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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统一部长官：韩方的统一构想并非“吸收统一”

韩联社华盛顿12月11日电正在美国访问的韩国统一部长官柳吉在11日与韩国媒体驻华盛顿特派记者举行午餐恳谈会时，就朴槿惠政府提出的“统一大业构想”表示，该构想不以“吸收统一”（韩国统一朝鲜并推行韩国现有体制）为前提。
柳吉在强调，韩国政府对待统一的立场如《宪法》中规定的那样，是以和平统一为前提。柳吉在提到了朴槿惠不久前在统一准备委员会第三次会议上的讲话，即统一需韩朝共同来实现，他强调，即使朝鲜政权存在可变因素，韩国政府欲推进的仍是和平统一。在韩国国内扩大国民对统一的共识进而为统一做准备、韩朝关系取得质的发展、谋求和周边国家的合作，这三大事项需同步进行。

新任美国大使：美国已做好与朝鲜对话的准备

美国驻韩大使李柏特（Mark Lippert，41岁）表示“在华盛顿，没有一个人就对朝政策使用‘战略性忍耐’这样的表述”，“因为我们在背后展开了很多（改善与朝鲜关系的）活动”“朝鲜问题是美国外交政策中非常重大的议题”。“奥巴马领导的美国政府在伊朗和缅甸真诚地寻求开放之路时积极参与其中”，“我们已经做好了准备，只要朝鲜做好了准备，我们就能与朝鲜进行真诚、诚信的对话”。但他反复强调，与朝鲜的对话“必须是全面的、可查证的、不可逆转的无核化相连接的”。　
李柏特大使就末段高空区域防御系统(THAAD)在韩国的部署问题否认道“我们不曾与韩国政府的任何一名官员正式谈论过这个问题”，“只是媒体在一味地关注而已”。对于韩国和日本围绕历史问题存在的矛盾，李伯特大使强调道“美国虽然并不是韩国与日本的仲裁者，但在背后为改善两国的关系做出了很多努力”。　
李柏特大使是历届美国驻韩大使中最年轻的，2005年奥巴马总统还是参议院议员时他曾担任辅佐官，是奥巴马总统最亲近的人。

香港占中清场：被捕人士相继离开警署

香港警方完成“占中”示威金钟占领区的清场行动。警方拘捕249人，分别送到多间警署，被捕人士周五（12月12日）早晨已相继离开警署。
获释者当中包括香港学联秘书长周永康、立法会议员李卓人、陈家洛和胡志伟等。他们都拒绝保释，获警方无条件释放，但警方保留追究权利。
被带往葵涌警署的60多名被捕人士，则在清晨4点左右全部离开警署。据现场义务律师表示，其中至少20人自签担保离开，包括8名香港学联成员和3名学民思潮成员，他们将在下月向警署报到。
而其余40名被捕人士拒绝保释，包括立法会议员何俊仁、刘慧卿、梁家杰、毛孟静、壹传媒集团主席黎智英、文化监暴成员何韵诗，以及中文大学政治与行政学系教授周保松，他们获无条件释放，但警方保留追究权利。
涉嫌非法集结被捕的热学公民成员黄洋达获保释候查，下月上旬向警方报到。黄洋达于周四下午在住所被捕，警方指其涉嫌参与59宗非法集结。
泛民饭盒会召集人梁家杰在离开警署后表示，香港立法会有15名议员被捕，创下历史。
香港电台引述梁家杰说，昨日的抗争勿庸质疑是和平非暴力，雨伞运动以占领方式表达或告一段落。他强调，政府所清的是路，但清不到港人争取普选坚定的心。
学民思潮召集人黄之锋周五对港媒说，占领行动结束不等于雨伞运动结束，他承认运动至今未取得阶段性成果，香港政府在政制问题上未有退让，多方平台和民情报告只是空中楼阁。
黄之锋表示，学民思潮无计划在短期内再发起任何行动，但他认为，明年很有可能再有占领或公民抗民活动。
他还表示，自己没有打算参选议会，亦没有听过学民思潮成员考虑参选。
香港学联秘书长周永康离开警署时表示，拒绝接受警方的保释条件与承担刑事责任是两回事，他这样做是不想被警方的保释程序规限自由。
周永康还表示，香港学联将会抵制第二阶段的政改咨询，如果政府不修改政改方案或撤回人大决定，相信方案会被立法会否决。

美国重申香港特首应由竞争性选举产生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莎琪星期四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我们持续鼓励香港当局和抗议者通过对话和平处理分歧。需要认识到的重要一点是，现在香港的选举改革仍然在进行中，辩论正在进行，第二轮的公众咨询可能会在接下来几周内展开。我们鼓励香港当局和香港人民一道努力，保证通过普选的方式、以一个有竞争性的过程选出特首。美方当然会继续将这一观点传达给当地官员。”
就香港当局与民众的对话是否能产生一个竞争性选举过程的问题，莎琪说，美方对此抱有希望。她还重申，这是对话的重要内容。

香港占据行动趋于平息民主问题疑问仍存

随着香港占据行动的逐渐平息，学生们所追求的对民主主义质问是否消失了呢？答案是“NO”。
这次事态的发展明确体现出，就算是共产党政权，也很难在没有得到香港民意的支持下“指派”行政长官。
据党相关人士透露，除对香港选举制度的讨论之外，党内已经开始了如何在关注民意的同时对香港进行统治的新摸索。
今年中国周边相继发生了类似的事件。3月，台湾学生因反对台湾当局的“亲中态度”而发起了占领台湾立法院的“太阳花学生运动”。5月，因南海领海问题，越南爆发了反中游行。
值得注意的是，这些都是作为日本人也能感受到的、对于接受“扩张的中国”所流露出的不安。面对这一系列事件的发生，以习近平为中心的领导班子进行调整政策恐怕势在必行。
另一方面，香港也背负着一个沉重的课题——香港人所期望的究竟是什么？是为了经济繁荣而无条件接受共产党政权的理论？还是追求“民主”这一价值观？贫富差距极大的香港，其舆论在这个问题上也是莫衷一是。
美英等国际社会给予了此次事态极大的关注，无非也是因为发现了这一问题并非仅存在于香港而已。该如何面对不断壮大的中国，这也是日本面临的一个难题。
占据行动的平息决不意味着结束。或许应该说，这是东亚地区走向巨大变革的序章之一。

奥巴马拒绝参与CIA酷刑辩论

奥巴马在上任之初签署一项命令，禁止CIA使用酷刑。但是他顶住了活动人士的压力，在对嫌疑人进行水刑逼供一事上没有追究任何人的责任。
小埃里克·H·霍尔德执掌下的司法部对乔治·W·布什总统在任时已经完结的虐囚案进行了重新核审，但没有起诉任何人。奥巴马否决了佛蒙特州参议员帕特里克·J·莱希等民主党人设立“真相委员会”的提议。直到今天，总统还是拒绝公布伊拉克和阿富汗被关押人员遭粗暴对待的照片，他的白宫在就参议院报告涂黑的磋商中是支持CIA的。
作为总统，奥巴马会定期听取恐怖主义威胁的汇报，并要负责遏制这些威胁，他对情势的看法已经今非昔比，不能再像一个候选人那样去谴责对方政党的在任者。在周二的声明中，奥巴马不但没有指责布什授权使用这些手法，反而流露出同情的口气。
“在9·11发生后的一年里，面对进一步袭击的真切威胁，前任政府肩负避免生灵涂炭的事件再度发生的重任，关于如何追查基地组织，以及制止更多的恐怖分子袭击我们的国家，他们要做出痛苦的抉择，”他说。
一个主要的影响来自CIA官员布伦南，他从最初就一直辅佐奥巴马总统，先是任白宫反恐顾问，而后是CIA局长。
布伦南和奥巴马的第一任CIA局长帕内塔都选择了和批评者相对立的立场，称通过审讯的确得到了有用的情报，尽管这样做依然是错的，而奥巴马发布禁令则是正确的。
“我们的核查显示，在审讯中对在押人员使用EIT之后，的确能得到有助于阻挠袭击计划、抓捕恐怖分子和拯救生命的情报，”他在周二的一份声明中说，此处的EIT即加强型审讯技巧。“该项目获取的情报，对我们了解基地组织是至关重要的，对我们今天的反恐行动依然有帮助。”
布伦南承认，该项目“存在缺点，CIA犯了错误，”这主要是因为，CIA还没有准备好接受自己9·11事件后的新角色。但是，他驳斥了CIA曾就审讯效果蓄意欺骗公众的说法。
情报委员会主席、加利福尼亚州民主党参议员戴安·范斯坦称，该项目不仅有违道义，而且还没有什么效果。委员会的报告辩称，从审讯中收集的信息往往并不属实，而且存在重复，或者可以通过其他途径来获得。
她说，“报告认为，强制性审讯手段并没有获得那些至关重要的，CIA所说的无法通过其他途径来获得的情报。”
周二，总统刚开始似乎又在回避这种简单直白的说法。他的书面声明指出，他已经“明确禁止酷刑”，但并未表示美国其实曾使用酷刑。在讨论他前任的执政过程中所发生的事情时，奥巴马使用了“严厉的方式”等说法，甚至还提到了布什和CIA比较喜欢的“加强型审讯技巧”。
助手迅速表示，奥巴马并未尝试回避问题，数小时后，在坐下来接受Telemundo的若泽·迪亚兹-巴拉特的采访时，他使用了更直接的表述。
奥巴马说，“参议院情报报告中写到的一些手段比较残酷，正如我此前所说，我认为已经构成了酷刑。”
不过，虽然人权组织和公民自由团体要求对相关责任人进行起诉，但白宫却并未对此表现出任何兴趣。总统的助手们也作出明确表示，正如其中一人所说的，奥巴马“完全信任”布伦南。
当被问到参议院情报委员会所做出的CIA欺骗了公众的判断时，白宫新闻发言人乔希·欧内斯特说，“对于此事，我们不作任何评判。”

布什对美国中情局审问手段“完全知情”

美国前总统切尼说，前总统布什对参议院报告所谴责的美国中情局的审讯手段“完全知情”。
切尼对美国福斯新闻表示，布什“对他应该了解所有内容都了解”，切尼还说参议院的报告“废话连篇”。
美国中情局为其在9/11攻击之后对恐怖活动嫌疑人采取的包括水刑在内的审问手段进行辩护。
“指控中情局不按法律办事，还有对总统知情不报，这种说法完全是一派胡言。”
切尼说他没有读完参议院的完整报告，但他说该报告“充满瑕疵”，“糟糕透顶”。
他说，布什总统对中情局的审讯手段，“知道他应该知道，想要知道的所有内容”。
“他知道审问手段，我从来没有阻止他了解详情，他完全知情。”

中国媒体称CIA酷刑报告揭露美国虚伪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的研究人员苏晓晖说，美国历来主张遵守国际法和国际规则，“但自己却忘了《日内瓦公约》等有关国际公约”。《日内瓦公约》规定了该如何对待战俘以及伤员、平民和其他非参战人员。
“美国欠国际社会一个交代，也该提出切实的解决方案，”苏晓晖接着说。

新型大国关系: 中国热情美国犹疑

2014年的亚太经合组织峰会上，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再次提到中美共建“新型大国关系”，而美国总统奥巴马对这个名词不置可否。事实上，自从2012年初，当时中国国家副主席的习近平提出这个设想以来，美中共建“新型大国关系”似乎成了中国对美国外交的主要概念，但是与中国的热情相比，美国对这种表述似乎不那么热衷。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让美国不太愿意接受“新型大国关系”的概念呢？
2014年11月12日，北京亚太经合组织峰会，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奥巴马在会晤后举行联合记者会。在记者会上，习近平再次提到“新型大国关系”。
习近平说： “我们重申了在安娜伯格庄园会谈时就发展双边关系达成的协议，我们同意继续推进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建设”。
但是，随后发言的奥巴马总统对“新型大国关系”这个词组绝口未提，相反，他多次强调美中之间的合作。
他说： “我相信，习近平主席和我就我们两国关系如何前行有共同的理解。我们同意在我们的利益重叠或一致时扩大合作。当我们有分歧时，我们会坦诚并明确相告彼此的意图。在可能的时候，努力缩小分歧。”
这并不是今年第一次当中国领导人重申中美共建“新型大国关系”时，美国方面谨慎保持距离。在2014年7月的美中战略与经济对话，习近平再次明确阐述“新型大国关系”的内涵，美国甚至表示了怀疑。
美国国务卿克里在美中经济战略对话开幕式上这样表态: “我多次听到习近平主席提到大国关系，一种新型模式。我认为，新型关系不能只靠语言来界定，而是应该由行动来界定。新型关系将由我们共同所作出的决策来确定。”
在被问到为什么美国不那么热衷“新型大国关系”这样的概念时，美国前国会参议员吉姆.泰伦特在一个有关美中关系的研讨会上说：“我想，两国对应该以什么样的框架来建立国际关系，至少在那个地区，有根本不同的看法。习近平主席发出的信号是，他们对“大国”框架更自信。就像我前面所说的，那就是最强大的国家应该获得更多的利益。从历史来看，中国一直就是这样在亚洲运作的。”
泰伦特目前是美国国会下属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的成员。他说，美国的看法不同，美国认为大国和小国是平等的，大家以一种共同认定的准则来规范各自的行为。
中美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想法由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首先提出。2012年2月，时任国家副主席的习近平访问美国，正是在那次访问期间，他豪情满怀地谈到了要与美国构建“二十一世纪的新型大国关系。”
但是，直到2013年6月8日，习近平与奥巴马在美国加州的安娜伯格庄园会晤时，外界才比较清晰地了解中国人要建立的新型大国关系的内容，即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彼此的核心利益）；合作共赢。
不过，奥巴马总统似乎从来没有在公开场合采纳“新型大国关系”的说法。2013年11月，美国国家安全顾问苏珊•赖斯说，美国“在寻求实施运作一种新型大国关系，”这被中国视为美国官方正式接受“新型大国关系”的概念。
美国智库布鲁金斯学会约翰•桑顿中国中心主任李成说，这并不代表美国完全认同了这个说法。
他说：“包括她的前任汤姆•多尼隆曾经也用过这个词汇，他在亚洲协会，包括我们布鲁金斯，都用过，但是，他们并没有强调完全认同这样一个概念，并把它作为美中关系的基石，从来没有。而奥巴马总统访华时也在反复回避提到这个问题。”
李成认为，虽然美国向来不喜欢由别的国家来主导自己的外交理念，但是，美国还是很认同“不对抗、不冲突”的和平理念。他说，真正让美国难以接受“新型大国关系”的障碍是中国言行不一致。
他说：“这个概念的提出跟实际上中国最近在周边国家越来越显得强势主动的的做法（是有差距的），中国提出这个观念，跟中国实际上的（行动），至少在周边国家看来是有差距的。在这种情况下，白宫当然不会很明显地来赞同这个概念，因为它觉得言行要一致。”
继提出中美构建“新型大国关系”之后，中国在周边地区采取了一连串的强势行为，比如，在东中国海设立防空识别区、在南中国海设置钻井平台等。
美国有一些学者甚至提出，中美构建新型大国关系是中国的一个“陷阱”，中国希望利用美国的认同，让美国为中国所谓的“核心利益”背书。
华盛顿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亚洲与日本问题研究所副所长迈克尔•格林说，美国不接受中国提出的“新型大国关系”的说法是聪明的，因为接受会削弱美国亚洲盟友的利益。他说：“因为中国的意图实际上是在亚洲是建立一个两极共管的机制。
他说，在这样的机制下，日本不是大国，印度也不是。
不过，美国前驻华大使芮效俭认为，美国接不接受新型大国关系这种说法不重要，重要的是两国领导人都意识到美中的战略竞争关系需要管控。
他说： “这样一个设定是确保我们的战略竞争不会向负面的、毁灭性的方向发展。不要拘泥于名字，中国可以这么叫，我们也可以提出自己的说法。问题是，我们的领导人是否意识到我们必须要管理我们的战略竞争关系？”
他说，习近平与奥巴马的多次会晤显示，两国领导人的意向是让这个关系向正确的方向发展。

美国：斯诺登争议在继续

目前在美国依然在进行中的这场辩论的争执点在于，政府究竟应当有多少权力监控社会成员或公众彼此间的通讯，而公众究竟应当有多少权利要求自己的私人通讯不被监控。
自由民主制度的一个前提是政府及其领导人要接受尽可能多的监督和制约，要尽可能地透明；与此同时，社会公众作为自由的人，在自己的行为不危害社会或他人的情况下，则要享受尽可能多的隐私，尽可能地少受政府或他人的监督或干预。
政府在很多情况下也有合理的理由对某些事宜实行保密。假如没有足够的保密，政府的许多职能就无法实现，公众的利益也会因而受损。
将政府的不当行为暴露给公众就是所谓的揭黑幕。暴露政府合法的机密则是泄密。
斯诺登对美国，对美国公众的所作所为究竟是应当予以赞扬和表彰的功绩，还是不可饶恕的罪过，这对美国社会来说还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
美国国土安全事务咨询人保罗•罗森兹威格12月2日在保守派智库传统基金会举行一个研讨会上如此解释了这个涉及美国立国之本的大问题：
政府机密可以说有两个极端；一个极端是军队的部署调动，军方即将对本拉登所居住的院落发动袭击之类的机密信息。这种政府机密人们都认为不应当泄露。另一个极端是《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在1970年代初所报道的五角大楼秘密文件，那些文件展示了美国政府在印度支那战中的许多不当做法。人们认为这种政府机密是应当公诸于众的。
罗森兹威格说，还有一类政府机密被报界泄露出来，一方面增加了政府对公众的透明度，另一方面又暴露了政府的信息来源，从而使信息来源消灭，从而给政府的信息收集能力造成难以估量的损失；观点不同的人对这种情况有不同的看法。这也是报界、泄密、透明与安全、机密、保密之间的永恒张力所在。
罗森兹威格接着指出，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个人收集和发布政府机密的力量大增，政府保密的能力大减。这种情况一举改变了过去政府和个人之间、保密和泄密之间的格局。
詹姆森说，现在美国人面临的一个难题是，如何保持一种恰当的平衡，一方面政府可以制止有人泄露政府机密，但另一方面又不会做得过分，从而对美国人所珍视的另一些价值（如监督政府、保障隐私、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所保障的言论自由、新闻自由的权利）造成重大损害。
詹姆森指出，一种不可忽视的危险是，媒体得到政府内部有人泄露的政府机密，在决定是否应当发表公诸于世的时候，自以为可以对公布机密信息的利弊作出合情合理恰如其分的权衡判断，但是他说，
“公众以及报界以为，他们有能力做出这种决定。我对此不敢苟同。我认为不能认为报界是报界，就可以自行其是，可以判定什么发表什么是有损害的，什么是无损害的。坦白地说，我认为报界认为自己可以做出这种判断是一种狂妄自大。”
波利辛斯基从报界或新闻媒体从业者的立场对詹姆森所表达的观点提出了异议：
“记者们在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不是狂妄自大，也不是自以为有足够的专业知识。我们也有担心有人会无意或满不在乎地泄密造成损害，或蓄意造成损害，毁掉某一个人。但是，看一看当今最明显的媒体透露政府机密的案例，就可以看到那些透露是通过层层把关透露的。
“我在情报界的朋友告诉我，媒体的层层把关、评估、证实的做法跟情报界的做法是非常相似的。在美国新闻史上，我不能指出一个案例显示有一个人因为美国报界所透露的政府机密而死亡。这是一种相当了不起的事情。”

刘晓波狱中发声：请关注其他无名受难者

现居柏林的中国著名作家廖亦武周三称，他收到了一条来自刘晓波的讯息。这条讯息说：“我不错。自入狱以来，阅读和思考从未间断。通过学习，更加确信我没有私敌。我身上的光环已经足够。请将世界的关注更多地放在那些不太知名，或者根本不知名的受难者身上吧！”
廖亦武说，他是周二早上从在中国的人那里收到讯息的。刘晓波从辽宁的监狱里向外传递过的信息，即使有次数也很少。他目前正在监狱里服11年的有期徒刑。
“这绝对是真的，”廖亦武说。“这是我这么多年来头一次收到他的消息。我不能告诉你我是怎么收到的，但我知道它是真的。能收到他的消息很感动。”
刘晓波2008年被警方逮捕，此前，他参与起草和传播了一份名为《零八宪章》的网络请愿书，呼吁中国逐步推行政治改革，最终实现基于宪法权利的西方式民主。2009年6月，刘晓波被正式起诉，罪名是“煽动颠覆国家政权”。2009年12月25日，他被北京的一家法院判处11年有期徒刑。

达赖喇嘛本周末将到访罗马，教宗方济各不会与他会面

教廷发言人11日表示，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本周末到访罗马时，教宗方济各不会与他会面。
达赖喇嘛12日将抵达罗马访问3天，以与其他诺贝尔和平奖得主会面。渴望与大陆建立经济关系的南非，拒绝核发签证给现年79岁的达赖喇嘛，使得这场见面会的地点从南非换到意大利。
教廷发言人表示：“教宗方济各显然非常钦佩达赖喇嘛，但他不会与任何诺贝尔奖得主会面。”

中国经济体制破旧立新

领导层非常明白，中国需要抛弃过去的那种重度依赖投资的增长模式，这种模式的浪费情况变得越来越严重，中国需要以消费为基础走出一条新的繁荣之路。
剩下的时间越来越少。上一届胡温政府在很大程度上浪费了10年时间。从几乎所有指标来衡量，中国的问题在他们的任期内都急剧恶化：收入差距扩大，企业负债急剧上升，生产力停滞不前，环境每况愈下，地方政府助长了房地产泡沫，已经相当严重的金融失衡状况进一步加剧。
截至目前，习近平的庞大改革计划一直进展不顺，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遭到了以周永康及其同党为代表的既得利益集团的反对。此外，反腐本身也导致惴惴不安的政府机构内部的决策过程陷入瘫痪。
虽然财政和税收改革以及放松金融管制方面均取得了一些进展，不过针对臃肿国企的改革一直没有太大起色。
这是一种创造性的毁灭行动：鉴于周永康目前已经倒台，当务之急是重建王岐山正在打破的这个体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