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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2月，香港新世纪出版社出版了一本回忆性著作——《中国80年代政治改革的台前幕后》。作者吴伟先生是当年由鲍彤主持的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讨小组办公室成员，《政治体制改革总体设想》的执笔人之一，目前中国大陆为数不多的系统研究和记录1980年代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历史的学者。他在书中详尽记录了发生于1980年代中国的那场政治体制改革的整个过程，给后人留下了较为清晰的历史影像。它告诉人们，主动通过政治改良，改变权力高度集中的一党专政的政治体制，向民主政治转型，这对于中国的执政党说来，并不是一个完全新鲜的事物。在1980年代，中共党内开明力量曾经主动探索过中国的政治转型，也曾经试图推动中国主动走向现代政治文明。

20多年过去了，当我们站在今天纷繁复杂的现实之中，回头再去梳理那段历史，才更加清楚：历史并非是割裂的，也不能被割裂。那场失败的改革注定对1989年以来的中国社会产生深刻影响，也注定对中国的未来有借鉴意义。

纽约时报中文网特开设“中国1980年代政治改革系列谈”专栏，邀请吴伟先生就那段历史撰写系列文章。我们希望通过这个专栏，不仅留住公共记忆，也通过历史照亮今天和未来。

在1980年代的中国，由中共老一代领导人邓小平推动，赵紫阳主持，中共中央曾经领导了一场政治体制改革。与后来中共屡次宣称的“政治体制改革”不同，这是中共建政史上唯一一次认真而不是敷衍的政治体制改革。由于赵紫阳的主导，使这场由邓小平提出的原本以提高效率为目标的行政改革，演变成了使中国共产党由革命党向现代政党转型、中国高度集权的政治制度向现代宪政民主转型的一次勇敢的尝试。由于复杂的历史原因，这次改革虽然失败了，但它给中国的政治和社会转型留下了宝贵的政治遗产和深刻的影响，直至今天。

说道1980年代的政治体制改革，有必要回溯1970年代末的那场思想解放运动。

1970年代末，在毛派分子“四人帮”被逮捕之后，中国兴起了一场深刻的思想启蒙运动。这场以“真理标准大讨论”为起点的思想启蒙，是此后80年代中国的改革开放的序幕和思想准备，在中国的改革开放史上具有重大影响。

1977年3月，曾经受到批判的胡耀邦被恢复工作，担任中共中央党校副校长，同年底被任命为中央组织部长。在他的努力下，一大批在文革中受到打压迫害的中共老干部得到了“平反”，陆续回到了领导岗位。他们和广大党员、民众都迫切要求对中共建政后的重大历史问题，包括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和错误、文化大革命产生的根源等一系列问题进行再认识，对党的政治、经济政策进行必要调整，彻底走出文革。但在当时条件下阻力极大，党内高层仍然有人提出了“凡是毛主席作出的政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的“两个凡是”。按照这一方针，非但毛泽东的错误不能纠正，连邓小平等许多老干部重新回到政坛也成为不可能。

“两个凡是”受到党内外大多数人，特别是那些在文革中受到迫害而又重新回到领导岗位的中共党内一大批老干部的强烈反对。1977年4月10日，已经得到“解放”但还没有恢复工作的邓小平致信中共中央，批评“两个凡是”的错误观点，强调要“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5月3日，华国锋主持的中共中央转发了邓小平的信，肯定了他的意见。同年7月，中共十届三中全会决议恢复邓小平的党政军职务。此后，他开始着手推动各个领域的“拨乱反正”。

“四人帮”的垮台和“完整准确理解毛泽东思想”的提出，是中共的广大党员干部、中国的广大民众思想上获得解放的前提。文革时期的政治高压和对思想言论上的禁锢被冲破，各种对理论和现实问题的探讨开始活跃起来。在胡耀邦的推动下， 1978年5月中央党校内部刊物《理论动态》首发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然后又以特约评论员的名义，公开发表在《光明日报》上，从而引发了全党和全国范围的真理标准大讨论。

这次大讨论，对广大中国人，对中共的党员干部说来，确实可以称得上是一次“思想大解放”，人们在几十年来形成的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毛泽东思想崇拜开始破除，对几十年来党所奉行的一系列理论政策也开始“拨乱反正”。人们开始认识到，任何“真理”都必须经过实践的检验，任何政策都必须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凡是被实践证明是错误的、不符合实际的理论、政策，都必须得到纠正。经过半年多的大讨论，中共的党员干部，特别是党内高层的许多人思想、观念都发生了重大变化。在这种情况下，1978年11月10日，中共中央召开了在中共历史上有着重大影响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来被称为中国改革开放的发端。

为了进一步搞清理论和政策上的一些重大问题，统一全党思想，十一届三中全会结束不久，1979年1月，中央召开了由胡耀邦等人主持的理论工作务虚会。这个会议，有中央和北京的理论宣传单位的数百人参加，各省也派出了联络员，前后开了两个多月。开会之初，胡耀邦十分强调要解放思想。

在胡耀邦等人推动下，参会者从多方面广泛地讨论了建政以来中共的思想理论路线方针，会上争论非常激烈。限于当时的条件，许多参会者思想中还有较大局限，人们的认识还远不及此后几年那样深刻，但是在批判性认识文革、指出毛泽东晚年错误和批判长期存在的“左”倾危害方面，在批判个人迷信、总结封建主义对党的影响方面，在批评党内、国内政治生活的不正常方面，都打开了缺口，开了一个好头。许多人的发言大胆冲破了禁区，提出了在当时看来使人震聋发聩的一些观点，由于会议简报发放范围很广泛，引起了党内和社会上的较大震动。后来在政治体制改革中成为赵紫阳助手的鲍彤（时任国家科委研究室副主任）也参加了会议，并作了长篇发言《二十年间》，对中共八大、1957年反右、1959年庐山批彭德怀、文化大革命等党内重大历史问题和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发表了颠覆性的看法。

一些参会者开始注意从党和国家体制上研究和探讨文革的成因，探讨党内民主生活遭到破坏的思想和理论根源。时任中国历史博物馆党史研究室主任的李洪林关于“党和国家领导人应该通过民主程序选举产生，而不应由前任指定”的发言，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的助理研究员严家其关于“废除党的领导职务终身制”的发言，都振聋发聩，语惊四座，对于启迪人们思想，促进理论界对于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缺陷和弊端进行研究，以至于引发人们对政治体制改革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在理论务虚会召开的同时，社会上的许多人，特别是青年人也在思考中国的过去和未来，“西单民主墙”和“北京之春”民主运动在这种背景下应运而生。最初，是人们在西单的一面墙上贴出了要求给1976年天安门事件平反，控诉冤假错案的大字报。随后大字报就逐渐转向彻底平反一切冤假错案，反对“两个凡是”，批评当时的北京市委和中央主管意识形态的领导人和政策，主张言论自由和新闻自由，要求保障人权，实行民主与法治。这类探讨，让中国人在经受长期的封闭的毛式理论洗脑教育之后，打开了一扇心灵上的窗子，使人们开始了解西方的民主政治，开始审视中国的政治体制，审视中国的政党和国家体制，认识其中的弊端，从而萌生进行政治体制改革、走向民主政治的要求，在一定意义上，为若干年后执政党启动政治体制改革奠定了群众基础。

西单民主墙的言论，一开始曾受到邓小平、叶剑英等中共领导人的支持，它的许多文字也与理论工作务虚会上的许多发言有惊人的相似之处。这表明，党内党外、会上会外是相通的，相互响应和促进的。特别是对中共执政体制、国家体制中一些弊端、成因等方面的许多观点和分析，追根溯源，应该说西单民主墙功不可没。

随着讨论和反思的深入，民主墙的积极分子们开始不满足于只贴大字报，发表讲演了。他们开始成立组织，发行刊物，组织各种集会。随后，这场被称为“北京之春”的民主运动逐渐扩大到上海、天津、武汉、广州、西安等城市。1977年底至次年初，上海爆发了大规模群众抗议活动，前后持续了100多天，并迅速向周边和其他城市漫延。

对这种形势，中共高层有不同的判断。胡乔木说：当前党内外存在着“否定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制度、否定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观点”的三股歪风，形势比1957年资产阶级右派猖狂进攻时还严重。胡耀邦不同意这个看法，他说：现在的形势很好，不要对某些地方、环节发生误解、错觉、偏差。他还传达了华国锋的话：“无论如何不要反右派”。但是，1979年3月，面对动荡的社会形势，邓小平、李先念、彭真等中共元老先后表态，认为需要运用强力手段，不能允许这种混乱局面再继续下去。北京、上海警方开始行动，一些民主墙的活跃人物和民办刊物的负责人相继被捕。

元老们的这种态度并不令人意外。民主，曾经是共产党人夺取政权的一面旗帜。但当他们取得政权之后，他们需要的就不再是民主，而是稳定。一旦民众的民主要求威胁到政权的稳固，威胁到党天下的稳定，那么，他们就会毫不留情地运用专政的手段，恢复秩序。此后两年里，据不完全统计，全国各地创办民刊的活跃分子有上千人被拘审、逮捕、判刑。大多数高校竞选运动的参与者，则上了“新三种人”的内控名单。体制内的理论工作者，很多人被撤职、审查和清算。持续了近两年时间的西单民主墙被彻底取缔，民间的“北京之春”民主运动进入低潮。

就在社会上的“民主墙”受到压制的同时，体制内的“民主墙”——理论工作务虚会也开始出现转折。1979年3月30日，邓小平在理论务虚会第二阶段，做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讲话，一方面强调要“继续解放思想，坚决发扬民主，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另一方面，又给“解放思想”定了调子，这就是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认为“必须反复强调坚持这四项基本原则，因为某些人（哪怕只是极少数人）企图动摇这些基本原则。这是决不许可的。” 至此，理论务虚会从胡耀邦强调解放思想、发扬民主开始，以邓小平提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收场。

邓小平的这个讲话，是他的“两手论”思想格局的起点，代表了当时重返政治舞台的几乎所有老一代领导人的想法。作为一个从文革所受的迫害中走过来的老一代共产党人，尽管他对导致文革产生的制度性缺陷有所反思，因而在重新掌权以后，他可以同意你重新评价毛泽东，同意你否定文革，甚至同意你探讨体制中的弊端，探讨改革问题，但是他绝对不允许你否定共产党的领导，否定共产党所建立的这个“社会主义制度”。这是因为，他们这一代共产党人的一生，与这个党，与这个制度血肉相连，甚至与这个制度的许多弊端都密切相关。他们认为，党的领导是四项基本原则的核心，坚持党的领导，就是坚持他们全部事业的根基所在。否定了这个党，否定了这个制度，就等于否定了他们自己，否定了他们为之终生奋斗的事业。这是他们所绝对不能接受的。

后来到十三大被明确概括为“两个基本点”的邓小平思想格局之基本雏形，自此开始显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