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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特承诺经济援助为埃及军方撑腰

就在欧洲和美国考虑切断对埃及的现金援助之时，沙特阿拉伯于周一表示，它和它的盟友会补足任何减少的援助，此举有效地抵消了西方对埃及政府施加影响的主要方式。
鉴于埃及经济一落千丈，如果没有波斯湾盟友慷慨解囊，面对国际社会对镇压行动的强烈愤慨，埃及当局可能无法继续维系。此次镇压行动导致多达1000人死亡、4000人受伤。
近些天，沙特阿拉伯国王阿卜杜拉公开谴责了穆斯林兄弟会，并向埃及派遣了野战医疗队，还罕见地公开发表评论，承诺要继续支持埃及当局。
沙特阿拉伯外交大臣沙特·费萨尔亲王(Saud Al-Faisal)前往欧洲，在那里他击退了试图惩罚埃及当权者的种种努力。
沙特阿拉伯还给埃及政府开出了一张空白支票，承诺会按照后者所需慷慨解囊。
上周五，阿卜杜拉国王在一次电视讲话中表示，“沙特阿拉伯王国会和埃及并肩对抗所有试图干涉埃及内政的力量。”
历来乐于在幕后开展金钱外交的沙特阿拉伯，此次抓住了机会，帮助扭转了一场它从一开始就反对的革命。
当穆巴拉克被赶下台时，沙特阿拉伯表达了强烈的不满，而当穆兄会成为埃及主要的政治势力时，他们的不满就更强烈了。
长期以来，沙特阿拉伯一直在动用其巨大的财富插手地区事务。不过，即使是按照沙特阿拉伯的标准，其在埃及的所作所为都有些过于显眼。
埃及军方于今年7月3日接管政权之后，沙特阿拉伯在一周内就宣布了一笔价值120亿美元的一揽子救援计划。在这笔巨大援助面前，美国15亿美元和欧盟13亿美元的军事援助及经济拨款加在一起，依然相形见绌。相比波斯湾阿拉伯国家雄厚的资金，美国的援助之所以显得重要，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其象征意义。
沙特国王于周五发表演讲后的几个小时，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亲王就启程前往巴黎，他在巴黎说，法国总统弗朗索瓦·奥朗德支持埃及将领们的路线图。
这种说法似乎和其他欧洲国家发表的声明相悖，其他欧洲国家因埃及新政府未能抑制暴力活动而公开对它表达了谴责。
费萨尔亲王周一回到沙特阿拉伯，他吹嘘说，法国已经改变了看法，立场转变的原因在于“真相，而不是假想”。
费萨尔亲王在一份声明中表示，“至于那些已经宣布停止援助埃及，或威胁停止援助的国家，阿拉伯和伊斯兰国家有充裕的人力和能力，会伸出援手。”
和美国的援助不同的是，沙特阿拉伯的很多援助直接进入埃及国库，没有任何附带条件。很多援助都是现金，直接转入埃及中央银行，其余则是以免费或补贴的石油产品来进行补助，后者可以让埃及政府省出等额的资金，任意安排用途。
对比之下，美国和欧洲国家的政府则一直坚持——通常是出于其国内法律的原因——援助必须受到监督，而且常常要通过非政府的救援组织发放。

巴前总统穆沙拉夫被控下令暗杀贝·布托

巴基斯坦前总统穆沙拉夫被控在2007年下令暗杀该国前总理贝·布托，并被起诉谋杀等三项罪名。
巴基斯坦检控官20日作出有关起诉，穆沙拉夫在法庭否认所有控罪。
贝·布托2007年12月在巴基斯坦大选竞选期间参加一次群众集会时遭遇自杀炸弹袭击身亡。
穆沙拉夫当时声称是塔利班武装发动了暗杀袭击，但布托的支持者则认为是穆沙拉夫政权和军方高层策划了暗杀行动。
联合国2010年发布的一份调查报告批评巴基斯坦政府没有对布托的集会提供适当的保安措施，同时也对暗杀事件发生后当局进行的调查工作提出严厉批评。
报告指责巴基斯坦情报机构阻挠了对布托遭暗杀事件的调查。

韩中专家就解决朝核问题产生意见分歧

“如果有人拿着凶器，是先让他放下凶器，还是先与他进行对话？”(韩中金融经济院院长金大植)
“如果这个人是觉得有人要杀死自己而手持凶器的话该怎么办？当然要先说服他并没有人想杀他，不是吗？”（复旦大学中国外交研究中心主任任晓）
8月20日下午，在中国国家迎宾馆——钓鱼台10号楼举行了第13届中韩知名人士论坛，两国专家围绕解决朝核问题的方法产生了严重分歧。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的研究员戚保良解释中国对待韩半岛的政策称“韩半岛无核化与半岛和平稳定就像铜钱的正反两面，不存在哪个优先的问题”，对此，金院长提出了异议，认为只要（朝鲜）放下凶器，就会自然实现和平与稳定。然而，戚研究委员表示，朝鲜是认为自己被人（美国）威胁性命堪忧，才拿起了凶器，因此，周围国家应该首先说服朝鲜“并不存在这种威胁”。
在当天由韩国21C交流协会与中国人民外交学会主办的论坛中，韩国方面的前任国务总理李寿成、交流协会会长金汉圭、前任韩国驻美大使李泰植和中国方面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前副委员长许嘉璐、人民外交学会常务副会长卢树民、前任中国驻美大使周文重等共30多位外交专家出席了论坛。
李前任驻美大使指出，阻碍韩半岛和平和稳定的主要因素是朝鲜的不确定和不稳定性、朝鲜经济及停战体系等，他认为，如果像过去一样先设定前提条件（朝鲜弃核），谋求解决朝核问题，结果还会以失败告终，因此他提议，应该去除前提条件，只要朝鲜表现出弃核的诚意，就通过将停战体系转化为和平体系，然后由韩国等周边国家对朝鲜提供援助。
但是，许副委员长表示“朝鲜会在什么情况下弃核呢？那就是与美国建交（保证国家安全），但美国不愿这样做。所以说，美国才是解决朝核问题的关键”。

日最高法院法官称修改宪法解释难以实现集体自卫权

从日本内阁法制局长官调任为最高法院法官的山本庸幸（63岁）20日在东京都千代田区的最高法院召开记者会，他就安倍政府欲修改宪法解释允许行使集体自卫权的想法表示，“法律法规本身没有改变的情况下，通过修改解释来实现是非常难的。为实现目的需要做的应该是修改宪法。”
山本于当天就任最高法院法官。最高法院法官除判决之外，对政治问题阐明观点的做法极为罕见。一名前最高法院法官对其发言表示，“他所谈的内容并非与审判相关的个别案件，所以没有问题。通过阐述自己的意见来传达法官的人品和想法是好事。”首相安倍晋三任命对修改宪法解释持积极态度的小松一郎担任内阁法制局新长官后，山本在本月8日卸任。
山本解释称，“宪法允许日本在遭到他国攻击时根据需要保持能开展最低限度反击的武力。”他指出，集体自卫权“原本是以日本未遭攻击为前提，难以修改历来的宪法解释。”
此外山本认为，行使集体自卫权是通过修改宪法第九条来实现的问题，称“是否修改应由国民和国会判断”。
对于有观点认为日本政府为修改宪法解释对法制局长官人事安排实施了干预一事，山本仅表示“这不是我能谈论的问题”。

境外记者获准采访薄熙来案新闻会

中国宣布薄熙来案将于8月22日在济南中级人民法院第五审判厅开庭。
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从19日开始为记者办理采访证，采访周四在该法院开审的薄熙来案。
不过《文汇报》则报道说，有关媒体采访证只是允许有关记者出席法院就此案举办的新闻发布会，而并非在周四案件开审时入庭旁听。

薄熙来辩护律师的任务：确保庭审顺利

律师和法律专家说，对于薄熙来的首席辩护律师李贵方来说，这个案子的重点不是说服陪审团（中国没有陪审团），或是撤销薄熙来面临的贿赂、贪污和滥用职权指控。
李贵方的主要职责是充当薄熙来、薄的亲属以及检方的中间人，试图在庭审之前交涉出一个各方都能接受的结果，并帮助确保庭审本身依照计划进行。
中国律师和法律专家说，李贵方受命担任薄熙来辩护律师，这证明了他所在的德恒律师事务所的政治人脉。德恒律师事务所创建于1993年，当时是中国司法部下辖的律所，但后来成为合伙企业，有1,300多名雇员，其客户中有约100家国有机构。
薄熙来的另一位得到法庭认可的律师王兆峰也来自德恒。
与薄家关系密切的人士说，薄熙来的几名亲属还聘用了其他律师替他辩护，但只有李贵方和王兆峰得到中国当局批准，可以在法庭上代表薄熙来，以及在北京郊区的秦城监狱与被羁押的薄熙来会面。
一位与薄家关系密切的人士说：事实上，律师们并没有向我们透露所有的情况。他们必须代表薄熙来，但同时他们也得到了政府的信任。
另一位与薄家关系密切的人士表示担心，认为德恒与中国当局关系过于紧密。
德恒网站显示，该律所创始人王丽去年获邀参加每年一度的北戴河暑期休假活动，受到中共领导人的接见。
据中国国家媒体报道和德恒网站显示，习近平2010年曾到访过德恒办公室，时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李源潮曾一同前往。
与中国大多数刑事审判一样，薄熙来的律师不太可能被允许申请辩方证人出席，或讯问检方证人。从严格意义上说，被告可对有罪判决提起上诉，但鲜有胜诉。
据德恒网站2010年公布的简介显示，王兆峰在一个案件中发挥过突出作用，此案是薄熙来打击重庆有组织犯罪高调运动的一部分。
简介没有明确说明王兆峰在处理上述案件时发挥的作用，但说他受到了检方和警方的好评。
一些律师说，在对普通刑事案件中辩护律师所扮角色的支持和规范方面，过去几年进步有限，而有关部门给政治敏感性案件施加的压力仍和以前一样大。
一位资历颇深的中国辩护律师说，他们的主要工作当然是依法保护当事人的权利，但在薄熙来这样的案子里，政府会与律师达成协议，因此律师就不会竭尽全力去为当事人辩护，这里首先考虑的是你在政治上的可靠性。

TPP将设5年过渡期废除国有企业优待政策

围绕美国主导的环太平洋经济合作协定（TPP），在促进公平商业活动的竞争政策领域里，谈判取得了重大进展。
根据已经达成的协议草案，为废除国有企业的优惠待遇设置了3到5年的过渡期，在此期间督促新兴市场国开放市场。
在美国与越南等新兴市场国尖锐对立的竞争政策领域已接近达成一致，以年内完成签约为目标的TPP谈判取得了进展。
TPP谈判成员国将从8月22日起在文莱举行谈判会议。协议草案以美国的提案为基础，加入了澳大利亚的方案。对国有企业的定义很可能采用“政府拥有过半数的表决权”。
国有企业借助政府的资金力量和信用，很容易在市场上形成垄断。为了使普通企业能在公平条件下开展竞争，有必要限制国有企业的活动。
在协议草案中明确提出对国有企业和外国企业实行无差别待遇。除禁止对国有企业进行专门的免税外，还要求不得明显降低产品与服务的价格。禁止国有企业排挤外企与本国企业优先交易。
在目前参加TPP谈判的国家中，拥有许多国有企业的越南和新加坡希望TPP不要过于着急地限制国有企业的活动。而美国则希望这些国家进行国有企业改革，要求开放市场。通过给予最长5年的过渡期，目的是为制定内外无差别的规则预留时间，减缓市场开放造成的影响。也有分析认为，美国优先考虑的是年内完成谈判，因此向越南等国进行了妥协。
TPP的最大目的是在亚太地区形成高水准的贸易规则。

中国建立金融监管部际协调机制

香港——本周二，中国政府表示将成立一个小组来协调金融监管活动，意图显然是降低风险，给中国经济断奶，让它不再依赖宽松信贷，并引导它迈向较为缓慢、可持续性较强的扩张。
中国政府网站上的一条公告说，这个新机构将负责货币政策和金融监管政策的协调，交叉性金融产品、跨市场金融创新的协调，金融信息共享和金融业综合统计体系的协调，并开展其他一些工作。
这个机构将由央行牵头，并有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以及外汇局代表参与。
这个机构被描述为“金融监管协调部际联席会议制度”，它似乎缺乏真正的执法权或决策权，这些实权将保留在金融领域内大量其他机构手中。
前述政府公告称，该小组“不改变现行金融监管体制，不替代、不削弱有关部门现行职责分工”。
这个新安排似乎“更像是一种协调方式，而不是一个决策机制”，摩根大通香港首席中国经济学家朱海斌说。“不过，从其成员的组成来看，它将对金融监管起到非常重要的咨询作用。”
北京方面推出这些增进协调的计划，表明它敏锐地意识到了控制风险的必要性；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的借贷狂潮中，风险已经在中国金融体系中逐步积聚起来。
当时，北京当局推出了4万亿人民币的一揽子刺激计划，并指示银行自由放贷。这些行动曾帮助中国经济从全球经济衰退中迅速反弹。
但是，由于可以轻易获得廉价资金，几乎不考虑偿还能力的债务和举债建设项目也有急剧增加。
之后，所谓的“影子银行”活动（正规银行部门之外的活动，往往意味着风险较高、管制较少的贷款）急剧增加，进一步增大了人们对信贷质量的担忧。
今年3月在北京就任的政府新领导层相当直言不讳地指出了潜在的金融风险，并且试图控制影子银行活动。
一份来自一家主要政府研究机构的报告警告了缺乏协调的金融系统面临的风险，似乎表明中国政府急于令破坏最小化，同时对影子银行系统施加更多的控制。
“在撤回刺激政策的过程中，大力度的紧缩货币政策和监管政策缺乏有效的协调，”中央政府的顾问机构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在一份报告中说。
“统一监管政策的缺乏和相关法律框架的发展滞后增加了化解影子银行风险的困难，”报告称。
报告还说，这些失策使得银行能够通过种种手段规避监管机构，例如使用投资基金和其他实体。
“监管政策如此缺乏联系和统一性，更深层次的原因是，我国现行金融法律体系的改革严重滞后，”报告补充说，“在建立有效机制来隔离风险、化解影子银行风险的过程中，这也是目前我们面临的最大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