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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首先表现在美国总统奥巴马力推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上。奥巴马明确表示，美国力推TPP主要是为了书写规则，并警告如果美国不书写规则，中国就会这么做。其次也表现在南中国海等战略问题领域，在2016年的香格里拉对话上，美国防长有一个很长的演说，对“规则”阐述得非常清楚，强调美国就是要在本区域确立“基于规则之上”的国际秩序。

美国的意图也非常明确，就是针对中国。当然，美国这里所说的“规则”是美国写好的规则。更具体一点，就是美国通过强化冷战期间书写好的规则（例如通过同盟关系），再直接施加于中国头上。

现在中国一些人把书写规则提高到中国对外关系的议事日程，主张由中国来书写规则。这无疑是受美国的影响。尤其是在特朗普签署美国退出TPP的总统行政命令之后，一些人就认为美国的退出对中国来说是一个绝好的机会，中国应该通过加入TPP来取代美国书写规则。这也是最近一段时间以来，很多人主张中国加入TPP的主要原因。

同时，还有一些人更主张通过中国倡议的“一带一路”来书写规则。“一带一路”现在已经有数十个国家加入。这些人认为，这是中国书写规则的好机会。有人甚至把“一带一路”称之为中国书写规则的过程。

人们可以把书写规则视为美国霸权式的思维。不过，如果这种思维占据一个国家外交的主导地位，无论是TPP还是“一带一路”都会遇到意想不到的困难。

就TPP而言，稍加思考不难发现，中国加入TPP既不现实，也不符合中国的利益。这有几方面的原因。就中国利益来说，TPP的高标准并不是中国现在这个阶段所能接受的。在TPP谈判过程中，一些国家例如越南、马来西亚等加入TPP，并不是为了单纯的经济利益，而更多的是它们的政治和战略考量。

中国如果加入TPP谈判，它的标准不断下降，中国在国际社会得不了分，反而被视为“低标准”的样本，或者被视为促成国际贸易组织“下行”的因素。其次，如果中国取代美国成为TPP内部的最大成员国，美国势必把中国视为直接的威胁，因为“美国一走，中国就进入”是这种直接威胁的最直接证据。美国的左派和右派都会这么认为。再次，特朗普已经决定退出TPP，中国如果加入，也会很难与特朗普政府打交道。

“一带一路”和TPP最大的不同，在于“一带一路”是发展导向，而非规则导向。“一带一路”的实施当然需要规则，也必然会产生规则，但这里的规则书写方式与美国所说的“规则”完全不同，最重要的是涉及一个认识论问题，即如何书写规则。

从经验上来看，书写规则最重要的是“书写者”所拥有的实力。美国从前书写的规则有用有效，并不是说这些规则具有多大的理性和合乎逻辑，而是因为美国所拥有的实力。在TPP问题上也是如此。其他国家能够接受美国书写的规则，主要是因为这些国家可以从美国内部庞大的市场获取巨大的利益。如果美国没有这样一个庞大的市场，这些国家不会那么积极加入。

美国退出TPP的理由

同样，特朗普退出TPP并非毫无道理。特朗普不是不想美国继续书写规则，而是认为TPP“如此这般”的规则，只能促使美国进一步的衰落。在过去的全球化中，美国的绝少数既得利益获得了巨大的利益，但美国的民众没有获利，甚至成为牺牲品。

特朗普不是不要规则，而是要以不同的方式来书写规则。因此，他力主双边谈判。双边谈判也是书写规则的有效方式。在经济学意义上，双边谈判较之多边更有利于贸易国之间的公平贸易。等美国国内问题解决好和拥有了足够的实力之后，美国会重返国际舞台书写规则。

从历史来看，美国的内部实力使得其他国家接受美国书写的规则，更是赋权美国具有“被朝贡”的地位。美国之所以能够维持霸权，不仅仅是因为内部市场的强大，也是因为美国能够让其他国家分担负担。美国尽管批评甚至妖魔化中国传统的“朝贡体系”，但美国本身实行的是不折不扣的现代版朝贡体系，只是美国的包装方式不同。

美国保护盟友，盟友则向美国“纳税”。这种方式在冷战期间很有效，因为美国和其盟友面临着共同的“敌人”，较小的盟友愿意向美国缴纳税金或保护费。冷战之后，这种方式变得困难起来，因为现在美国及其盟友并没有明显的共同“敌人”。特朗普说得更直接，直接要求其盟友购买美国的“军事保护”服务。

从这个角度来看，中国今后很长一段时间的任务并非书写规则，而是注重发展，无论是国内层面还是国际层面。在没有得到足够发展或内部实力不足的情况下，即使书写了规则，也不会有用有效。同时，也要意识到，注重发展并不是说不要规则，而是说中国要通过发展来书写规则，发展的过程也是书写规则的过程。

“一带一路”是通过发展来书写规则

中国必须考量如何与国际自由主义经济体系继续对接的问题。自邓小平以来，中国已经走了三步。第一步，“加入”国际体系并“接轨”。第二步，在国际体制内部对现行体制进行改革，促成其更合理。第三步，创新和补充，即根据自己的实力对现存体制进行创新和补充，这一步主要表现在“一带一路”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IIB）等方面。

去年的二十国集团（G20）杭州峰会和今年年初习近平在瑞士达沃斯的演讲，中国已经显示了和自由主义国际经济秩序对接的意愿。现在的问题是如何再进一步对接。

就发展导向而言，中国接受现行体制成本最低。中国要引领全球化，是中国本身的需要，也是国际社会的需要。在这个过程中，中国最主要的目标是要引导国际发展，推动全球经济的发展，而不是简单地书写规则，或者把美国西方书写规则的权力竞争过来。

从这个角度看，“一带一路”的目标是发展，并非书写规则，是通过发展来书写规则，而不是通过书写规则来实现发展。正是在推动发展的角度，很多人把“一带一路”理解成为区域和国际公共品。正因为是公共品，大国要多提供，而小国家一般会选择“搭便车”。

不过，中国已经意识到，较小国家也要通过参与“一带一路”来作出相应的贡献，否则“一带一路”就会像朝贡体系那样（无论是中国传统版还是现代美国版）不可持续。因此，“一带一路”表现出开放性、包容性和参与性等特点，尽管这是中国的倡议，但这是所有参与国的项目。

当然，在一些方面，中国并不要求参与国的对等开放，中国甚至可以单边开放。在一些领域如贸易，中国已经开始践行单边开放，例如“早期收获”。“一带一路”是中国的倡议，但其规则是中国在和所有这些国家互动过程中形成（书写）的，而不是中国先书写好了，再加于这些国家之上的。这种参与式书写的规则更能体现公正公平性。

在经济层面是这样，在战略层面也是如此。尽管战略层面因为涉及安全问题情况而比较复杂一些，但道理也是一样的。战略层面涉及两个重要问题：第一，中国是否有意愿提供更多的公共品？这些公共品包括区域传统安全、非传统安全、航海自由等；第二，其他国家是否愿意接受中国所提供的公共品？

现在面临的情况有两个特点：第一，中国还没有成长到有足够的能力提供这些公共品；第二，区域国家因为过去习惯了接受美国所提供的公共品，而对中国所提供的公共品抱怀疑的态度，甚至抱拒绝态度。不过，从动态角度来看，这不是一个可不可能的问题，而是一个时间问题，因为这是一个互相调适的过程。《南中国海共同行为准则》的发展就是一个很好的案例。

当然，如果把经济面的“一带一路”和战略面的《南中国海共同行为准则》放在一起来考量，这个过程就会进行得更快一些。“一带一路”是做大饼的项目，就是把各国的共同利益做大。共同利益做大了，各国在战略上的分歧就会缩小，也能增进互信。

从长远来看，中国和美国的竞争不是简单地谁来书写规则，而是制订规则的方式的竞争。美国在经济贸易上退出TPP，表明美国自觉这种方式出现了很多问题；在南中国海问题上，美国试图把自己的“规则”强加给中国，更遇到中国的强力抵制，这也表明单边书写的规则出现了问题。

现在美国处于一个调整时期，等美国调整好了，就会再出发。从这个视角来看，对中国来说，这的确是一个机遇。不过，正如这里所强调的，这不是一个简单地接收美国“退缩”而出现的“规则”空间的机遇，而是一个探索不同于美国的规则书写确立过程。

和美国不同，中国一方面须更为积极主动，倡议国际经济的发展。中国现在是第二大经济体、最大的贸易国，中国有能力这么做。另一方面，中国须摒弃美国道路，即简单地把自己的规则强加给其他国家的霸权主义，而应当持开放包容的态度，通过其他国家的参与来形成规则和书写规则。

尽管这样做会比较缓慢一些，但会更有效。在这方面，中国倒可以向大英帝国学习到更多的经验，而非美国。大英帝国维持了数百年，其衰落之后仍然给国际社会留下很多正面的遗产。美国尽管强大，但其作为唯一霸权的时间并不长，现在已面临衰落状态。很显然，这是另外一个需要研究的课题。

别让“一带一路”误入歧途

“一带一路”倡议具有三层独特的讽刺意味。首先，它试图解决国内工业产能过剩，但最终的结果可能是加剧这一问题。其次，它被认为是由中央主管，但实际上非常没有组织性。第三，它力争加强国有企业的实力，有些时候却暴露出它们的局限性。
“一带一路”倡议试图将国内经济利益至上原则与宏大的国际地缘政治策略结合起来。其目标是纠正中国沿海省份和内陆省份之间的经济失衡、稳定麻烦不断的西部边境地区，以及消化国内过剩的工业产能。习近平曾明确把推进“一带一路”与他着眼于市场化资源配置的经济改革联系起来。
但到目前为止，该计划似乎进一步扭曲了资源配置，加剧了这个存在已久的问题。这是因为，参与“一带一路”项目的企业倾向于假设这些项目一定能够成功实施，因此在乐观的预期下提高了产量。
然而，“一带一路”项目最终的成功不仅取决于中国的财力和政治资本，还取决于外国伙伴的合作。北京方面必须制定一个深思熟虑的B计划，以避免在一些没有结果的项目上浪费财力和人力。
另一个问题是海外普遍认为中国实行的是威权主义，中国的政策是由习近平班子中的“上层梯队”精心策划和执行的。这种看法导致了西方对“一带一路”的严重误解。
“一带一路”倡议非常符合过去一些宏伟计划体现出的鲜明中国特色。它没有明确定性，实施过程不透明，落实项目的相关措施具有灵活性。中国的政治精英们非常了解并且亲身践行着这些中国特色。邓小平曾把自己的改革思路形容为“摸着石头过河”。
习近平在推进“一带一路”倡议时显然采用了这种方式。但邓小平使用这种策略的背景是文化大革命刚结束，中国处于被孤立的状态，而习近平需要大概78个国家的参与才有可能实现他的愿景。
从黑龙江到海南，中国所有32个省和自治区都争相列出了本地的重点项目和产业，以赢得“一带一路”项目下的官方支持。如果成功，各地政府将获得慷慨的预算支持，然后根据自己的偏好决定如何参与“一带一路”计划，因为几乎没有来自上面的标准操作指南。
最后一个具有讽刺意味的地方与中国企业有关。中国领导层打算利用“一带一路”深化对负债累累的国有企业的改革，并扩大它们在全球的足迹。然而，尽管这些企业规模优势明显，它们仍缺乏全球业务、基本市场知识和公司治理。许多企业在投资目的地国运营时遭遇了麻烦。
这些企业通常认为，聘请领先的专业服务公司就如同自身拥有良好的项目管理技能。他们利用专业服务公司主要是基于后者的声誉，而非它们的专业知识。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一个事实，对许多中国企业而言，参与“一带一路”是要表现响应北京的重点工作事项，而不是基于商业目标考虑。
北京方面已经意识到，其对“一带一路”的热情可能无法在国外获得回应，部分原因是该计划包含严重的风险。中国不应想当然地认为，就因为中国利用巨额基础设施投资实现增长，造就了经济奇迹，这种做法就能放诸四海而皆准；也不应该固执地寻求周边邻国和远方大国的支持。
相反，现在是消除“一带一路”计划在国内的这三个矛盾，并且停止过度迷恋中国模式的时候了。对于在“一带一路”项目中与中国合作的国家，北京方面有必要保持浓厚的兴趣，以了解对方想要什么，或者担心什么。中国的挑战或许在于赢得人心，而不是抛撒美元和英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