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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美国最高法院取消了这方面最大的限制，赋予公司与公民一样的言论自由。如今，它似乎要取消个人向候选人和政党捐款的最高限额了。在一个不平等程度较低的社会，这么做的负面影响将是有限的。但在一个顶层1%人口占据全国财富三分之一以上的经济体里，这么做会侵蚀共和体制，这些富人正是从共和体制中脱颖而出的。人们对美国的“1%经济”感到担心，但更应担心的是美国的“1%民主”。

美国最顶层和最底层的民众都应关注日益兴起的寡头政治。近期，几位有希望成为总统候选人的共和党人长徒跋涉前往拉斯维加斯，拜访了博彩业亿万富翁谢尔登•埃德森(Sheldon Adelson)，后者在内华达州、澳门和新加坡拥有多家赌场。

埃德森希望政府禁止在线赌博业务，因为他认为这类业务会危及他那庞大的线下博彩帝国。他准备拿出数千万美元，支持帮他促成此事的人。实际上，主流候选人，比如佛罗里达州前州长杰布•布什(Jeb Bush)和威斯康星州州长斯科特•沃克(Scott Walker)，很可能感到情况不妙。那意味着，这些钱很可能都要被里克•桑托勒姆(Rick Santorum)等信仰基督教的保守派赚去了，这样的人非常狂热，足以降低其所属党派候选人当选的可能性。

如果一个人利用他的财富能够改变某个党的候选人提名，那么他就能毁掉那个党。真正的保守主义者应感到担忧。

他们也应关注自由派的对冲基金业亿万富翁汤姆•斯泰尔(Tom Steyer)，他计划出资1亿美元，支持在即将到来的中期选举中承诺应对全球变暖的候选人。斯泰尔立场的对与错暂且不论，他的目标是左右全国辩论，以确保美国总统巴拉克•奥巴马(Barack Obama)拒不放行从加拿大修建Keystone XL石油管道的提案。斯泰尔曾为奥巴马举办竞选筹款活动。记忆力更好的共和党人可以回忆一下1996年，那时比尔•克林顿(Bill Clinton)差一点违背法律、让出手大方的捐赠者在白宫的林肯卧室留宿。

当金钱可以这么轻易地攻破美国总统官邸，民主便受到了损害。令人不安的事实是，美国的两党都在招租。各界爱国人士都应会感到不安。

美国是在摒弃欧洲那种贵族腐败的背景下建国的。如今，美国继承财富者的地位比旧世界几乎任何地方都更加稳固。常春藤(Ivy League)大学为校友子女保留名额的事情也是如此。该联盟大学曾经是美国培育知识界精英的重地。

政坛上也是如此，家族的地位很少达到如今这种根深蒂固的程度。如果2016年大选变成希拉里•克林顿(Hillary Clinton)与布什之争，那一点儿不出人意料。过去9次总统大选中，有7次出现过来自布什家族或克林顿家族的成员。下一次大选之后，数字可能变为10次中有8次。

这两个家族从他们几十年来培育的捐赠者网络受益匪浅。不消说，他们的捐赠人也干得非常漂亮。故事一直在延续。杰布•布什之子乔治•P•布什(George P Bush)，正在竞选得克萨斯州土地署署长(land commissioner)一职。许多人相信，希拉里•克林顿之女切尔西(Chelsea)正为日后在美国从政打基础。

当然，家族的好处并非只体现在金钱方面。在一个名人效应的时代，它也带来了宝贵的姓名认知度。而且，单凭金钱并不足以改变选举结果。声名不佳的科赫兄弟——查尔斯•科赫(Charles Koch)和大卫•科赫(David Koch)——拥有美国第二大私人企业。他们在2012年总统竞选中花费了数千万美元，但未达预期目的，就像埃德森一样。如今，美国民主仍能够爆出大冷门，颇有说服力的是在2008年大选中，默默无闻的奥巴马击败了希拉里。

不过，他这个例外可能恰恰证明了规则的存在。奥巴马在竞选时承诺，要将钱币兑换者们赶出神殿（注：圣经中载有耶稣神殿逐商的故事）。他的努力徒劳无功。除了名义上禁止游说者在他的政府中工作之外，奥巴马自2010年最高法院作出裁定以来没能挡住政治捐款潮。就在奥巴马执政期间，美国的不平等状况重回了《了不起的盖茨比》(The Great Gatsby)中20世纪20年代的水平。

经济学家们仍在激辩这种极端不平等状况是否损害美国经济增长前景。有些人说，大部分收入流入最顶层1%的人腰包会削弱经济增长，因为这会降低中产阶层消费引擎的动力。

也有人说，这种超额收益对于冒险者是一种鼓励，会激励他们致力于新一代技术突破。

双方观点都有很充分的理由。但这场辩论太重要了，不能完全听经济学家的。在一个家庭净财富中值为11.3万美元的社会里，国会议员个人净财富中值超过100万美元，这种情况健康吗？一人一票制应换成一美元一票吗？多数经济学家一致认为，未来多年里，不平等状况甚至会因技术与全球化的影响而加剧，可能会达到十分惊人的地步。政治是唯一真正能对此起到抗衡作用的力量。

倘若对于我们这个时代的极端状况，美国政治体制只能起激励、而非制衡的作用，美国民主将面临一场灾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