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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勇：甲午战争不是中日两国的问题

甲午战争不是中日两个国家的问题，它不是哪一个国家单独就能够打起来的，它是中日两个国家，还包括当时朝鲜。在腾讯•大家沙龙“今天我们应该怎样理解甲午战争——携《甲午两甲子：忆与思》新书发布”活动上，中国近代史学者马勇先生用当代人的视角，探讨甲午战前日本、朝鲜和中国的各国国情及战争的影响，以及今天我们应如何理解这场战争。
以下是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对讲座内容的摘录：
关于甲午战争，我写过几篇文章都是在说，甲午战争不是中日两个国家的问题，甲午战争涉及中日韩——当时是叫朝鲜，也涉及东亚格局的变动，涉及整个东亚的影响。
从1840年到1860年，中国错失了20年
在中日发生变化以前，中国的洋务运动，日本的明治维新，在这些发生之前的一个漫长时间里，整个东方就是中国的世界，就是天朝上国，宗藩体制。西方工业革命发生了以后，特别到了19世纪中期，西方的市场在工业革命的这种推动下，市场迅速饱和。
西方的资本到了这个时候就是资本要向外输出，已经不是纯粹的商品输出，就是资本都是要外移。……19世纪中期，中国的人口在西方看来不得了，中国的人口是一亿多，两亿多，到了甲午战争的时候是四亿人口，每一个人如果穿一双袜子他就可以发财。人口基数在这，在西方资本家看来中国是一个巨大的市场，因此在19世纪中期以后西方把中国和整个东亚都看得很重，就往这来渗透，过去我们讲就是侵略了。
今天中国资本开始往外走的时候，我们就慢慢体会到这个东西不是侵略，而是本能。处理过程也有问题，中国完全拒绝外面是不对的。当时就应该打开国门接纳：1793年，中英贸易失衡，英国使节到中国来，打开中国的国门，能不能把贸易扩大？打开中国的市场？当时乾隆皇帝就不愿意打开国门，在过去200年当中我们研究者讲文明的冲突——因为让他下跪他不下跪，不跪就被认为是没有礼貌，那就不同意他卖。过去我们一直这样解读，这些年来我的解读是什么呢？很简单，就是不想开放市场。为什么呢？对前景不可测的预感。外国商品自由进入中国以后可能就是会引起市场的这种动荡混乱，作为统治者他想什么呢？安全稳定是第一位的。1793年中国就错失了通过这种和平的开放市场让西方的商品进来的集会。当然，1793年在这个过程当中如果能够一直延续晚明的这种格局，让外国资本、外国商品进来，就能够自然地改变中国，我们的工业化、城镇化可能会提早200年，这种历史都没有办法回溯。
进入19世纪以后，中西之间的贸易顺差的解决，是通过鸦片来使之平衡。之后的鸦片战争，还是为了打开中国市场——鸦片战争结束以后的《南京条约》，就是开放了五个通商口岸，让西方的商品能够进入中国，中国在这个过程当中就是缓慢地向西方打开了自己的国门。但中国并没有在这个过程当中改变自己的产业结构或完成自己的工业化。并不是当时的中国人没有意识到，《南京条约》签订后魏源就已经意识到：中国学习西方，中国的工业化要在原来的农业文明基础上建构自己的工业化是一个必然之举。但《南京条约》签订以后，中国又昏睡回去了，又继续享受自己安静的农业文明。鸦片战争以后，从1840年到1860年，中国错失了20年。当时整个东方都是面临西方化的问题，日本在鸦片战争之后13年面对同样的问题：美国人到日本要求开放，要求通商。通过谈判，1854年日本和美国达成《日美通商条约》；到了1858年，日本和几个重要国家达成通商条约，叫做安政五国通商，有法国、英国、荷兰、美国、俄国，这时候还没有德国。

第二次鸦片战争，也是西方国家要求中国开放通商口岸，已有的五口通商已经不能满足他们了，应该开放长江流域，开放北方的一些港口。当时30岁不到的咸丰皇帝，今天答应，明天不答应，读关于他的材料就会觉得这个小皇帝心智不全。1858年到1860年又发生了一场战争，包括我们经常讲的火烧圆明园。中国和几个西方国家签订了《北京条约》，把长江口岸全部开放出来，在北方开放了三个口岸，有了北洋三口通商大臣，最后成了北洋大臣，这三个口岸是天津、营口和登州。西方对中国的认知从1860年开始就不一样了，基本上就是商业贸易性质。我们能看到1860年以后的图片有很多，天津怎么从北方的一个荒凉的渔港慢慢成为北方大的都市，整个国家都在这个时候发生了变化。而洋务运动，也增长了中国的经济实力。旧史学讲同光中兴，同治光绪年间中兴不是假话，有一本书叫做《同光中兴》，美国人写的，剑桥中国史里面也是这个作者，可以看到在同治光绪年间，中国经济社会变化非常大。“衣食住行，生老病死”，这八个字就概括了1860年到1890年间的中国变化，中国人吃的喝的穿的用的住的城市化全部发生了，就像我们看到这二十年来，中国的城市的面貌，从南到北突然的变化，当年就是这个感觉。
甲午战争前夕，中国和日本的差别
中国和同时期的日本差别是什么？日本有一个国家再造过程。中国就缺少这样一个环节，没有国家再造。没有国家再造也有他的特殊性，中国社会内部没有产生一个利己力量。1851年出现的太平天国，到了1850年代中晚期的时候，美国、法国、英国这三个国家都是希望和太平天国建立外交关系，他们的公使都进到南京和太平天国的领导人接触。他们希望能够和太平天国形成外交关系，形成这种三角关系——既和南方的政权打交道，也和北方的清政府打交道。如果出现这样一种格局中国就有国家再造的机会。太平天国的领导人根本不是我们想象的那样……太平天国领导人就像洪仁玕有《资政新篇》、资本主义的什么因素。其实我们去读一下，比如马士的《中华帝国外交关系史》，就会发现西方的外交官到了南京以后和太平天国领导人一谈，根本就不行，没有一点国际意识、世界意识。之后三个国家完全放弃与太平天国的交往，集中精力与清政府交往，引导清政府更大范围的改革开放。
1860年，中国发生了一次内部政变，但这场政变不足以导致国家再造，完全从内部就消解掉了，某种意义上讲，1860年政变就是（搞掉）顾命八大臣载垣他们，就是通过公平正面地方式把他（们）抓掉。但日本这个时候是不一样的，明治维新发生以前，有尊王攘夷运动，各个藩国和中央政府有权力冲突。等到日本明治天皇继位以后，日本国家实际上走向了一个再造，一方面是内部改革——调整了国家的行政架构，具体而言就是改（废）藩置县，把整个国家的行政结构重新调整。但日本的改革也和中国不一样，几乎从1860年以后中国的改革和洋务都是以经济发展为中心来做——就是发展经济，同时哪一个体制不适应经济发展就调整它。
1868年明治天皇继位，到了1870年代，日本就派出一个高级的考察团到西方国家考察了差不多两年的时间，之后才是我们今天讲的一个顶层设计的方案，怎么改、怎么做，从1870年代开始日本走了一条近代国家完整的路。考察西方，得出结论，也是后来脱亚入欧的最重要的原因，就是1880年代开始看到西方真实问题在哪里，好处在哪，日本应该怎么做？真正意义上的顶层设计。它的改革比中国迟，但是它比中国来的彻底。日本第一个十年和中国是一样的，也是靠国家，因为是农业文明，农业文明向工业转型只能靠国家资本主义。但在1882年，也就是十年多的时间，日本就开始思考要把权位资本主义、国家资本主义改造成自由资本主义，他是怎么干的呢？就是把国有股份完全的释放掉，完全卖掉。日本今天很有名的企业，比如三井，都可以追溯到当年那个时候。日本通过这种明治维新的改造，在经济上建立纯粹的资本主义，教育上西方化，军事上也是这样，陆军彻底德国化，海军英国化，在法律制度上日本也是学习法国、德国、美国和英国，充分地西化。
在1868年改革以后，日本的目标和路径就是这样的。中国在这个过程当中不是这样走，是在走国家资本主义，一直到1894年。这个过程当中确实是有好处，就是举全国之力去建海军。1888年北洋海军成军的时候，当时中国购买的定远、镇远是最大的两艘军舰。但这有很大的问题，1891年北洋海军建军以后到日本进行友好访问，日本人一看，中国的海军这样厉害，天皇就节衣缩食，就要求国民捐款，很快就添置了两艘大的军舰，而且版本比中国高，到1894年战争爆发的时候日本海军就反超中国了。
中日两个国家在学习西方的过程当中有一个明显的迹象。日本从原来中国文明的比较谦恭的学生慢慢变得脱离了中国，1880年代以后它发现中国根本不可能转身了，就是彻底西方化，就和中国分道扬镳了。经过这几年发展，两国的价值理念、对世界的看法产生了巨大的差异。中日之间开始从原来的第一代式邻邦，从利益交集、利益协调，慢慢就发生了利益冲突。简单来讲，日本是一个要向全世界释放他的经济动能，而中国在这个过程当中是被动地接纳西方，接纳外部的经济动能。
甲午战争前的中、日、朝关系
日本的发展面对东北亚的格局，这样朝鲜问题就成为中日之间的大问题。朝鲜在这个过程当中也是中国的藩国。
应该注意到中国转型学西方，西方国家也要求能够进入朝鲜开放朝鲜的市场。 1860年，1868年，美国人和法国人就到北京来找总理衙门：你们能不能帮助我们进入朝鲜？总理衙门这个时候就用官话讲，朝鲜是我的藩国，但是藩国自主，藩国内政外交我不干预。等到中日建交之后，日本又向总理衙门提出了同样的问题：帮我进入朝鲜。总理衙门仍然答复：藩国自主你自己谈。
日本人对中国文明的理解和西方人完全不一样——西方人就觉得藩国自主就是没有办法，日本人就觉得谈妥就行。1871年，日本人提出这个要求，到1875年只有4年时间，日本就和朝鲜发生了江华岛冲突事件，1876年就签订了《江华条约》。这是朝鲜和日本签订的也是和世界签订的近代的第一个条约。从1876年开始，日本再也不承认中国对朝鲜拥有宗主权了。宗主权，就是在《江华条约》中自动给去掉了。朝鲜就在这个过程当中被日本带上了一个对世界开放的路。但中国是一个大国，还有办法去弥补它，李鸿章作为北洋大臣在处理这个事情的时候，慢慢找到了一个解决的路径，他觉得朝鲜毕竟还是北京的战略缓冲，朝鲜如果完全成为日本的势力范围肯定对中国不利——要破日本对于朝鲜完全的垄断，就要让各个大国的力量进入朝鲜。李鸿章就帮助朝鲜和美国谈判，拉动美国进入朝鲜，之后让他和英国、德国、法国谈判，朝鲜就在1882年向全世界开放，从此以后，我们可以注意到朝鲜已经摆脱了日本的独家控制。
从1884年到1894年，这十年是中国和朝鲜问题发展最关键的十年，朝鲜在中国带动下经济有巨大的发展。但中国唯一没有解决的就是，（中国）没有殖民地的经验，在这之前中国没有和藩国究竟建立什么关系的经验，不知道怎么处理。按照年轻政治家袁世凯、张謇的想法，就是从宗藩改为本土，通过某一次的突发事变就把朝鲜改成中国第23个行省了，成为中国的本土了。这个想法当然和中国传统的体制是很吻合的，但是我们注意到在19世纪中期以后，在近代民主国家慢慢形成之后，这种想法是根本不能实现的。
因为日本始终觉得，中国以这种宗主国身份处理朝鲜事务是有问题的。日本希望朝鲜能够变成一个纯粹的资本主义国家，大家除了对等的一种状态，还能够发展贸易，能够发展政治关系，但中国不愿意这样做。到了1886年，朝鲜的外交我们都不让他自主。1886年朝鲜的外交官到美国去，没有经过总理衙门同意，我们就追究他的责任。我们规定到了美国以后先到我们大使馆报道，我们大使带领你去拜访美国总统，之后第二次才可以和美国官员谈判。我们完全把它放到一种二等国家，这样朝鲜人本身也别扭。所以在1894年以前的中国没有很好地处理中朝关系，给后来留下了很多的隐患。这个是甲午战争爆发最前面的一个原因。
1894年，甲午战争本身是因为东学党起义作为一个出发点，就是东学党触动了这件事情，东学党就和太平天国一样的，也和后来的义和团一样的，完全是工业化发展过程当中的弱势群体，工业化发展了之后一大批人沦落为社会的绝对弱势，对他们那就只剩下抗争。当时，朝鲜一方面是高速发展，另外一个方面是政治腐败，因此东学党闹了几个月也没有办法处理。这个时候朝鲜才开始想能不能找中国以宗主国的身份来出兵帮他。1894年6月1日，朝鲜政府正式请求，这个时候李鸿章才同意中国派淮军两千多到朝鲜去，接着就触发了这场中日之间甲午战争。
中国派兵去了，日本知道了，日本本来希望中国去，但日本这个时候也是很快派兵了，日中之间的误会就产生了。日本派兵不是因为中国派兵他派兵，而是根据1882年的《济物浦条约》：如果朝鲜发生动荡的时候日本有权向朝鲜增加自己的军队去保护自己的商人、外交官，是因为这个原因；但是中国的理解是你给我添乱，我派兵你派兵。等到6月上旬，中国的军队到了朝鲜，日本的军队开始往朝鲜开，东学党就和我们后来的那个义和团一样，跑哪去都不知道了。东学党在朝鲜闹得乱哄哄的，但等到中国的军队大兵压境，日本的军队大兵压境一下子就没了。这样的话，使中日之间的军队再继续往那出兵就没意思了。
中国没有经过政治改革，还是皇上说了算，皇上一声令下说派兵就派兵，皇上说撤回来就撤回来。但日本出兵要经过议会、经过天皇、经过一系列复杂程序；结果先头部队刚刚到了朝鲜，后续部队还没有出发，我们中国就要求两国都撤回去，日本就没有办法撤回去。如果我们去读日本外相陆奥宗光的回忆录，他的回忆录里面就讲，如果日本政府这个时候接受中国大家共同撤军的建议，日本政府就是要倒阁、垮台。因此日本就想方设法说不能撤，那就寻找理由，寻找一个最正当的理由——共同改革朝鲜内政。这个理由当然很简单，朝鲜为什么出现这种动荡？因为朝鲜的政治没有改革；中日应该共同改革朝鲜内政，让朝鲜的军队更廉洁，政治更廉洁；日本的建议有一个很大的问题，日本在思考这个问题的时候中国会不会同意？日本的判断中国可能会同意，也可能不同意。因为这涉及宗主权问题，如果中国同意就等于是中国放弃了独家享有的宗主权；如果中国不同意怎么办？在这个过程当中，日本是在政治赌博，为了他的整体政治利益赌博；当然，李鸿章如果能够顺势，日本人一改革，李鸿章一顺势就说改革，中国主导朝鲜的改革，可能战争会是另外一个样子；结果李鸿章和中国的外交官都说绝不接受日本共同主导朝鲜改革内政这个建议。
之后，中日之间的摩擦慢慢在朝鲜就开始加大，到7月日本为了打破僵局，就把王宫占了，占领王宫发生政变，紧接着就是高升号事件，7月25日就是中日宣战，平壤大战、黄海大战。所以，120年后我们回望这一场战争，我们除了追究原来的原因，可能还是应该看到作为牵扯到整个东亚格局的战争，它不是哪一个国家单独就能够打起来的，它是中日两个国家，还包括当时朝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