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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鲜为吸引经济特区投资提供一条龙服务

韩联社丹东10月17日电朝鲜对外经济省国家经济开发总局课长金正植17日出席在中国辽宁省丹东举行的朝中经济贸易论坛，介绍了朝鲜经济特区的投资环境。他表示，朝鲜将构建一条龙服务体系，为全国20个经济特区的外国投资者提供最大便利。
金正植说，当前朝鲜各道在按部就班地进行经济开发区建设工作。各道一方面根据经济和地理形势及国际市场动向而制定总开发规划，另一方面，为了吸引外国投资而开展相关工作。朝鲜将在开发区建设上严格遵循“先基层结构，后上层结构”的原则，打造世界级开发区，还将对投资电力、通信、交通等基层结构的外企提供更大的优惠和便利。今后，朝鲜将简化来往开发区的人员和物资出入境手续，并构建一条龙服务体系，尽量保障投资者获得最大便利。

安倍在亚欧首脑会议上与李克强寒暄

16日晚，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在意大利米兰出席亚欧首脑会议的晚宴后与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进行了寒暄。随行的日本官房副长官世耕弘成17日向媒体透露了这一消息。亚太经合组织（APEC）峰会即将于11月在北京召开。为了促成届时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首脑会谈，这一寒暄意在营造出双方关系改善的氛围。
据称，两人没有谈及11月APEC峰会相关话题。

日外相与美国驻日中韩三位大使会谈

日本外相岸田文雄17日在东京与美国驻日大使卡罗琳·肯尼迪、驻华大使鲍卡斯、驻韩大使金成进行了约30分钟的会谈，就朝鲜等东亚局势交换了意见。该会谈是由美国大使方面提议的。
据分析，岸田可能是结合在历史问题及岛屿主权问题上对立的日中、日韩关系现状，为实现这两国领导人与首相安倍晋三的首脑会谈询问了三位大使的看法。

安倍与普京在米兰会谈就政治对话重要性达成一致

安倍晋三当地时间17日上午在米兰同俄罗斯总统普京进行了约10分钟的会谈，双方一致认为日俄间进行政治对话很重要。随行的日本官房副长官世耕弘成向媒体透露了上述消息。
双方确认了将促成在11月亚太经合组织（APEC）北京峰会期间举行日俄首脑会谈。安倍还就乌克兰局势表示：“十分期待发挥领导力确保停战协议的充分履行。”

中国与越南达成协议共同管控南海冲突

路透社引述中国官方媒体今天报道，中国和越南同意妥善处理和管控好海上分歧。中国总理李克强周四在米兰举行的亚欧首脑会议间隙会见越南总理阮晋勇时表示，两国应当妥善处理和管控好海上分歧，为双边合作营造必要和有利环境。
中国官方消息说，经过双方共同努力，两国克服了前段时间遇到的困难，双边关系逐步恢复。报道还说，越南总理阮晋勇愿意与中方推进基础设施、金融、海上共同开发等领域合作。

香港旺角一度聚集九千人警方拘捕26人

旺角大批示威者在周六清晨重新聚集旺角。警方估计当时约有9,000人在旺角占路。
香港“占中”行动星期六（10月18日）进入第21天。大批示威者在周六清晨重新聚集旺角，企图重夺占领区，期间与警方多次发生冲突。
示威者多次推开铁马冲突警方防线，警方亦多次发射胡椒喷剂，并用警棍驱赶示威者。在昨夜今晨的冲突中，香港警方共拘捕26人。
警方凌晨二时半发布的新闻稿称，估计当时约有9,000人在旺角占路。
警方说至今已拘捕26人，包括23男3女，年龄由21至52岁，涉普通袭击、刑事毁坏、行为不检、拒捕、阻差办公及藏有攻击性武器等罪名。
警方还说在行动中有15名警察受伤，包括被示威者雨伞刺伤，以及头部手部和肩膀受伤。
午夜过后，警方退出了弥敦道。示威者扩大了占领地盘。他们占据旺角多条道路，并重设路障。
明报报道，在旺角弥敦道与亚皆老街交界处，有示威者用木板、铁马及装满沙子的大桶作路障，并不断将路障向前推进。
旺角周五（17日）晚开始再次发生警民冲突。至凌晨示威者与警方冲突加剧。当地交通再次陷于瘫痪。

港媒：“占中”示威者再占旺角弥敦道

《明报》以“再占弥敦道”为题报道说，旺角在警方大规模清除路障不足12小时后，星期五（17日）晚上示威者再次与警方爆发冲突，突袭警方防线。警方多次举起黄红旗、施放胡椒喷雾及使用警棍驱散人群，但苦战五小时后仍未能控制场面，示威者重新占领弥敦道。
《大公报》和《文汇报》则分别以“反对派挑起旺角骚乱”和“目无法纪！‘占旺’竟夜骚乱”为题报道了这一事件。
《星岛日报》社论标题为“以‘乱’作筹码只会破坏对话”，指出学联以为持续占领可向政府施压，其实真正受压的是他们自己。因为市民的怨气已经盖过对学联的同情，若不停战收兵，只会愈输愈少，更不利于透过对话争取诉求。
《苹果日报》社论则称，香港绝大部分示威者都以和平理性的方式回应警察的镇压，而当前香港最大的危机是自梁振英上台以来特区政府的急速赤化，“赤化最主要表现，是与市民生活最多接触的警队的大陆公安化”。
香港各大报纸也都关注了民主派议员开展的不合作运动。民主派议员宣称配合占领行动，将在立法会开展一系列不合作抗争，除了迫切的、没有争议的民生议题外，政府申请的其他拨款都不通过。
《明报》社评指出，泛民议员在立法会占有27席，若他们透过发问、质询方式瘫痪政府施政难度不大。但社评反问，泛民这样做，为何市民要为此付出代价？为何拖垮政府就可以达致民主？
社评还说，不少人认同争取民主，但对占领干道的做法十分抗拒，认为即使争普选多有道理，也不应该牺牲市民的利益、不应该把香港的福祉作赌注。
《文汇报》社评也表示，议会无法运作和政府全面瘫痪，最终受害的还是普罗大众，“反对派议员将经济民生当作筹码敲诈政府，广大市民一定不会允许，一定不会支持”。

施明德：北京政府和媒体扭曲了港人目标

法广：您在台湾从事民主运动数十年，您怎么看目前香港由青年学生主导的公民抗命运动？您是否理解这些青年人的执著？
施明德：由于我的生命历程，所以我对全世界（不只是台湾）发生的各种民主运动或者是反抗运动都很关心。
香港的运动不是今天才发生的，只是因为它这一次的行动让国际社会看得比较清楚。其实，香港人从97年回归之后，就面对着未来新的命运。在英国统治下，它享有的是法治，享有的是繁荣，享有的是自由，它期盼能够在回归之后比在英国统治下更好的，就是民主。在97之后，中国政府也同意“一国两制”，香港人治港，而且答应在17年之内，给予他们选特首的权利。所以，香港人今天站出来要求的特首直选，是北京政府早就承诺了的事情。但是，他们（北京政府）用一个半吊子的民主方式，让候选人必须经过一番不同的筛拣，这是违背全世界自由化基本原则的。所以，这（港人抗争运动）看起来是偶发的，事实上它已经酝酿很久。
全世界的民主运动或者反抗运动都不可能一夜之间突然蹦出来。首先一定要有那种情绪，那种反对的情绪，不满的情绪，或者是希望改革的情绪，要有那个气势、气氛存在，要把气氛转变成一种势力，那当然要看整个的状况和机会。全世界的民主运动从反对的气势、内心的期待、那种热情转变成实力，一定要有理想：目的是什么？理想是什么？第一要有理想，第二要有组织，第三，一定要有领导，第四一定要有策略，第五，一定要宣传，第六，当然是要有经费。这些是条件。
我一直在注意着香港的事态发展，我也曾对香港朋友不客气地讲：在我们台湾人看来，你们香港人就是经济动物，比较在意的是经济上的发展……
法广：但是，这一次的运动是否正好反映出：恰恰相反，香港人在权利问题上非常坚决，不想让步？
施明德：那很好啊！就是要这样。我是想说这几年，真正是有“香港人”在出现，他们不只是要求经济上的繁荣持续、生活上的持续改善，他们也希望享有自由，享有民主，享有尊严。就是说，有一个“香港人”的意识出现。但是，我必须要讲，北京政府或者是他们的机关报是把他们（香港人）的目标扭曲了：第一，这不是香港在争独立，第二，香港不是要选总统，他们只是像台湾要选一个台北市长而已。我觉得香港人的这些要求非常卑微，在全世界来看都是非常卑微的，这就是为什么他们遭遇催泪弹让很多人都去关心这件事，他们的要求真是非常卑微。
法广：您刚才提到这样的民主运动需要有领导。这次运动虽然由学生率先发起，也有“占中三子”在此之前发出公民抗命、和平占领中环的号召，但它后来实际的发展变成了一次特别自发的运动，没有明确的领导核心。就目前的这种形势，您认为双方怎样才能走出僵局呢？而且，学生目前是与政府对话的主体，您怎么评价这种局面？
施明德：全世界的所有抗争或者自由运动、民主运动，都分为两种。一种是有限的抗争，另一种是无限抗争，无限抗争就是革命，不择手段，要推翻旧秩序、旧势力，重建新的政经结构。有限抗争，就是以和平方式，非常自主性地达到局部目的，香港这次发生的就是有限抗争，它的目的、理想非常清楚，就是香港特首普选，以干干净净、符合普世价值的方式，来产生香港的领导人，它不是要争香港独立，不是要选香港总统，所以，这是一次有限的抗争。
当然，我今天（10月10日）也看到了，原本计划今天对话，但香港政府又拒绝了。这就是说，在这次运动里欠缺组织，欠缺有效的领导，自然就很难有持续性的策略，或者是持续性的宣传，只是因为香港那个地方曾经是亚洲的明珠，所以国际媒体经常聚集在那里，从这一点来说，香港是占据了很好的优势。但是，对统治者来讲，对北京来讲，一个运动没有领导，没有组织，也会很危险，因为没有沟通对象，而且也不可预期，然后就也可能有偶发的、或突发的、激进的事件，无论是卧底的那些人，还是反抗者主动的行为，发生一些不可预测的状况，那时候就会发生比催泪弹更严重的反应，这对北京政府来说是不好的。
法广：但是现在双方都处于一种没有退路的状态，怎样打破这样的僵局呢？
施明德：我不认为这件事没有退路，当然有退路。特首直选是97以后香港基本法（承诺了的）。作为台湾人，我们都承认香港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区只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下的一个特别行政区，所以，已经承诺要给的，就应该给。
香港正在发生的事全世界都在看，台湾人也在看。中央政府有领导，可以做出全盘性的策略，或者沟通，争民主的这一方如果没有领导，就不可能有策略，也不可能长期掌握代表性和谈判的规划。所以，我期盼着香港已经开始了十几天的运动急速地形成组织、领导和策略。
法广：关于香港的这些民主运动，去年年底，有一些香港的民主派人士曾经到台湾，与台湾的民主团体交流经验，特别是同您有过会晤。最近，一些媒体又旧事重提。从大陆媒体以及香港亲北京媒体的报道中冷嘲热讽的语气来看，好像他们把这些会晤看作是香港学生运动受人指使，受人操纵，被人利用。您作为当事人之一，您怎么看这件事？
施明德：我想，追求民主没有国界。自由、平等、博爱、民主、人权都是普世价值，一个真正关怀人类核心价值的人，不会只是关怀自己的国家，自己的社会，他一定也会关怀别的国家的事务，把这种关怀形容成勾结，有意义吗？香港特首直选对我们有利益吗？对我有利益吗？当然，我必须很坦白地说，这些攻击和辱骂、冷嘲热讽对我来说还算温和了。几年前我领导红衫军的时候，民进党是如何地丑化我、对我泼粪、捏造、甚至把我的女儿和未婚的前女友找出来羞辱我，我不得不提出十几项控告，这些控告我全部胜诉。所以，相比而言，北京政府和香港那些亲共媒体的这次“冷嘲热讽”在我看来，还算轻微了。这是在攻防当中必然会发生的。
法广：但是，最近好像台湾媒体又重新提起去年年底你们与香港媒体大亨黎智英先生会晤时，黎智英做了一份会晤录音。一些媒体对此大肆炒作……
施明德：那时候我正在罗马，我看到相关消息也只是笑了笑。其实，这没有那么重要。那次会晤并不是只有黎智英先生，还有几位推动香港特首直选运动的领袖同我们聚会。我想，这么重要的会议有人录音，我认为很好，这些事情都是坦坦荡荡的。有人录音才有可能存证，所以，我事后得知有人录音觉得很不错，我没有像范可钦先生那样，那么激动。事情看多了以后就会觉得，如果没有录音，没有记录的话，将来面对历史的整理就会有落差，如果有录音为证，将来整理起来就不会太偏颇。我做这些事情坦坦荡荡，没有觉得（有录音）有什么不好。

习近平正在重新撰写中国的“权力之书”

习近平以难以想象的速度，在2年时间里在自己的手中积累起毛泽东时代后任何一位中国领导人所没有的权力。
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这样写道。有些人甚至认为，党内出现了新的独裁者。但他本人则把自己看成是统领中国走向新高度的人物。为此，他在中国掀起了大规模的反腐攻势，导致很多党内高官被清洗。最近一段时间里，已有2000多名高级干部失去了官位。而且，他对提拔他的人也毫不手软。最近的一个例子是，刚刚就职一年多的广州市委书记万庆良被开除出党，其案件开始进入调查程序。
习近平的战术让党内从上到下的很多官员们感到恐惧。那些认为这仅是“杀鸡儆猴”的人失算了。而且，习近平对“猴”并不怜悯。很快，曾经不可一世的徐才厚将军将被送交法庭，而拥有更大权力的周永康，也从6月份开始被监管起来。习主席提出了复兴中国的构想，并要落实“中国梦”。在他的领导下，越来越多地传出声音，要恢复中国在欧洲人到来之前在亚洲的地位。而且，习近平的做法让很多中国人敬仰。《基督教科学箴言报》认为，即将举行的全会，将确定其路线，并巩固他的权力。
习近平巩固自己路线的另一种方法是遵循民族传统。美国《纽约时报》继续就此题目评论道。分析家们认为，习近平将自己想象成古代的统治者 – 冷酷但智慧，在忠诚的部长和专家顾问的协助下统领国家向前推进。最近一段时间里，他多次提及遵循民族价值观和传统的重要性。认为，数千年前，中国人民选择了有别于其他民族的发展之路。他指出，沿着这样的道路，中国走向了富强，中华文化对其他民族的影响力得到了增长。习主席常常引用孔子和其他古代智者的名言警句，使专家们产生了这样的想法，即古代圣人在其文稿中所描述的国家，习近平认为更贴近于理想。也许，将共产主义理念与孔子及其追随者们的哲学观点结合起来的想法，也将在全会上通过某种形式体现出来。《纽约时报》这样指出。
亚太地区出现历史规模的地缘政治瓜分浪潮。德国《时代周报》这样写道。在这个地球上人口稠密且发展迅速的地区，正在形成新的、力量强大的由中、美、日、印组成的“四角体”。在21世界全球政治中，这个庞大的“体”将扮演决定性的角色。曾经一直处于影子后面的亚洲，正迈开步伐，去寻找力量平衡的世界的未来。暂时还不明确，其结果将是什么。但显而易见的是，中美关系将扮演最为重要的角色。几年前，很多人担心这两个国家将在亚太地区打造某种G2集团。但现在，甚至都没有人再提及这件事情。
相反，更为可能的是新的对抗，或者说是新冷战。中国试图将美国从太平洋西部地区赶出去，而华盛顿却不准备退却，且力图对越来越富有进攻性的“天朝”实施打压。中国在南海、在太平洋北部地区的沙文主义，让本地区从河内到东京的邻国感到惊恐。有关西沙和南沙群岛的争执一直甚嚣尘上，各种碰撞总在潮起潮落。而北京和东京因无人烟的钓鱼岛之争，关系也变得越发紧张与危险。因此，太平洋国家尽管与中国的经济关系愈发紧密，但他们将更加积极地躲在美国的“雨伞”背后，这种趋势毫不令人奇怪。《时代周报》这样总结道。
中国最高法院、最高检察院、公安部和外交部近日通过联合声明，呼吁那些犯下经济罪并逃亡国外的案犯自首。英国路透社对此进行了报道。如果上述人士在12月1日前回国，主动到护法机构投案，那么对他们的处罚将很轻。中国公众对腐败分子外逃问题一直感到忧虑。一些资料显示，在过去的5年时间里，最少有100万中国官员和他们的家属向国外汇出百千万计的美元资金。这些新富翁在那些没有和中国签署引渡经济案犯协议的国家中苟且偷生。路透社这样写道。
颇为有趣的是，日本政府最近正在审议有关针对中国富人弱化签证制度的问题。《日本时报》这样写道。去年，中国游客数量几乎达到100万人，对于日本来说，这是一项重要的收入源泉。另外，中国富人也对向日本投资显示出极大的兴趣。在这种情况下，谁也不会看重投资资金来自何方，毕竟，生意就是生意。《日本时报》总结说。

四中全会将围绕“有法必依”问题制定路线图

7月末，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决定今年10月在北京召开中共十八届四中全会，主要议程是研究全面推进依法治国重大问题。
多位专家分析认为，十八届四中全会将议题锁定为依法治国，其中蕴含的信号值得揣摩。做到“有法必依”，让法律的切实施行不再成为难题，或将是下一步推进“依法治国”需要重点讨论和解决的关键议题。
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杨小军近日撰文指出，法治的核心命题，是权大还是法大。如果是权大于法，那么执掌权力的个人就会凌驾于法律之上，法治就会变成权治，权治就会变成人治，那是国家的灾难，民族的灾难，当然也是执政党的灾难。如何解决好二者关系，他以为至少有三点。第一，至上规则。党必须和善于通过法律来治国理政，宪法和法律既是人民的意志，也是党的意志，是二者意志的高度统一。任何个人的意志和行为，任何权力的行使，都只能在党的意志和人民意志之下，而不能在其之上。第二，底线规则。法律是人们行为的底线，是社会秩序的底线，如果击穿这个底线，党、国家和社会就会出大问题。第三，践行法治。无论是至上规则还是底线规则，都仅仅是规则，而不是事实。法大于权，不能仅仅停留在口头上，关键是要落实在实践中、行为中。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这三个概念不完全一样。”著名法学家江平教授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谈到，法治社会的一个很重要的核心内容就是如何实现市场管理的法治化。如果讲到法治政府，那当然很明显了，就是讲公权力怎么来实现法治化，政府的权力不能过大。如果涉及到法治国家，或者是依法治国的概念，那么这包含立法、司法、行政，甚至军队在内，这是我们将来一个大的法治国家的概念。这三个层次不太一样。法治实际上就是怎么样来贯彻治理国家的现代化的模式，就是把我们过去的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国防现代化等提升一步到治理国家的现代化。
国家行政学院教授竹立家则指出，有法可依的问题已经基本解决，现在要解决的是有法必依的问题。自“依法治国”理念提出以来，我国法律体系逐渐完善，十八大前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经基本构成，因此，十八大提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如何才能做到“有法必依”？这就是四中全会要解决的问题，制定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路线图。
武汉大学宪政与法治国家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秦前红教授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多次场合下讲到改革必须要有法治方式和法治思维，必须在法治的框架内进行，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利益更加多元，社会矛盾交织，要求处理好改革与法治的关系，依法治国自然而然成为改革的路径选择。十八大之后采取了高频度、高强度的反腐措施，这些举措赢得了社会的高度认可，但是这种反腐方式难以治本，没有配套的制度建设，反腐将会出现前腐后继的现象，这也就要求进行法治国家的建设，打造好制度的笼子。大家的解读基本上是一致的，就是表明执政党和国家会更加重视依法治国的议题。这是执政党基于社会各种形势的变化和社会期待的一种判断，也是执政党保持自身优势的举措。执政党不是国家机关，但在中国社会具有特殊地位，执政党把依法治国作为中央全会的主题，这个行动本身就具有高度的象征意义。中国的法治发展将迎来一个新的契机。
海南大学法学院诉讼法学教研室主任王琳认为，法治的实质是良法之治，有法律不等于有法治，只有制定良好的法律并得到全社会一体遵行，法律能够自动运转，才可以算得上是真正意义上的法治。问题在于，推行法治触及执政者的根本利益，必然会遭到各种明里暗里的抵制。“第五个现代化”，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提法，这是自1954年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明确建设“四个现代化”以来，执政党对国家建设战略目标的重大调整。“依法治国”从过去单纯的治国方式方法提升到了“既是手段也是目标”，并伴随“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提出，获得了独立地位。而如何为中国的法治建设注入强大的动力，让法律的切实施行不再成为难题，或将是下一步推进“依法治国”需要重点讨论和解决的关键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