反腐机制，即法治与反腐相结合的议题，强调四点：
第一，实行官员财产公开制度。官员财产公开是各国的通行作法，目前全球至少有137个国家在执行官员财产公开的规定，中国的香港、澳门、台湾亦施行官员财产公开制度。考虑到反腐是一场“自我革命”，除一定程度上技术性地对腐败“原罪”既往不咎，可从新任领导干部开始实行财产公开，从厅以下干部开始公开。
第二，整合现有的反腐机构，考虑借鉴香港的经验，分离检察机关的反腐职能，与中国特色的纪委整合，建立独立、统一的廉政公署。廉政公署全权负责一切反贪事项，依法独立行使调查权，不受任何组织和个人干预。
第三，与独立反腐机构的建立相配合，促进纪委“双规”的法治化，依法反腐，而非依党纪反腐。
第四，保障言论自由，激励民间反腐。
上述三个关键汇集起来，都指向司法独立原则。司法独立是司法有效运作的必要条件，实现司法公正的前提和保障。司法独立是法治的基本准则，是常识，是底线，不可回避，不可再退。司法独立程度的高低衡量一国的法治水平。司法独立也为诸多国际文件明文规定。1982年国际律师协会《司法独立最低标准》、1983年世界司法独立第一次会议通过的《司法独立世界宣言》、1985年联合国《关于司法机关独立的基本原则》、1998年10月中国签署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等国际文件，都对司法独立提出了明确要求。
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通过后，新一轮司法改革方案紧锣密鼓地筹备，均指向司法去地方化、去行政化的改革道路，力图提升司法的独立性，但进行得并不顺利。很大原因在于《决定》部分触及深层次的司法体制改革，涉及利益格局的调整，改革面临阻力、存在分歧。来自地方党政司法部门的不配合，将成为落实《决定》所面临的最大挑战。
司法独立的关键正在于理清司法与党的关系。党对司法的领导体现为政治、思想和组织领导；但党不干预个案，应成为基本原则。正如1979年64号文明确指出，“党对司法工作的领导，主要是方针、政策的领导。各级党委要坚决改变过去那种以党代政、以言代法，不按法律规定办事，包揽司法行政事务的习惯和作法。”“加强党对司法工作的领导，最重要的一条，就是切实保证法律的实施，充分发挥司法机关的作用，切实保证人民检察院独立行使检察权，人民法院独立行使审判权，使之不受其他行政机关、团体和个人的干涉。国家法律是党领导制定的，司法机关是党领导建立的，任何人不尊重法律和司法机关的职权，这首先就是损害党的领导和党的威信。党委与司法机关各有专责，不能互相代替，不应互相混淆。为此，中央决定取消各级党委审批案件的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