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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事经纬
26-09-14
日本前外务次官谈中日恢复邦交
就中日关系，日本经济新闻采访了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谈判人，以日本外务省条约局条约课长身份参加谈判的栗山尚一。
记者：在中日邦交正常化谈判中，日本首相田中角荣有关尖阁诸岛（钓鱼岛）问题的发言是否进行了事前准备？
栗山尚一：在邦交正常化谈判的大约2个月前，公明党委员长竹入义胜在北京与中国总理周恩来举行了会谈。当时，周总理表示“此次（的正常化谈判）不打算谈钓鱼岛问题”。
我们对此表示了欢迎。我们希望避免围绕尖阁诸岛的磋商出现分歧，进而影响邦交正常化进程的事态。除此之外还有很多重要议题，包括与台湾签署的日华平和条约和赔偿问题等。
日本政府明确了尖阁诸岛属于日本领土的立场，并且对尖阁诸岛进行实际控制。我们的判断是，不谈就等于维持现状，这样可以接受。
记者：那么，田中首相为什么会问周总理“怎么看”这个问题？
栗山：我不清楚其中的原因。
记者：有关尖阁诸岛，中国主张曾达成搁置争议的共识，而日本方面则予以否认。真实的情况如何呢？
栗山：在国与国之间发生棘手争端之际，处理的方法除了战争之外只有3种。第1是通过外交谈判来解决。第2是请求类似国际法院的第三方机构进行裁定。
在以上两种方法都行不通时则推到以后。也就是“就没有共识达成了协议”的状态。而围绕尖阁诸岛的情况属于第3种。而我有时把这称之为“搁置”。
1978年签署《日中和平友好条约》之际，访华的日本外务大臣园田直在与中国副总理邓小平举行会谈时提出了这个问题。对此，邓小平的回应是推到以后。而日本方面也没有表示“不行，要明确地承认日本的领土主权”。
日本为什么没有提出这个问题呢？因为日本方面认为在提出问题后，与获得的相比将失去更大的东西。而所谓失去的东西，在1972年就是日中邦交正常化。而1978年则是《日中和平友好条约》。
记者：目前在尖阁诸岛问题上，日中关系为何会恶化到如此程度？
栗山：搁置和推迟的含义就是不改变现状。但中国自上世纪90年代起开始试图单方面改变现状。最初的动作是1992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领海及毗邻区法》表示尖阁是中国领土。其后，利用各种机会寻求改变现状。
我认为尖阁诸岛问题并非单纯的领土主权问题，而是中国共产党长期战略的一部分。中国已经走过倡导“和平崛起”的时期，最近开始提出与美国构建新型大国关系。我认为这并不容易。
记者：现在回顾历史，日中邦交正常化的最大意义是什么？
栗山：从日本的外交整体来看，日中关系的正常化曾是最大的战后待解决问题。借助1951年的《旧金山和约》，日本恢复了独立，重返国际社会，但之后与中国大陆的关系仍处于待解决姿态。在法律以及政治层面处理与中国大陆的关系，是1972年的《日中联合声明》的意义所在。
还有另一个意义。衡量外交谈判在多大程度上取得成功的尺子在于互相能够获得多大的利益。仅仅一方获得利益的协议无法持续。而利用这把尺子衡量1972年以后的日中关系，明显是积极的。有助于亚洲整体的政治稳定，这是毫无疑问的事实。
中日1972年的遗失物
1972年9月27日,在北京人民大会堂的福建厅，中日两国领导人田中角荣和周恩来进行了如下的对话。
田中：您对尖阁诸岛怎么看？不少人向我提到这个问题。
周恩来：这次不想谈钓鱼岛问题。现在谈这个问题没有好处。因为发现了石油，这就成了问题。如果没有发现石油，台湾和美国都不会把它当回事。
田中就任日本首相是在7月7日。在那之后不到3个月时间里就访问了尚未建交的中国，参加了中日邦交正常化的谈判。在谈判的第3天，田中提到了40年后成为中日之间最大悬案的尖阁诸岛（钓鱼岛）问题。
据日本外务省公布的记录显示，两国首脑提及尖阁诸岛问题仅仅是在这个时间，在第二天所有谈判都达成了共识。29日，两国首脑和两国外长签署了倡导中日邦交正常化的共同声明。
据参加谈判的双方相关人士留下的证言显示，围绕尖阁诸岛（钓鱼岛）问题，田中和周恩来此外还曾交换过意见。不过，即使仅根据日本外务省公开的记录，也能弄清在实现邦交正常化之际，双方对这个问题进行了怎样的处理。那就是推延解决。
现在中国政府主张“中日之间曾经有搁置争议的共识”，但日本政府声称“不存在这种共识”，因此双方相互对立。虽然并不存在落到书面上的协议，但实际情况则是双方在搁置争议后实现了邦交正常化。
“可以说定为搁置状态”，当时以日本外务省条约局条约课长身份参加谈判的栗山尚一如此指出。
在中日邦交正常化谈判中不希望涉及尖阁诸岛（钓鱼岛）问题是周恩来的提议。事前告知了日本方面。换句话说，日本方面接受了这一提议，但周恩来基于什么样的想法而提出这一建议仍充满未知数。
根据从很早以前就参与制定中国对日政策的张香山（后来的中日友好协会副会长）留下的文章显示，中国为了发展对日关系而敲定基本方针是在上世纪50年代。领导层在1955年3月以书面形式提出了如下的对日政策基本原则。
(1) 反对美国在日本建立军事基地，要求美国撤出日本；(2)根据平等互利的原则改善中日关系，争取逐步达成外交关系正常化；(3)争取日本人民，建立中日两国人民的友好关系；(4)对日本政府施加压力，迫使其改变对华政策；(5)间接支持日本人民反对美国和要求独立、和平、民主的运动等。
反美色彩鲜明是时代特色的反映。自从朝鲜战争以来，美国推行了严密的对华封锁政策，明显偏袒台湾的国民党政权。而日本于1952年在美国的压力下与台湾缔结了邦交。
对于中国共产党政权而言，缓解与日本的关系，称得上是旨在打破美国的封锁政策、在与台湾的蒋介石政权之间的正统性斗争中巩固优势的战略性目标。为了实现这个目标而提出的是通过与日本各界的交流交朋友、并向日本政府施加压力的独特方式。
不久之后，中国与曾为同盟国的苏联发生了激烈对立，1971年中国戏剧性地改善了与美国的关系。从结果来看，可以说对美关系的缓解直接带来了对日关系的发展，而在日本国内交朋友的战略创造了中日友好热潮，并对中日邦交正常化作出了贡献。
在中日邦交正常化谈判中，实现事实上的搁置状态可以说是周恩来的外交成果。另一方面，日本也没有积极致力于领土主权问题的解决。当时，已成为“最大的战后处理案件”（栗山）的对华关系的发展才是最优先课题。
在谈判中被视为重要焦点的是如何处理台湾和日本的关系?如何进行赔偿等问题。这给人的印象是，双方依靠智慧或作出大胆决断克服了难题。不过，当时就有观点指出，由于双方都急于实现邦交的正常化，或许缺少了冷静看清相互实际情况的从容。
让“新的搁置”缓和中日关系
1972年为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当时的日本首相田中角荣和中国总理周恩来举行了多次会谈。日本前官房长官野中表示，作为从田中那里听到的说法，中日之间曾就搁置尖阁诸岛(钓鱼岛)问题达成了共识。
对此，日本外相岸田文雄称:“到目前为止，完全不存在就搁置争议达成共识的事实。而且原本就不存在需要搁置的领土问题”。
在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谈判中，田中和周恩来针对尖阁诸岛(钓鱼岛)问题进行了怎样的交锋？首先来看看日本方面公开的外交文件。
当年9月27日，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下午4点前后起举行了第3次会谈。首先提出这个问题的是田中。
“贵国如何看待尖阁诸岛？对此已有很多人向我提出建议” 对此，周恩来回答称：“这个问题我这次不想谈，现在谈没有好处”，“就因为在那里海底发现了石油，台湾把它大作文章，现在美国也要作文章，把这个问题搞得很大。”
在日本公布的外交文件中，两国领导人针对此问题的谈话到此结束。
但是，中国方面则主张有关该问题的对话还没有结束。而其根据则是张香山的回忆录。张香山曾作为中国外交部顾问而深入参与中日邦交正常化谈判。
张香山表示在周恩来表态后，田中接着说：“确实是这样。（现在）没必要在谈更多的了。找另外的机会谈。”周恩来对此也表示了同意。
也就是说，双方承诺找“另外的机会”再次磋商。中国方面认为，这正是推迟问题解决的搁置共识。野中从田中角荣那里直接听说的“搁置的共识”也暗示着双方存在这样的磋商。
那么到底事实的真相如何？实际上，日本方面与会者手写的会谈记录本目前已不知去向。相关人士表示，1988年9月在用打字机重新打印后，会谈记录原本可能已被销毁。
潦草的会谈记录本很多地方难以辨认。有分析指出，很难说打字员准确打出了原本的全部内容。
不过，即使田中表示“找另外的机会”再次磋商，也有不少观点认为这不能作为正式搁置问题的共识而具有国际通用效力。
熟悉中日邦交正常化过程的日本中央大学教授服部龙二表示，“中国方面并未提出制作显示已达成共识的会议记录。这至少难以说明存在明确的搁置的共识”。
但另一方面，一名日本外务省资深人士说：“虽然表面上不存在正式的协议，但在上世纪90年代初之前，中日双方曾存在搁置该问题的默契”。
1978年10月，当时的中国副总理邓小平访问日本，并在日本记者俱乐部举行了新闻发布会。倾听当时的录音可以发现，邓小平通过翻译表示，“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时，我们双方约定不涉及这一问题。这次谈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时候，双方也约定不涉及这一问题”，“我们认为两国政府把这个问题避开是比较明智的，这样的问题放一下不要紧，等10年也没有关系”。
1992年4月7日，日本经济新闻在头版头条报道了当时的日本首相宫泽喜一与到日本访问的中国共产党总书记江泽民的会谈，而标题则是《双方确认搁置“尖阁诸岛问题”》。从这种报道态度，可以看出日本外务省的资深人士所说的“搁置的默契”当时在日本国内也广泛浸透。
那么，如果将这个问题恢复至与当时相同的状态，中日关系能否重修旧好呢？似乎并不简单。
研究中日关系史的日本香川大学副教授井上正也指出，“可以说，中国如今要求的是‘狭义的搁置’，即中日双方正式承认领土主权问题的存在。日本如果接受，就等于日本政府在此前的正式立场上有所后退”。
中日邦交正常化已经过去40多年，中日各自描绘的“搁置论”的内容出现巨大分歧。如果置之不理，中日间紧张局面将日趋加剧。
日本前驻华大使宫本雄二呼吁，“应以就所有问题启动对话这一方式维持现状，以降低紧张事态的程度”。双方坐到谈判桌前，对这个问题各自主张观点，形成没有休止的争论，形成事实上的“新的搁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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