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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辛格谈国际新秩序

利比亚正处在内战之中，原教旨主义军队正在建立一个跨叙利亚和伊拉克的自封的伊斯兰教王国，而阿富汗年轻的民主政权正濒临瘫痪。除这些麻烦外，美国还面临与俄罗斯关系重现紧张的问题，同时还要处理与中国的关系，而中国既承诺与美国合作，又在公开指责美国。作为当今时代基础的秩序概念处于危机之中。

长期以来，对国际秩序的探索几乎完全是由西方社会的概念来定义的。二战后的几十年来，经济实力和民族自信心都增强的美国开始承担起国际领导者的责任，并为国际秩序增添了一个新的维度。作为一个在自由和代议民主制的明确理念上建立起来的国家，美国将自身的崛起与自由民主的传播等同起来，并认定这些因素能够带来公正和永久和平。欧洲实现秩序的传统做法是认定民众和国家有与生俱来的竞争性，为遏制彼此之间相互冲突的目标所带来的影响，欧洲依靠力量均衡以及开明政治家协同努力。美国盛行的观点认为，民众具有内在理性，而且总是倾向于作出和平妥协，并尊重常识。因此，传播民主就成为国际秩序的首要目标。自由市场会提升个体地位、使社会富足并用相互的经济依存来取代传统的国际竞争。

为建立国际秩序所做的这一努力已经在很多方面开花结果。世界多数地方都建立了大量的独立主权国家。民主以及参与式治理的光芒虽然还没有照耀到世界各个角落，但也已成为一个共同愿望。

从1948年到世纪之交在人类的历史长河中只是一个小小片段，人们在这一时期初步建立了以美国理想主义、传统的欧洲国家理念和权力平衡为主的全球秩序。但世界上还有很多地区从未认同西方的秩序概念，只是勉强默认而已。这些持保留意见者如今不再选择沉默，乌克兰危机以及南中国海(South China Sea, 中国称南海)问题便是证明。由西方建立并称颂的秩序目前正处于一个十字路口。

在中东地区，宗教武装肆意突破边境，侵犯主权。首先，国家这个概念（即参与国际生活的基本正式单位）本身已经面临着多种压力。欧洲已经开始超越国家界限、并主要以软实力规则为依据制订对外政策。然而值得怀疑的是，对从战略概念衍生出来的合法性的认可能否维持国际秩序？欧洲尚未对自身赋予国家属性，所以导致欧洲内部出现权力真空，而在其边界也出现了权力失衡。与此同时，中东部分地区也在相互斗争中陷入了宗派林立的局面，其背后的宗教武装和势力肆意突破边界，侵犯主权，产生了一些自己的领土无法做主的失败国家。

亚洲面临的挑战与欧洲恰恰相反：亚洲的力量均势并非建立一致认可的合法性理念之上，这会将一些分歧推到对抗的边缘。

国际经济与表面上管理它的政治机构之间的冲突还会削弱维护国际秩序所必需的共同使命感。经济体系已经变得全球化，而世界的政治结构仍以国家为基础。经济全球化本质上忽视国界。外交政策虽然力争使各国就其在国际秩序上相互冲突的诉求或理想达成和解，但肯定了国界的存在。

这一发展催生了数十年的持续经济增长，期间爆发强度似乎不断升级的周期性金融危机：上世纪80年代在拉美，1997年在亚洲，1998年在俄罗斯，2001年和2007年在美国，2010年后在欧洲。赢家对这一体系没有什么反对意见。但输家（比如欧盟南部成员国等陷入结构性设计失误的国家）寻求通过一些否定或至少阻碍全球经济体系运转的方案来解决自己的问题。

国际秩序因此面临一种自相矛盾的局面：它的繁荣取决于全球化的成功，但全球化过程引发的政治反应常常有悖于其初衷。

当前国际秩序再一次崩溃将意味着，大国间就最重要的问题进行协商并展开合作的有效机制并不复存在。眼下全球举行多边论坛的次数超过了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在这样一种背景下，上述批评听起来似乎有点不合时宜。然而，这类会议的性质和召开频率妨碍了长期策略的细化。在这类会议中，最好的情况是，与会者围绕悬而未决的技术问题开展讨论，最坏情况是，会议变成一种类似“社交媒体”活动的新峰会形式。当代的国际规则和规范架构若要保证其影响力，那就不能仅仅通过联合声明来确认，而必须作为一种共同信守的东西来培育。

内部结构和治理方式的各异形成了不同的势力范围，国际秩序崩溃带来的惩罚与其说是引发国家间的大战（尽管在某些地区仍存在这一可能），不如说是这些势力范围的演化。在边界区域，面对其他一些被认为不具备正当性的实体，每个势力范围掌控者都有可能忍不住去测试自己的实力。相比国家间的斗争，地区间的对抗可能更容易让国家衰弱。

当前对国际秩序的追求需要我们有一个具有连贯性的策略，在不同地区内部建立一套秩序概念，并把这些区域性秩序关联起来。这些目标不一定是自我调和的：一场激进运动的胜利可能会给一个地区带来秩序，同时也可能为未来的动荡埋下伏笔。一国凭借武力在某个地区建立统治地位，即便从表面上看带来了秩序，也可能让全球其他地区爆发一场危机。

建立这样一个世界秩序既可以作为我们的希望，也应当是我们的灵感来源：每个国家都能肯定个人的尊严和参与式治理，并根据已达成的规则展开国际合作。然而实现这一目标需要经历一系列中间阶段。

若要在21世纪的世界秩序演变中扮演一个负责任的角色，美国必须准备好回答如下一系列问题：我们寻求（若有必要则独自）避免什么事情的发生（无论它怎样发生）？我们寻求实现什么（即使得不到任何多边支持）？在得到一方盟友支持的前提下，我们将寻求实现或避免什么？我们不应当参与什么（即使被一个多边组织或一个盟友呼吁参与）？我们寻求发展的价值观的本质是什么？以及这些价值观的实践在多大程度上取决于具体形势？

对美国而言，回答这些问题将需要在两个看似矛盾的层面上进行思考。在颂扬普世价值的同时，也需要重视其他地区的历史、文化以及安全理念的现实情况。尽管数十年的艰难历史给我们带来了教训，但美国必须始终铭记自己的独特本质。历史不会眷顾那些为寻找捷径而放弃了自我身份的国家。但如果没有全面的地缘政治策略，历史也不会确保最崇高的信念必将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