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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急需构建一个功能性社会
人口红利成就了过去35年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但现在，中国人口红利的边际效益在递减，而支撑中国过去多年劳动力比较优势的新工人阶层也开始要求社会在政治以及社会身份认同上给予他们补偿。所谓"人口红利"，是指一个国家的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比重较大，抚养率比较低，为经济发展创造了有利的人口条件。
工业化运动是建构现代国家政治体系的核心力量。从欧洲看，建立包容新型工人阶级的政治与社会体系是现代化的基石，这也成就了工业革命中的英国、荷兰、意大利等老牌工业国的兴起。对中国来说，上亿农民变身为工人，是现代史上最大的事件之一，他们在帮助中国完成国家的工业梦想时，也逐渐要求重新建构中国的政治与社会架构。
中国改革开放已近35年，在经济高增长渐进尾声之际，如何为几亿人口的新工人阶级确定政治坐标显得非常紧迫，而且这对于中国走向一个现代民主国家具有战略意义。
新工人阶层如何形成
学者梁漱溟在1950年代曾用"工人在九天之上，农民在九地之下"形容当时两大社会阶级，此论揭示了"城乡分立"的现实，也从另一个角度证明毛时代的工人并不是马克思主义意义上的工人阶级。1978年改革后，离开土地的农民大量进入城市工厂才正式定义了中国新工人阶级新内涵。
语言学帮助我们可以认识一个新工人阶级形成的路径。第一代工人的称呼是1980年代的"打工妹、打工仔"，这种情感式名词揭示了新工人阶级特征：他们是来自农村的年轻人，充满生活的理想但没有政治诉求；第二代工人的称呼是1990年代的"农民工"，它解释了身份演进的混合状态，他们在农村有土地和亲情，他们在城市也有了社会关系并开始职业化，这段时期有一个微妙的现实——毛时代的工人在东北下岗，邓时代的工人在沿海上岗；第三代工人称呼是2000年代的"工人"，2002年中国成为世界工厂后，它已成为无情感附着的标准名词，他们实际上是推动中国工业化运动的主力群体。
如果第一代工人到珠三角时是1984年，假设那时他18岁，叫做"打工妹"的话；邓小平南巡谈话后他26岁，成为一个农民工；2002年中国成为全球工厂后，他36岁并已成家育子，他需要城市住房、平等教育、医疗保障、政治选举、族群归属等一系列诉求。
新工人阶层焦虑感强烈
过去十年，虽然有新《劳动合同法》对工人的利益保护；虽然有富士康工厂的维权事件后的工会表态，但这种被动而消极的制度修补恰恰说明：过去30多年的经济高增长期，中国对几亿新工人阶级的政治与社会建构是严重滞后的。政治上没有先见之明，就会给社会埋下动荡的种子。为了社会稳定，执政者要耗费庞大的维稳费用和动用国家机器，而这些投入仍然是为政治与社会建构缺失所做的消极补偿。
诚然，在一个变革的大时代中，中国经济获得高速增长，国家实力大有进步，新工人阶级在成长，但是在他们的汗水和辛苦中，他们却集体患上了一种社会综合焦虑症，由于没有社会认同，没有经济地位，没有政治身份，他们时刻处于担忧和焦虑之中 。
过去的10年，中国经济增长的故事情节陡然转折，国家也试图从道义上维护工人的经济利益，于是，在2007年出台了新修订的《劳动合同法》。但该法出台后，曾引起很多民营企业家和经济学家的质疑；但在网络上，这部法律却以民粹主义表决方式获取了广泛的政治合法性，这是值得法学界深思的。
该法律试图把国有企业式的用工条件套在民营企业身上，这正是十几年前中国改革时最想打破的东西。2005年前后开始的"国进民退"，则企图重新定义毛时代的工人阶级含义，结果使华南一带工厂的制度优势处境尴尬。依照自由市场理论，企业是一个合约组织，如果政府直接干预市场，中国的工业化进程就将会产生内生疾病。如果用外力强行改变合约条件，中国具有比较优势的工业化运动会放慢甚至中止，这正是腾龙换鸟战略"硬切换"的错误之处。
政治与社会制度的建构迟滞于现状，民粹主义参与的意识形态之争，随后没收了经济领域的改革成果——这正是为什么2005年前后，改革争论的过程中精英群突然哑火。经济改革、社会改革、政治改革有如一驾马车的三个轮子，只急着让经济改革轮子转，忘记了为新生产力配置生产关系，即良好的政治与社会建构，结果使得新工人阶级普遍有一种被抛弃感，这导致很多人心理失衡，开始在互联网空间宣扬民粹主义思想或者"工运"思潮。
尤其需要警惕的是，道德上有杀伤力的"工运"事件，对中国制造是个坏消息。它的蔓延将使东南沿海的工业化启蒙与起步进入"寒冬"。同时，新工人阶级的社会问题将已经显露：高达几亿人口常期居住在城市，产生了许多需求：他们要结婚买房；他们要医疗保障；他们的孩子要就地解决教育，并成为所在城市的未来主人；他们要养老；他们需要融入城市，并在政治、经济和文化身份上得到认同，等等。这一切，为中国社会提出了一系列紧迫的课题。这些问题如果长期得不到解决，将严重影响社会稳定。
对于中国来说，当务之急是主动进行顶层设计，以建立一个关怀新工人阶级的功能性社会。美国管理思想大师彼得·德鲁克认为：在工业化运动中，国家要给它工业体系中的每一个成员以明确的社会功能和社会身份。只有建立了这样的功能性社会，未来的政治建构才有合法性。
农民工是改革突破口
功能性市场的缺失会使"黑市"泛滥，功能性社会的缺失会使"许可证"泛滥。当下，城市新工人阶级已经开始要面对形形色色的"许可证"，比如，户籍许可证、教育许可证、社保许可证、买房许可证……他们身份的焦虑正是来自于功能性社会的缺失。
2000年的一天，在北京，我看到一群四川农民工在他们亲手盖的一栋大厦前留影，这些农民工让我这个旁观者感觉到他们在中国城市化进程中的一些自豪和浪漫情怀。但五年后，我当年所感觉到的那些浪漫情怀一扫而光，取得代之的是2005年冬天，北京无数农民工为讨薪而准备跳楼、或者不断寻求媒体等外部援助时的无助和绝望。那时，他们的抗争意识也开始觉醒。
改革30多年过去了，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黄金时间窗口已经关闭，但社会体制改革与政治体制改革的时间窗口则刚刚打开。笔者认为，未来，关于功能性社会的建构首先需要落在农民工这样一个社会大型主体人群上来。
美国的《西北部法》是那一时期建构功能性社会的得力之举，那些离开土地的公民获得新社会身份是一个伟大时代的开始。100年前在加利福尼亚搬枕木的爱尔兰农民工与100年后在广东东莞生出孩子的四川农民工一样，都在参与一个功能性社会的历史大建构。中国高层应该意识到问题的本质，并有政治智慧地完成中国社会的下一步转型。
中国需要在构建一个功能性社会上做出努力。它是一个体系性的权利设计，包括政治选举、法律安全、平等教育、公平医疗、商业住房、社会保障、族群关怀、亚文化关怀、信仰建立……中国需要做一系列反思：现有的政府体系中有没有建立关怀农民工问题的部门？全国人大是否需要起草和修改一系列关于新工人阶级的法律？工会是否应该从国有企业的语境下走出，并恢复积极的正向功能？大学与智库里有没有农民工研究的学术方向与系科？按照增量民主的原则，政治代表中需要增加多少农民工代表？农民工的户籍、子女入学是不是不受歧视？农民工的社会保障问题是否有国家层面的规划？他们的政治与宗教信仰问题如何解决？党的工作报告中，是否要把对新工人阶层的政治地位定义上升到国家政治高度？
2008年的中国"两会"上，首次出现了三位农民工身份的人大代表——胡小燕、康厚明和朱雪芹，并成为当时中外媒体报道的焦点，但其扮演的"花瓶"的角色不言而喻。中国必须要建立一个关怀新工人阶级政治利益的功能性社会，他们才能告别"花瓶"角色。他们代表着未来几十年里支撑中国继续完成工业化的主力人群，他们也是未来城市化运动的主人公，他们将在城市中创造与传承文化，并成为政治启蒙的主体人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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