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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事经纬
08-04-12
中国的失望和希望
方励之(1989年二月)
1989年，是中国的蛇年，它是不是一条富有诱惑力的蛇，难以预测。可以预测的是，这一年会引起人们对历史的更多的审视，对现状的更多的思考。因为，1989年是社会主义中国成立的第四十年，同时它又是五四运动的七十年。这两个纪念日，可能正好象征着中国的失望和希望。
四十年的社会主义岁月，是令人失望的。在五十年代，"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好像物理定律那样被人们接受。然而，看看今天的"新"中国，只能感到那时的虔诚被玩弄了，那时的热情被欺骗了。
诚然，四十年的中国并不是没有任何的变化和进步。但是，测量一个社会成功与失败的最基本的参考系是：它与世界上的发达社会之间的差距是缩小了，还是增大了。用这个标准来衡量四十年，不但毛泽东时代是不成功的，就是改革以来的十年，也还没有足够的根据去唱颂歌。
四十年的不成功，不能委罪于，至少不能主要委罪于中国的文化传统。事实上，原来与中国具有相同起点、并具有类似文化背景的所有国家和地区，几乎都已走进、或正在走进发达的行列。
四十年的不成功，也不能单纯地归咎于中国的人口太多。事实上，人口过多本身就是几十年来的政绩之一。其次，谁都知道，阻碍、破坏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个最重要的社会因素，是连年不断的大尺度的阶级斗争、大范围的政治迫害。难道，凡是一个人口多的社会就必定会发生那样的斗争和迫害吗？这显然是缺乏逻辑的论断。
逻辑的结论只能是：四十年的失望，根源就在四十年的社会制度本身。这就是为什么，如今在中国，对现代化的追求代替了对主义的信仰，列宁—斯大林-毛泽东式的社会主义已经相当彻底地丧失了吸引力。这也就是为什么，五四运动时的口号"民主与科学"又重新流行，又重新变成了许多知识分子的希望。
中国的改革就是在这种背景上开始的。应当肯定，改革十年来的中国，与毛泽东时期相比，的确有不少变化，特别，开始重视经济，放弃输出革命的对外政策等等，都是进步。但是，从十年前镇压西单民主墙开始，就令人预感到，当局可能并不准备在政治体制方面做多少改革。后来的发展果然证明了这一点。
譬如，改革以来虽然也承认，毛泽东时代的阶级斗争是错误的。但同时又提出了四项基本政治原则。就内容而言，四项基本政治原则与毛泽东的六条政治标准几乎完全一样。而后者正是三十年里指导阶级斗争的最主要的政治原则。
又如，中国宪法上也包含有言论自由等人权条款，但另一方面，中国政府至今还没有完全接受联合国人权宣言。事实上，就连学术自由这种与政治关系很少的基本人权，也还常常受到侵犯。直到最近，大学里还发生一些自然科学演讲由于政治干预而被禁的事。
再之，中国的教育一直受到毛泽东的反知识反文化的政治原则的摧残，以致文盲在人口中的比例与四十年前相比较，并无多大变化。今天的教育经费在国民经济产值中的比例，与毛泽东时期完全一样，它比同等经济水平国家的平均比例要低百分之三十至五十。愚昧有利于专制的政体。所以，摧残教育的真正目的是不言自明的。
还有，近几年，当局经常宣传要安定团结，特别是当社会中的最不安定的因素之一——内战，却并没有用这个原则去处理。至今，至少在原则上仍然没有接受"放弃使用武力"，以求结束已历时四十二年的内战状态。
围绕着上述种种问题，社会里一直存在着潜在的冲突。1986年的学生游行把冲突公开化了。由于学生明确地提出了社会的民主和自由。这就逼使当局在处治学生游行的影响时，采用了以下的两种理论：
一、中国文化中没有民主传统，也不会接受民主政体。老百姓对民主没有兴趣，给了民主也不会用，没有民主的承受力等等。
二、经济发达并不一定要民主政体。专制政体可能对发展经济更有效，适合与中国的正是政治上的专制和经济上的自由。
采用这些说法回应学生的民主自由要求，首先等价于公开承认现行的是专制政体，公开承认所谓"社会主义是人类最民主的社会"不过是一种欺骗。至此，马克思主义怎么还能维持它在中国的正统意识形态地位呢？
至于上述的第一种说法，可以简称为"民主守恒律"，即一个社会的民主含量是不变的，如果原来没有民主，它就不可能变得民主。显然，谁也没有证明过这种守恒律，因为它的反例太多了。这种说法拯救不了中国的专制，只能令人一笑。
第二种说法，确实好像有些事实根据，似乎有些政治专制经济自由的国家是取得了成功。然而，相反的例子也是有的。所以，问题不在于列举例证，而是应当回答，维持中国目前的专制政体不改，它是不是就能走上自由经济的路？1988年的事态，进一步证明，答案多半是否定的。
首先，中国的专制政体，与其他政治专制、经济自由的国家不同，它似乎很难完全接受自由经济体制。这是因为，社会主义的专制政体，是与所谓公有制，即官有制密切联系在一起的。它的正统意识形态，原则上不与自由经济所必需的产权私有制相容。尽管1988年的强烈通货膨胀已经证明，只进行价格体制改革，不进行产权体制改革，是行不通的。但当局所采取的对策反而是"利用政治优势"，就是又退到毛时代的"政治挂帅"的老路上去。
其次，中国的专制政体已经一再被证明是缺乏效能的。只要看一下共产党本身的腐败就够了。经过十年的整顿党风，其结果却是"不正之风"年年高，原来还只是党员领导以"不正"的手段多占住房，如今已是大规模的"官倒"了。至少没有理由再令人相信，这样的专制政体会有能力治理它自身滋长的腐败。至少就这一点说，也需要更有效的舆论监督，更独立的司法系统，即需要更多的民主。
中国的希望正在于越来越多的人摆脱了对当局的盲目希望，开始意识到只有对当局采取公开的批判、监督立场，才是推促社会进步的有效方式。最近，广州一家报纸的副主编明确地说，他办报的目的，不是当共产党的喉舌，而是要成为广州正在兴起的中产阶级的喉舌。前不久，当局曾严厉地追查有关"领导人及其子女在外国银行有户头"的消息。籍以压制广泛流传的对领导人的议论。然而，其结果反而是使得以下的观念进一步普及：公民有权评论领导人，对于包括邓小平在内的所有高级公职人员，也无权不受公民的监督。"不能犯上"的老观念，正在瓦解，民主的意识正在扩散。
随着民主意识的扩散，必定会形成对当局有越来越强的制衡力的集团。事实上，一些雏形已经出现。目前，各种行业各种社会阶层中的非官方活动，如联谊会、讨论会、俱乐部等等，都开始在起着不同程度的压力集团的作用。民主不再只是一个口号，已经对当局形成了一种压力。这种压力的目的就是用非暴力的方法促进当局逐步接受政治民主经济自由的改革。目前，议论得多的改革课题有以下几点：
一，保障人权，首先是言论自由，新闻出版自由，集会结社自由。释放魏京生等所有政治犯。
二，实行自由经济体制，逐步实施包括产权改革在内的经济体制改革。
三，发展教育。放弃愚民政策，推行与中国经济水平相称的、必要而且可能的基础教育。保障大学的学术自由，学术多元化。
四，监督公职人员。利用公开化、透明化的方法铲除腐败。
五，结束内战状态，实现海峡和平。海峡两岸宣布互不使用武力解决争端，从相互敌对变成相互和平竞争。
六，实行法治，修改宪法。取消一切以阶级斗争为原则以实行专制的内容，制定一部实现政治民主经济自由的中国的宪法。
中国的民主已走过很长的艰难的路，看来还将走相当长的艰难的路，也许要十年，也许要一代人，或更长。但是，无论如何，民主的趋势在中国已经形成，很难再完全逆转了。民主是争取来的，不是恩赐的。这是五四运动以来的历史，这也一定是今后几十年中的历史。正因此，我在被许多失望所困扰的今天，对未来仍然抱定了希望。
圣心寺和"暴民恐惧"
发表于 2012 年 03 月 26 日 由 方励之
一
我多次到过巴黎，但只去过圣心寺（Basilica of the Sacred Heart of Paris）一次。不太喜欢那个地方。寺中没有非看不可的宗教艺术，相反，此教堂非看不可的是它的世俗政治。
圣心寺位于巴黎的制高点——蒙马特高地。该高地周围有点像老北京的天桥，属九流三教荟萃之地。卖唱的，画画儿的，洋杂耍，酗酒者，街混混，"红磨坊"等等都有。一座80米宽80米高的大教堂，突然在此拔地而起，正襟危坐，和周围不很协调。大教堂的颜色日间是一大片丧事状的煞白，晚上是惨白，看着瘮得慌，与巴黎的开朗的色彩格调不协调。圣心寺门前的一尊铜像，是骑马举劍的圣女贞德，也令人感觉怪怪的，怎麽用一员女将当看门的？就好像，在弥勒佛寺门口，不用哼哈二将当门警，而塑一尊立马横刀的花木兰，不合适吧。
也许，设计者要的就是给你一个不协调的感觉。因为，圣心寺不同一般天主教堂，其主要功效不在于弥撒，忏悔，洗礼，圣餐，婚丧典礼，封圣，或加冕，而是镇邪，压邪，去邪。
"邪"，指的是1871年为时两个月的巴黎公社。
对1871巴黎公社的评价，一直有"正""邪"两种极端。上大学时，我们被教导说，1871巴黎公社是伟大的创举，是无产阶级革命和共产主义社会的原型。在圣心寺，公社被称为是一群恶棍和无赖们的"歇斯底里狂热"。
这很像五十年代听到的关于"太平天国"的两极评价。1951年，太平天国起事一百年，纪念活动上的评价都是"伟大的农民革命"等等。而在祖母等长我两辈人的口中听到的是，"长毛"是无恶不做的强盗，土匪。太平天国之后，在杭嘉湖一带，吓唬小孩的一个习惯用语是，"别闹了，长毛来了！"
巴黎公社失败之后，法军开始大屠杀，其"规模之大，在文明的十九世纪国家当中几乎是不可思议的"[1]。 尽管被杀戮的3 – 5万人中，大部分是公社社员。圣心寺所要镇的邪，却是专指公社社员。公社被圣心寺认定为极端组织煽动起来的暴民狂热，最终导致暴民自己被屠。1872年，为防类似事件再发，第三共和的国民议会通过禁止极端组织活动的议案。极端组织主要指的是无政府主义和共产主义，即主张废除财产私有制的各政治流派。
2010年，第五共和的国民议会再次重申，圣心寺是为巴黎公社社员所犯下罪行消孽。这也是圣心寺如今的说法。
所以，圣心寺，是对"暴民政治"的恐惧。
二
在西方，"暴民恐惧"，至少可以追溯到古希腊的亚里斯多德。
亚氏著有"论物理"，共八卷。现在已经没有人引用了。因为其中的论断，不是已经过时，就是被证明是错误的。
亚氏著有"论政治"，也是八卷。还没有完全被遗忘。其中之一就是"暴民政治"。
亚里斯多德认为"由优秀者所主持的政府才是最好的"（本节的引文，大多出自亚氏"论政治"，不再一一标明）。以此为标准，亚氏考察了古希腊城邦的三种政治体制——君主政体，贵族政体和共和政体。他的结论是：没有一个政体是好的，都会腐败，变质。
尽管如此，亚氏认为，三种"腐败政体中，（共和政体）并不算太坏"。共和政体基于宪法和议会，所以，它能与下述"自由，平等"观念相容："自由，平等的形式之一是，人人均有治理和被治理的机会"。只在共和政体中，（原则上）有可能实现"人人均有治理……的机会"。亚氏说"没有理由老是把上等的笛子给出身高贵者，而不给精于笛艺的吹笛者。前者不见得会善加利用"。当然，这里的"人人"和"吹笛者"均是指自由民，不包括奴隶。
世事是动态的，亚氏进一步说"最好的反面乃是最坏的"。君主制走向反面，乃是"暴君统治"；贵族政体走向反面，乃是"寡头政治"。共和政体的反面，则是 demagogy —— 被煽动起来的暴民的统治。
穷人的人数众多，但见识少，缺乏教养，拙于价值判断。如果选举权扩及到穷人，政权可能会由容易被煽动的人主导，难免不走火入魔，那就是demagogy。
"暴民政治"同"暴君政治"和"寡头政治"一样，都是"暴"。"暴君"和"寡头"政体中，"暴君"和"寡头"是施"暴"的源头。而demagogy中的暴，是社会失去理性的主导，走入混乱，失序，冲突，打斗，流血。这就是亚氏的"demagogy恐惧"。
后世许多人重复阐述过亚氏的"暴民忧虑"：宪法和议会不能保证民主政体不堕落为demagogy，普选制更是通向demagogy之路。在西欧，从康德，罗素…..到丘吉尔等有影响的人士，对民主都有不少负面之词。"民主……与自由是矛盾的"，"民主是较低级的政体"，"民主体制造就公众政治的伪善"，"人民大众的意见很容易会变成魔鬼式的吼叫"等等。最尖锐的评论也许属于尼采，他说，选举制，议会制，就是"使牲口变成主人"。
1871年巴黎公社一人一票选举制，被马克思美誉为高度民主社会的雏形。圣心寺则说，那不是民主社会，而是demagogy，社会中邪了。
三
Demagogy一字至今没有中译名，虽然它不是个新字。想搜寻中文世界里有关demagogy的文章，无从下手。也许根本就没有这类文章？不对，回想一下就发现，demagogy的论断，不但似曾相识，而且还在课堂里正正经经地学过呢。
五十年代初的北大，"联共（布）党史"也是物理系学生的必修课。当时，苏联还派来一些"联共党史"专家，教授，帮助中国教师（大都来自是历史系或其他人文系科）讲授"联共党史"，教材是 "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苏联出版的"教程"一书很便宜，在王府井大街的外文书店有卖，两根奶油冰棍的钱就可以买一本。我前后买过三本，一本中文，一本俄文，一本英文。考试也不难，答题切忌创造性。要学会背书。关键语句，最好背得一字不差，即可满分。所以，至今还记得"教程"中的有关语句。
"联共党史"的第一个批判对象是俄国的民粹主义。民粹派主张，俄国的进步和改革主要依靠"农民公社"。
"联共党史"批判说，"虽然农民人数众多，但他们是同最落后的经济形式，即小生产相联系的，因而没有也不可能有远大前途……"（本节引文大多取自"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不再一一标明）。
这就是说，正宗马克思主义，即"联共党史"断言，农民是劳苦大众中最落后而又无前途的一类。哪能依靠这些人闹革命 ?
在批判民粹主义的课下盛传，毛泽东的"群众路线"被苏联来的"联共党史"专家们举例为民粹主义，毛的"依靠农民"路线被认定同俄国民粹派路线一样。在联共（布）专家的口里，毛是民粹派。中国教师当然不会在课堂上说。至于，在实际政策上，毛到底是不是"依靠农民"，那是另一回事了。反正联共（布） 专家们根本不知道，也不懂。总之，在答"联共党史"考试题时，要小心，不要用毛氏的语言去答"联共党史"的考题。
工人阶级是先进阶级？也是个X 话。正宗马克思主义认为 "工人阶级本来不可能有社会民主主义意识，这种意识只能从外面灌输进去……"。 亦即，工人阶级自身也是属于"盲"者，不可能有自觉的先进意识，社会民主主义先进意识必须从外面灌输到工人阶级中进去。
总之，正宗马克思主义认为，工人和农民加起来最多走到工联主义，农会主义，不会自动产生追求社会主义的思想，更不要说共产主义理想了。
这是就是 demagogy 的第一层意思：工农大众人数虽众多，但他们的知识贫乏，眼光短浅，不足为惧。对建立在私有财产制上的社会制度，没有威胁。
这一层意思同普鲁士铁血宰相俾斯麦对农民的估计倒是一样。俾斯麦认为，民主普选制对他的统治并无大碍。农民在大事上向来支持教会，国王或者皇帝。普选将会加强右派，而非左派。
Demagogy的第二层意思是：穷人大众容易失去理性（或本来就没有理性），易于被煽动而走入"邪"门。一旦如此，则会成为极可怕的力量。巴黎公社时期，最有影响力的人物是无政府主义者蒲鲁东，他的名言是"财产权即盗窃"，它对穷苦大众极具煽动力。一旦穷苦大众认真实行蒲鲁东的名言，剥夺盗窃者的盗窃财物，私有产权社会能不歇斯底里吗？马克思著有"法兰西内战"一书，是对1871年巴黎公社的反思。马克思的结论之一是，巴黎公社当局的一个重要失误是，没有及时地没收（剥夺）银行，以致大小有产者的许多私有财产，都及时转移出巴黎了。亦即，巴黎公社执行蒲鲁东的名言，还不够迅速和彻底。
"联共党史"认同这种观点，它说：共产主义者的任务就是要把（取消财产私有制的）共产主义思想"从外面灌输"到工农大众中去。"煽动"即是一种"灌输"。用"从外面灌输进去"一语形容共产主义力行者与工农大众的关系，是马克思本人首用的。工农大众是可以被灌输的，是应当被灌输的，也是必须被灌输的。 "灌输论"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之一。共产党的宣传部，即为灌输部。
列宁说得更直截了当（忘了出处），他说，俄国革命只要有一百个志同道合的职业革命家就足够了。如果一百个职业革命家能到工农大众里去灌输，宣传，鼓动，就足以煽起巨大的力量，把俄国翻过来。
"联共党史"第六，七章描写的十月革命，大体就是按列宁的路线进行的。在沙皇制下，列宁和他的"一百个"布尔什维克同志，不可能公开地灌输，宣传和鼓动。以致列宁在国外逗留了17年。根据KGB 公开的档案，职业革命家们在国外期间都有不错的财源支持，可以寓居于柏林，巴黎，和意大利卡普里岛等地 [2] 。1917年俄历2月，俄国的民主革命成功，沙皇逊位，代议制（杜马）的临时政府掌权。列宁于4月就回到国内。在民主体制下，"一百个"职业革命家们可以公开地或半公开地到工厂去宣传，灌输和煽动了。结果，"一切政权归苏维埃！"口号获得工人大众认同。最终，苏维埃挤垮了杜马，布尔什维克夺得政权，俄国翻过来了。攻打冬宫并不是十月革命的关键。按"联共党史"，俄历10月25日入夜，阿芙乐尔号巡洋舰向冬宫开炮，攻打冬宫开始，到10：45pm就宣告胜利了，大体是一场电影的时间。十月革命成功的关键是布尔什维克对工人和相当一部分士兵的灌输取得成功。
布尔什维克职业革命家们对农民的灌输并不成功（俾斯麦猜对了）。所以，内战爆发时，多数农民支持白军（主力是士官生）。苏维埃镇压反革命，哪怕他们是农民（最落后的一类），民主政体在俄国再度消失。
把"联共党史"放在十九世纪欧洲社会革命历史背景里重新一看，就发现，五十多年前 "被灌输"和 "自灌输"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中，一些章节正是在描写demagogy在俄国"无产阶级革命"中的作用。甚至在电影"列宁在十月"和"列宁在1918"中也能看到蛛丝马迹。
四
当政者，大都不喜欢扩大民主，更惧怕扩大民主以后可能产生的demagogy。这一点都不奇怪。
有一点"奇怪"的是，尽管demagogy的幽灵一直在欧洲游荡，尽管对民主制一直有忧虑和批判，尽管民主政体有负面的历史经验，但在1871年巴黎公社之后，西欧各国的民主政体并没有停滞或萎缩，而仍是在发展和扩大。
1880年，法国当局大赦所有1871巴黎公社政治犯和逃亡者。最极端的革命家布朗基（巴黎公社的名誉主席）也被释放。
随后，西欧各国的选举权人数不断增加。选举权的普及程度是对民主政体发展的一个动态的定量度量。
英国：1883年，20岁以上男子选民人数从8% 增加到29%。
比利时：1894年，成年男性选民人数从3.9% 增加到37.3%。
挪威：1898年，选民人数从16.6% 增加到34.8%。
法国，十九世纪末，选民人数也已占成年人口的30-40%。
芬兰：1905年，选民普及到76%。并赋予妇女投票权。
奥地利：1907年，实行普选。
意大利：1913年，实行普选。在十九世纪末，意大利还有67%的人口是文盲。
1914年， 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西欧各国的男性公民大体都有了选举权。成年的"男性牲口"都变成主人了。
1919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俄国和土耳其以西的欧洲，无论战败国或战胜国，大都以民主制（宪法，普选制，议会）重组国家。
1871年巴黎公社数万人死于非命之后的数十年里，西欧民主政体有如此的发展。如何解释？
民主体制不再在乎"暴民恐惧"了吗？
[1] 本文中的一些数据取自Eric Hobsbawn 的"资本的年代 1848 – 1875"（1975），及"帝国的年代 1875 – 1914"（1987）。
[2] D. Volkogonov, Lenin ( Free Press ，New York， 1994) 。
2012. 3. 18 . Tucs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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