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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南审判第三天薄熙来续质疑证词矛盾

法院星期六（8月24日）继续审理薄熙来涉嫌在2002年出任辽宁省长时挪用“上级单位”拨给大连市用于改造“涉密场所”的500万元人民币款项。
上午的庭审继续由原大连市城乡规划土地局局长王正刚作证，由辩护人和薄熙来本人进行盘问，当中再次提到了王正刚透过时任大连市市长李永金把公款转到谷开来名下的细节。
王正刚称他曾经向薄熙来提出，因为薄瓜瓜在外国学习，“家里困难”，建议薄熙来把公款留为己用，并当面致电谷开来说明，但薄熙来反指证人自相矛盾。
反驳根据济南中院透过微博发放的庭审笔录，薄熙来指责王正刚的证词“自相矛盾”、“不符合常理”。
薄熙来说：“他（王正刚）在之前他从来没有给我送过钱，也从来没听过我收过钱，在这种情况下他怎么能够断然把这500万元给了我，就提出这个建议呢？”
“他让我收钱，总得说出一个理由来，他刚才讲给我补贴一点家用，这个理由对一个领导干部来说，能是一个打动他人心的理由吗？”
“要知道，我的大儿子也是在国外留学的，而且我从来不担心他有什么困难。还有，谷开来的收入情况非常好，谷开来证实她共办有5个分律师所，经济情况非常好。还有，谷开来还给我说瓜瓜也很优秀，有奖学金，我有什么理由担心他们有什么困难呢？”
薄熙来说：“熟悉我的人都知道，和我说话时我先要求他们关手机，我还是一个比较谨慎的人。”
公诉方随后宣读谷开来于去年11月5日作供的笔录，进一步说明公款转移过程。
而紧随宣读薄熙来今年4月2日的亲笔供词则说：“此款已进入我妻子相关的账户，造成了公款私用，这中间，王正刚找过我，我又给谷开来打过电话，责无旁贷。”
“我愿认可检察机关经分析确认后的调查结果，同时为此承担法律责任。对此事的发生，我很惭愧，很懊悔。”

薄熙来两次要求谷开来出庭作证

在法庭公布谷开来录像作证薄熙来对家人收受他人钱财知情后，根据济南中级法院透露的资料，薄熙来已两次强烈要求谷开来出庭作证。审判长表示已通知谷开来，但遭其拒绝。
根据济南中级法院公布的庭审内容，庭审仍就薄熙来收受大连实德集团董事长徐明贿赂的事实进行调查，检方出示了谷开来的证词录影。
薄熙来在表示对徐明支付妻子谷开来和儿子薄瓜瓜人民币320万餘元机票款“一无所知”后说，“我对谷开来出庭作证已强烈要求过两次。”
审判长王旭光则答覆说，法庭经过审查，认为谷开来应该到庭作证，并派法官到羈押谷开来的监狱见了谷开来，但谷开来明确表示拒绝出庭。
审判长指出，按中国刑事诉讼法，证人没有正当理由不出庭作证，法院可强制他出庭，但被告人的配偶、父母、子女除外，因此“本庭不能强制她出庭”。
薄熙来指责谷开来变了、疯了、经常说假话，所作证言既有精神压力，又有减刑动力。

薄熙来有没有“翻供权”？引发中国官媒和民间热议

受到三重罪名指控的前中共高官薄熙来在昨天庭审中“翻供”，引发中国官媒和民间的热议，并深入涉及到被告人是否有“翻供权”的问题。
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贺卫方昨天深夜在微博上转载央视网痛斥薄熙来翻供辩解的评论，贺卫方认为：“在法庭上，被告人辩解或推翻此前供述没有什麽不正常，这需要检察官通过证据去证伪。”
薄熙来出庭首日，不但未如外界预料认罪，反而当庭翻供否认收贿，宣称自己先前是“违心认罪”，还直指妻子谷开来的证词“非常可笑”。
中国中央电视台网就此发出一篇社评文章，题为“从薄熙来桉首日庭审，看反腐斗争之複杂艰巨”，文章称：薄熙来在庭审上表现确是腐败分子异常狡诈、不轻易放弃、不轻易投降的一个极致典型。
犯罪分子面对自己的种种罪行能够如此诡辩，显示中国反腐败形势的严峻性、斗争的複杂性。
北大教授贺卫方不认同此文观点，认为这篇文章文字颇有文革之风。贺卫方说，“在法庭上，被告人辩解或推翻此前供述没有什麽不正常，这需要检察官通过证据去证伪。在法庭没有作出最后判决之前，官方媒体发表这种偏向文章，题目如此耸人听闻，文字颇有文革之风，违反了只有法院才能确定犯罪与刑法的准则，也不符合最大限度客观与中立的新闻伦理。”

法律专家从薄案看到中国司法积极迹象

尽管此次审理受到了一定的监督，但同时也有理由将司法程序的监督向民众开放。我们看到，在中国，很多案件和审理都是不开放的，出席审判的听众也有限制。
不过领导人们已经显示出在某种程度上向媒体公开这一案件的意愿，从而让人感觉到他们正在努力打造一个更开放的司法体系。
在对这一案件审理的开放方面，领导人们走得更远。这是一场展示性的审理，但在中国不是所有案件的审理都是可以拿来展示的。
此案的开放暴露出了司法体系的不足，并促进了民权，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是件好事。

薄熙来案未了局

这桩预定了结果的庭审，不会像案子的悠长结局刚开始的时候那样，成为薄熙来案件的高潮，原因是共产党力图赶紧收拾好这起丑闻，把注意力转入国家的经济问题。
然而，对中国领导层来说，薄熙来案件的污点不会那么轻易地消逝。庭审最可能的结果是薄熙来被拖进监狱服刑多年，在此之后，领导层还是不得不应对因他的垮台而暴露的社会分化。
薄熙来代表了一代中国领导人，他们在共产党崛起的时代长大，在资本家日渐壮大的背景下执掌权力。在一个没有灵魂的国度，他带着对权力的饥渴进入了政坛。
薄熙来早年经历的细节模糊不清。作为一名激进的红卫兵，他信奉毛泽东的革命目标，但他的少年时光却是在监狱里度过的。
据说，在一次暴力冲突中，他曾打断自己的亲生父亲、共产党元老薄一波的肋骨。然而，和许多人称“太子党”的党内高官子女一样，他也是依靠父亲的铺垫开始了他的政治生涯。
担任重庆市委书记期间，薄熙来带头复兴毛泽东思想。他辱骂他的下属，同时却期待他们用阿谀奉承回报自己。
他镇压有组织犯罪活动，自己却像一个黑手党老大那样治理重庆。他对腐败开战，自己却深陷其中。他鼓吹共产党的传统道德观，他的儿子却在国外的精英学校炫耀他的钱财。
他反对西式民主，可他搞宣传的方式却像准备参加民主选举一样。
这些矛盾将在本周的庭审上体现出来，以国家主席习近平为首的新任领导层意在通过本案彰显自己履行了正当的司法程序，但却还是会在缺乏独立司法制度的情况下行使自己的权力。
中国领导人已经设法制定了一种中庸的策略，那就是提交不温不火的证据。他们意识到，有力的证据将鼓舞那些认为共产党腐败的批评者，无力的证据则会让许多人认为，薄熙来是党内阴谋的不幸替罪羊。
对领导层来说，这次审判是一个必败的局面。
审判之后，丑闻带来的政治污点将继续存在，迫使共产党面对中国社会的主要分化，这种分化的断层线已经通过本案暴露出来。
于2012年合力完成一次相当无缝的政治过渡之后，中国领导层在如何处理薄熙来审判的问题上出现了分歧。
以习近平为首的太子党主导着政治局常委会，他们在个性上也许和薄熙来存在巨大的差距，共同的政治背景和“红色贵族”有权统治中国的共同观念却让他们同情薄熙来。
政治背景与他们不同的领导人，尤其是那些与中国前总理温家宝关系密切的领导人，也许希望看到薄熙来受到更加严厉的惩处。
此外，薄熙来知道前政治局同僚的许多秘密，其中的许多人都希望确保他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里保持安静。
无论这些暗地里的较量如何得到解决，随着领导层转而辩论中国的政治和经济走向，审判的残余影响依然可能在领导层中催生新的意识形态联盟。
中国公知们正在引领这场关于政治和经济政策的争论。
新左派成员拥护毛泽东思想，主张国家在经济规划中发挥更大作用，以减少中国的收入差距，而薄熙来一度是他们最明显的靠山。
另一边，自由派知识分子正在敦促实行更快速的经济和社会政治改革。这些截然对立的观念将会爆发冲突，尤其是在中共于十月份召开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着手进行或有的全面经济改革的时候。
终于，中国人，特别是日益壮大的中产阶级，对中国的政治走向越来越感到幻灭。他们虽然支持反腐行动，但却知道薄熙来的腐败程度远远比不上其他的中国官员。
即使本周的审判被描述成习近平反腐斗争的胜利，它首先凸显的还是贪腐已经变得何等司空见惯。
还有一个重要群体对薄熙来的看法没有因为腐败指控发生多少变化，这种情况在重庆最为明显；他们同情薄熙来，仍然认为他是一个有魄力、有能力的领导者，做出了政绩。
这些深刻的分歧不会很快消失。除非中共领导层能够实施有意义的改革，让政府变得更加负责、更具有代表性，如其不然，薄熙来政治遗产留下的印迹可能会比我们现在所能想象的更深。

公审薄熙来并未切中要害

这场审判真正的显著意义在于，它突显了一场紧迫的争论，这关乎中国未来将走上何种道路——具体而言，该国领导人是否会重新启用毛泽东那些灾难性的做法与政策。
薄熙来在2007至2012年担任超大型城市重庆的党委书记期间，采取的政策照搬了毛泽东动员和管制中国人民的方法。这些方法让薄熙来广受拥护并手握大权，但也开辟了一条可能让共产党回归毛泽东旧路线的险途。
像毛泽东那样，薄熙来利用大规模群众运动和基层动员手段来应对共产党的治理问题。他在重庆最重要的政治运动是“唱红打黑”，这场草根运动发动群众，去传唱毛泽东时代的革命爱国歌曲，以及支持监禁该市的“黑社会”或“黑恶团伙”并没收其财产——所谓“黑社会”，理论上是指有组织的犯罪团体，但实际上他们中有些只不过是薄熙来掌权路上的对手或障碍。
毛泽东也曾采取类似策略，瞄准一部分特殊群体，发动百姓群起而攻之，正如他在打击资本家和地主的政治运动中所做的那样。
虽然薄熙来没有采用毛泽东的阶级斗争术语，但很多被贴上“黑社会”标签的人实际上是私营业主和重庆新晋富人阶层成员。
在发动打击“黑社会”的运动的同时，薄熙来还启动了自己的毛式“大跃进”，以发展重庆经济，博取贫困者的拥护。
他刚一上任就立刻大举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吸引巨额外国投资，令该市国内生产总值激增。然而，不少这类项目在经济上不具可持续性：它们严重依赖借贷和向外国公司提供难以为继的激励措施，来鼓励投资。
就像毛泽东一样，薄熙来擅长给穷人勾画一个美妙的虚假乐观前景。
薄熙来还从毛泽东处学会了个人崇拜的树立。他定期在群众集会上发表颇具煽动性的情绪化演讲，并利用新闻媒体将自己包装成才干、眼界和智慧超群的人物。
任职期间，他亲笔题写的政治口号和标语在重庆遍地皆是，并屡屡见诸报端。即便到了今天，他还受到中国社会中的某些人群的喜爱。
尽管毛泽东的思想和政策对多数西方人可谓大忌，不少中国人仍然怀念着毛泽东和他的时代。他们相信，正是1976年去世的毛泽东凭一己之力终结了中国的百年屈辱。他们仍未认识到，毛泽东为新中国定下的均富政策只能算是乌托邦式空想。他的非人道行为与罪行，以及他为了维护共产党掌权地位而实施的残酷举措，在中国从未得到充分的探讨、辩论和认识。时至今日，毛泽东在很多中国人眼里仍然是有过个别错误的伟大领袖。
因此，薄熙来就能够用毛式政策和战术获取民众支持。从薄熙来支持者在法院门外集会抗议的照片上可以看到，他们中有些人手举着毛泽东的肖像，还有表达对毛泽东主义旧政策崇敬之情的标语。
如果没有整个国家对毛泽东所犯罪行的全面反思，当前的中共领导层就有可能在除掉薄熙来这个政治挑战者的同时继续采纳他的政治手法，以巩固权力。
中国近现代史给出了这种“除人继政”(remove and subsume)策略的若干例子。
1898年慈禧太后镇压了维新运动后，她推行了类似维新派政策的激进政策。1989年，中国最高领导人邓小平罢黜了倡导市场改革的中共中央总书记赵紫阳，此后，中央政府进行了比赵紫阳的计划还大胆的经济改革。而今，既然共产党领导层已经除去了作为政敌的薄熙来，他们是否会效仿他，重新启用毛式策略呢？
目前，中国面临诸多内患。社会经济的急速转型带来了社会中的紧张关系；当下经济的放缓可能引发社会不安定。这样的环境下，毛泽东分而治之、发动中国广大群众，以维系共产党政权的做法，有可能重新吸引中共的领导人物，特别是在北京对未来道路尚无明确理念的时候。
因此当你旁观薄熙来的审判时，请记住，对各种丑闻的指控、薄熙来顽固的辩护，还有最终的判决都不那么重要。更重要的是，中共是否能终结薄熙来的手段和政策——并且驱散毛泽东的阴魂。

左翼学者：中共审判薄熙来无异自取灭亡

在重庆前市委书记薄熙来受审前夕，审判所在地济南成为中外媒体和公众关注的焦点。中国著名的左翼学者韩德强认为，审判薄熙来是用司法手段解决党内路线斗争，会导致非常严重的后果。
韩德强说，为审判薄熙来，当局用了一年半时间搜集证据，请了全国各地几十位反贪局局长，去薄熙来工作过的所有地方搜集证据，最后的结论是：薄熙来贪污500万元，受贿2000万元。这种在程序上先定性，后搜集证据的做法违反了党纪国法。
他认为，如果按照审薄熙来的逻辑去搜集证据，政治局委员这个级别的官员，查一查，都能有几个亿，上十亿，甚至更多的财产。相比较，薄熙来作为这个级别的官员，即使对他的指控成立，应该也算是非常“清廉的”，更何况不能排除唆使证人作伪证，伪造证据等可能。
韩德强认为，审判薄熙来的势力是一群人，他们中间也有分歧。习近平上任后，新一届中央领导人无论公开表示还是实际举措，都跟重庆模式没有本质区别。因此审判薄熙来不见得是习近平的意图。
体制内还有其他重要的政治力量起推动作用，他们要置薄熙来于死地。
用司法手段审判薄熙来不可能会平息公众的不满，因为目前中国的贪腐现状尽人皆知，而且许多人也知道薄熙来是个为老百姓办事的清官。
韩德强说，据他上上下下的了解，老百姓都是支持薄熙来的。越往高层对薄熙来的意见越大，他们对薄熙来的诋毁和咒骂越多，因为薄熙来确实威胁到了他们的利益。
他认为对审判薄熙来叫好的人都是官商勾结的受益者、黑恶势力勾结的受益者，以及吃了原告吃被告的律师之类。
韩德强认为，薄熙来审判是用国家法律解决党内路线之争，自文革结束后审判“四人帮”以来，这并非第一次。
1994年审判北京原市委书记陈希同也是用司法手段解决政治斗争的例子。经调查，陈希同经济上也没有多大问题。
因此韩德强认为中国的体制在此意义上存在问题，中央集权的体制，干好事业可以干得很好，干坏事也能干得很坏。
韩德强认为，薄熙来的“重庆模式”是中国共产党自我革新，自我挽救的唯一出路，如果不走这条路，中共会加速灭亡。
可笑的是，薄熙来是真正为党为国竭尽忠心的人，那么他被审判，这个党国不就要自取灭亡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