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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鲜高官李洙墉率团访华

韩联社东京、北京5月31日电朝鲜劳动党政务局副委员长李洙墉31日率领大规模代表团抵达北京。这是自朝鲜今年1月进行第四次核试验后朝鲜高官第一次访问中国。
李洙墉一行当天上午乘坐朝鲜高丽航空班机在平壤起飞，上午9时50分许（北京时间）抵达北京首都机场。李洙墉一行上午10时20分许离开贵宾室，分乘10余辆轿车和迷你巴士前往北京市区。

金正恩观看中朝篮球友谊赛中国队战败

据环球时报援引朝鲜中央通讯社5月30日报道，朝鲜劳动党委员长、国防委员会第一委员长、人民军最高司令官金正恩观看朝鲜小白水男篮队和中国男篮国奥队之间的友谊赛。
报道称，比赛中，朝鲜队以82：73战胜中国队。而在此前的两场友谊赛中，朝鲜小白水男篮队也分别以81：70和65：56击败了中国男篮国奥队。

川普受中国网民追捧

川普在中国网民中越来越受欢迎，甚至还出现了川普的“超级粉丝团” 等网站。
评论人士表示，共和党本身就是较为务实的，川普又是一名商人，永远会把商业利益摆在第一位，因此他如果成为总统，商业也将是重中之重，这意味这他一定会对美国最重要的商业伙伴中国最为友善。
川普给很多中国人带来好感的不仅是他紧盯中国的经济作用而非人权等政治社会问题，还有他对奥巴马力主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贸易协定（TPP）持反对立场。这一协定被很多人认为旨在平衡中国的影响力。
中国人有些人对希拉里·克林顿耿耿于怀，因为她在担任国务卿期间与奥巴马政府“转向”亚洲的外交政策密不可分。

中国微博出现4个特朗普粉丝团

香港凤凰卫视的政治评论家五军最近在节目的讨论中表示“商人特朗普是最为重视经济利益的人物”，“他可能成为对中国最友好的美国总统。”相反，希拉里“很可能是对中国最不友好的总统”。
南京大学教授朱锋说：“中国人很清楚，美国大选候选人在选举时发表强悍的言论，但上任后会改变立场。”对特朗普对中国的粗野言论，显得不怎么在意。上海法律人士钟恒喜（音）认为“特朗普的话只是吓唬人”，“他对美国人而言就像一种提升经济力量的类固醇。”
美联社报道，微博上名为“唐纳德·特朗普超级粉丝团”、“天皇特朗普”等的聊天群不断出现，还有人发微博说“越是了解特朗普，越是感觉他不仅能拯救美国，还能拯救全世界。”
美联社说：“对中国人而言，美国大选和有趣的体育竞赛一样。”“熟悉阿里巴巴总裁马云这些明星企业家的中国人，对个性鲜明、不断制造话题的特朗普风格更感到亲切。”

浙江民企债务问题面临不确定性

地方政府依靠当地银行来保持信贷不断流入，企业为履行越来越重的偿贷义务正借入越来越多的债。与此同时，据银行业人士估算，不良贷款的实际规模最高达贷款总额的30%。
这个东部沿海省份是中国民营企业的心脏地带。上一个十年期间，现任中国国家主席的习近平曾以代省长和省委书记身份，在这里创下政绩，培育了该省的民营部门，发展了与中国商业中心上海的关系。
2011年在浙江省的民营企业中心温州发生信贷危机预示着在当代中国拥抱资本主义的首批浪潮之一破碎之际，民营部门将面临一场持续时间更长、更严重、席卷全省的低迷。
在《投资参考》接触的企业中，绝大多数承认它们在通过借新债还旧债来避免违约。研究发现，81.3%的受访企业表示，它们曾通过从主流或地下银行借钱来偿还现有债务。设备转让、贷款展期及更近些时候的债转股方式也被用于避免违约，不过眼下债务链条绷得越来越紧。
逾半数受访企业表示，它们预计今后12个月债务压力会不断攀升；80%的受访企业表示，它们的坏账水平会升高。
目前，浙江的地方政府和当地银行正联手为省内民营企业打掩护，以避免一场全面债务危机。在中国四大国有银行之一的一家当地分支，一名信贷员表示，他的头号任务是“掩盖坏账”。
金华银监分局上个月表示，地方银行“对市场前景较好、暂时经营困难的小微企业，可通过信贷展期、借新还旧等贷款重整措施，缓解企业债务压力，不能一刀切，简单压贷、抽贷、断贷”。
今年第一季度末，浙江省不良贷款率的官方数字为2.39%，全国的数字则为1.75%。然而，据当地银行业人士估计，浙江省真实的不良贷款率很可能在20%到30%之间。只要政府官员、银行业人士以及企业本身不愿承认坏账，浙江省的“清算之日”就可以往后推。
中央政府一直在全国层面上积极鼓励这种行为——尽管政府内部和外部人士对此提出了越来越多的警告。这些人士称，这种“展期和自我欺骗”的风气只是在拖延问题，而问题迟早还是会爆发；这种拖延使得眼下的失衡状况继续恶化，因而最终结果很可能比不拖延还要糟得多。
《人民日报》最近发表了一篇文章，批评政府未能迎难而上解决坏债问题，并暗示部分最高层人士正在失去耐心。文中出现的“权威人士”据传与习近平关系密切。

民间投资为何告急？

今年1-4月，中国固定资产投资累计增速由去年底的10%略升至10.5%，正是投资给寒凝的中国经济带来了些许春意。不过，在总投资稳健的背后，是民间投资与政府投资的“冰火两重天”。
今年1-4月，政府性投资由去年底的9.5%猛增至20.6%，增速翻番；民间投资却由10.1%“腰斩”下滑至5.2%，近乎腰斩。由于民间投资在中国固定资产投资中占比超过60%，是投资增长的核心载体，因而此番民间投资“告急”自然引起决策层的高度重视。
三方面因素导致了今年以来民间投资的加速滑坡：一是，实体经济投资回报率持续低迷是近年来民间投资下滑的大背景。但这尚不足以解释2015年以来民间投资增速由18.1%到5.2%的陡然坠落。
二是，2015年以来民间资金“脱实向虚”，进一步加剧了民间投资的低迷。
三是，财政发力背景下，政府性投资对民间投资产生了明显的“挤出效应”--金融市场的“分流效应”与政府投资的“挤出效应”，可能对民间投资的滑坡产生了更关键的影响。
长期以来，中国银行信贷都高度倾斜于国有企业和地方政府融资平台，而对民间借贷则通常“避之不及”。因此，银行贷款利率更多反映的是政府的融资成本，而民间投资则更多遵从于民间借贷利率。
2014年四季度以来，央行先后6次降息，引导银行一般贷款利率由10.1%大幅降至5.7%，但同期民间借贷利率却一直维持在19%左右的高位。这进一步加剧了民间投资与政府投资成本不对等的状况。2015年以后民间投资的加速下滑与此不无关联。今年1-4月，信贷资金主要通过中长期贷款，流向了政策所指的基建和地产领域，而反映实体经济内生需求的票据融资则持续低迷，这更集中反映了政府融资对民间融资的“分流”效应。
在民间融资难、融资贵的背景下，2015上半年的股票牛市，2016年3月以来的股市反弹和期市火爆，都对民间资金产生了明显的分流作用，这两个时期民间投资均加速下滑。伴随股票牛市的开启，股票市场月度成交量由2014年10月的0.66万亿股，上升到去年股灾前夕的2.04万亿股，增长超过两倍。股灾后，撤出股市的资金并未返回实体，而是借助银行理财、投资基金等涌入债券市场，助长了债市的“杠杆牛”。今年3月以来，在基本面预期转变和信用违约事件冲击下，中国债券市场步入调整。但这一次，资金依然没有回到实体，而是在大宗商品价格上涨的带动下开始大量涌入期货市场。3月期货成交量由去年12月的3.37万亿手飙升至5.44万亿手，创下历史最高水平。民间投资持续“脱实向虚”，各类资产竞相轮番走牛，彼此相互强化。
中国民间投资主要集中于制造业等一般性竞争行业，而财政发力主要偏重于民间投资涉足甚少的公共服务类部门，财政政策与民间投资难以形成共振。民间投资有两大特点：一是高度逐利性，与公共财政和国有企业相区别；二是投资主要集中于制造业、批发零售业等“投资少、见效快、技术性不强”的一般性竞争行业。今年1-4月，制造业中民间投资占比为86%，而在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以及教育业等公共服务领域，民间投资占比均不及30%。后者无疑是财政发力的主要领域，这就意味着财政发力难以同步拉动民间投资。
其次，公共服务部门因能够提供可观的投资回报率，但民间投资在这些行业却面临着巨大的进入壁垒。从上市公司净资本回报率来看，2015年表现出较强盈利能力的行业依次包括：卫生和社会工作，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文化、体育和娱乐业，以及建筑业。其中，前两个行业具有很强的公共服务属性，在人口老龄化和居民生活水平提升背景下，有较大的需求缺口，风险较小且盈利前景良好，但民间资本往往不得其门而入。今年1-4月，在卫生和社会工作，以及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这两个行业，民间投资的占比分别只有38%和22.9%；而政府投资的累计增速分别较民间投资高出8.1个和27.5个百分点。可见，政府不仅长期“盘踞”，且还在加速进入这些具有垄断性质的高回报领域。在这些领域，也许正如克强总理日前所言：民间投资面临的问题，都不是“玻璃门”、“弹簧门”、“旋转门”，而是“没门”。
最后，在高回报的非公共服务部门，亦出现了政府投资的大举进军。政府凭借背景优势“与民争利”，挤出效应于此可见一斑。上述提到的另外两类高回报行业——文化体育和娱乐业、建筑业——并无垄断性质，也是民间投资能够进入的领域。但今年1-4月，在这两个行业政府投资累计增速分别高出民间投资24.2个和48.1个百分点。其中，文化体育和娱乐业属于近年来崛起的新兴消费部门，受其较高的投资回报率吸引，2015上半年民间投资曾有过一段突飞猛进的增长，但今年以来民间投资占比却急剧下滑。原因很可能在于，政府投资参与进来后，民间投资在融资成本和地位不对等的情况下不得不选择退出。建筑业依托于房地产，地产销售去年年初即已回暖，今年年初再现火爆，并终于带动了房地产开发投资的明显回升。与此相应地，建筑业中民间投资的占比却从2015年2月52%的高位，先是下降到2015年9月的45%，再进一步下降到今年1-4月的40%。
从上述民间投资告急的三个原因出发，当前激活民间投资应当着眼于解决以下问题：
一是，实体经济投资回报率低。这有赖于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出清过剩产能，释放稀缺资源。这一过程必然伴随着“阵痛”，但拖延的结果恐怕就是民间投资、消费等问题的渐次暴露，最终可能形成更加难以承受的“长痛”。
二是，民间与政府投资成本不对等。民间投资成本高企的一个原因是民间借贷利率偏高，这一点通过促使金融部门切实加强对中小企业的融资支持有望得到缓解；另一个原因是民间投资的税费负担要明显高于政府投资，解决这一问题仍需借助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通过减税降费、简化行政审批等措施，提高政府对民间投资的服务能力。
三是，民间投资在公共服务领域被“拒之门外”。该问题的形成，除了地方政府对放开市场准入政策落实不力外，也与PPP模式的制度不健全、机制不成熟有关。目前，PPP模式在运行中暴露出一些问题，严重制约着民间投资的参与热情。例如，地方政府“重融资、轻管理”；专项金融债发行可能会对民间投资产生挤出效应；民间资本对政府履约信心不足、积极性不高的局面未改等。
针对上述问题，中国激活民间投资“不缺政策，但差落实”。此番国务院派出督察组后，有望相对“立竿见影”地改善民间与政府投资成本不对等的问题，促进市场准入政策的落实。

当长期停滞遭遇保护主义

上月，美国财政部报告称，美国的五大贸易伙伴——中国、日本、德国、台湾和韩国——可能在某些方面进行了汇率操纵，尽管没有哪个贸易伙伴违反美国财政部使用的全部标准。
法律并未说明，美国政府应对汇率操纵方采取何种行动，但措施显然可能包括对美国的进口实施直接管控。
美国财政部明确指出，将不接受外部经济体过度依赖货币宽松，尤其是如果该经济体让本国货币对美元贬值的话。相反，美国希望这些经济体使用其他措施支持增长，包括财政扩张。
1930年代保护政策蔓延. 那些选择直接管控进口和资本流动的国家，正是在英国于1931年9月决定放弃金本位制并让英镑贬值之后，决定继续实行金本位制的国家。面对英国和相关经济体的货币贬值，正是由于缺乏可行的替代选项来遏制衰退压力，才导致金本位集团诉诸贸易管控。
2016年初，美国发现，日本和欧元区的通缩压力以及日本央行和欧洲央行(ECB)随后实施的货币宽松，导致美元升值到美国经济无法承受的地步。这刺破了美联储可以不顾海外通缩力量而我行我素的神话。
陷入通缩和长期停滞的国家（如日本、德国，可能还有中国）处于贸易顺差，这推动资本流向美国，推高美元汇率。一旦利率触及零下限，美国无法采用降息手段加以应对，因此，美国也被拖入通缩。
如果贸易顺差国家试图通过非常规的货币宽松贬值本国货币，那么这会让美国损失更多需求[1]。
面对此困境，受到强烈支持的对策是国际政策协调和扩张性财政政策，但直接干预贸易、把消费带回美国，变得比在标准模型下更有理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