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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土中国”

乡土，直到百多年前，一直是中国传统文化和生活方式传承的重要土壤和载体。正如哲学家、社会活动家梁漱溟先生在1937年初版的《乡村建设理论》一书中所指出的，原来中国社会是以乡村为基础，并以乡村为主体的；所有文化，多半是从乡村而来，又为乡村而设——法制、礼俗、工商业等莫不如是。但帝国的入侵，中国人自己的所作所为，政治上的分裂，使得中国自开埠以来的近百年史，在当时的梁漱溟看来，也可以说是一部乡村破坏史。

然而，工业文明和现代生活方式的强力输入，终究使得乡村的改变以至破坏不可避免。而政治和土地制度的变更，只是加速了这一进程。而在用“三十年时间走过西方四百年历史”的发展过程中，中国的乡村也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在快速地消失——消失的不仅是房屋、村落，也包括附着其上的生活方式和文化习俗，并成为种种社会矛盾的战场和经济利益的争夺之地。

正是在这种激烈的变动和冲突中，很多人开始重新思考乡土中国——这也是已故的社会学家费教通先生在上个世纪40年代出版的一本书的书名——对我们这个国家、社会、文化和个人意味着什么。当年，梁漱溟先生关注乡村建设问题，是他“对从中国问题的烦闷而找出来的答案”（《乡村建设理论》引言）。半个多世纪过去了，乡村问题依然是中国问题的核心，而答案似乎仍然未决。

我们开辟“乡土中国”这样一个专题，是希望提供一个平台，从不同的视角和方向，来关注、探讨和思考中国的乡村问题。我们将邀请不同领域的学者、社会实践者、记者等来撰稿，既回顾历史，也观察当下；既关注政策层面，也关注基层实例，以及个体层面的实践和思考。答案也许仍非可轻易获得，但在新一轮城镇化启动之时，是时候慢下脚步来做些反思和有建设性的探讨。因为中国的乡村问题也是中国的前途问题。

开篇我们特邀作家、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文学系副教授梁鸿撰写。她出版的两本以她家乡为题材的纪实文学《中国在梁庄》、《出梁庄记》真实地反映了当下中国乡村面临的种种生存和文化困境，以及城乡二元对立的现实。

一百年以前，西方视野里的中国形象是“停滞的帝国”、“穿蓝色长袍的国度”、“难以捉摸的中国人”。

《一个鸦片吸食者的自白》的作者，从未到过中国的英国人托马斯·德·昆西，在吸食鸦片后的梦中，认为“一个年轻的中国人在我看来就是一个再生的和过时的人”，亚洲的历史的、体制的和信仰的上古方式让他恐惧，因此，虽然东方的形象包含着一种崇高，但基本上，那里是“一个巨大的人窝”，“人长得像草一样”。鸦片、古老的种姓、辽阔而拥挤的国度、神秘而又污浊的生活，一个正在沉沦的、衰败的文明。

阿绮波德·立德女士在《穿蓝色长袍的国度》的开头如此大发感叹：

通州的大街凌乱不堪，到处是垃圾，印满了杂乱的车辙。马车在街上颠个不停，像大海中的一叶孤舟。马和骡子在前面吃力地拉，后面推车的汉子光着上身，古铜色的强壮身躯俯在车轮上竭力地推。年复一年，他们就这样拼命、挣扎，把沉重的马车从本不该存在的车辆中推出来。……通州的路该修了，路修好了，这些人和他们的马、骡子与现在一样流汗，付出相同的劳动可以去做能给他们自己和别人带来百倍利益的事，那该多好！

传教士明恩溥在《中国乡村生活》中则这样描述他所看到的中国北方乡村场景：

中国的一个个村庄无论在实体上还是精神上都是一个固定物。假想一个人能够反观五百年前的景象，追溯现代历史延展的开端，她一定会发现过去与现在相比几无差异。眼前直立着的住宅建筑物确实没有五百年的历史，但它们与五百年前原址上的建筑物并无二致。……他们重复做着祖先曾做过的事，不多不少，也无不同。……一个中国村民的向往与其或远或近的祖先的向往是一致的，所以在中国乡村不存在理智生活。

把城市道路和管理的混乱作为中国缺乏精神生活的表现，把广袤原野中丝毫未变的村庄形态作为象征，对中国生活和精神进行否定性批判，虽有点武断，但确又切中要害。现代作家萧红不也在《呼兰河传》中写了呼兰河城东二道街那条著名的“大泥坑”吗？泥坑边的生活如此丰富多彩，又是如此无聊和停滞。鲁迅不也在《故乡》开头写了“苍黄的天空下，横着几个村庄”吗？不变的村庄，不变的人生，对于鲁迅来说，是“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怨愤与无奈。

因为这千年停滞的“风景”，这毫无主体精神的浑噩人生，中国文明的确处于衰败之中。

但是，这样的判断在今天的中国似乎已然失效。如果阿绮波德女士和明恩溥在20世纪末期再次来到中国，肯定会欢欣鼓舞。他们会非常惊讶而迷惑地看到，一百年前他们看到的中国，那泥泞的道路，那一个个五百年未变的村庄和它的建筑物正在成为零星的“遗骸”，取而代之的是横贯全国的高速公路、崭新的仿欧建筑、宽阔的城市大道和一模一样的楼房。明恩溥看到的那个“固定物”的乡村正在成为废墟，在这一废墟的周边，各式各样的新生事物在崛起。

如果萧红再次回到呼兰河，她会乐观地发现，那个“大泥坑”消失了，小城道路宽阔，路灯明亮，高楼临立。原野上，城市里，村庄边，学校内，普国上下，都在修路。道路年年翻修，“泥坑”只是需要持续翻修的证明。

然而，中国是否由此摆脱了“停滞性”的精神状态，并拥有了真正的“自由之发展”？乡村的消失是否就意味着我们的进步？“在三十年中，我们走过了西方四百年的历史”，这是我们经常听到的话语。我们该用怎样的语气来讲述并理解这句话，自豪的、夸耀的，还是内省的、警惕的？有谁说这里面没有包含着一种新的愚昧呢？

这是一个双重悖反的存在。西方视野中的中国是愚昧的、停滞的，中华帝制的坍塌暗合了这一观点，并由此开启了中国的现代化之路——走上开明的、自由的、文明的“西方”。政治体制的、经济体制的和文化传统的中国存在被一锅烩地进行了反转性的、彻底的否定。在这其中，对“乡土中国”的改造成为最大的运动和最基本的象征。所有的落后都被归结为“乡土中国”之故，这使得“乡土中国”成为一个无限庞大的，同时也必须被彻底清除的风景、概念和现实。

但是，一百年过去，我们看到的是什么呢？大地上无限扩张的高楼、公路，越来越快的拆、建，越来越“西方化”的商场、消费、话语形式，与此同时，是越来越颓败、萎缩、脆弱的乡村世界、传统人生和“乡土中国”。但是，“西方”在哪里？“现代”在哪里？如果说“西方”、“现代性”里面确实包含着某种光明、未来、自由和民主的话，那么，我们这一百年来的“西方化”的成果又在哪里？我们看到的是各种虚饰的外衣，丛生的话语漂浮在中国生活的上空，塑造出一个浮夸虚荣，看似生机勃勃但却急功近利、千疮百孔的“现代中国”。

在这一过程中，“西方”、“现代性”被“污名化”，“乡土”、“传统”也被“污名化”。正是这样的“污名化”，中国的“现代”过于表面化，而“传统”也只能以某种被夸大了的扭曲方式存在——官员对城市进行建设的原动力，不是为了百姓和未来，而是为了利益和权欲，权力的无监控、野蛮化和人情化正是传统内部最隐秘又最日常的性格。

我们需要思考：何谓“乡土中国”？它是否就是我们本源意义的存在？它如何生成？它现在的含义背后有多少历史话语、现实形态塑造的成分？

需要思考的另一层面是：我们今天的城市化发展方向是否就是真正的现代性发展？何谓“城市化”？是否就是工业园、高楼、大路的推进？历史的、人文的、时间的、空间的元素呢？城市化是否就必须摧毁乡村？城市化是否就意味着现代化？现代化是否就意味着完全“去乡村化”和“去乡土化”？

早在上个世纪三十年代，费孝通(1910-2005)在进行《江村经济》考察时就认为，江村传统经济方式的衰败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就是乡村工业和世界市场之间的关系问题，各种传统工业的迅速衰亡，“完全是由于西方工业扩张的缘故”，他认为中国已经进入世界的共同体中，西方的政治、经济压力是目前中国文化变迁的重要因素。而现代文学作品也都不约而同地书写到世界经济的进入对乡土中国生活和精神的影响，如叶圣陶的《多收了三五斗》，茅盾的《林家铺子》、《春蚕》、《秋收》，叶紫的《丰收》等小说都有典型的体验。但是，在观念层面，知识分子总是倾向于把“乡土性”作为一个固定不变的抽象物来理解，这也直接影响到具体的科学考察和文学写作。

社会学家王铭铭在考察了现代时期著名社会学家许烺光(1909-1999)的“喜洲”调查时发现，许烺光有意忽略掉“喜洲”作为一个曾经的都市所拥有的多元经济和多种文化，忽略了喜洲“都市/乡村”的双重面貌，而是倾向于把它形容为“乡村中国的一个典范村庄”，“急于表白自己对中国的乡土性之看法的许烺光对此没有任何表示，而埋头梳理这个地方在他的中西文化比较研究中的‘类型学典范意义’。从一定意义上讲，他的著述与其说是民族志，毋宁说是一种抽象的东西方文化比较的村庄志表述。”王铭铭认为，这一“乡土性”的界定恰恰是以“西方视野”为中心下所产生的。而1949年进入中国的美国人类学家施坚雅(G. William Skinner)在经过考察后却有另外的看法，“恰是那些被我们想象为乡村的对立面的事物，才是‘乡民社会’的特点。中国乃是以城乡这个结构性的‘连续体’为特征的。”这一结论无疑对“乡村中心主义”具有极大的冲击力，它暗含着一种观点，中国的乡村并非就是封闭的、纯粹农业的社会构成，它本身也包含着城市经济和城市生活的因子，譬如每一个农民在农闲季节可以随时变为小商贩，而日常的集市、庙会都在村庄的周边，它也是乡村的大型经济场所，传统乡村中已经具备有非乡村因素，“城市”和“乡村”在某种意义上是共生于中国社会生活之中。但是，在“乡村中心主义”的观念下，“乡土”被作为“过去”的中国特征被确定下来，而被施氏（施坚雅）和沃氏（沃尔夫）当成欧亚农民社会重要特征之一的城市，则总是以必然取代乡村的“未来”——而非它的共生物——为面目出现在我们面前。也因此，“乡土中国”并不只属于过去，它今天给我们所呈现的含义是在二元对立思维和进化论思维下诞生的，是世界性的工业化发展和“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塑造出来的第二性的存在。

“乡土中国”与“城市中国”并不是对立的，与“现代”、“西方”也不是对立的，不是非此即彼的、过去与未来的关系。城市化并不意味着必须要摧毁乡村，现代化也并不意味着完全“去乡村化”和“去乡土化”。“乡土中国”及其相关的一切并非是我们必然要丧失的过去和风景，而是我们的现在和未来。之所以要不断打开它，走向它，也并非是为了怀旧——“怀旧”，就好像它已经纯然属于过去，与现实没有关系，只是一个梦中的“桃花源”。不是“怀旧”，不是“桃花源”，而是现在。乡村就是我们的现在。在急速城市化的制度下，乡村的命运包含我们这个民族未来的命运，未来的生活方式、精神方式和性格特征，包含着我们如何看待、思考并发展我们自身的问题。

重新认识“乡土中国”，也即重新认识我们自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