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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鲜谴责美国启动新制裁

朝鲜周日对美国实施对朝新制裁措施予以谴责，称这是美国“敌对态度”的产物。
朝鲜再次否认与索尼黑客事件有关，并说华盛顿的制裁将更加坚定它奉行“先军”政策的决心。该政策要求扩大军备，包括发展核武器，作为针对华盛顿政策的“威慑”。
“白宫针对朝鲜持续不断的、单方面的制裁行动明显证明了其对朝鲜的一贯仇恨，”朝鲜官方新闻机构朝中社援引一名未具名的政府发言人说。
朝鲜称拍这部影片是“战争行为”，但反复否认与黑客行动有关。在周日的声明中，朝鲜说多位网络安全专家质疑了华盛顿关于朝鲜是幕后主使的证据。
分析人士称这些新制裁措施的效果有限，因为朝鲜几十年来一直处于美国的严厉制裁之下。

韩政府：不便预测美国制裁朝鲜带给韩朝关系何种影响

对于美国近日发布高强度对朝制裁行政命令一事，韩国统一部发言人林丙哲5日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对于美国的行政命令会给韩朝关系带来何种影响，目前不便加以预测。
林丙哲表示，韩国政府认为美方采取了适当的应对措施，韩方将继续密切关注朝鲜的态度和相关情况。

第二次外交安全对话今日在首尔举行

韩中第二次外交安全司局级对话5日下午在首尔举行，韩国外交部东北亚局局长李相德、中国外交部亚洲司司长孔铉佑共同主持对话，双方将就两国在外交安全领域的合作、韩半岛问题、地区和国际局势进行磋商。
据预测，双方在就韩半岛问题进行磋商时有可能对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在新年贺词中对开展韩朝对话“松口”和美国政府以索尼被黑事件为由采取对朝制裁措施等交换意见。双方还将再次明确实现韩半岛无核化与地区和平稳定这一共同目标，并重申为推动朝核问题取得实质性进展而作出努力。
就东北亚局势，双方将对日本为解禁集体自卫权而修改宪法解释的相关情况进行讨论。一直以来，韩中两国对日本在未对侵略行为进行反省的情况下解禁集体自卫权表示忧虑。双方还将就韩美日三国签署关于朝鲜核与导弹问题的军事情报交流协定交换意见。另外，中方有可能对美国或在韩半岛部署萨德反导系统（末端高空区域防御系统，THAAD）表示忧虑。

日本政府将成立专家委员会研究终战70周年首相谈话

日本政府将成立专家委员会，研究定于8月15日终战70周年纪念日发表的安倍晋三首相谈话内容，目前已着手物色成员人选。日本政府计划把为国际社会的和平与稳定积极做出贡献、“面向未来”作为首相谈话的重点。根据谈话中关于历史认识及战争责任的表述，中国和韩国届时有可能提出反对。1995年，时任首相村山富市在终战50周年谈话中对日本的侵略历史明确表示了反省。安倍的谈话是否会继承“村山谈话”的精神将是焦点。

安倍将深化日美同盟并着力改善与中韩两国关系

今年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70年的关键年份,日本政府将深化日美同盟，并着力改善与中韩两国的关系。由于中韩两国摆出了加强合作以共同应对日本的姿态，安倍晋三首相在历史认识问题上的态度或将受到考验。
安倍计划在5月长假期间访问美国，通过展示与奥巴马总统之间坚如磐石般的同盟关系以牵制中国。《日美防卫合作指针》再次修订后，日本自卫队与美军合作的地理限制将被取消，扩大至全球范围。安倍还有意把TPP谈判的尽早妥协作为访美的成果。
但是，由于在去年11月的中期选举中落败，有见解认为奥巴马政府重视亚洲的政策可能变得徒有其名。编织“对华包围网”的动向能否如安倍所意图的那样取得进展尚不明朗。

FBI海外裔雇员称受内部监察歧视

FBI对在海外出生，或者有亲友在海外的数百名员工，开展了严格的内部核查。这个内部监控项目始于2001年9月11日之后，起初目的是防止外国间谍对新聘请的语言专家进行胁迫。但是，后来该项目的规模已经大大扩展。
这个项目也受到了FBI的语言专家、特工，以及其他拥有外国语言、文化技能和海外关系的人员的批评。他们抱怨，FBI一项旨在防止间谍活动的秘密“风险管理”项目，对他们构成了歧视。几名员工及他们的律师表示，这个项目限制了他们的工作机会，并阻碍了他们的职业发展。
这个项目叫做“后裁决风险管理”（Post-Adjudication Risk Management，简称PARM）项目，涵盖的员工会更频繁地受到安全质询、测谎、个人旅行核查，以及其他检查，尤其是电子通讯以及从数据库中下载的文件。
这些员工中有些人——其中包括被聘请来从事关键情报和反恐任务的穆斯林和亚裔——声称，自己因为这些特殊技能和背景受聘，最终却因此受到了惩罚。他们被告知，自己被列入了这一项目，也得知需要遵守其他安全规定。但是没人告诉他们，为何会被列入该项目，他们似乎也没有申辩权，而且除了与国外的家人和朋友完全断绝关系以外，也没有摆脱这一项目的办法。
在9·11袭击事件发生后，FBI立即启动了这个项目，对新聘请的能够接触机密情报的语言专家进行监控，原因是担心他们会被外国情报机构或恐怖分子利用。自那时以来，该项目的规模扩大了一倍多，如今涉及将近1000名能够接触机密信息的FBI工作人员。
FBI从2002年启动该项目，目的是帮助对数十名外聘的语言专家进行核查，并授予安全权限。当局担心新员工可能受到操纵或胁迫，帮助外国情报机构或恐怖组织。例如，如果FBI员工不提供机密情报，或以其他方式与间谍或恐怖分子合作，对方就威胁伤害他在海外的朋友或亲戚。
司法部督察长办公室2009年10月发布的报告显示，截至2008年4月，有314名外聘语言专家被列入项目，这是唯一的公开数据。根据该报告，FBI表示，从2005财年至2008财年，该项目致使六名外聘语言专家被停职，或丧失了参与机密工作的权限。
FBI官员拒绝说明这些语言专家为何被停职，也拒绝提供最新的统计数据，只是表示自从该项目在2005年11月得到扩展，涵盖所有FBI人员以来，涉及人员已经增加到将近1000人。这些人来自FBI的3.6万名员工，以及数千名外聘人员当中。

中国第五代领导人正在通过反腐而对政坛大洗牌

中国政坛因反腐风起云涌，反腐的同时，高层人事调整大洗牌。
据今天出版的太阳报报道，中共文宣系统已经开始大洗牌，文化部长蔡武年届退休，其职由中宣部常务副部长雒树刚接任，获习近平从浙江调入北京的黄坤明将接任中宣部常务副部长一职，黄坤明将成为习近平在意识形态领域分兵把口的大将，到中共十九大时或可能再上一层楼担任中宣部长。
至于军队领域，人事洗牌幅度之大也是二十年来罕见，当中最引人瞩目的是武警部队司令与政委双双换人，副总参谋长王宁与武警原司令员王建平互换位置。报道引述分析说，外界纷传，周永康当初企图发动政变，借用的主要军事力量便是武警部队，今次武警大规模换血，看来不是空穴来风。而接任武警司令的是曾担任驻福建部队三十一集团军军长的王宁，与习近平当年主政福建有较深的渊源。
另外，北京军区司令员张仕波与国防大学校长宋普选职位互换也让人关注。北京军区司令员掌握京畿重地，所用人选历来异常关键。张仕波长期在徐才厚老巢济南军区任职，而且屡屡超常规提拔，尤其在十八大时突然以驻港部队司令员身份窜升为北京军区司令员一职，让人错愕。然而，随着徐才厚的倒台，张仕波的好日子也到头了，被贬到国防大学坐冷板櫈。

党争曾加深危机

人民日报1月5日刊文《清正官场须远离圈子文化》，批评有些领导干部信奉拉帮结派的“圈子文化”，有的领导干部喜欢当家长式的人物，希望别人唯命是从。
文章指出，“圈子文化”由来已久。唐朝的牛李党争、北宋的新旧党争、明末的东林党争、清末的帝后党争，最终都在党争内耗中丧失了发展机遇，加深了统治危机。虽然现代政治已经走上了良性的民主法治之路，但“圈子文化”的遗毒流弊至今仍未肃清。
文章同时强调，有些干部的小圈子本质上是一种利益寄生、利益输送关系，甚至是由一群掌权的腐败分子组成的小团伙、一群依靠滥用权力牟取私利的利益共同体。其违法违纪触目惊心，其后果危害祸国殃民。

2015是中国民营企业时代开幕年

民营企业开始在中国受到关注。中国在进入新千年后呈现出持续“国进民退”的局面。所谓“国进民退”意思是指以国家为后盾的国有企业和政府企业不断发展，而民营企业则不断萎缩。民营企业等民间力量为中国GDP的50%到60%，国有企业等公共部门创造的GDP占到四成左右。
尽管从数字上讲，民营企业还占有一定优势，但就实质内容来看，却是国有企业处于有利位置。通信、能源、电力传输等基础设施被数家国有企业垄断，利润率高得让人眼红。金融领域也被工商银行等四行主导，完全是国有银行的天下，贷款对象偏重于大型国企，而民营中小企业则很难获得贷款。甚至就连制造业也是上海汽车集团等国有势力蒸蒸日上，而民营的吉利汽车则面临着销售不断下滑的严峻局面。
国企优先体系的弊病已经非常明显。国有企业借助政治力量来维护既得利益，而政府领导人则作为回报从企业那里获得资金，这样的恶劣行径却大行其道。电力、煤炭、铁路等国家管控行业都存在同样情况。在政策保护下，企业很容易获得利润，但是却缺乏真正意义上的竞争力。
2012年秋季当选中共中央总书记的习近平主席提出结构改革方针，决定从根本上扭转这一状况。2013年三中全会明确了发挥市场的决定性作用和努力提高经济发展水平的方针。允许民间企业进入一直由国有企业和政府部门垄断控制的领域，以促进自由竞争。通信、石油、电力传输等部分领域开始向民间开放。
另一项改革重点是转变大型国有企业的经营模式，改为由国资委向国有企业出资的方式，民间资本也可以作为股东进行出资。改变了以往由党和政府官员直接控制企业的模式，而是交由民间资本和专业经营人员来进行经营。
中国再次提出“市场机制”的决定性作用，其背景是担心少子老龄化导致经济停顿。中国经济在2005年之前一直是通过出口来拉动增长，但随着工资不断提高，现在已经丧失了这一成本优势。此前源源不断地走向工厂的年轻工人转为减少，低成本的组装产业已经快要走到尽头。
随后中国开始通过庞大的基础设施和房地产投资来拉动增长。除政府进行公路、铁路、机场、港口等基础设施建设外，还鼓励企业进行住房和工业园等房地产开发。但同样也随着人口增长放缓而迅速停顿。一下子建起来大量的基础设施和住房，但在有些地方并没有人来使用。
中国的增长模式此前主要是依赖于人口增长的“规模扩张”，在人口不再增长的情况下，发展也就走到了尽头。2012年底15～59岁的中国劳动人口同比减少0.6％，首次出现下降。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预测，中国的经济增长率持续放缓，预计2017年将会破7，保持6.8％的增长率。在人口方面，联合国预测中国在2020年以后将在14亿的水平上徘徊，从2030年起转为下降。
由于今后将被迫依靠不再增长的年轻劳动力来养活大量老年人，这使得中国领导人意识到从规模扩张转向提高效率这一经济理论的重要性，于是让更为重视利润的高效民营企业来担当拉动经济的火车头。
中国的经济改革还存在无法仅仅通过提高效率来解决的问题，那就是公平性问题。中国的贫富差距正在持续扩大。作为计算贫富差距的重要工具，“基尼系数”为“0”代表全体成员收入相同，相反，为“1”则代表1人（1个家庭）独占了所有的财富。基尼系数越接近1则代表社会的贫富差距越大。
发达国家的基尼系数多为0.3左右，日本为0.379（2011年，由日本厚生劳动省统计得出），如果基尼系数超过0.4 ，则被视为对贫富差距的不满很容易引发社会骚乱。14年1月中国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基尼系数为0.473。而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调查中心于14年7月公布的调查结果则为0.73（2012年），属于非常危险的水平。
调节贫富差距直接关系到经济增长。个人消费在GDP中所占比重方面，美国为70%，日本为60%，韩国和台湾也在50%左右，而中国大陆长期以来仅为30%左右。要想扩大内需，实现经济可持续增长，有必要调节贫富不均的情况。中国的经济改革不得不同时解决效率性和公平性这两大课题。
之前，凭借被称为发展型独裁的体制取得成功的是1960年代至70年代的韩国和台湾。韩国总统朴正熙、台湾总统蒋经国充分利用政治的力量，借助自上而下的政策发展了经济。不仅仅是引进了外资，而且培育了与政权关系密切的财团和公营企业。
韩国和台湾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人均GDP超过5000美元之后，高速增长告一段落。此外，带来低成本劳动力的“人口爆发”也止住脚步，而在一直依靠接近政治而实现发展的财团和公营企业，效率低下问题也开始凸现。随之而来的是民主化运动。
在转向民主主义体制的时期，类似独裁时代的稳定局面消失，由于政治混乱的影响，经济丧失了强劲势头。有一种说法叫做中等收入国家陷阱。在新兴市场国家，随着经济增长带来收入提高，劳动成本也将随之上升。中等收入国家陷阱指的是，成本上升导致竞争力逐渐消失，增长出现停止的现象。韩国和台湾看起来似乎都陷入了典型的中等收入国家陷阱。但是，此时民主化逐渐发挥了作用。
在韩国，与政权关系过于密切的财团的存在被重新审视，企业自主启动了产业升级。三星电子和现代汽车不断发展为世界性企业。在金大中总统的领导下，风险企业的培育也受到重视，类似聊天应用程序LINE母公司NAVER的互联网企业也异常活跃。与此同时，台湾的情况也如出一辙。厌恶独裁政治而逃往美国的人们纷纷重返台湾，相继投身于IT产业。从美国回来的人与IT之都美国硅谷关系密切，不断将台湾变为半导体和个人电脑的尖端地区。
在经历长达20年的政治和经济改革之后，韩国和台湾摆脱了中等收入国家陷阱。透过这一经验，可以看到掌握经济改革成败的归根到底是政治改革。中国是否必须像韩国和台湾那样，走上长达20年的改革的艰辛道路？不，在巨大的中国，或许将成为更加长期的壮大事业。中国的结构改革已经启动，但得出真正的答案将在很长时间之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