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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辛格路线”：美国外交政治的出路

亨利·基辛格从美国国务卿的位置上退下来差不多四十年了，但那么多国家领导人——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习近平——还在继续寻求听取他的建议，这并非完全因为他长寿。奥巴马在这方面与众不同——自艾森豪威尔以后，他是第一位不向基辛格征询意见的美国总统。每过一段时间，政治评论家都敦促奥巴马更向“基辛格路线”靠拢。其他人则说奥巴马在实行“基辛格路线”——即便在口头上他不这么说。但“基辛格路线”这个词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习近平与基辛格关系密切

一般人都把基辛格看作是现实主义的同义词，那就是在赤裸裸地考虑国家利益的前提下，冷静评估外交政策，或者像记者安东尼·刘易斯所说，“一种为了秩序与权力不惜牺牲人性的执迷。”1983年，基辛格从前在哈佛的同事斯坦利·霍夫曼把他描写成一个马基雅维利的追随者，说“基辛格认为一个国家要生存，执政者必须冷酷无情，使用欺诈手段，以击败国内外的敌人。”很多作者认为基辛格奉为楷模的是他看作英雄的两个人——奥地利政治家克莱门斯·梅特涅和普鲁士领袖奥托·冯·俾斯麦——他们体现了欧洲经典版本的权力政治。

然而值得一提的是，作为真正现实主义者的国际关系学家汉斯·摩根索把基辛格描写成一个像奥德修斯一样的“多面人”。例如，在上世纪60年代早期，美国应该在多大程度上支持南越政府成了一个令人头疼的问题。基辛格最开始相信南越的自决权值得美国人牺牲生命。作为一个真正的现实主义者，摩根索激烈反对基辛格的立场。

基辛格自己的智慧资本还没有得到充分研究

在上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基辛格确实在写作中探讨过梅特涅和俾斯麦。但如果你认为他在上世纪70年代开始模仿他们制定外交政策的方法，那只说明你没读，或者有意误读了他写的东西。非但不是马基雅维利的追随者，基辛格从最开始就是一个理想主义者。在这里，理想主义这个词至少有三层意思。

第一，以美国总统伍德罗·威尔逊为代表的理想主义寻求通过国际法和集体安全来赢得世界和平（观察者网注：伍德罗·威尔逊是第28届美国总统，他把道德原则贯彻到处理国际关系中，1919年被授予诺贝尔和平奖），基辛格从来都不是这一派的理想主义者，但他也不是现实主义者。基辛格不采取威尔逊式的理想主义，认为它的崇高理想会导致政策施行上的瘫痪。1956年，他对身为历史学家的朋友斯蒂芬·格劳巴德说，“坚持纯粹道德本身是一种最不道德的故作姿态，”因为它经常导致丧失行动能力。但基辛格知道，现实主义也能够使政治陷于瘫痪。作为从希特勒统治下的德国逃出的难民，基辛格在1944年穿着美军制服回到德国，在打败纳粹的最后战斗中发挥了他的作用——上世纪30年代的外交失败使基辛格付出了个人代价。然而，就像他在1957年的一次访谈中指出的，“英国为了安抚德国而不惜牺牲原则的绥靖政策制定者——斯坦利·鲍德温和尼维尔·张伯伦——就曾经把自己看作坚强的现实主义者。”

第二，在哈佛做本科生，基辛格大量学习了伊曼努尔·康德的著作，成了一个哲学意义上的理想主义者。他未发表的学士论文“历史的意义”是一个对康德历史哲学充满敬意的批判。基辛格的主要论点是，“自由是生命的内在经验，是把生命看作一个做出各种富有意义的选择的过程。”“永久和平”也许的确是历史最终极的、不可逃避的目标——康德正是这样认为——但从个人角度来看，这种不可逃避性不是对自由的一种限制。基辛格在论文中写道，“无论你怎么看待事件的必然性，在事件发生的时候，这种不可避免性并不能作为行动的指南……不管我们能在事后对做出的行动加以何种解释，这些行动之所以发生全在于我们内心对选择确信不疑。

第三，在职业生涯的早期，基辛格是一个坚信不疑的反唯物主义者，他对资本主义形式的经济决定论充满敌意——就像他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充满敌意一样。在学士论文中，他写道，把讨论民主变成讨论经济制度的效率，这样做很危险，因为经济制度的效率属于客观必然性的领域，真伪对错是可以辩论的。”与此相反，作为一种内在直觉，自由会拒斥极权主义——即使极权主义在经济方面更见成效。在这个问题上，基辛格的态度完全不同于他的同时代人，比如，经济学家和政治理论家华尔特·罗斯托就认为，只要资本主义的经济增长率高过共产主义的经济增长率，资本主义就会赢得冷战。在《选择的必要性》中，基辛格写道，“除非我们能使这些新生国家意识到自由和人类尊严的意义，我们大肆吹嘘的资本主义与共产主义之间的经济竞争将没有任何意义。”这也就是说，维护自由主义民主的理念必须基于自由主义民主的自身价值，而无须仰仗资本主义在物质方面的成功来为其立言。在上世纪60年代，基辛格一再回到这个命题上来——在这期间，作为纳尔逊·洛克菲勒的顾问和发言起草人，他支持洛克菲勒争取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提名，三次都没有成功。

人们倾向于更喜欢具有个人魅力的领袖，而不是有手腕的治国者

在回忆录的第一卷，基辛格写道，“身居高位教你怎么做决定，而不是教你具体的东西……总得来说，身居高位一段时间会消耗而不是创造人的智慧资本。”由于几乎所有学者都把注意力集中在基辛格任职期间，他自身的智慧资本——即他自上世纪50年代早期到60年代晚期在哈佛、在美国外交关系协会、在为洛克菲勒工作期间发展出来的见解——还没有得到充分研究。这些见解可以被正确理解为对权力政治富于创意的批判。关于外交政策，它们至少提出了四个关键性的、富于洞察力的见解，奥巴马和未来的美国总统都应该好好从中学习：历史是了解敌友关系的关键；不应回避由推测产生的不对称的结果；很多外交政策的决定都是众害相权取其轻；道德上空洞的现实主义很危险，领袖们应该提防这样的危险。

历史是国家的记忆

除了理想主义哲学，基辛格在哈佛学到的另一个重要观点是，要理解与国家安全相关的问题，历史是最关键的因素。他在1957年发表的博士论文中写道，“研究外交事务——也就是研究作为行为单位的国家——必须考虑历史背景，否则不可能得出任何有意义的结论，”“一个国家的历史记忆是检验这个国家外交政策正确与否的试金石。历史经验发生在越基础的层面上，它对这个民族在历史启发下理解现状就具有越深远的影响。”基辛格问道，“说到头，谁会去和一个国家的人民争执他们应该如何理解这个民族的历史？一个国家只有通过自身的历史经验才能面向未来，而过去‘真的’发生了什么往往不重要，重要的是一个国家的人民‘认为’过去发生了什么。”在政治学家眼中，国家也许“看起来像安全协议中的……因子。”对律师来说，国家也许像一系列无休止的国际诉讼中可以互相替代的参与方。基辛格写道，所有国家事实上都把自己看作是历史力量的表现。国际局势的均态并不是各国关切的最终目的……它们把国际局势的均态看作是一种实现历史抱负的手段。”

在基辛格的早期论文中有个一再出现的主题，那就是美国决策者对历史的无知，这是一种典型现象。他在1968年写道，律师是美国政府中最重要的群体，但他们确实有一个欠缺——对历史认识不足。”对基辛格来说，历史具有双重的重要性：你能从历史中找到类似性，这种类似能帮助你认清当前形势；在一个民族的自我认知中，历史是一个起决定作用的因素。美国人也许怀疑历史的重要性，但基辛格写道，“欧洲大陆覆满废墟，它们证实了人类的先见之明会出错，生活在其中的欧洲人在骨子里觉到历史比系统分析要复杂得多。”

未知的未知因素

跟大多数学术圈的人不同，基辛格在职业生涯的早期就发觉，决策者常常必须在了解清楚所有事实情况之前就做出重大决定。在《重建的世界》中，他写道，“在不同决策之间做出选择跟所谓事实不相关，而在于对事实的解释。”“从本质上说，这种选择涉及一种道德行为：一种估算，这种估算的有效性建立在对目标的构想上，也建立在对手头上材料的理解基础上，这两者应该平分秋色。”

晚些时候，基辛格把这个看法组织成如下问题——在制定外交政策时，很多决策都是在根据不足的情况下制定的，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呢？在1963年的一次讲座上，他提出，要做决定，一个人必须能够看到已知的范围之外。当一个人身处一种新情况，他就处于困境——除了固有的信念，可供他用来指导决策制定的东西少之又少……每个国家领导人在某一点上都必须做出选择——他希望每件事都有十足把握，还是希望凭靠自己对当前形势的估计……如果一个人想要每件事都有看得见的把握，在某种意义上说，他就完全被事件所左右了。

基辛格论证说，如果在1936年，民主国家与纳粹针锋相对，我们今天就不会知道希特勒是否是一个被误解的民族主义者；他是否只想实现有限的目标，或者他根本是个疯子。民主国家发现了他确实是个疯子。它们选择了确定性，但为了这种确定性，几百万人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这个洞见对生活在核武器时代的我们有着深远意义——在这个时代，一场世界大战会夺去数以亿计的生命。也是在1963年，在未发表的论文“在核武器的世界中制定决策”中，基辛格总结了冷战时期决策制定者所面临的“可怕”困境：

“每个政治领导人都可以做出最不费功夫的估算，或者做出较费功夫的估算，他可以在两者间选择。如果他选择前者，那么，随着时间过去，他可能被证明为错误，为此他将不得不付出高昂的代价。如果他的行动基于猜测，那他永远都不能证明他的行为是必需的，但他可以不用后来感到非常痛苦……如果他很早采取行动，他无法知道他是否必需这么早采取行动。如果他等待，结果也许好，也许坏，这要看他的运气。”

如何看待决策行为中的推测？这个问题关键在于结果的不对称性。一个成功的、有先见之明的举措将带来很多好处，但它并不会得到相应的奖赏，因为，“成功的决策往往使后世忘记当初事情很容易朝完全不同的方向发展。”一个有先见之明的领导人更可能受到责备——因为要防患于未然就要提前付出——他反倒不会因为成功避免灾难而受到赞扬。与此相对，拖延时间可能未必导致灾难——这正是上世纪30年代绥靖政策的本质。从国民支持度方面来看，最不费功夫的决策往往是最讨巧的。

众害相权取其轻

1948年，年轻的基辛格在一封给父母的信中具有启示性的写道，“世间不光只有对与错，对错之间还有很多灰色地带。”“生活中真正的悲剧不是在对错之间做选择，”因为“只有最无情的人才会选择明知道是错的东西……真正的两难是灵魂的困境，会引起非常大的痛苦。”简单地说，在外交政策上，最困难的选择肯定是在众恶中做出选择，因此，真正符合道德的行为是众害相权取其轻（即使从政治意义上说这是更艰难的选择。）

1957年，在《核武器和外交政策》一书中，基辛格说，在冷战期间保持势力均衡就需要做出这样的选择：

“我们肯定会遭遇到两难的局面，比如内战或者政变……毫无疑问，我们应该防止发生这样的事。但一旦它们发生了，我们必须有意志力采取行动，并在只允许众害相权取其轻的局面中承担风险。尽管我们永远都不应该放弃原则，我们也必须认识到，我们只有活下来了才能够坚持原则。”

这本书的哲学基础是：比起放弃投降或毁灭全人类，一场范围有限的核战争可能是众害相权取其轻的选择——虽然这显然是一件令人厌恨的事。在最后一章，基辛格清晰地提出了一个众害相权取其轻的普遍理论，这个理论可以被看作是他的信条：

“如果我们只在这样的情况下采取行动——当我们的道德、法律和军事立场完全和谐一致，当我们行为的合法性与我们求生的需要几乎没有冲突——那将是一件多么令人欣慰的事。但作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我们未来也许永远都不会有机会像过去那样，安全地坚持做出简单的道德选择……要成功应对如此暧昧的难题，我们必须优先考虑一种道德行为，那就是在未掌握所有信息或有违我们原则的情况下采取行动，并承担风险。如果我们坚持没有回旋余地的绝对原则……那只会导致无所作为。”

晚些时候，在1966年，针对越南问题，基辛格提出了相似的见解：“我们不能只接受最投合我们道德预想的挑战，我们没有这样的特权。”那时他已经意识到美国对抗北越的战争只能以协商谈判告终。他已经看到，“在打击北越游击队的军事行动中，以及在越南国家建设方面，美国都缺乏总体性概念。”美国惯用的对策是丰富的资源和复杂的官僚体制，这不适用于越南。与仓促放弃南越，或者升级针对北越的军事行动相比，协商谈判达成和平是一个众害相权取其轻的选择。

现实主义的幻象

在他对梅特涅和俾斯麦的论述中——尤其在他未完成的关于俾斯麦的书稿中——基辛格认为，在外交政策中的纯粹现实主义可能产生巨大的破坏作用。在关于俾斯麦的章节中，他写道，“社会没有勇气采取一种把万事看穿的姿态。”“把人看作社会最基础层面的组成单位，把社会看作驱动力——坚持这么看总是导致个人在社会力量的裹挟之下逐渐丧失所有的自我克制。社会运作总是基于大概情况，它们没有能力对情况做精细的区分，所以，将权力视为手段的原则可能最终会使权力变成目的本身。”

毋庸置疑，俾斯麦的策略有很大部分是基辛格推崇的。通过研究俾斯麦，他认识到至关重要的一点是让对手互相争斗以坐收渔利。基辛格认为，德国统一以后，俾斯麦的新欧洲秩序的关键在于他有能力“操纵那些彼此竞争的国家对普鲁士作出许诺，从而使普鲁士跟它们任何一国的关系总比它们彼此之间的关系要亲近得多。”具体来说，基辛格很钦佩俾斯麦在1887年签署的《再保险条约》中体现的气度优雅的模棱两可。这个秘密条约规定，德国和俄国在一方介入与第三方的战争时要保持中立——除非德国进攻法国，或者俄国进攻德国的盟友奥匈帝国——俾斯麦的继任废止了这项条约，这使欧洲外交变得很不变通，其后果非常严重。然而，在他的文章“白色革命家”中，基辛格也写道，从本质上说，俾斯麦对国际关系持有一种达尔文主义的见解，将其看作是一种为了求生存而展开的无视道德的斗争，这注定了他不能把他在地缘政治方面的成就体制化。

在基辛格看来，民主时代的一个中心问题是人们倾向于更喜欢有个人魅力的领袖，而不是有手腕的治国者。“先知宣扬追求完美……[但]除了经由同一化和脱离常轨的过程——这个过程必须取消所有形式的义务——乌托邦是无法实现的……[而]单纯仰仗某一个人的道德纯洁意味着放弃对其加以制约的可能性。”与先知对立，基辛格站在治国者一边——治国者必须时刻警觉这类追求乌托邦的企图——这并不是因为他喜欢琐碎的控制操纵，而是因为他必须为应对最坏的实际情况做好准备。”治国者的悲剧一部分在于他必须总是少数，因为“让人们欢欣鼓舞的不是均衡感而是普世性，不是安全感而是长生不死。”

70年代的那场演出

在很多方面，基辛格的辅政经验非常充分地证实了上述最后一点。虽然最开始被新闻媒体吹捧为“超级K”，他后来遭遇了来自左翼和右翼的两面夹击——左翼说他在第三世界犯下了战争罪行，右翼指控他对克里姆林宫卑躬屈膝。或许正因为此，基辛格关于外交政策的洞见解没有被体制化，或者已经被人遗忘。

在一篇发表于1968年的文章中，基辛格写道，“美国不存在外交政策。”“只有一系列行动导致某种也许是计划外的结果”，“研究机构和情报机构——不管是国内的，还是国际上的——试图把理性和一贯性加诸于这种结果，[但]这种结果根本不具备理性和一贯性。”现在，40多年过去了，这些话还同样适用。基辛格认为，在策略上缺乏连贯一致性是由于现代民主制度的弊病。他解释说，不像19世纪的领袖，“当代管理式社会的典型领导人是一个意志坚强的人，他很有能力使自己当选，但对上任之后做什么，他没有一个非常到位的统筹全面的想法。”在这一点上，同样的话也适用于我们今天的情况。

奥巴马和他的顾问们欠缺历史感。在2012年的总统竞选中，奥巴马在嘲笑共和党对手米特·罗姆尼时说过一句令人记忆犹新的俏皮话，“80年代的人叫你把他们的外交政策还回去，因为冷战结束已经20多年了。”这话针对的是罗姆尼把俄国描写成美国“地缘政治上的头号敌人。”然而，仅仅17个月后，俄国无视国际法，吞并了克里米亚。奥巴马在2014年吹牛说，他“现在真的不太需要乔治·凯南了”（观察者网注：乔治？凯南是美国冷战时期战略家，遏制政策的创始人，2005年去世），”牛皮很快就被吹破了。

然而，也许不是上世纪80年代在呼唤，而是70年代。那时——就像现在——美国经济经历一次重击，留下长久的后遗症。1973年的石油危机与2008年的金融危机很类似。就像理查德·尼克松，奥巴马接手了一场战争，这场战争不输在军事方面，而输在国内民意上。幸亏戴维·彼得雷乌斯和斯坦利·麦克里斯特尔等指挥官为奥巴马在军事上打赢了这场战争，除此之外，对这一代人来说，伊拉克就是当年的越南。

与尼克松时代一样，奥巴马面对的俄国对维持友好关系也不那么感兴趣——虽然它有时装得好像感兴趣：我们很容易忘记，在苏联领袖勃列日涅夫权势如日中天的时候，他很像今天的普京，不但想在俄国的后院指手画脚，还要在世界各地张牙舞爪。就像尼克松当年一样，奥巴马发现欧洲和亚洲盟友都极难调控。今天西欧的国防开支占国家收入的比例甚至低于上世纪70年代。他们忘记了基辛格很久前的一句谏言：“无论何时，当一个国家或多个国家把和平仅仅理解为“避免战争”，并把为这当作主要目标，那这时的国际体系就只能任凭国际社会中最冷酷无情的成员的摆布了。“同时，亚洲国家在朝相反的方向前进，发展自己的军事战略来应对中国的崛起，它们认为奥巴马所谓的亚洲轴心是一个虚幌子。此外，中东是一个至少跟基辛格在职时一样大的火药桶，一触即发。

无论尼克松和福特政府的外交政策有何可置喙之处，基辛格至少在担任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期间发展出了一个战略框架来应对美国面临的挑战，这个战略框架的构成部分都建立在这四个原则的基础上。

基辛格在上世纪60年代中期开始制定的战略有三个构成部分。第一，他试图努力恢复与西欧跨大西洋的同盟关系。为了抵消西欧一体化产生的强大而内省的力量，以及西德的东方政策，他试图给美国与三大西欧主要势力（法国、德国和英国）的双边关系重新注入活力。第二，通过协商、谈判与合作缓和与对手的关系是一个外交政策上的概念，基辛格试图使缓和政策的概念具体化，寻求美国和苏联不只在战略性军备控制方面的合作——同时又不放弃抵制苏联扩张，遏制苏联实力增长的基本原则。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他开始发觉如下事实——虽然在很显明的层面上，中华人民共和国是革命性质的，但它也许能够被带入这个权力均衡的格局中来，而中苏之间的敌对能够为美国所用，使美国分别接近中苏，使它们与美国的关系比它们彼此间的关系更接近。基辛格的批评者很早就抨击他在施行这一战略时采取的战术，尤其在他认为次要的国家。但他们不能否认，基辛格在这个问题上提出了一个战略性概念。近七年来，美国没有这样一个战略性概念，今天我们看到这导致了什么结果。

长期以来，许多届美国政府的决策者都低估了历史在各国的自我认知中所起的重要作用。在一个又一个决定中，他们没能把握推测在决策制定中的意义和作用——有时低估了防患于未然的好处，有时低估了不采取行动所付出的代价。他们不“众害相权取其轻”，逃避做出这样困难的选择；躲在故弄虚玄的讲演后面，实行一种看透一切、玩世不恭的现实主义——无论在国内，还是在国外，这种现实主义都缺乏合理性和有效性。由于这些原因，美国发觉自己陷入了一个与1968年底何其相似乃尔的乱局。我们非常需要一条“基辛格路线”。但首先，决策者——还有美国公众——需要懂得基辛格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