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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与伊朗接近达成去核化协议

应欧盟外交事务高级代表凯瑟琳·阿什顿的邀请，国务卿约翰·克里定于本周五抵达日内瓦，以“协助缩小分歧”。伊朗官员则表示，如果进展顺利，或许将于当天晚些时候对外宣布达成协议。
不过，就在双方努力在周四敲定最后细节的同时，美国及其部分主要盟国在这份可能的协议上产生了进一步的分歧。奥巴马政府称，该协议是在就伊朗核问题对峙多年之后的潜在突破，批评者则认为，这不过是权宜之计，会让德黑兰核计划的核心得以完整地保留。
协议的第一阶段将要求伊朗在整整六个月中停止核活动，以换取有限的制裁松动，其中或许会包括允许伊朗获取冻结的资产。
支持者称，该协议拥有不少潜力，不仅可能阻止伊朗打造核武，还可能为美伊两国关系的历史性回暖开辟道路。
周四，以色列总理本雅明·内塔尼亚胡警告，这是个“重大历史错误”。他还称，协议将使伊朗能够继续浓缩铀，并保住发展核武的选项，却会破坏国际社会对经济制裁的支持。

巴勒斯坦当局指以色列“暗杀”阿拉法特

巴勒斯坦调查已故领导人阿拉法特死因的委员会指责以色列是“唯一凶嫌”。
该委员会是在瑞士的调查发现阿拉法特遗体样本的钋含量超过正常值之后，做出上述指控。
委员会负责人特拉维在记者会上说形容阿拉法特是被“暗杀”，并说未来的调查将“证实所有的细节和案件的因素”。
但是特拉维并未说明，阿拉法特身在有重重护卫和亲信在侧的官邸之中，在这种情况之下，超量的钋元素是如何进入阿拉法特体内。
巴勒斯坦官员透露，他们是经过许多的访谈和“保安方面的情报”做出结论，但来源现在不便公开。

朝媒谴责韩美成立联合战区司令部

《劳动新闻》8日刊登文章称，韩美联合司令部是为了实现美国对韩半岛的殖民统治、向朝鲜发动战争而设立的非法军事机构。
对于韩美商定成立由韩军指挥的联合战区司令部一事，文章指出，韩美以韩美联合司令部解散为借口，试图建立全新的联合指挥机构（联合战区司令部）。这是为欺骗社会舆论而精心策划的骗局。
文章指出，虽然联合战区司令部司令将由韩军指挥官担任，但其作战和战术指挥体系仍由美军掌控，因此形同虚设。
文章还称，如果美军完全从南朝鲜（指韩国）撤离，世界上最危险的战争根源就会消失，这有利于实现韩半岛和东北亚的和平与稳定。

华为高管访韩：华为通信设备从未被窃听

“即使中国政府要求监听、窃听，我们也会拒绝。华为是民营企业，境外营收占总营收的70%以上。怎么能随便做（那种事）？‘安全’是华为的根基，也是根本原则。”
华为LTE部门总经理王军说：“全球三分之一人口利用我们的通信设备享受通信服务，至今为止从未发生过窃听、监听事件。”
记者问道：“如果有人偷偷将后门木马程序植入华为设备，设在该设备上的通信网会不会发生监听或窃听问题？”
王军表示：“华为内部多位安全专家一直在进行仔细检测，以防止后门木马等问题发生，我们还与美国、英国等国外第三方认证机构合作，共同进行管理。公司1987年成立以来的20多年里从未发生过这种问题。”也就是说，华为设置了双重甚至三重防护网，任何人都无法逃过法眼在设备中植入后门木马等程序。
王军表示，如果LG U+希望公开源代码以便自己进行彻底验证，我们会积极考虑。“源代码”相当于通信设备内的软件设计图。韩国国内移动通信企业从未得到过跨国通信设备企业的源代码。

互联网发明人批评英美间谍机构监控

互联网发明人、英国计算机科学家蒂姆·伯纳斯-李说，英美间谍机构破解网络密码进行监控是“骇人听闻和愚蠢的”。
伯纳斯-李对英国《卫报》表示，这种监控做法破坏了对网络犯罪和网络攻击的打击。
伯纳斯-李说，这些情报机构破解了互联网用户保护隐私的网络密码，削弱了网络安全。他也将之称为对科技业的背叛。
他说：“揭发内幕者，以及和他们合作的媒体都在社会里发挥着重要作用。”
他指出，“我们需要强大的机构对付网络犯罪，但任何强大的机构都需要制衡。从近期曝光的情况看，这个制衡机制已经失灵。”
他表示，媒体对斯诺登泄露的情况的报道一直是符合公众利益的，并且揭露了“很多需要全面和坦率的公开辩论的问题”。
与此同时，28名英国保守党议员们敦促《卫报》“采取相应措施”，就其报道对安全的影响负责，特别是考虑到如果有关信息落入恐怖分子或者“敌对外国势力”之手会造成的风险。

吴敬琏：经济改革需消除体制障碍

吴敬琏在一次演讲中说，“只有进一步推进市场化的经济体制改革和加快民主化、法治化的进程，经济增长模式转型才有可能实现，舍此绝无他途。”这篇演讲本周得到中国报纸和网站的广泛转载。
“如果离开了这项最根本性的原则，我国的经济发展就会重复过去的老路，继续通过大量投资来拉动经济增长，最后只能是在盲目扩张和刹车调整之间打转，最后以引发系统性危机告终。”
吴敬琏指出，贪婪的官员和寻租的官僚体制将会扼杀基层创新和生产力的提高，除非政府在其改革开放措施中加入政治和法律改革的内容。全要素生产率是一个衡量经济创新的指标，中国的全要素生产率自2008年起出现下降，当时政府为应对全球金融危机带来的损害，启动了4万亿人民币的刺激方案。
吴敬琏认为，以胡锦涛主席和温家宝总理为首的上届政府领导人未能进一步推动保障中国经济健康发展所需的改革，他们没有控制住政府主导的产业扩张，这种扩张很容易得到来自国有银行的贷款。他希望习近平主席和李克强总理领导的本届政府能加快改革的步伐，同时也开始着手处理有争议的政治问题。
吴敬琏举了电力行业的例子，由于官僚利益和惰性的阻碍，政府承诺的该行业的改革措施停滞不前，他说，“2004年以后，重要行业的改革几乎都停顿了下来。”
吴敬琏说，“没有了紧迫的压力，改革的动力反倒减弱。再加上改革进入了深水区，触及各种各样的既得利益，改革的阻力也增大了。”
这种粗放、失控的经济增长模式给中国带来的危害远远超出经济领域，他说，“最切身的就是人类生存的三项基本条件都被破坏了，我们的水、空气、土壤都出现了问题。”
吴敬琏建议的改革良药对谨慎的党领导人来说可能很难下咽。他希望能建立一个更强大、更独立的司法体系，来约束党的权力。他希望看到广泛的金融自由化，说这将解决他称之为扭曲的问题。他希望对中国的农村土地制度进行全面改革，在当前制度下，官员有很大的权力占有农民的土地进行开发。
不是每个希望习近平推动经济转型的人都同意吴敬琏提出的需要深远的政治改革的观点。现任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秘书长的前官员袁绪程坚持认为，采取一种渐进的方法，推迟重大政治改革，仍是目前最好的选择。
袁绪程在一次电话采访中说，“你不能指望中国的改革像百米冲刺那样。顶多只能是小步快走。如果想冲刺，一定会遇到问题。”
但吴敬琏及其阵营的人则认为，现在的问题太多太紧迫，不能再等待下去了。
“在我看来，中国已经到了一个如果不能够全面地推进改革，就会发生严重的经济和政治问题这么一个关节点上，”吴敬琏在8月份曾这样说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