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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朗外长称周五核会谈有望达成协议

伊朗外交部长扎里夫说，他相信就伊朗核问题与六个大国举行的核会谈有可能在周五会议结束前达成某种协议。
扎里夫对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说，伊朗不会完全中止浓缩铀生产，但愿意“就谈判桌上的各种问题展开磋商”。
正在中东访问的美国国务卿克里将在周五前往日内瓦，参加第二天的有关会谈。
克里突然改变中东的访问计划并决定前往日内瓦，显示有关伊朗核问题的会谈有望达成某种协议。
驻日内瓦的外交官说，目前的乐观气氛令人惊讶。美国国务院称克里出席日内瓦会谈是为了缩小与伊朗在会谈中的差距。
从广义上讲，伊朗可能决定缩小该国的核计划规模，并部分中止其浓缩铀计划。作为回报，参与核会谈的大国准备解除某些制裁，然后再继续接着磋商。
美国政府星期四表示，美国已做好缓解对伊朗的经济制裁，前提是伊朗同意停止它的核发展计划，并为此采取“具体、可核查的相关措施”。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则批评伊朗只是作出虚假让步，他认为就伊朗核问题达成协议会是个“历史性”错误。

朝鲜：逮捕了侵入平壤的韩国国情院要员

朝中社7日报道说，朝鲜国家安全保卫部逮捕了秘密入侵到朝鲜的韩国国家情报院要员，现在正在调查中。

香港“保钓”团体宣称将赴南沙群岛钓鱼

香港“保钓行动委员会”7日在记者会上表示，13日将乘抗议船前往南海的南沙群岛钓鱼。
很多意见认为，去南沙群岛钓鱼的主张是为了钻香港政府规定的空子，实际上该团体赴尖阁的可能性很大。香港政府的应对将受到关注。
该委员会相关人士在记者会上表示，只要是中国领土，我们都有权去，出海后知道哪里鱼多，我们就去哪里。此人并未否定出海后前往尖阁的可能性。
该委员会去年8月曾派抗议船，载着“保钓”人士登上尖阁诸岛。由于香港政府将抗议船作为渔船登记，针对尖阁的示威行动属渔船用途以外，因此禁止出海。

日中韩一致认为有必要努力促成首脑会谈

日中韩三国7日在首尔举行了现任政府成立后的首次副外长级磋商。有关在日中对立背景下迟迟难以实现的日中韩首脑会谈，三方一致认为有必要为促成三国首脑会谈而努力。当天没有协调出具体举行首脑会谈的日期。

山西连环爆炸案嫌犯落网

《法制晚报》等中国媒体7日报道称，警方已抓获一名6日在山西省太原市省委大楼前发生的连环爆炸案的嫌疑人。
据媒体报道，警方通过分析事发现场附近的监控录像，确定犯罪嫌疑人于6日早7时许设置爆炸物后乘坐一辆黑色轿车离开了现场。在事发现场设置了9个爆炸物，其中有8个爆炸，剩余的一个被警方拆除。
香港《大公报》和BBC中文版当天报道说，山西省连环爆炸案和天安门恐怖袭击事件等都是社会矛盾与不满积累的结果。一直以来，中国当局以“社会稳定”为第一目标，压制对贫富差距、地区差别、土地纠纷、民族矛盾、环境污染等的抵抗。但今年6月在福建省厦门发生公交车纵火案导致47人死亡、7月在北京首都机场发生爆炸事件等通过极端方法表达不满情绪的事例层出不穷。
《大公报》说：“不能只是强调‘和谐社会’。应积极展开民族、宗教政策，保障少数民族的利益，并制约权力。”

中国官媒评太原爆炸案：无需惊慌

环球时报说，常有人在发生极端事件之后呼吁探寻深层次原因。其实中国社会目前的一些深层次缺陷都已经清楚，出不出极端事件，解决他们都是中国发展改革的使命。

英媒：人口老化带给中国的政治经济问题

《金融时报》刊登一篇评论文章，作者皮林认为，在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即将召开之际，中国面临一个问题，那就是人口快速老化。
文章说，从1949年到现在，人均预期寿命从35岁增加超过一倍成为75岁，但与此同时，生育率下跌到1.5以下，远远低于足够支撑人口稳定的2.1。
皮林说，除了人口老化问题之外，三中全会还有一个主题，就是要达成经济模式转移，国家必须减少在经济上发挥的角色。
他说，如果要提高生产率，国营企业不太可能提供中国需要的创新，但是国营企业不退反进，接受巨额国家注资。
皮林说，“中国经济生产模式已经从‘人力需求’转为‘资本需求’，但是资本都到了错误的地方。”
“国营企业占全国生产总值的三分之一，但却吸干90%的账面盈余，国营银行很少贷款给小企业，但小企业却是最可能成为未来创新的发动机。”
文章最后说，三中全会面临中国未来转型的问题，一党专政国家能否成功实现转型，或是转型后的中国是否能与一党专政制度匹配，那是留给未来数十年的一个大问题。

三中全会将检验习近平推进改革的能力

过去一年中，习近平一直在积累政治资本。他快速在军队建立权威，同时打响了一场力度罕见的反腐战役。他还开展了一项持续了一年的运动，通过使用批评和自我批评这一毛泽东时代的老传统整肃党风。
习近平对于部分毛时代策略和用语的信奉，以及他对互联网上反对言论的打压，使得一些中国人对于政治自由化的最初期望破灭，同时有人担心中国将重回过去的强人政治时代。
新加坡国立大学中国政治问题专家黄靖说，习近平有两个优势：他执掌最终决断权，而且有充裕的时间。
黄靖说，他需要做的就是像1978年邓小平那样，营造出改革的势头并确保自己受到公众支持，他将（在三中全会上）确定方向，但如何实现目标以及以怎样的速度前进将有待讨论。
习近平上周六对一个外国访问团发表了讲话。据一位访问团成员说，习近平表示，从不同的角度看一座山，会看到不同的风貌，当你站在山上，很难看到山的全景。
三中全会将是习近平提出他规划的首个机会。
加州大学迭戈分校中国经济问题专家劳福顿撰文称，习近平的公信力面临风险，如果不能推出重要经济改革措施，习近平领导班子很快就会被视为在倒退，甚至脱离了中国的实际经济问题。
本次会议结束时可能会发布一个公报，预计这个公报将提供主要政策的概况，具体细节将留到以后研究确定。
会议将讨论多项改革方案。其中包括可使储户增加收益的利率市场化改革、允许农民工出售或质押土地并获得城镇福利、采取财政改革措施以帮助地方政府减少对土地出让收入的依赖，同时更好地管理地方政府债务。
但政治改革似乎并未提上议程，虽然参与报告起草的人士提出了加强中央的司法控制、避免地方政府干预法庭的建议。
根据党内人士的消息，国企似乎也不会动大手术，尽管一个有中国国务院背景的智库提出了相关建议。
很多党内人士和分析师认为，这表明拟议的改革依然面临阻力，中央委员会的委员（地方政府领导和国企高管）有很多会因改革而丧失利益。
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两名中国政治专家Christopher Johnson和Bonnie Glaser上周发表文章称，很明显，中国领导层内并非人人支持改革。
这也不难理解，因为拟议中的好几项改革措施都可能会削弱很多既得利益当权者的特权，或是严重损害他们的官僚机制。

不必对十八届三中全会抱过高期望

今年8月份，中国一家证券机构海通证券通过一篇前瞻性报告透露出十八届三中全会将在价格、财税、金融、行政、土地、户籍等六大领域推动改革。该报告还称，十八届三中全会将为未来十年定调。
就在10月2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开会确定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召开时间之后，中国官方高层智囊机构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首次对外公开了其为全会提交的一份被称为“383”改革方案总的报告。这份报告因由国家发改委副主任刘鹤牵头而备受瞩目，刘鹤的另一身份是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被认为是习近平的关键智囊之一。
该报告勾勒出一幅详尽的中国新一轮改革“路线图”，并在大幅度减少政府对经济活动的干预、进一步开放市场、土地制度改革、金融市场改革以及中央与地方权力调整等方面做出了超乎寻常的设计。该报告进一步刺激了人们对十八届三中全会的预期。
大多数中国人希望即将召开的三中全会能够出台一些根本性的改革措施，比如进一步的国企改革、限制政府权力对市场的过多干预、大幅度调整中央与地方的财政收支关系、土地制度改革以及终结养老制度的双轨制等。但从已经披露出来的信息看，此次改革虽然涉及面广泛，但在各个领域，基本还是在原来基础上的调整，并未触及深层次改革。
英国研究机构Capital Economics的经济学家马克·威廉姆斯和朱利安·埃文斯·普理查德10月31日联合做出的报告认为，不能指望三中全会提出更多改革细节，因为那不是党的职权范围，党只能在方向性问题上给出指导意见。
上述报告说，不应对本届会议出台激进改革措施抱太大希望，特别是由于牵扯到太多、太强的既得利益阶层，任何对国有企业伤筋动骨的重大改革举措都很难出台。
瑞银集团在今年9月份的一份十八届三中全会前瞻报告中也认为，三中全会将为未来几年的改革制定方向和框架，但不太可能公布太多细则。该报告还预测，政府不太可能在近期对地方政府债务和财税体系动大手术，也不太会在土地和国企改革方面取得重大突破。
以土地改革为例，瑞银认为由于牵涉到诸多复杂问题，政府不会马上实施“同地同价”原则，土地改革只可能是一个渐进和长期的过程。这一判断与国家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主管的《中国房地产报》在今年9月份报道的内容相一致。该报援引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一位官员的话称，若集体建设用地进行流转，势必破坏地方政府垄断土地的平台，各地方政府的反对声音比较强烈。道理很简单，在农民没有被赋予土地流转权利的时候，地方政府可以随意利用行政权力强制征地，农民利益没有任何根本保证。土地流转改革后，地方政府再也难以像以前那样暴力强征了。所以该报认为，新土改难以在十八届三中全会上有突破。
上述这份由瑞银集团中国区首席经济学家汪涛牵头研究的报告并不是非常悲观，该报告虽然提醒人们不宜对改革期望太高，尤其对未来十年所有重大改革措施的路线图或具体时间表、立即重构中央和地方政府之间的财税关系、对过剩产能和国有企业进行大规模重组以及土地改革出现重大突破等不要抱有太高期待。但报告并不像很多人认为的那样，如果新一届政府不能现在推出全面改革，中国经济将走向崩溃。
瑞银的理由是，预计未来两年里政府将会逐步启动许多改革措施，包括金融市场改革和放松服务业管制，之后再推进更加艰巨的改革，但报告并未具体解释具体是哪些方面的改革。瑞银判断，未来1-2年里，即使没有重大改革出台，受益于全球经济复苏、城镇化的推动以及仍然充裕的国内流动性，中国经济仍能实现7%以上的增长。
中国现代史学者、曾经参与了中国1980年代政治体制改革历程的吴伟对中国的长期经济发展持不同看法。他接受纽约时报中文网采访时说：“在不启动政治体制改革的情况下，单方面的经济改革措施不可能深入进行下去。”
吴伟参加了上个世纪80年代中国政治体制改革方案的研讨工作，是赵紫阳主持制定的《政治体制改革总体设想》的执笔人之一。他认为，不论是十一届三中全会，还是十四届三中全会，之所以能在改革上取得突破，关键之一在于当时的整体社会环境在改革上都具有普遍共识，且当局包容并蓄，心态开放。
“但现在的改革面临的社会环境完全不同，现在的社会是撕裂的，社会各阶层对于改革的期待差距很大，甚至截然相反。而当局在意识形态上收得越来越紧，却极力在经济改革上释放宽松的表象。这很矛盾，30多年的改革历史证明，要搞改革必须要有一个开放宽松的舆论环境，”吴伟说。
他认为，在当前这种政治气氛下，既得利益集团反对市场化的改革是必然的，三中全会最后通过的改革方案，必会在既得利益集团狙击下搞得虎头蛇尾，即使能出台一些值得期待的改革措施，在执行中也大多会半途而废。
但是，中国新一届政府又不得不考虑改革推进不到位所造成的巨大隐患。现在，中国经济增速正在放缓，依靠投资拉动的传统经济发展模式已经被高层认为不可持续，而推动中国经济高速前进的人口红利也已经不存在。中国的最高决策层也清楚，未来，也只有依靠进一步的改革才有可能保持经济增速的可持续性。
在这个时候，高层面临着挑战，只有在这个巨大的系统不陷入危机之前向纵深推动改革才是唯一的路径。否则，新一届政府的改革承诺就只是表面上的信誓旦旦。
很多人还记得，李克强在其成为国务院总理后的第一次记者见面会上说的话：“现在触动利益往往比触及灵魂还难，但再深的水我们也得趟，因为别无选择，它关乎国家的命运、民族的前途。”
人们当然期望有意外发生。正如《经济学人》最近的文章称，当初人们对十一届三中全会能拿出怎样的改革措施，以拯救摇摇欲坠的中国经济也不抱希望，但结果却是邓小平大刀阔斧的改革解放了中国生产力。

政治严经济宽，中国改革议程难两全

根据几名投资分析师的报告及一些中文报纸文章，此次中共中央全会可能会支持一些宽泛的目标：放松政府对资本流动、利率、自然资源价格、农田租赁和开发以及农民进城定居的控制。
曾担任中国政府顾问的金融咨询公司春华资本集团董事长胡祖六表示，“从根本上讲，这关乎在一个现代经济中政府应发挥什么样的作用。中国政府仍然握有太多权力，有太多过度的、没有监督的、模糊的权力占据着高位。”
对国有企业、国家部委、地方政府、甚至希望继续享受特殊待遇的城市居民来说，这次提出的改革会对他们构成影响，因此有可能会遭到他们的政治抵制。
要让农村移民在城市社会中站住脚，就需要有一个规模更大、成本更高的社会安全保障体系，享受特权的城市居民需要将他们的学校和医院分享给这些新来的人。要说服农民永久性地搬到城市居住，还需要对土地政策作出修改，让农民可以更方便地将土地转租出去，在被征用开发时可以拿到更多的钱。这反过来又需要给地方政府找到新的收入来源，因为它们目前靠的就是以很少的补偿金征用土地，然后转卖给开发商。
国有企业和它们在政府中的后台一直受益于国有银行给予的代价低廉且流动自由的贷款，还可以优先获取土地和自然资源。有专家称，此次改革会致使它们要面对来自私营领域的更激烈竞争，因此可能会遭到抵制。
曾参与上世纪80年代市场改革规划的吴伟说，经济改革的最大障碍正是这片利益的灌木丛，而不是意识形态的保守或精英派系的纷争。“他们可能表面上会支持改革，”他说，“但实际上他们会抵抗涉及到他们本人的改革。”
人民大学中国公共经济与治理研究中心主任陶然说，对于在土地征用开发过程中让农民获得更多利益的举措，中央部委和地方政府是反对的。他本人支持进行这样的改革。
“很多地方政府官员和中央官员，他们知道这是不可持续的，”陶然说。“但是也许改革最终能削弱它们的势力。你知道什么是好的，但你不见得愿意那么做。”

上海宣布建法治政府

《人民日报》6日报道，上海市政府在新闻发布会上透露，要在5年内“使上海成为职能转变力度最大，制度健全度、信息透明度、公众参与度、行政规范度和人民满意度最高的行政区。”
报道说，为实现这个目标，上海市政府提出了30项任务，包括“规范行政决策、提高政府立法质量、提高行政执法规范度和执行力、强化行政监督、预防和化解社会矛盾纠纷。”
上海市政府还表示要花大力气解决建设法治政府中遇到的难点。
这包括转变政府职能，提高行政管理水平，保障民众知情权和参与权和政府要依法行政。
报道说，上海市政府已经制定了一个任务分解清单，有分工图和时间表，涉及各级政府及其政府部门，但是没有透露具体细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