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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8月，香港学者郎咸平发表了《格林柯尔：在国退民进的盛宴中狂欢》一文，将矛头对准顾雏军，指其用“七板斧”侵吞国有资产，掀开了“郞顾之争”序幕。随后，郎咸平又批海尔的曲线管理层收购（MBO）和TCL的整体上市“阿波罗计划”导致国资流失。郎咸平对当时三家明星企业的批判引来舆论围观。不久，各派学者加入论战。争论也惊动了政府部门和大众。大讨论持续了近半年，最后顾雏军被捕，MBO的暂停收场。

2004年的大讨论是继1978年真理标准讨论后又一场影响广泛的讨论。但相比后者局限在思想界和官员间，前者由于网络技术的普及，波及范围更广，人数更多，特别是普罗大众首次参与进来，并在大讨论中握有话语优势，乃至在一定程度上左右了讨论结果。

各方争论的焦点在产权改革和国资流失，不同观点的交锋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产权是否国企改革核心，MBO式改革是否应停止，如何看待国有资产流失，信托责任与职业经理人制度能否解救国企，民营化是不是产权改革的唯一途径。

产权问题是中国经济改革的阵痛，国企改革最后必定要落实到产权上来。关于产权改革，郎咸平认为存在两大误区，一是神话民营化、上市，把国企的所有矛盾都放在产权上，以为企业上市就能解决产权结构，进而在中国实行欧美式的自由经济。二是国企的问题不是所有人缺位而是职业经理人信托责任缺位。国企老总做好是应该的，做不好要负责任。国企具有学习能力，不能随便退出，不能将其所拥有的财产以法律权威下的合法性以及制定价格的不合理性，转到私人资本家手中。郎咸平还认为国企绩效不输民企，他建议，立刻停止贱卖国有资产的产权改革，禁止MB，建立一套激励机制与信托责任并重的职业经理人制度。

应该说，郎咸平抓住了国企产权改革的一些严重问题，如由于制度欠缺和监管不到位，导致在实际操作中出现了大面积的国有资产流失，从而引起被改革边缘化的底层民众及其代言人左派学者的强烈共鸣，促使他们起来呼应郎咸平。然而，郎咸平由此出发而提出的政策建议则错误百出，误导改革。他通过不完全的调查轻率得出垄断国企的效率不输民企，进而主张做大国企，又由美国和台湾的经验而主张大政府，并提出用职业经理人的信托责任来改造国企，而这些药方只会造成改革的停滞。

信托责任制度是西方公司治理发展的产物。它是建立在产权私有的基础上，只有在产权界定明晰的基础上才能衍生出信托责任问题，而产权明晰的基础是“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这是资本主义经济体系建立的基础，也只有在这个前提下才能讨论信托责任和职业经理人不能侵犯委托人的权益。再往前，西方的信托责任和信托文化促进经济发展的前提是，其产权配置是有效率的，只有在此基础上要求委托代理关系归位才是正确的。可中国的产权配置关系显然处于整体失效的尴尬境地，因此才有了国企的产权改革。

信托制度的另一必要条件是存在一个竞争性市场，特别是经理人市场。国企也恰恰缺乏此一条件。“党管干部”使得企业领导人必须由党来任命。虽然道理上由党来任命干部也会产生信托责任，即企业领导必须对党负责，但党作为委托人的目标毕竟与企业股东的目标是不一致的。后者以利润为主，而党显然还有其他考量。另外，由党或者政府来监督企业，其存在的信息不对称要大于企业股东来监督企业。

所以，郎咸平设想的经理人信托责任制度在现实中很难行得通。这就好比孙悟空头上如没有“紧箍咒”，唐僧是管不住他的。因为这样一来只能依靠企业经理人的道德和良心。而在一个普遍“惟利是图”的社会里，道德的作用也就可想而知。

比起信托责任来，郎咸平做大做强国企和发展大政府的主张更值得警惕。且不论民企做不大是个假命题，即使民企真做不大，也主要是受国企挤压和政府歧视之缘故。事实上，郎咸平所举东亚国家发展民企的经验恰恰表明，民企是可以做大的，美国政府的强势更是建立在私人企业自由竞争的基础上。相反，如按郎咸平所说，强势国企和强力政府合在一起，将会使中国的市场经济永远是跛足的市场经济。因为中国经济运行中的最主要问题，不是市场的力量太强，而是太弱，抵御不过行政之手。很大程度上，中国的市场经济是权力经济，由于社会资源的主要部分掌握在行政权手上，它可以通过各种表面上合法的手段造成资产转移，形成社会不合理的转移支付。解决这个问题不可能回到权力本位上去，形成大政府或强政府格局，而应尽快结束双重体制，培育企业对行政权力和行政命令的“抗逆机制”。因此，无论从哪个方面说，进一步扩大政府的权力都有害无益，中国要做的是打破国企的垄断和政府对国企的扶持。

换言之，郎咸平等人所焦虑和批判的在国企产权改革中国有资产被任意私有化，以及由此导致的社会不公平问题，并不表示“国退民进”的产权改革方向有错，而是产权改革没有在一个公正的制度层面上进行。这才是问题的本质。所以要停止的不是产权改革本身，而是产权改革中的一些错误做法，规范企业改制，而郎咸平把“账”算在产权改革上是不对的。

从改革的实际进程看，郎咸平打着为民请命的幌子，裹挟强大民意所提出的主张，在大讨论后大都变成了政府政策，如国资委就命令暂停企业MBO做法，致使国企改革在此后停滞，再加上2008年发生的世界性经济危机，政府出台扶持政策，国企逆转了此前的改革路径，开始进入“国进民退”的时代，政府的规模和权力也在扩张中进一步膨胀。

今天再次反思2004年的这场公案，会发现，它实际是一个改革的公正性问题。所有被质疑的改革，真正违背民意的不是改革本身，而是屡禁不止的政府设租、官员腐败、官商勾结、瓜分民财等社会不公平问题。如果改革失去了基本的公正，各阶层特别是底层怨声载道，那么，一些貌似为民代言而实质有害于民的观点、主张和做法，就会借助“政治正确”而大行其道。

改革的公正问题不仅仅是一个经济问题，也是一个比较典型的政治经济学问题，即社会财富的分配问题。鉴于分配不公及所导致的日渐扩大的两极分化，越来越多的人滑向现代社会的边缘，他们在现代化过程中的挫折感和被剥夺感愈来愈重，这导致社会怀疑改革的情绪从低层向中层乃至学术界蔓延。

以国企来说，计划时期和改革早期，企业与职工的关系，表现为终身制的工作、福利体制等，这实际上是政府与公民之间形成了一种隐含契约，即国家以财富的公有制为民众提供就业和社会保障，民众为国家创造价值。但改革动摇了这个契约，将工人抛向市场，他们便要求算一算多年来对国有资产形成所做的贡献。国企民营化的正当性要得到确立，市场化改革要深化，就必须从理论上解开这把合法性之锁，只有这样，改革才能继续得到最广大民众的支持。

可以说，这不仅是产权改革，也是中国改革不得不考虑的一个重大问题。2004年的国有产权改革大讨论，就已给我们发出了这个重要信号，可惜主流学界在此也犯了一个严重失误，因不喜欢郎咸平这个人，而忽视了其“虚假”代言的劳工大众的诉求，这也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