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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月6 日到12 日，《红旗》杂志文艺部、《光明日报》文艺部、《文艺理论与批判》三家报刊在河北省涿州召开了一个“组稿会议”。实际上，这个会是在中共中央宣传部直接支持下召开的，参加会议的共有来自全国宣传、理论、文化等方面的理论工作者120 多人，其内容也远远超出了“组稿”的范围。会上确定了一批文艺大批判的题目。当时理论界对这个会议议论纷纷，传说这次会上准备批判100 多个人，并且组织了包括政治、经济、哲学、史学、文学、艺术、教育等在内的若干个“大批判组”。赵紫阳得知涿州会议的情况以后，担心会超出“4 号文件”的范围，派人调阅了这次会议的全部录音带和会议简报。（参见杨继绳：《中国改革年代的政治斗争》2010年12月修订版，第303页。赵调阅后由谁处理、如何处理，没有查到资料。据笔者了解，有几个大批判组确实成立了，但未及运作，赵紫阳的5.13讲话就发表了，大批判便无疾而终。）

当听到中宣部长王忍之在当年3月召开的全国宣传部长会议上提出要进行“第二次拨乱反正”（第一次拨乱反正，指70年代末期以否定文革为标志的思想解放运动），赵紫阳十分气愤，严厉地批评了王忍之，说，“你拨谁的乱?反谁的正?”赵还说：“我知道，这话不是出自于你。是不是邓力群叫你讲的？”王忍之急忙说：“是我说的。是我偶尔失言。”赵还批评他：“听到小平说‘主要是反左’，你们宣传部如丧考妣，这是什么精神状态?” （参见杨继绳：《中国改革年代的政治斗争》 2010年12月修订版，第303页，赵紫阳：《改革历程》，第208－209页。）

看到针对赵紫阳的部下们的攻击未见成效，邓力群等人开始直接向赵紫阳发动进攻。吴稼祥先生在他的《中南海日记》中记录了当时的一些情况，笔者认为，这些记载是符合当时情况的。他在1987年5月4日日记中是这样写的：“邓力群集团近来越来越放肆，攻击的矛头肆无忌惮地指向赵紫阳。邓力群本人散布说，反自由化之所以搞不下去，就因为老有人在那里划界限。王忍之说，反自由化是粉碎四人帮以来的第二次拨乱反正。他们在在河北琢县开了个秘密文艺座谈会，贺敬之（中宣部副部长）开门见山地说，对中央4号文件，人们只记住一句话，就是不批人了。还说，在春节前，听到这句话（指紫阳在怀仁堂的讲话），就可以回家过年了。看来，他们有失业的恐慌。姚雪垠（左派作家）更露骨地驳斥赵紫阳的一个论点说，清污不存在扩大化问题。姚还在红旗杂志发表文章说，这几年文艺战线上的斗争是五四以来最严重的。熊复（《红旗》杂志总编辑）说，粉碎四人帮以来，他一直在做梦，现在，恶梦破了。听说卢之超在整理赵紫阳的材料。邓力群大批判组的成员段若飞兴奋地对书记处研究室的人说，邓力群当总书记在中央呼声最高。”（吴稼祥：《中南海日记》第六部分，第二十七节）

吴稼祥还记载了一件事。在3月13日中宣部召开的全国宣传部长座谈会结束时，当赵紫阳说到“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泛滥的情况已经开始扭转”时，邓力群突然插话说，“有人认为，说自由化的受到了批判，干自由化的没有问题。”这显然是在向赵紫阳公开挑衅了，潜台词是你赵紫阳是干自由化的。同时也暴露了邓力群们反自由化的真正目的，是要打倒所谓干自由化的。赵紫阳早就知道他们的手法，所以一直强调反自由化只限于政治思想领域，不涉及经济领域。这时，赵紫阳朝邓力群转过脸去，微笑着反问道：“老邓，你的意思是不是认为现在搞的承包、租赁和股份制都是搞资本主义？”这一问，问到了邓力群的底牌，因为他知道，在经济改革中搞承包、租赁和股份制都是邓小平支持的，如果他把这些说成是自由化，等于是反到了邓小平头上。邓力群因此无言以对。（参见吴稼祥：《中南海日记》第五部分，第二十四节）

对当时国内反自由化甚嚣尘上，且有扩大化的这种趋势，赵紫阳、鲍彤和中央政改办研究人员们的心情十分焦虑。

4月25日晚上，鲍彤组织中央政改办对当时改革开放和反自由化的形势进行了一次内部讨论。在这次会上，许多人发言，认为情况不能再继续这样下去了，应该进行必要的反击。如果这种局面不能得到尽快扭转，不但经济体制改革进行不下去，而且即将出台的政治体制改革也很可能夭折。特别是五个月后即将召开的党的十三大，很可能开成反自由化的大会，改革开放将难以为继。

会上，大家纷纷列举了反自由化以来出现的奇谈怪论，比如，这次反自由化是“第二次‘拨乱反正’”；提“两个基本点”不准确，四项基本原则是纲，改革开放是目，二者不能并列；经济上的自由化是政治自由化的基础，不反经济自由化，政治上的自由化也反不了；中央规定不批经济上的自由化，不等于经济领域没有自由化；三中全会以来的实践证明，必须坚持以计划经济为主，不然不能坚持社会主义；还有一种说法，实行厂长负责制是不要党的领导，是自由化的具体表现，等等。这些言论都直接背离了党的三中全会路线，有些话甚至直接批到了邓小平头上。不仅如此，甚至连为文革翻案的主张都出来了，什么“自由化就在党内，说明有走资派，毛主席的话没有错”等。说这些话的人，绝大多数都是党的中高级宣传理论干部，如中宣部长王忍之、中宣部理论局局长卢之超等。（以上左派们在反自由化中提出的观点，还可参见赵紫阳《改革历程》，第210－211页）

听到这些明显背离三中全会路线，背离邓小平“两个基本点”的主张和言论，特别是中央宣传部门的领导也加入其中，鲍彤和大家都感到形势严峻。当晚，鲍彤根据这次会议情况起草了一份报告。鲍彤后来回忆说，这个报告的内容，“主要是讲：有人似乎把四项原则与改革开放对立起来。反自由化的态势对当前改革有影响，对十三大政治体制改革出台不利。建议抓一抓改革的舆论，在宣传上，改革与反自由化并重是必要的。同时，建议在7月1日重新发表小平同志1980年的‘8.18’讲话，这是我们整个政治体制改革的纲领性文件。有了邓小平的这篇文章，就什么话都不用说了，我们就是落实邓小平思想。而且，这不仅仅是他个人的话，是他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这是经过中央认可的，同意的。”

4月27日晚，鲍彤将这个报告送给了赵紫阳。

28日上午，赵紫阳来到邓小平家。关于这次会见，赵紫阳在他的回忆录中是这样记载的，“我与邓小平作了一次长谈。向他汇报了几个月反自由化斗争之后，大气候已经起了变化，自由化言论占领舆论阵地的情况也基本改变过来了。而在一些人中间，以左反对改革开放、借反自由化来否定改革开放的论调仍然甚嚣尘上。这种气氛与把十三大开成改革开放大会的要求极不协调，必须从现在起着重宣传改革开放这一面，为十三大的胜利召开作好舆论准备。我的意见得到邓的赞同。他要我好好准备，最近就这个问题讲一次话。”赵紫阳还建议，7月1日重新发表1980年邓小平所作的《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这篇讲话。（赵紫阳：《改革历程》，第217页）赵在汇报中还谈到了鲍彤报告中所反映的那些情况，这让邓很吃惊。邓小平说，赞成“两个基本点”的说法。去年的事情（指胡耀邦辞职。也许，在邓的概念里，胡的下台是1986年底那几天就已经确定了，所以他才说是“去年的事情”）不应该影响改革开放。暂时收一下是必要的，但改革要坚持，要加快。邓还交代说，十三大报告的稿子很重要，有个东西就先拿来，我们也出出主意。邓小平还表示，同意七一重新发表他的“8.18”讲话。

不久前还支持反自由化的邓小平，此时却改变了态度，支持赵紫阳的意见，这是为什么？仔细想来，也并不奇怪。按照赵紫阳、鲍彤的总结，邓小平的思想是“两个基本点”。其中“坚持四项基本原则”那是毛时代旧有的，并不是邓小平的新东西。邓认为，只有改革开放，那才是他的新东西。当邓听到他的“新东西”已经被“旧东西”压制，邓力群等人的“大批判”甚至批到了他的头上，十三大也因此可能改变方向，开成反自由化的大会，这是他所不能接受的。所以当赵紫阳提出这个问题时，他立即同意了。

4月28日中午，赵紫阳办公室打来电话，要鲍彤尽快去一下。大约一个小时后，鲍彤回到办公室，立即召集周杰、陈一谘、陈福今、吴国光、黄海、张伟和笔者等人开会。会上，鲍彤先向大家介绍了赵紫阳和邓小平见面的情况，说，我们要为紫阳准备这个讲话，5月2、3号拿出来。请几位同志先拿出一个初稿。当时进行了分工，由吴伟、张伟、黄海各写一部分，吴国光统稿。

然后，鲍彤向大家转达了赵紫阳对起草这个稿子的意见。紫阳说：五一后要找宣传、理论部门、党校方面的人开个会，讲一次话。首先书记处要议一下。讲两点，一是讲反自由化，二是讲改革的宣传工作。反自由化，要讲大气候已经变了，局面已经控制住，但真正深入下去还要做许多深入艰苦的工作。昨天书记处开会，就曾经说到，要坚持正面教育，要深入到人们脑子里面去，真正起作用，有效果。讲话一定要两面写。反自由化要写得充分，不能轻描淡写。一是正面教育如何深入；二是对犯过自由化错误的同志抱什么态度。要讲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承认错误改正就好。对整个反自由化的形势要有个分析、估计。讲清下一步怎么深入，对犯错误的同志怎么办。要给政策，要开生活会，耐心帮助，讲明这是党的信任，不要顶牛。

在讲到改革开放时，赵紫阳说，讲改革开放的舆论宣传，要能站得住。对这方面的错误观点可以归纳一下，这种观点不是不允许讲，但它证明背离三中全会路线的观点仍然存在，因此有宣传改革的必要。对一般的错误观点，可以说得和缓一些，对党校出现的错误观点（指在1987年3月中央党校的一次座谈会上，有人提出“‘四项基本原则’是纲，‘改革开放’是目”的“纲目论”，对“两个基本点”表示了许多不同的意见），要说得严肃些。要让大家看清世界大势，哪个社会主义国家不在批评僵化教条？我们有些同志思想却没有进步。

在转达完赵紫阳的意见之后，鲍彤提出了一些具体要求。他说，要收集一些材料，做些归纳。哪些该讲，那些不该讲，哪些讲了有意义，哪些讲了没意义。该讲的一定要讲，可讲可不讲的就不讲。材料要确实，口气要缓和。要讲清，上半年的波折，不应该影响改革开放，还要加快步伐。要站得住，通得过，要全面，有水平。

鲍彤知道，这几位参与起草的年轻人都是不赞成反自由化的，所以，他特别强调，反自由化的意义一定要讲充分，这是一个大前提。要充分估计到，如果反自由化搞不下去，党的领导层就无法下台阶。要把反自由化的长期性讲充分。对于怎样加快改革的步伐，怎样进行改革的舆论宣传，也要讲点事实，说点道理。为什么我们的政策是“两个基本点”？文革前也叫“社会主义”，三中全会却提出了“中国特色”，特色就是改革开放。对前一个问题要严厉些，后一个问题可以和缓些。在现在的形势下，能提出改革的舆论宣传就是胜利。最后可以归结为“资产阶级自由化”一定不能搞；改革开放一定要坚持，要加快步伐。

初稿很快就写出来了，又由陈群林（政改办的成员，来政改办前原任贵州省委副秘书长）进行了润色，磨掉了棱角，大家又讨论修改了一次，然后就交给了鲍彤。鲍彤在上面进行了多处修改，又加入了一些很关键的话，其中有一段话很尖锐，“现行政策的稳定是经济局势稳定的前提，不允许把人心搞乱。试问，如果把现行政策说成是自由化，人心惶惶，生产不搞了，生意不做了，砍树的砍树，杀猪的杀猪，谁负这个责任？”

5月3日，这个稿子报给了赵紫阳。次日，赵紫阳看了以后，又送中央五人小组杨尚昆、薄一波、万里、胡启立阅，同时也送给了邓力群，均未表示不同意见。赵紫阳在稿子的首页上给邓小平写了一个简短的报告。报告说，小平同志：根据您四月二十八日讲的精神，我准备在近期召集宣传、理论、新闻、党校等有关方面同志开个会。现将讲稿送上，请审阅指示。如原则同意，我再找一波、尚昆、万里、启立同志酝酿一下，并提请书记处讨论，最后再开会布置。5月5日，邓小平在这个稿子上批示“完全赞成”。

此后，赵紫阳又召开了书记处会议，讨论这个讲话稿子，力争在讲话之前化解掉可能出现的分歧。几位与会的中央书记处书记都认为这个讲话很重要，决定把原来打算只在宣传、理论、新闻和党校干部会上讲的范围，扩大到全体在京党政军群部级以上领导干部，并且在会后要下发文件，扩大传达到全党。

5月13日下午三时，这个“宣传、理论、新闻、党校干部会议”在中南海怀仁堂召开。以上系统在京各单位，中央、国家机关部委部以上领导干部共1000多人参加了会议。在京中央政治局委员、中顾委副主任、中央书记处书记几乎全部到会。笔者也参加了这个会议。会议由万里主持。赵紫阳在会上发表了讲话。

在这篇讲话中，赵紫阳对当时有人提出要打破4号文件的“框框”，把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斗争扩大到经济领域的主张进行了严肃的批评。他说，“这种意见对不对？不对。中央在四号文件中明确规定，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有明确的范围，不要联系经济改革的政策，农村政策，以及其他等等。所以要这样规定，一是因为现行政策是中央制定的，不存在什么自由化不自由化的问题；二是因为现行政策的稳定是经济局势稳定的前提，不允许把人心搞乱。试问，如果把现行政策说成是自由化，人心惶惶，生产不搞了，生意不做了，砍树的砍树，杀猪的杀猪，谁负这个责任？所以，所谓打破4号文件‘框框’的论调，是一种不负责任的言论，政治上是错误的，组织上也是违反纪律的。这种论调，同我们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宗旨没有共同之点。”

这个讲话中还有一段讲到在改革开放中必须反对僵化的观点非常精彩，值得引在这里。赵紫阳说：“改革已成为社会主义国家的潮流，不改革没有出路。四个坚持是我们的基本原则，改革、开放、搞活是我们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总方针、总政策。不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改革、开放、搞活就搞不下去；不改革、开放、搞活，四项基本原则也坚持不好。不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必然会滑入资产阶级自由化，这个道理比较好懂。其实，不改革，也必然会助长资产阶级自由化。因为只有改革，才能发挥人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从而大大发展生产力，使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充分显现出来，使社会主义真正具有吸引力。如果不改革，束缚了生产力的发展，限制了社会主义优越性的发挥，搞得社会主义没有多少吸引力，岂不是给资产阶级自由化帮了大忙？所以，两个基本点是统一的，既不应拿这个来排斥那个，也不应拿那个来排斥这个。二者之间的关系，是唇齿相依的关系，不是互相排斥的关系。两个基本点统一起来，才是三中全会以来路线的完整内容，才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才是有生命力的、有血有肉的、实践中的科学社会主义。”（赵紫阳：《在宣传、理论、新闻、党校干部会议上的讲话》单行本，人民出版社1987年7月版）

这是一篇十分精彩的讲话。也许在今天的人们看来，它还带有许多党文化的理论色彩，但在当时，它确实给了左派们想用反自由化阻挡改革开放的企图以致命一击，进一步巩固了赵紫阳的政治地位。后来这篇讲话被人们称为赵紫阳“5.13讲话”。

主持会议的万里在赵紫阳讲话结束以后说，今天紫阳同志的这个报告非常重要，非常及时。它不仅是对宣传、理论、新闻、党校的同志们讲的，也是对全党讲的。今天各部门都来了，各地各部门所有的领导干部都要结合自己的情况进行贯彻，中央还要专门发文件。

赵紫阳“5.13讲话”精神迅速被传达了下去，反“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来了个“急刹车”，改革开放再次成为舆论宣传的主流。很快，政治体制改革的宣传工作也开始提上了日程。

阎明复：要制定政党法

外面反“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大气候”，并没有能改变中央政改办的“小气候”，没有能阻挡住赵紫阳、鲍彤们进行政治体制改革方案设计的脚步。在那段反自由化政治高压下的日子里，各专题研讨小组的研讨工作在赵紫阳主持的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讨小组领导下，也全面展开。

1986年12月下旬，为了配合各专题组的研讨工作，政改办也调整了内设部门和人员分工，加强了联络组的工作，对每个专题研讨小组，中央政改办都设有专门的联络人员，采用“若即若离”的方式，与专题组保持联系，掌握动态。政改办内设的综合组和秘书组正式分开，但我和吴国光仍然跨组，在参加综合工作的同时，也兼顾秘书组两个内部刊物的编发工作。在随后的研讨工作中，根据工作的需要，政改办又曾数次调整了内设机构和人员配置。

在11月研讨小组第一次会议之后的几周内，政改办研究工作的重点，仍然是以党政分开问题为主，兼顾其他。

在12月3日的例会上，高山（此前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室主任）说：小平提出的党政分开，是着眼于效率。而在民主政治条件下，党政分开是解决党的执政方式问题。我们现在搞党政分开，受制于三个条件：党的性质，是无产阶级政党；我们的目标是要发展民主政治；在中国的现实条件下进行。有这三个约束条件，真正做到党政分开难度极大。可以考虑，先解决党与社会组织的关系问题，这是党政分开的基础；把国家政权中的决策机构与执行机构分开，重点解决党与执行机构的关系问题，保证执行机构的独立依法活动，这也是小平提出的解决效率问题；最后，把党内决策与国家决策区分开来，做到党内决策程序化、党向人大提案程序化、党向人大推荐干部程序化。

在12月12日的例会上，李丹钢（此前为中央办公厅调研室工作人员）谈到，现在党政分开已经看得比较清楚的，主要有十个问题，即：党组问题、对口部门问题、书记分管问题、政法委问题、宣传部统战部分管政府部门问题、分管常委问题、财经外事领导小组问题、党中央的临时机构问题、政府机构中的机关党委问题。但也还有几个看不清楚的问题，如党管干部问题，中央、地方、基层党组织各自的职能问题，党与各民主党派、群众团体的关系定位问题，等等。孙方明（此前为中宣部朱厚泽部长的秘书）在会上提出，看党政是否分开的标准，一是党对国家事务不直接做出决定；二是党的决定只对党员和党的组织有约束力；三是没担任国家机关职务的党员不是国家公职人员；四是党的机构不是行政机构。

12月16日下午，政改办举行例会，继续讨论党政分开问题。在大家发言之后，鲍彤再次就这个问题进行了重点发言。

在谈到改变“党的领导”的观念时，鲍彤说：要改革，更深刻的是观念问题。有一个根本观念要研究，即党的领导。英国剑桥辞典对领导的解释是指路，走在前头，发命令。中国的实际情况下，党的领导地位、领导作用与领导权力是不同的，我们要讲党的领导作用，但是要淡化领导地位与领导权力。这就是小平讲的，党组织不应高于政权或其他社会组织。党要有自我限制。人大与政府的权力，是宪法规定的，党不能行使。权力问题要从人民共和国的体制考虑，这不是削弱党的领导，而是实现党的纲领。权力是来自人民而不是来自党，这是一个根本问题。淡化党的权力这个概念，有利于加强党和人民的关系，防止腐化。党内同志要明确，党没有特权。党的领导地位也要淡化，不要天天放在嘴巴上，领导谁？领导人民吗？你一讲领导，就有一个被领导的问题，谁是被领导？人大、政府、人民就成了被领导，党就成了高于一切的了。

关于党政分开的好处，鲍彤认为有这么几条，也可以说是党政分开的宗旨和目的：一是对党本身大有好处，可以使党非行政化、非权力化，避免党本身的官僚化，减少党本身的事务，缩小党直接干预的范围，集中力量做好党应做的工作。二是有利于形成政权的工作系统，大大提高政府与行政的工作效率，小平多次讲党不应有特权，高于一切之上，意思是说党存在着与党的性质不相称的权力。1942年他就提醒说，这是一种危险。当初的预见，现在已经有大量事实可以证明。党的权力化对党没有什么好处，反而破坏党与群众的联系，败坏党在群众中的威信，使党患上腐败的可怕疾病。我们党确实干预了相当多不应由党做的工作，影响了行政权的统一和效率的提高。多一个层次，就多一回扯皮，不从制度上解决不行。第三个好处，党政分开可以使党更好地支持人民行使当家作主的权利，对提高人民积极性大有好处。党政分开后，政府、人大、政协渠道畅通，人民参与的渠道会更畅通。党不包办国家事务，那么人民群众就有积极性。第四个好处，小平讲要使社会更有活力，是讲要更有效率地处理问题。如果总受到党的机关干预，则不可能有灵活反应。党的组织是集体领导，行政工作要求个人负责，这二者扯到一起，责任不清，效率就提不高。所以说，我们搞党政分开，原则是清楚的，一是党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二是党不是行政组织，有这两句话就够了。

党政分开问题，是那个阶段政改研讨中一个离不开的主题。研讨者们的思路越来越清晰，改变“党领导一切”的执政方式，是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关键所在。这个问题不解决，其他相关问题都难以解决。这其中，除了党政关系、党群关系、党与其他各类社会组织的关系之外，还有一个十分重要但又十分敏感的问题，这就是执政党与其他政党的关系。

在现阶段的中国，除了执政党中国共产党以外，中国还有八个所谓的“民主党派”。这些党派，在过去中共取得政权的过程中，是中共的“友党”，1949年参与组建了中共领导的“联合政府”，但在此后几十年的历次政治运动中受到严重的排斥打压，已经基本被边缘化。到了80年代，虽然形式上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制度”得到了恢复，但实际上，作为中共一党专制的花瓶和“统战工具”的状况并没有得到改变。1986年邓小平重提政治体制改革以后，改革和完善“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制度”问题，被作为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重新提了出来，并被纳入了“社会主义民主专题”。

12月17日下午，受室里指派，笔者和徐冲（此前为铁路高级法院审判员）两个人前去中共中央统战部，听取社会民主专题组关于多党合作方面研讨的情况和建议。阎明复部长带领统战部的研究室主任、研究所所长、党派局局长，亲自接待了我们，与我们一起座谈了三个小时。当晚，我和徐冲向鲍彤汇报了统战部之行的情况。

在统战部这个“沟通会”上，阎明复首先提出一个重要问题。他说，从一国两制的前景看，香港回归后，将有代表参加人大；如果台湾也统一了，国民党也要参加政权机构。这样，在我们的政权中，除了共产党和八个民主党派以外，将会出现一个名符其实的反对党。将来人大、政协的政治环境会发生一个重大变化，这就是有反对党出现。1946年的国民参政会，我党是少数，一部分友党支持我们。将来，我党是多数，八个民主党派还会不会支持我们，是否会被国民党争取？这个问题十分重要。所以，从现在起就要考虑民主党派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作用，包括其自身建设都需要研究。

阎明复部长是当时中共体制内难得的开明领导人之一。他提出的这些问题，十分具有开放性和前瞻性，涉及到未来中国逐步走向统一后，新的形势将对中共提出的机遇与挑战。在当时的中共党内，能这样看问题，并敢于这样提出问题的领导者，确实少之又少，这让笔者十分钦佩。

阎明复说，现在民主党派没有党纲。在人大中民主党派代表所占的比例、要不要成立党团都要研究。现在各个民主党派是代表地方、个人参加会议，将来要代表本党派。我们现在是党禁，只承认八个党派，反对组新党，对这个问题也要研究。应该考虑制定政党法来规范。我国的民主党派是先天不足，没有党纲，更像政治团体。后天又失调，由我们党包办代替。耀邦同志曾经提出，一定要想办法解决民主党派的经济独立问题。目前我们正在搞这方面的试点。

阎明复讲到的另一个问题是政治体制改革中怎么进一步搞好党派工作。他说，从我们的角度看，统战工作主要就是八个民主党派的问题。政治体制改革，就是要在我党能承受的范围内，加强民主党派的参政、议政、监督三方面的工作。参政的形式，是通过各级人大、各级政府。我们现在省一级还可以，在四、五个省市有民主党派的副省长。但是他们不是作为党派代表参政的，而是作为非党人大代表参政的。从议政角度说，现在通过人大、政协进行，情况还可以。监督方面，国务院最近成立监察部，我们准备建议安排一、二名民主党派人员担任副部长，以提高民主形象，也有利于行政监督机制的完善。我们现在的监督是自我监督，如果能充分利用起现在的体系，如政协的各个工作委员会，人大的各个委员会，监察部等形式，就可以很好的发挥作用。

在谈到政协问题时，阎明复说，政协的问题比较多。从五届政协以来，政协从政治协商的场所变成了干休所，安排老干部的场所。开会分组讨论会，是按照党派系统开，简报也没有人看。现在全国各级政协有委员38万人，工作人员6万人。宪法中没有对政协的地位、作用做出明确具体的规定，这样下去不行。（在向鲍彤汇报时，我评论说，在这个意义上，政协也是“非法组织”。）阎明复提出，政治体制改革中，政协工作方面，应考虑明确和解决三个问题，一是政协的性质、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地位到底是什么？二是政协的运行方式也要制度化和法律化；三是政协的组成方式也要有明确说法。政协要不要设名誉职务，这类委员占多大比例，应该有个大体的原则。

那么明年政协换届能干点什么？阎明复说，我们考虑，一是尽可能减少政协委员中荣誉职务的比例，更多吸收有议政能力的人参加政协；二是制定和通过政协的议事规则；三是加强政协提案的法律约束力；四是加强政协的监督作用。如果这几条原则大体能确定，从现在起就要做工作。如果想做的事太大太多，怕实现不了。

鲍彤在听我们汇报的过程中，和后来结束时，对阎明复提出的这些问题表示赞同，认为确实需要认真研究。他还补充了这样几条意见，一是反对在县一级搞政协。县级政协实际上养的都是共产党的老干部；二是政治体制改革要研究应该不应该支持民主党派制定自己的党纲；三是统战部可否考虑，就哪几个必须进行改革的问题自行向中央提出报告。从他们那个角度提出，可能会更顺一些。

对鲍彤谈的第三个问题，我的理解是，改革中共一党执政的政党制度，是政治改革中极为敏感的问题。考虑到老鲍作为紫阳秘书的身份和中央政改办当时处于政治漩涡中心的实际情况，为了减少政治风险，这样一些敏感问题，由具体工作部门提出，效果确实可能更好一些。

12月24日下午，中央统战部和中央政改办还联合召开了一次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座谈会。邀请了民盟中央副主席钱伟长、民盟中央执行局副主任罗涵先、民盟中央常委千家驹、民革中央副主席贾亦斌、民建中央委员吴大琨、农工民主党中央执行局副主任章师明、九三学社中央执行委员赵伟之、九三学社中央候补执行委员金开诚、无党派人士程思远等到会，听他们谈了对政治体制改革的想法，和对多党合作问题的改革思路。在发言中，几乎每个民主党派人士都涉及到了一个要求，这就是，民主党派要成为真正的政党，要有自己的党纲，有自己的言论机构。著名的无党派人士程思远在会上甚至明确提出：“依据宪法，任何政党都要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党指挥一切、领导一切’这个说法是违宪的！”

“违宪”这个说法在当时提出来，确实让人振聋发聩。它道出了党外民主人士对当时的“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制度的不满甚至愤慲，道出了他们对中共转变执政方式，依宪执政的强烈要求和渴望。作为政治改革方案研讨和制定者的赵紫阳、鲍彤和他们的部下们，能够理解这个说法的含义，但在当时能做到的，也许会十分有限……