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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特卷入美国9·11事件机密调查

已被定罪的前基地组织成员扎卡里亚·穆萨维声称，他在9·11事件之前与沙特阿拉伯政府的高层官员保持联系。
前佛罗里达州参议员鲍勃·格雷厄姆在担任参议院情报委员会主席期间领导了调查行动。他曾要求政府公开报告的第四部分——与沙特阿拉伯有关的内容，当2002年12月报告其他部分被公之于众时，乔治·W·布什总统下令要求将第四部分设为保密文件。
格雷厄姆曾多次表示，这说明沙特阿拉伯是9·11攻击事件的同谋。他上个月要求公开文件时表示，“这部分28页的报告主要与9·11袭击行动的资助者有关，这些文件有力地证明，沙特阿拉伯是主要的资助者。”
《关于一些国家安全事务的发现、讨论和陈述》的报告表示，布什和奥巴马政府之所以隐瞒这部分内容，是因为担心会得罪一个颇有影响力的军事和经济伙伴，而非出于任何国家安全方面的考虑。
对9·11袭击进行调查的全国委员会总干事泽利科说，“长期以来，沙特阿拉伯一直被视为基地组织的主要资金来源，但我们没有发现任何证据，能够证明沙特政府作为一个机构或是高级沙特官员曾单独为该组织提供资助，”委员会在其2004年7月的报告中称。不过，它的确提到，“得到了沙特政府大量资助的慈善机构曾向基地组织转移资金。”

美韩今天开始举行海上联合军演

美韩今天5日开始举行为期三天的海上联合军演，可能会激怒朝鲜，导致朝鲜半岛局势紧张。美国一艘核动力潜舰参加本次演习。在三天的演习当中，美国核动力潜舰与韩国的军舰舰一同演练，目标是侦察朝鲜半岛近海的敌军潜舰与水面船舰。
朝鲜上月表示，朝方愿意用停止核实验来换取美韩取消今年的军演，但这个建议受到美国与韩国的拒绝。昨天朝鲜国防委员会发表严厉声明，再次谴责美韩联合军演，声称平壤不会再与美国谈判，警告美国不论美军对朝鲜发动常规战争还是核战争，朝鲜都会奉陪。

朝鲜今冬进行10余次生化武器演习

据悉，朝鲜从去年11月起进行冬季军演，大幅增加生化武器演习次数。韩国政府高层人士5日表示：“据军事情报网确认，朝鲜从去年底起至少进行10次以上大规模生化演习。生化演习突然剧增，对我方构成实质性威胁，因此提高警惕，密切关注动向。”韩国军相关人士表示，朝鲜假设自己发动生化攻击，正在进行“攻击型演习”。

前蒙古总统：金正恩可以从蒙古发展吸取经验

上世纪90年代推动蒙古转换体制的首届总统奥其尔巴特去年底访问韩国时表示：“上世纪90年代初蒙古是世界最贫困的国家之一，但是过去10年来每年实现10%的高速增长，作为很有吸引力的投资地受到关注。这都得益于政权顺应潮流，接受变化。”他还表示：“我作为推动蒙古抛开社会主义，转换为民主主义市场经济的人，希望朝鲜的年轻领导人吸取我的经验。”
问：抛开长达70年的共产主义，选择民主主义和市场经济的理由是什么？
“当时蒙古国内外面临着大变化。我国绝对依赖的前苏联发生巨大变化，这导致我国经济基础崩溃，陷入绝命危机。经历变化的民众开始希望提升自己的人生质量。这种愿望是不可压制的。所以我们只好做出重大决定。
问：为什么选择激进式改革？
“当时领导班子认为，要抛开共产党一党专政和中央计划经济，就需要能够让人感情净化的体制崩溃。为此，我们迅速推行企业私有化、消费者物品自由化以及降低进口税率等政策。”
问：这种“休克疗法”是否引发混乱？
“刚开始产生了超级通货膨胀、贫富差距等负面作用。但是进入90年代后期后迅速恢复稳定。这些负面作用是在转换体制的过程中都会出现的。”
问：激进式改革是否引发既得利益集团的抵抗？
“1990年在乌兰巴托的苏赫巴托尔广场，有10名民运人士开始绝食，3天后（执政的共产党）人民革命党政治常任委员都宣布辞职。在此过程中没有发生流血冲突。既得利益集团可能想抵抗，但是他们也知道无法阻挡变化的潮流。”
问：您看，朝鲜也可以像蒙古一样推行体制转换吗？
“现在朝鲜民众获取的外部消息可能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多，而且他们对自由和私有化的要求也逐渐增大。朝鲜领导人也可能知道这样的情况。但是我看，朝鲜领导人难以很快改变想法。在转换体制之前，蒙古的首要目标是经济增长，而不是防范外敌入侵。但是朝鲜声称要对抗美国等外敌，把首要目标放在武器开发上。要改变根深蒂固的想法，可能需要相当长的时间。”
问：为引导朝鲜转换体制，蒙古将会提供什么帮助？
“前朝鲜主席金日成1988年访问蒙古时，我以经济部长的身份与他见过面。当时我们密切讨论了煤炭矿山投资事宜。我与朝鲜有这样的缘分，希望有机会与朝鲜劳动党第一书记金正恩见面。我凭借我的经验，想告诉他，要让民众温饱，应该走上改革开放之路。而且我还想告诉他，国家安全不能用核武器捍卫，而是用厚厚鼓鼓的钱包捍卫。他可以从蒙古的事例中学习‘放弃枪支走出来，就有人伸出合作之手’的教训。”

习近平正式要求朴总统“拒绝部署美国THAAD”

习近平在去年7月的韩中首脑会谈上向朴槿惠总统提出了主权国家理论，表达了不希望在韩半岛部署THAAD（末段高空区域防御系统）的立场。“当时，习主席亲自向朴总统提出了合作邀请，其主旨内容为‘若美国以保护驻韩美军为由在韩国部署THAAD，那么韩国应该行使作为主权国家应有的权利，表明反对立场’”。
在习主席访韩之前的去年6月3日，驻韩美军司令官柯蒂斯·斯卡帕洛蒂表示“已经向本国（美国国防部）要求在韩国部署THAAD”。因此，习主席才在韩中首脑会谈上正式表达了中国政府的忧虑。国防消息灵通人士表示“中国国防部长常万全在本月4日召开的韩中国防部长会谈上对THAAD在韩半岛的部署问题表达了忧虑，这延续了去年习主席的发言”。
据说，韩国国防部长韩民求也在4日对常部长解释说“目前美国并没有要求韩国政府部署THAAD，也没有要求就此进行协商”。　

日中韩就3月举行外长会谈展开协调

日本政府消息人士6日透露称，日中韩三国正在就3月下半月在首尔举行外长会谈展开协调，力争为实现三国首脑会谈创造条件。

自民党政要称战后70年谈话专家会议成员不应任人唯亲

日本自民党的前众院议长伊吹文明5日在二阶派总会上，就为编写首相安倍晋三战后70年谈话而由政府设立的专家会议人选提出要求称，应避免偏重于选择想法接近安倍的人。伊吹表示“不可以仅召集朋友”。
伊吹提到自己担任议长时设立的众院选举制度改革专家调查会，透露称“当时有意识地加入了与我们意见不一样的人”。

香港大学法学院长回应亲北京港媒批评

《文汇报》首先在1月26日以三版的篇幅，引述香港大学教育资助委员会公布的“研究评审工作2014”报告，指香港大学法学院在陈文敏担任院长期间的学术研究标准，远低于中文大学法律学院。有关文章还批评陈文敏“不务正业”，把太多的心思花在搞政治上，因此拖累了学术研究的质素，并指陈文敏包庇下属戴耀廷搞“占中”行动。
随后两天《文汇报》继续大篇幅发表多篇文章，点名批评陈文敏。其中有报道根据英国法律学术界的统计资料，把香港与英国有法律学科的大学相比，指香港大学法学院的学术研究水平只能在英国当地排第28及第29名之间，称香港大学法学院只属英国“三四流”的水平。
《大公报》也陆续发文，对陈文敏及其领导下的香港大学法学院提出批评。
香港大学法学院院长何耀明在公开信中表示，注意到近日传媒报导大学教育资助委员会公布的“2014 年研究评审工作”结果，其中对香港大学及香港中文大学两所法律学院的比较，尤感关注。
他引述香港教育资助委员会指出，“如何解读各院校在‘研究评审工作’的结果时，…… 要充分考虑各院校不同的角色、使命、学科重点及发展背景。”
他还引述说“结果并非作比较用途，不应单独使用……对不同院校的质素分布概览作出比较，既不公平，亦不恰当。”
何耀明还表示，希望消除部份人士对港大法学院研究质素的忧虑。并称，履行对香港社会及法律专业的使命，或会影响另一边厢以环球焦点为主的研究，但坚称对有关的取舍无悔。
而陈文敏本人于2月3日在香港《明报》发表文章做出反驳。并批评《文汇报》和《大公报》对他“疯狂式的攻击”是抹黑，是试图向港大施压，阻止获推荐的他可能出任港大副校长，是严重干预院校自主，企图遏制言论自由。
陈文敏还表示，“知识分子的可贵，在于那种不向权贵折腰的风骨”，并称，面对这种文革式的批斗，香港未来还如何能吸引人才，而报章沦为政治工具，这种政治打压令一国两制前景更暗淡。
到了2月4日，香港《文汇报》再发表报道，引述多名香港亲中人士对陈文敏的言论提出反击。
陈文敏是香港著名法律学者，陈文敏曾经任职欧洲人权委员会达九年，并长期研究人权、宪制及行政法，本身也是香港民主党派公民党成员。1995年，他被选为香港十大杰出青年，并于1999年获得人权新闻奖。
2003年5月10日，陈文敏获香港终审法院首席法官李国能委任为名誉资深大律师，也是香港自1997年7月1日以来首位获得委任名誉身份的资深大律师。

习时代中国媒体左右摇摆之奥秘

中青报周二发表曹林的这篇文章标题为《中国已成为现代国家极左极右都不得人心》说，有位干部跟他传授为官心得，一条就是“越左越安全”。“有些事情，不管对不对，不管理解不理解，跟着喊口号就是，永远不会错。对一些事情，宁愿上纲上线，宁愿走过头和扩大化，宁愿走极端、走到让人反感的地步，也不能让上级感到有任何一点不到位的地方。”
曹林在文章中说：愿意极左的人认为：对一些理论和教条，明知道已经脱离时代脱离现实，但只要有“革命”的外衣，生搬硬套就是了，这样最安全。这样的观点还常与民粹主义和狭隘的民族主义结合在一起，以“打倒权贵”和“替弱势群体代言”自居，加大了这种姿态的迷惑性。
曹林笔锋一转开始抨击“右”：与“越左越安全”对应的是“越右越正义”。“对国家和政府越表现出激烈的批判姿态，逢中必反对，逢美必叫好，越是站到政府的对立面，在自由放任和无政府上走得越彻底，越会喊自由民主的口号，越容易被打扮成正义的“斗士”，受到部分网民的追捧和欢呼。”
文章认为，这两种极端取向都与中国的发展和改革轨道背道而驰。“两种极端声音的喧嚣和交锋，使本来就稀薄的共识更加模糊，也使舆论场充满混乱。”
徐岚在其文章中首先谈到这个问题的：“批评和抹黑的边界到底是什么？这些问题不解决，就必然导致舆论场上乱成一锅粥、站队不站对的现象泛滥，不利于多方思想的交流。” 徐岚只提出问题，并没有答案。徐岚还提到：“尤其在中西方文化交融的今天，抗拒西方思想文化已经成为不可能的事情。”
曹林说：这两者之间的界限很清楚，即看说的是不是事实。“如果以事实为依据，就是正当的批评；如果缺乏事实依据，纯粹是造谣，拿不存在的事实去攻击，那就是抹黑。”
“因为这两个词都属于道德和价值判断，有着鲜明的偏好，人们很容易就把自己爱听的评论称为‘批评’，将不爱听的话一棍子打成‘抹黑’并加以拒绝。”曹林说，这两个词都不是法律用语，缺乏严格内涵的日常用语，人们很容易就凭一己之偏好或对事实的选择性裁剪，而作出对立的判断。
“所以，一个言论自由度较高、健康开放的社会，会对‘批评’作尽可能宽松的解释，而对‘抹黑’作严格的限定，宽容看待批评，而不会动辄将一种言论上升到‘抹黑’的层面。因为抹黑是一个很重的定性、很大的帽子，甚至要上升到承担某种法律责任的地步，必须谨慎定义。”“动辄将批评定义为抹黑，会堵塞言路让人不敢说话。”
“越左越安全”，是“一种对党和国家极不负责的态度。党和国家在离上曾吃过左的苦头，付出了血的教训和惨痛的代价，不能让”越左越安全’的谬误和错觉泛滥成灾。”

美科技公司要政府针对中国限制性新政施压

中国即将执行一项要求外国科技公司公布敏感信息的新政策，目的是阻止在中国进行的外国间谍活动。美国科技公司目前正加紧努力对这种即将到来的限制予以反击。
代表科技行业大部分领域的17个贸易组织周三写信给美国官员，要求他们向中国政府施压以改变这项新政策。这项新政策的内容包括强迫公司向中国官员提交专有软件的源代码。
这封写给国务卿克里、财政部长卢、商务部长普里茨克及其他官员的信称，这项新政策将给试图向中国市场出售技术的美国企业带来长期损害，中国市场的规模估计约为4,650亿美元。
这封信要求美国官员立即与中国政府进行交涉，以改变这项政策并停止执行。

日剧该如何战胜韩剧

中纪委指中国联通有“权钱、权色交易”

中纪委网站5日报道，中共中央巡视组公布了中国联通的巡视结果，发现“有的领导和关键岗位人员利用职权与承包商、供应商内外勾结，搞权钱、权色交易”。
中国联通于2009年1月6日由原来的中国网通及中国联通两家公司合并而成的，目前是中国主要电信集团之一，并且同时在纽约、香港及上海三地的股市上市。
负责领导联通巡视工作的中央第八巡视组组长宁延令表示，中国联通领导班子“存在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其中包括“有的领导和关键岗位人员利用职权与承包商、供应商内外勾结，搞权钱、权色交易；有的纵容支持亲属、老乡或其他关系人在自己管辖范围内承揽项目或开办关联企业谋利；有的在子女出国留学、就业等方面接受供应商利益输送。”
宁延令还透露，巡视组还收到反映一些联通公司领导人员的问题线索，已按有关规定转中央纪委、中央组织部、国务院国资委等有关部门处理。
中央巡视组是在去年11月27日至12月27日对联通进行为期一个月的巡视。

麦肯锡咨询机构报告：中国债务增长惊人

在大举借贷导致2007-08年全球信贷危机引发全球经济衰退以来，各国政府都誓言要缩减开支，降低债务。
但是咨询机构麦肯锡全球研究院的调查显示，自2007年以来全球债务增加了57万亿美元，达到199万亿美元。
其中，中国债务增加83%，葡萄牙债务增加100%，希腊债务增加103%，新加坡债务增加129%，爱尔兰债务增加172%。
负债较多
如果包括金融业债务在内，中国2007年以来负债增加将近4倍，从7.4万亿美元增加为28.2万亿美元，相当于GDP的282%。
在短短几年之内，房地产开发、地方政府举债投资、以及快速扩张的“影子银行”，已经让中国从负债最少的国家之一，变成负债较多的国家之一。
中国负债现在比澳大利亚、美国和德国还多，开发中国家通常负债比发达国家少，但中国却非如此，令人惊讶。
最让人担忧的是中国快速增长的负债中，有很大的一笔将无法获得偿还，因为房地产开发商和投机者将会破产。
克服危机
麦肯锡表示，中国中央政府有金融能力可以克服一场金融危机。
按照该研究机构的计算，即使有一半的房地产债务发生债务违约，损失五分之四的价值，中国只要将政府债务提高到GDP的79%就能挽救金融危机。
但毫无疑问的是，这样的一场金融危机仍然会给中国经济带来灾难，经济增长几乎肯定会消失，中国会步上日本后尘，家庭和企业推迟消费，经济停滞不前也将成为常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