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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斯兰国”烧死43名伊拉克人，并包围数百人实施断粮断水

据伊拉克安全部门消息，“伊斯兰国”极端分子21日在伊拉克西部安巴尔省处死了43名伊拉克人。
极端组织“伊斯兰国”武装分子在安巴尔省西部巴格达迪镇与伊拉克军队作战时俘虏了43名当地逊尼派部族民兵，这些民兵随后被送往极端分子占领的希特市，并被放置在铁笼内纵火点燃。

美新防长突访阿富汗称或调整撤军计划

美国新任国防部长阿什顿·卡特上任以来首次访问阿富汗，并与总统加尼举行会谈。
卡特在会后表示，美国可能调整撤军计划，总统奥巴马将于下月趁加尼到访时讨论。
加尼表示，尊重奥巴马提出的撤军计划。

国际社会5加1对伊朗核问题谈判立场一致

克里22日将从伦敦抵达日内瓦，会同其他5个国家的外交官员展开与伊朗方面新一轮核谈判。克里21日在伦敦表示，美国与国际社会其他5加1国家对伊朗核谈判立场完全一致，并没有分歧。国际社会坚持伊朗应当缩减核发展能力，保证伊朗的核发展完全用于民用开发。
伊朗对本周末再开的伊朗核谈判采取积极姿态，伊朗外交部长，核能谈判官员以及核能谈判代表团都聚集日内瓦。伊朗希望在持续了一年多的谈判之后，双方应当签署协议。
不过伊朗与5加1方面在时间程序上有分歧。美国等国希望双方能在3月31日前就核谈判达成政治协议，而第二步再由专家进行技术谈判制定衡量标准与规定，在7月1日前达成技术协议。伊朗希望达成一揽子政治与技术协议，结束漫长的谈判。
伊朗坚持必须保持民用核发展的必要规模，并说这是主权。伊朗同时要求美国等国立即解除对伊朗的制裁。
外交评论说，尽管伊朗希望立即解除经济制裁，但对核发展并没有放松，与欧美的立场还是有很大的分歧。

美国国家安全局证实此前攻击索尼影视公司的来自朝鲜

美国国家安全局NSA周五表示，经过对入侵索尼影视公司网络服务器攻击软件的分析，确定朝鲜是此前该公司受到网络攻击的国家。美国国家安全局负责人罗格在加拿大举行的一个安全会议说，该机构在研发一套抵御网络攻击的软件系统时，发现了朝鲜用于攻击索尼位于美国加利福尼亚总部的网络系统的病毒软件，在对索尼攻击之前，该病毒已经在攻击过美国其他四个网络系统。

印尼正式邀请朴槿惠和金正恩出席4月亚非峰会

韩国多名政府消息人士22日透露，印尼正式邀请朝鲜国防委员会第一委员长金正恩和朝鲜最高人民会议常任委员会委员长金永南出席将于4月召开的亚非峰会（万隆会议）。据悉，印尼也正式邀请韩国总统朴槿惠出席亚非峰会。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有可能会出席此次会议。有观点认为，若习近平和金正恩都出席会议，届时朝中有可能举行首脑会谈。

安倍称修宪讨论“处于最后阶段”

安倍晋三20日出席众院预算委员会会议，在再次表明强烈修宪意愿的基础上，提及规定修宪程序的修订版《国民投票法》从去年开始执行等，认为修宪的“条件终于日臻成熟。目前处于更广泛的讨论正在深入，走到了（讨论）‘哪个条款可进行国民投票’的最后阶段”。安倍对朝野政党在众参两院宪法审查会上热烈讨论并形成共识表示了期待。
安倍还表示修宪动议需要众参两院各三分之二议员的赞成，实现难度现在依然很大，“执政党在众院虽然获得了三分之二议席，但参院的情况并非如此”。

安倍或在美国国会发表演讲

日本政府消息人士21日透露称，日美两国政府基本决定，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在4月下旬起的长假期间访美时，将在美国国会发表演讲。预计安倍的演讲将在反省过去战争的基础之上，表明日本战后一贯“走和平之路”，呼吁构建面向未来的关系。
安倍将在演说中阐述一贯主张，即在迎来战后70周年之际，表明日美两国一直为亚太地区及世界和平作出贡献。预计他还将呼吁，深化包括“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等经济领域在内的广泛的两国关系，将有助于实现双方的国家利益。

税金与贫富差距之思考

16日的国会上，民主党的冈田代表提出主张，称应提高所得税的最高税率并上调继承税。这是要求富人负担更多税金、对低收入人群进行再分配的观点。
背景是长年一直讨论的贫富差距问题。安倍首相表示，“贫富差距正升级至无法容许的程度，这一国民认识的变化未能得到确认”，对此予以回避。另外，也没有涉及重审税收制度的答辩。
“在各发达国家，‘世袭社会’正在复活。”这是时下备受瞩目的法国经济学家皮凯迪的分析。“有产者”继承财产，世代持续富裕，与“无产者”间的贫富差距逐渐扩大。通过加强包括资产在内的累进课税以防止财富的过度集中——对于其这一主张，或许也有许多人认同吧。
日前皮凯迪的赴日，极大地刺激了日本贫富差距的争论。经济层面的不平等，愈强或愈弱皆紧随政治的指摘可谓沉重。这作为民主主义的问题，将需要每一位纳税人进行判断。

英媒：南海主权争执- 中国软化姿态

《金融时报》星期四报道和分析了北京在南中国海主权争执中调整策略，停止咄咄逼人的高调姿态，并指出这是由于中国认识到激烈对抗的做法外交代价太大。
一名在北京的外交政策顾问说，“（中国咄咄逼人策略的）负面效果很清楚，影响很大，损害了中国的软实力，特别是与邻国关系，帮助了美国向亚洲倾斜，增加了军事冲突的危险。”
文章还说，中国不仅是在南中国海改变了策略，在东海与日本的主权争执中也做出策略调整。
中国巡逻艇在2013年8月进入钓鱼岛有争议海域28次，而去年6月只有6次。

中国审查网上支持缅甸华裔叛军言论

过去几天，为了镇压民族主义者对缅甸华裔叛军武装的支持，中国的网络审查者删除了许多照片。
中国官方媒体称，自战争开始以来，共有逾3万人越过边境进入中国。
缅甸叛军武装组织也在向中国求助，这些情况使此次冲突变成了中国政府的一个敏感话题。果敢地区主要人口为华人。
领导果敢叛军武装的彭家声也是一名华人，他曾与现已解散、此前受中国支持的缅甸共产党有关。叛军武装自称缅甸民族民主同盟军。
2009年，彭家声在缅甸军队的一次袭击中遭到驱逐，之后便一直四处躲藏。此前，他一直统治着果敢。
上周，在他的叛军武装发动了激起敌对的袭击一天之后，85岁的彭家声在一封广泛流传于社交媒体的公开信中呼吁“同根同族”者为他们提供支持。
“试问天下，谁知此时此刻，鸦片战争百余年后，仍有20余万华人正饱受异族欺凌？”他写道。“家声每念及此，泪流满面，痛不欲生！”
有些中国微博用户，把他夺回果敢的战斗比作乌克兰俄罗斯族分裂分子的战斗，对他的呼吁表示了回应。
叛军武装负责行动的军事指挥官彭德仁在周三公布的春节致辞中感谢了中国网民过去一年的支持，同时也对果敢居民和联盟武装反叛组织表示了感谢。他写道，“每当春节来临，总会勾起游子回家的渴望。”彭德仁是叛军武装领导人彭家声之子。
中国官方新闻媒体迅速对与克里米亚的比较表示了谴责。官方报纸《环球时报》英文版在周一的一篇社论中称，“那些作出这种比较的人不是在胡言乱语，就是别有用心。”
社论表示，“中国社会的各种力量应该保持清醒，不要对缅北地区的事务作出过早的判断或者插手干预，以免影响政府的外交政策。”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在同一日的例行记者会上表达了同样的观点。她说，中国“不允许任何组织和个人利用中国领土从事破坏中缅关系和边境地区稳定的活动”。

中国外交部约见印度大使就领土争议提出交涉

印度总理莫迪周五访问阿鲁纳恰尔邦（中国称藏南地区），为一条新修的铁路线和发电站剪彩。当天，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说，中印边界东段地区存在巨大争议，中国政府从不承认所谓的阿鲁纳恰尔邦。
刘振民在约见印度大使时说，中印边界东段地区存在巨大争议，这是众所周知、不容回避的客观事实。
他说，中国政府从不承认印度单方面设立的“阿鲁纳恰尔邦”。印方执意安排领导人前往争议地区活动，“损害了中方领土主权和权益，人为突出了两国在边界问题上的分歧。”
中国声称，位于西藏南部的阿鲁纳恰尔地区全部属于中国领土。尤其是位于藏南的藏传佛教圣地达旺。
这个历史古镇在1962年中印边界战争时期曾一度被中方占领过。
分析人士认为，印中边界问题会处于长期搁置的状态，双方达成共识的可能性很低。

邓力群之殇与党国理论界的黄昏

身为高层谋士，邓力群先后伺候过王震、毛泽东、刘少奇、邓小平、陈云等多位主公，在王震、刘少奇、邓小平遭遇政治挫折之际，他拒绝反戈一击，挺身保护主公，一副“士为知己者死”的气势，在党内颇有口碑。尤其在是“文革”后期，他为邓小平起草了《论全党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被公认为最早的改革理论家。邓力群的政治担当和理论创新的勇气，使他在邓小平第三次复出后再获重用，出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宣部长、书记处研究室主任等要职，与胡乔木并列为意识形态掌门人。
邓力群被驱除出权力中心，自称“对我有刺激”，转而成为改革开放的反对派。在保守派大佬的支持下，挟其理论专长，不断挑战邓小平的权威。1991年6月15日，他在《人民日报》上发表《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反对和防止和平演变》的长文，重提“阶级斗争”，掀起了“姓社姓资”的大争论。邓小平为捍卫其改革功业，随即发表“南巡讲话”，提出“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迅速平息了反改革回潮。这一论断写进了中共十四大报告，也使邓力群永远失去了重返中央的机会，他铁心担当起左翼反对派领袖的角色。
检点执政党的意识形态谱系，自陈伯达、胡乔木、张春桥、姚文元到邓力群，从火热革命年代一路走来的官方理论家们，个个学养深厚，文采飞扬，即便是立论偏颇，行文逻辑上皆能自圆其说。其中的差异，或可以在于前四位靠揣摩圣意论证发挥，唯邓力群特立独行，从改革派理论家到反改革领袖，论改革有理论创新，论反主流也有理论底气。他支持农村改革却不肯放弃计划经济，至死坚守左派立场，有所为而有所不为，有所变而有所不变。
邓小平素持“捉住老鼠就是好猫”的实用哲学，对付“姓社姓资”挑战的策略是“不争论”。他深知只有通过政治改革调节利益分配，中共的执政地位才有可持续性。“六四”事件后的20多年间，经济的增长令腐败加速，形成了强大的权贵利益集团，公众未能公平分享改革红利。以理论、道路、制度“三个自信”自命的执政党，未以理论创新重启政治改革，不仅邓式改革的“共同富裕”无从实现，毛式革命的“均贫富”也难以重返。所谓“前后两个30年互不否定”，折射出执政理论无力自圆其说的困境，“不争论”的尴尬日益凸显。在理论严重脱离社会现实的背景下，争论越来越难于避免。
2001年7月，邓力群率17位体制内左派联名发表公开信，批判江泽民“七一”讲话，指责后者允许资本家入党，将导致中共变质、分裂，是“极其重大的政治错误事件”；他在信中毫不掩饰对理论界晚辈们的轻蔑，直指“找几个笔杆子捉刀代笔，夸夸其谈，讲话中充满着大话、套话、空话”。2004年6月，邓力群再下战书，要求就社会主义社会制度、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国共产党性质等三个问题，与当时的领导层公开辩论，却未见有人接招。2006年，邓力群发表回忆录《十二个春秋》，很快成为重点禁书。此后他长期处于噤声状态。
与邓力群这位老辣生猛的革命前辈相比，坊间一种普遍的看法就是，官方理论界显得一代不如一代。几年前，官方“理论家”陈奎元、李慎明、梅宁华等掀起了反普世价值、反宪政、反历史虚无主义的论战，自由派随即翻出中共建政前提倡普世价值、力争民主宪政的老底，“理论家”掉进了自挖的历史虚无主义泥坑。去年王伟光效法邓力群，发表《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并不输理》，重弹阶级斗争老调，又不幸落入吉拉斯的“新阶级”陷阱：在权贵巨贪暴富、社会严重分裂之际，重提阶级和阶级斗争成了对现行体制的反讽。今春高调张扬的“反西方价值观”运动，也因被指“马克思主义来自西方”，陷入矛盾自伐的窘境。
再以主体理论的三座“里程碑”为例：“三个代表”尚有本体论的高度，“科学发展观”已降等为方法论，“中国梦”则犹如雾霾中的风景，触摸不到理论框架。邓力群的左派血脉同样后继无人：不少学者认为，前述官方“理论家”陈奎元、王伟光、李慎明、梅宁华等，本是一群缺乏学术底蕴的政客，除了扣帽子、打棍子，应对正常学术论争的能力相对不足。在很多人看来，官媒扶植的新生代写手朱继东、周小平之流，更是些应试教育生产线的标准化产品，其文字缺乏基本的学理和逻辑，既无独立思考也无独立人格；朱继东被爆论文剽窃而声名狼藉，周小平则因常识错误而沦为大众笑柄。
面对左右两翼气势汹汹的理论叫板，心劳日拙的官方理论界龟缩避战，从来不敢进行公开辩论，通常是凭借权势将对手禁言封号了事。悲哀在于，历经65年洗脑教育的自我退化，暮气沉沉的党国体制，似乎已无法孕育出有创造力的理论人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